青少年生理卫生知识ppt:中国人从哪里来:“北京人”与中国人没关系

在中国古人类的化石链上，出现了距今10-5万年的一段缺环，而这被认为是涉及到中国人起源的关键所在。

文/国家历史记者孙展

除了非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还没能找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家们推测，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左右，古人类开始从非洲迁徙，进而散布到世界各地。

但是，这些早期人类到了各个大洲之后，命运又是如何呢？1940年代，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提出了自己的假说，那就是在这些古人类以欧洲、非洲、东亚和东南亚几个地区为中心，开始独立的进化过程。

这似乎很能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这些地区会出现早期古人类化石，而又会在时间上比非洲晚些。但是一个新问题出现了，从各地区早期的化石形态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人类是按照多个地区独立进化的话，那么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这种差异只能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但从世界各地的现代人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比他们的“祖先”还要小，这又是为什么呢？

自1987年以来，遗传学家们通过检测世界各地现代人的DNA发现，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来自于一个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大约从15万年左右，这位“非洲祖母”的后代开始走出非洲，向外扩散，进而演变成目前世界上的现代人群。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另一次则是10多万年前的现代人祖先。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批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在各地的远古人类的后代哪里去了呢？按照遗传学家们的解释，经过数百万年的沧桑巨变，他们要么根本没能生存下来，要么就是被更加适应环境，更加聪明的现代人类祖先所替代。

然而，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自1920年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中国就被认为是人类持续进化的中心之一。这似乎已经被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早期人类化石所证明。按照人类学家们的分类，人起源分为四个阶段: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而与之相对照，这个链条上的所有化石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

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遗传学家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人DNA与中国人起源的论文，通过检测，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找到了支持现代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推测，这批人在约6万前达到东亚南部，其中一些分支陆续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进而演变成中国目前的各个民族。

遗传学家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古人类化石链条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环，那就是10—5万年前这个区间，很少有人类化石存在。尤其是，目前发现的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祖先的化石几乎都没有超过5万年。

遗传学家们说，出现这种空档，显然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由于这个时间正处于第四纪冰川期，东亚地区的远古人类大都没有存活下来。而就在这个时期过去之后，从非洲而来的现代人类才进入了中国境内。

也就是说，著名的“北京人”根本没有后代延续到现在，更和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但人类学家们依然不愿承认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空档并非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上的问题，而更多的原因与目前的测年技术有关。精确度较高的碳14法能测的范围超不出5万年，而钾氩法又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人类化石地点。

另外，从目前发掘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来看，无论是直立人还是智人，都存在一些共有的特征，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位置、阔鼻、下颌圆枕等等，而这些特质正是连续进化的表现。与此同时，从这些古人类的石器制作技术来看，也具有连续性。但在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外来基因。中国古人类的进化过程，应该是“连续进化并附带杂交”。

尽管多年以来，在中国广阔的境域内，曾经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达1000多处，但真正伴随有人类化石出土的并不多。因此，遗传学者对中国各阶段古人类表现出的一些体质连续的特征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些少量的化石这并没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而类似“铲型门齿”的特征，并非中国古人类化石特有，在非洲人群中也并不是不存在。从基因研究来说，这个特征也不能确定是一个稳定遗传的性状。

至于石器制作方式，更是与石材的分布，食物的来源，以及居住方式有关，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技术传承来解释。

2008年1月，河南考古学者宣布，在许昌又发现一处古人类头骨化石，经过初步的测年，这处人类头骨被定在距今10-8万年左右。如果这处人类化石属于晚期智人，并的确是处于“10-5万的断层期”的话，那么将大大挑战遗传学者关于中国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理论。

但直到目前，“许昌人”的归属问题依然是个难解之谜。

寻找丢失的密码

猛犸象骨架，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古DNA技术被《科学》杂志评为“200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之一。资料图片

公元前210年，陕西关中尽是大工地。在咸阳，新朝宫阿房宫已经开工两年，而骊山脚下，秦始皇陵的修建已经进入第37个年头。

秦陵是从秦始皇13岁登基那年就开始修建的。“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这是李白的诗。秦陵修建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历代皇帝陵中之最，最多时征用人力70万。考虑到秦朝当时人口只有两千万，除去一半女性，再除去北筑长城征夫30万，南戍五岭发兵50万，还有修驰道、筑灵渠等巨大工程动用的人力，历史学家的估计，当时各种徭役征用的人丁达300万。修皇陵投入70万人，真是个惊人的数字。怪不得中国人会留下“孟姜女哭长城”这样凄惨的民间记忆。

