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早餐吃什么好:宣传手段——从战争时期的宣传到广告和政治宣传

宣传手段——从战争时期的宣传到广告和政治宣传

片面的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像田忌赛马法


夸饰历史资料以迎合自己理论  黑格尔
非彼既此 挑举类推断论法 马克思
彼岸天堂承诺法  毛泽东  耶稣


我们总是被裹挟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从战争时期的宣传到广告和政治宣传。这些宣传使用那些被多次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来使我们接受被宣传的事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那些事物本身，而是因为宣传手段所施加的其他影响。

还好，这些手段已经被人们发现和总结出来。同时，对付这些宣传手段的方法也很简单：独立思考，收集更多信息，将所宣传的那些事物本身的价值和那些宣传手段提供给我们的其他因素分离开。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尽量避免受到宣传手段的干扰，而影响我们对于事情本身作出准确的判断。

(What lies befind us and lies before us are small matters compared to
what lies right to our faces.  和放在我们面前的相比，那些在我们身前和身后的都不过是些小事）



断言（Assertion）



断言在广告和现代宣传中 经常被使用。断言是指被当作事实呈现出来的，热情洋溢或者精力充沛地作出的声明，尽管事实上可能并不是真的。作出断言的人通常暗示这种声明无需解释或者证
实，而应该仅仅需要不加质疑地被接受。尽管战争时期宣传中很少有使用断言的例子，这种手段在现代广告宣传中很常见。任何时候，当商家在广告中宣称他们的产
品是最好的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时候，他们就在使用断言这种手段。理想的情形下，受众会简单地同意这些声明而不去搜寻更多的信息或者进行论证。尽管断言通
常容易被看出来，这种手段却经常是一种危险的宣传手段，因为它们通常包括虚假和谎言。



挟众宣传（Bandwagon，又称乐队花车宣传）



挟众宣传是一种在战争期间和和平时期都最惯常的手段，并且在现代广告宣传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挟众宣传也是宣传分析学院（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在1938年鉴别出的其中主要宣传手
段之一。挟众宣传吸引接受者去跟从人群，去加入人群，因为别人也这样做。挟众宣传本质上是试图说服接受者相信一方是正在胜利的一方，因为更多的人已经加入
了他们。他们想让接受者相信既然那么多人都已经加入了，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失败是不可能的。由于通常的人总是想和胜利者站在一头，他/她会感觉不得不加入进来。但是，在现代宣传中，
挟众宣传又有了一个新的方式。接收者需要被宣传说服，从而相信由于所有的其他人都在做这件事，如果他们不做，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外。从效果上说，这是另外一
种挟众宣传的反面，但通常可以收到同样的结果。挟众宣传的接受者被裹挟着加入，因为所有其他人都这样做。当面对挟众宣传时，我们应该衡量加入的好处和坏
处，而不受已经加入的人的数量的影响，并且，如同面对大多数宣传手段时一样，我们应该寻求更多信息。



洗牌法（Card stacking）



洗牌法，或称选择性遗漏，也是宣传分
析学院鉴别出来的七种宣传手段之一。这种手段是指仅仅展示那些对某种理念或者提议有利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与之抵触的信息。洗牌法在几乎所有形式的宣传中都会
使用，并且在用来劝说大众的时候非常有效。尽管大部分在洗牌法的运用中所展示的信息是真实的，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它忽略了重要的信息。对付洗牌法的最好的
途径就是收集更多的信息。



粉饰法（Glittering Generalities）：



粉饰法是宣传分析学院在1938年鉴别出的七种主要宣传手
段之一。这种方法在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中被经常运用。粉饰指的是对于个体接收者来说有着不同的积极含义的词，而这些词被连接到具有很高价值的概念上。当这
些词被运用的时候，会促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仅仅因为那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被牵扯进来。例如，当一个人被要求为了"捍卫民主"而做某件事情，他们很可能会
同意。他们对于民主这个词有很强的认同感，因为这个词被连接到一个他们所珍视的概念。被经常用做粉饰词的包括荣誉，光荣，爱国，还有，尤其是在美国，自
由。当遇到这些粉饰词的时候，我们特别应该将那些所要表达的想法和这些词分离开去，而考虑这些想法的实际价值。



两害之轻（Lesser of Two Evils）：



两害之轻这种手段将一种想法或者提议展示为最不令人厌恶的选择而试图使我们接受它。这种手段经常在战争时期使用，来说服人们接受牺牲的必要或者为困难的决定制造理由。这种手段经常伴随着对敌对国家或者政治团体的指责。一个想法或者提议经常被描绘为唯一的选择或者途径。当遇到这种手段时，接受者应当将那些提议和那些被拿出来比较的提议分开，进行单独考虑。



扣帽子（Name Calling）：



扣帽子经常在政治和战争时期的场合被使用，但很少用于广告。这是另一种宣传分
析学院鉴别出的七种主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运用含有负面含义的贬损的语言或者词汇来描绘敌人。这种宣传手段试图给一个目标贴上某种公众所憎恶的标签，从而
在公众中激起对该目标偏见。通常，扣帽子这种手段会以挖苦和讥讽的方式运用，经常在政治漫画和文章中出现。当遇到运用扣帽子手段的宣传时，我们应该试图将
我们因为那些"帽子"所引起的情感和我们因为那些实际的想法和建议所引起的情感分开。



指出敌人（Pinpointing the Enemy）：



指出敌人这种手段在战争时期被极端地使用，在政治宣传攻
势和辩论的时候也经常用。这种手段试图将一个特定团体或者个人表现为敌人，从而简化一种复杂的情况。尽管还有其他因素牵扯在其中，这种手段敦促接受者简单
地用非此即彼的对和错来看待一种情况。当遇到这种手段的时候，接受者应该试图考虑所有和这种情况相关的其他因素。就像面对所有宣传