修秦陵的，基本是四种人：带罪服役的刑徒；因犯法而被罚钱又没有能力缴纳钱财的人；官府和民间工匠；定期服劳役的人。这里面，人数最多的，当是刑徒。他们身披锁链，采石、运土，在监工士兵的毒打下，干着极重的体力活，死了就随便扔进旁边的一个坑里草草埋葬。

两千多年以后，到了公元2003年，他们中的几位，惊现于今世，当然，早已经都变成了白骨。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徐智这样描述他们：“是在兵马俑旁的一个坑里挖出来的。一百多具很散乱的骨头，层层叠叠，没有一定的埋葬方式。考古学家把一个个个体给分出来。这些骨头上，有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后才会出现的症状：磨损、骨折，或琵琶骨上有穿过的痕迹。那坑里共121具遗骨，他们平均年龄24岁，都是男性。”

陕西考古所把样品送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他们是当年修秦陵的劳工，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新闻媒体一时将消息炒得很热，甚至有发现“具备‘欧亚西部特征’的2200年前‘洋劳工’”之说。

想知道这些两千多年前的遗骨究竟出自何方，最确凿的办法是直接测试他们的DNA——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个科幻的技术，现已日臻成熟。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测古DNA的地方，另一个做这项工作比较多的机构，是朱泓教授率领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数千年前的遗骨在说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进行操作，提取古DNA。图/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提供

测古DNA，是个技术活。第一步，先取一块骨头，磨碎，注入一些化学溶液，从里面提取DNA。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眼中，DNA应该都存在于活的生命体中，死去几千年的人骨，还有DNA？

“DNA不一定存在于活性物质中，”徐智解释说，“DNA其实是一种化学物质。生命是有活力的，很奇妙的是，这些本身没有活力的化学物质，组装来组装去，就有生命了。人死之后，你身上的DNA也不会立即都消失光。不过因为没有活性物质保护，外面的东西会侵蚀它，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在较好的保存环境下，比如，不那么湿，温度也比较低，这里的DNA就是可以利用的。”

秦陵劳工们的DNA损失很大，这个坑也曾遭遇过雨水的冲刷。“不过，因为可利用的DNA量比较大，还在承受范围内。”这里说的DNA，主要是线粒体DNA，而像Y染色体这样的，已经基本保存不下来了。“一个细胞里，只有一条Y染色体，但会有一千至两千个线粒体。所以现在的古DNA论文，一百篇中有九十几篇讲的是线粒体DNA。”徐智说。

再往下的步骤，就是传统的遗传学的操作手段了。从测试得到的结果中，判断他们的来源。

徐智共做了50具遗骨。其中有一半以上不能提出DNA。最后做出来的是19个个体。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有一个采自今天全国范围内两千多个样本构成的基因库，徐智把这些遗骨的DNA去一一与样本库中的样本比照。

因为样本都是今人的，只能有个大致的判断。徐智将中国人的基因类型大体分为四种：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北方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秦陵劳工中，南方人稍多于北方人。看来当时从南方征调了不少人。还有，汉族和非汉族，人数差不多。至于“洋劳工”，是没有的。

“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与现实

1993年，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从美国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中看到，生物学家从距今一两亿年前的包有吸了恐龙血液的蚊子的琥珀中，提取出了恐龙的DNA。那个时候，正是古DNA技术风头最健的时候，人们相信，再古老的人和动物，都能提出DNA来。

古DNA技术的兴起至今只有20多年的历史。1984年，英国《自然》杂志首次报道了美国科学家Higuchi从一种灭绝了150多年的动物斑驴身上成功提取了DNA，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古DNA在古生物学、考古学、进化生物学和法医学上的重大意义。1985年，又有消息传出，有人从距今约2400多年的埃及木乃伊中克隆出古DNA分子。从此，古DNA技术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的爆炸性消息传出，直到1993年有人宣称从距今约1.2～1.35亿年白垩纪琥珀中获得象鼻虫DNA和从距今2500～4000万年琥珀中的孢子中获取的古细菌DNA。

但是，1994年以后,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古DNA的真实性,因为人们开始觉得不对，这些古生物中的DNA，怎么和人的那么相像？人们发现，1994年有人从恐龙骨骼碎片中得到的“古DNA”序列，其实是人类的线粒体DNA片段——这些古生物化石被科学家自己的DNA的污染了。原来，活着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散布自己的DNA，你的触摸，甚至你的呼吸都有可能侵染到古物的表面。

从此以后，古DNA的提取技术才开始逐步规范，操作流程也日益严谨起来。徐智描述说，一般来说，如果是男性的遗骨，就由女性工作人员来拾取。现场不能触碰到遗骨，戴手套和口罩是起码的要求。在实验室里，工作人员的穿戴更是如同在SARS期间的隔离病房。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事先测过DNA，这也是识别出可能的污染的措施之一。

现在国际古DNA学界普遍认为，古DNA的理论保存年限只有10万年，除非这个样本是保存在西伯利亚冻土带中，也许可以保存数十万年。“现在你要再说我能做一两百万年前的恐龙DNA，论文扔出去人家编辑都不信。”徐智笑道。

不过，古DNA的最辉煌业绩，是对尼安德特人的DNA的提取。这支已经灭绝了的现代人类的近亲，曾经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许多欧洲人认为，自己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至少身上混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1997年，德国科学家帕波斯和他的学生马提亚·克里金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测出了距今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中的379个碱基对。他们发现这些碱基对序列和现代人的对应序列很不同，这个结果实际说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没什么传承关系，他们在50万年前从共同的祖先进化开来，两者没有发生融合。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些德国科学家的结论，他们认为帕波斯才得到379个碱基对，太少了。从心里说，许多欧洲人也情愿祖先是独立起源的尼安德特人。

但是，到2000年，又有奥奇尼科夫等人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256个碱基对，这些DNA的序列与帕波斯测出的只有3.48%的差异，而且这次实验分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时进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它证明了古DNA存在的可靠性。

到2006年，美国和德国的几个实验室从古DNA提取物中获得了65万个碱基对和100万个碱基对长度的尼安德特人的古DNA序列，另外，由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这一年，《科学》杂志将古DNA技术的进展评为“2006年度世界10大科技进展”之一。

到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于现代欧洲人是从非洲起源，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

拼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在中国，今天测试的古DNA样本，都在几千年前左右，基本还没有超过一万年前的。这一方面是受限于技术，一方面，是古样本不容易得到。

金力领导的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测古DNA方面有密切合作，他们也同各地的考古学家互通往来，先后在新疆的古丝绸之路上（包括“楼兰美女”）、在三峡工地、在内地出土的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对古尸的DNA进行测试。

他们得到的结果相当有趣。比如在新疆。大家都知道，当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东西方的交流应该是相当频繁的。其实，对古DNA的测试表明，这种交流，包括文化的也包括人群的基因交融，用金力的话说，就是来自亚洲和来自欧洲的不同种族的男女开始结合，在三四千年前就非常多见，比我们想象的早了一两千年。

有的时候，古尸明显呈现欧洲人种的特点，考古学家也认为这是欧洲人。但DNA测出来的结果，却是亚洲人的基因。这说明什么？参与过古DNA测试的金力的助手谭婧泽解释：因为提取的是古尸的线粒体DNA，也就是母系的遗传，这个结果是说明，样本是一个混血人，恐怕父系是来自欧洲人种，而母系来自亚洲人种。

2005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本科生闫鹏荣曾经对著名的四川悬棺中的古尸进行了古DNA的测试，得出结论是悬棺古尸是古百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广泛传说的巴人。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曾试图对人们疑惑不解三星堆之谜进行探索，可惜对其古尸的DNA提取没有成功。“那里太湿了，头骨和土都在一块。把土弄掉，骨头就碎了。DNA没有提出来。”徐智说。

而对一系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古DNA测试，让金力、李辉及其团体成员们收获不小。他们不但将基因地图中的五六千年前中国人群的迁徙路线与考古学、历史学中的研究资料与成果一一开始衔接，而且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这些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当时是哪一个族群创造的。比如，良渚文化，那么优美绝伦的玉器，五千多年前就由古百越人，也就是带M119基因位点的那支人创造出来的；而距今四千多年的大溪文化，创造者是苗瑶族群，他们与汉族人群同样都带O3型染色体，但他们的已经有点变异，是O3a4型，是在2万年前开始与汉族分开的。

根据对古DNA的测试结果，李辉绘出了一张五六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期中国的族群分布图。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汉族祖先华夏族，还只占着中国的一个小角。“当时各个考古文化区域里的人群，相互是隔绝的，隔离程度相当高。良渚文化中都是M119，没看到M122。在大溪文化中，有很多属于苗瑶族群的M7。在山西陶寺文化中，就没有看到南方人的任何基因。不像今天，大家已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97年，当克里金斯将尼安德特人的DNA拼接出来时，他写道：“我心里知道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凝视着第一个出现的顺序，我感到脊背阵阵发凉……”。而到了2008年8月，人们得知，第一个对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的完整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据《细胞》杂志报道说，来自德国、美国、克罗地亚和芬兰的科学家，在一个1980年从克罗地亚的出土的生活于3.8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骨样本上，获得了一个完整线粒体DNA基因组序列。

所有这一切，在30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追寻汉语的祖先

分子人类学关于东亚人群DNA的研究，给了语言学家们莫大的启示，这也许为破解汉语起源之谜提供更多的线索。

汉语从哪里来？一直是个谜团。

17世纪，一名叫作韦伯的学者写道，“汉语是伊甸园中所讲的最初语言。”而另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学者干脆说，汉语是“被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国家的某位圣贤一下子发明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居住在周围的不同民族的人群之间能够用这种语言进行口头交际。”

实际上，在中国人内部，这样富有想象力的说法也同样代代相传。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汉语才被用来和其他语言类比分析，但有关汉语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东亚人群迁徙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

语言的足迹

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路经马达加斯加前往印尼。在经过了数月的航行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令船员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发现，虽然相距遥远，但当地的马来语与他们途经的马达加斯加的土著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难道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这些分布在各个海岛上的人群就早已横渡大洋，穿梭在广袤的海域中了吗？难道这些相隔万里的海岛居民竟然是比自己更加能干的航海者？水手们百思不得其解。

水手们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的这个发现，竟然触碰到了语言的核心秘密。400年来，一代一代的语言学家追随着这个秘密，开始了伟大的发现历程。

1786年，英国的琼斯爵士通过对比研究关注到：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以及波罗的语、斯拉夫语，与远在亚洲的印度雅利安语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会不会这些语言有同一个源头？他提出了自己大胆的假设——这些广泛分布在欧洲和印度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假说被称为“印欧语系假说”。

琼斯的假设，让语言学家们开始尝试着对比、分析这些有着共同关系的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1861年，德国语言学者施莱歇尔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下，推导出语言也有着类似生物进化的过程，并给印欧语系画出了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语言的谱系树上，原始的“印欧语”处于最底端，是“树干”，这个树干分出两个“树枝”，一枝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另一枝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支”，这两个“树枝”再分别分出众多“小树杈”，如日耳曼语、立陶宛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意大利语、希腊语、伊朗语等等语言。

尽管施莱歇尔推导的这棵“印欧语系大树”并不完全精确，但他的方法立刻成为语言学家们观察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利器。他们反过来去研究印欧语系之外的语言。

1600年那些荷兰水手们的疑惑，也得到了部分的解答。在北到台湾岛，南到新西兰，西到马达加斯加，东达复活节岛，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袤海域上，的确存在一种共同渊源的海岛语系，尽管这种覆盖2亿人口，有着959种语言的语系内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它们却有着明确的同源关系，学者们将之称为“南岛语系”。在欧洲人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

那么古老而神秘的汉语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同样是另外一种更加古老的语言分化而来，还是像学者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由中国的某位圣贤独立创制而来？

从19世纪开始，语言学家们逐步发现，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里面的语言也能像其它语系一样，描绘出一棵“谱系树”。在这棵谱系树上，汉语、藏语、缅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语言学者们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

东亚同源？

如果汉语真的和藏缅语有同源关系，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分化而成的呢？

1950年代，美国语言学者斯瓦迪士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不同语言，得出了约200个核心词，几乎每种语言都包括这些核心词汇，它们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根据对比分析不同语言之间核心词的同源关系，就能大致判断出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同时，这些核心词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速率，而分析两种语言中核心词汇的不同比率，则可以推算出它们之间分化的大致时间。

在对比汉藏之间的同源词时，学者们发现，汉语和藏缅语之间有共同的数词一至十，但“千”和“万”却各并不相同，而在汉语中，“千”和“万”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汉语与藏缅语与的分化必定早于殷商时期。语言学家们大致推断，这个时间距今约4000-5000年左右。

但在这种粗略的勾勒中，依然有很多矛盾难解之处。东亚地区语言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印欧语系。尽管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语言学家们大致能够接受“汉藏语系”这种假说，但其间的分歧依然很大。

中国的语言学家李方桂早在1934年就提出，汉语不但与藏缅语有亲缘关系，同时和苗瑶语、侗台语也有亲缘关系，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则认为，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关系不大，反而与日语、南岛语有着亲缘关系。

颠覆性的观点来自1990年。当年，第23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召开。就在会议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法国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学者沙加尔提交了一篇名为《汉语南岛语同一起源论》的文章。这个文章刚刚公布，就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份标记有各种语音符号及绕口的学术名词的论文不亚于一篇“天书”，但在座的学者们却明白，这份论文的观点一旦成立，将是对传统的“汉藏语系假说”的最大挑战。

沙加尔认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同源词，而这些同源词有着规则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汉语与广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岛上的南岛语系，也就是400年前荷兰水手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和印尼人所讲的语言都来自于一种更加古老的“母语”。

沙加尔的观点极富挑战性——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各个语系独立起源，互不隶属，那么该如何解释汉语和南岛语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沙加尔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邢公畹的支持。他认为存在一种“汉藏—南岛”的同源关系。中国学者潘悟云也注意到，不仅仅是汉语存在这种联系，在东亚这片大陆上，侗台语就像是各种语系的交集，它既与汉藏语系有关，又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有密切关系。沙加尔的汉语南岛语同源的说法，让潘悟云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联想——这些语言会不会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稻米的密码

在如此广大的语言区域内，有一个词语引起了语言学者们的关注，那就是“稻米”。在东亚人群中，稻米与人们的饮食和生产息息相关，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语言学家们发现，稻米在南岛语系中有着相同的来源，这个范围覆盖了马来-印尼语、西太平洋上帛琉群岛帛琉语、台湾的赛德语、卑南语、鲁凯语、越南的雷德语，菲律宾马诺波语，台湾巴则海语，道卡斯语，阿美语。而它们又与藏语的稻米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另外，上古汉语的“稻”，则与侗台语和南亚语同源。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也发现，在汉语里，“粝”本意为“粗米”，其同音词“疬”有“恶疮、麻风”的意思，而藏语中相对应的词，同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米”、一个是“疮、疖”，同样，印尼语中“米”与“麻风”也几乎同音。这种大跨度地区里连续出现的相似性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

但是，如果单单凭借语言学本身来破解这些谜团，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动中，根据测算，每1000年左右，就能独立分化出来一种语言。尽管那些语言的核心词汇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超出2000年，甚至更加久远的时间，要想判断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非常困难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总在争吵之中的原因——那些在一名语言学家眼中，看上去具有密切关联的词汇，在另一名语言学家眼中，可能会是毫无意义。

这时候，其他学科的介入就变得不可避免。考古学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拥有稻米同源词汇的语言区域，存在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在浙江河姆渡遗址，曾经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稻米遗存，长江中下游也因此被认为是稻米的起源地之一。而在其他区域同样也发现了稻米的遗存，在中国台湾和云南分别是距今5000年和4000年；泰国距今4000年，菲律宾距今3700年。考古学家们推测，会不会存在两条稻米传播路线，一条从长江中下游——台湾——菲律宾，一条是长江中下游——云南——缅甸、泰国？如果是这样，这又和语言学家推断的南岛和南亚语系的发展路线有许多重合之处。

语言学家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稻米的传播与语言的传播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农业社会比采猎社会更能有效而稳定地增加人口。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群的分化和迁徙，这也就是语言传播的动力之一。

除此之外，早在1959年，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根据出土的早期考古资料论证，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当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他认为从这个群体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难道这依然是个巧合？

来自基因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在暗示着，在远古时期，东亚语言的确是从一种最古老的“母语”分化发展而来。但是由此产生的疑问却更多，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假说的话，那么，这个“母语”的起源地到底在哪里？内部这种千差万别的语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它们之间的亲疏远亲如何？这似乎又完全超出了语言学目前所能解释的能力。

同时，语言学家内部反对这种假说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支持东亚同源的证据多一分，似乎就会出现更多的相反意见。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悟云看到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生物学家介绍分子人类学家们关于东亚人群起源的最新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的民族。而此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东亚现代人是由本土直立人、智人连续进化而来。

潘悟云马上联想到，这与语言学家争论的东亚语言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源”、“自南向北”这两个来自DNA的结论，居然和之前语言学界的那个东亚语言同源的假设一致。

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曾在《物种起源》中写到，“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而这句话，现在听上去，就好像是在为分子人类学家们今天所作的工作做注解。

随后不久，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

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其中一个亚群在约8000-6000年左右向东向南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族群的先祖。而另外的一些亚群则调头向西南发展，最终成为藏缅语族的祖先。

尽管这个来自基因的迁徙路线也仅仅是一个草图，但那些在语言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似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了。

例如，为什么差异巨大的东亚各个语系之间，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基因图谱来解释，那的确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但由于早在数万年前就开始分化，所以才会呈现出迥然相异的面貌。

而曾经长期存在归属争论的苗瑶语和侗台语看上去也各自有了结论——苗瑶语族群是约1.5万年前从北上过程中的汉藏羌那一支分化而来，最终达到了中国中部。而侗台语则是从沿海岸线北上那一支中分化而来，自然会与南岛语系有更紧密的关系。

那么汉语呢？那支从古汉藏羌分化而出，沿黄河流域而下的亚群所讲的语言就是上古的汉语吗？显然没那么简单！还记得有一支沿南中国沿海一直上行达到山东的族群吗，他们成为东夷部落的先祖，而东夷部落的一部分沿黄河流域上行。最终两个族群在中原地区遭遇，在这其间，甚至还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从南方北上而来的部分苗瑶族群，以及从北方南下而来的部分阿尔泰语系的族群，他们征战并相互融合，无论是族群还是语言。

语言学者李葆嘉是这样描述这个复杂的过程的，“原始的华夏汉语就是一种伴随着多种文化撞击整合为强大中原文明的历史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多元性，层叠性混合语言。”

而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们在汉语中，既能与藏缅，又能与苗瑶、侗台、甚至与南岛、阿尔泰都找到亲缘关系的原因。

这听上去似乎清晰了不少。但对于那些仍然还未能解答的谜团来说，显然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都有一个家

数万年前，现代亚洲人的一支，身上带着O3型的染色体，开始向北迁徙；数千年前，O3-122这一支种小米起家的人，开始向东向南扩展，最终遍布中国大地。

文/国家历史主笔黄艾禾

一个布希曼族男孩，从他的面庞上，似乎可以看到我们祖先的影子

“国际Y染色体命名委员会”把全世界的Y染色体分为从A到R的若干大的类型，而中国人所带的，主要是O型、D型，其中D型比较古老，是棕色人种留下的基因，而O型分为O1，O2和O3三种，O1型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在距今两万年的时候，O3型中分化出了O3a3b型的一支，即是苗瑶语族的祖先。而O3型其他的人，继续向北走，成为汉、羌、藏等人的共同祖先。耶鲁大学李辉供图

9月初，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复旦大学校园里，到处是报到的新生，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谭婧泽老师则忙着带几个助手给新生做体检。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健康检查，她是要配合课题，对学生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取得一批数据。“学生们来自全国各地，正好是不错的数据来源”，而建立庞大的全国范围的人群数据库，是复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工作。

复旦的新生们以来自江浙一带的为多，但也有许多学生从云南、江西、河南、山东等省考来。而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主任金力是上海人，李士林是吉林人，其他同事分别来自新疆、甘肃、江苏、湖北……谭婧泽自己是宁夏人。

谭婧泽是18岁就离开宁夏的。到上海之前，她先到北京，在那里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毕业后，她又到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再到复旦。从宁夏到上海，相隔“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故乡，已成为户口本或登记表上的“籍贯”，而对于她的下一代，宁夏只是母亲的老家，是自己的上一代向上海迁徙的一个源头。

那么再上一代呢？谭婧泽的父母都是宁夏人。父母的父母呢？他们怎么到宁夏的？再一代代追上去，他们的祖先又是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总有孩子向自己的父母问起，一代一代问了好多年。

我们在学校读过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人是从猿进化而来，进化是从数百万年前开始的。我们也都知道，北京的周口店曾出土了生活在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似乎顺理成章的，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都知道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具体来说，上古的猿人是怎么变成今天的中国人的？我自己又怎么成为今天的我的，会呆在这个地方？这中间的环节又是怎样一环环连接起来的？

从前的人们，有几种途径来回顾自己的来路：或是从洪荒年代口口相传下来神话传说；或是古墓遗址中挖掘出的文物器物及化石；或是前人留存下来的古籍记录。古籍记录非常有限，神话传说又太玄虚，而文物出土常常支离破碎，使我们对于我们的前世总是感觉扑朔迷离。

最近20多年，人们又多了一条认识自己的路径：分子遗传学，从DNA上找自己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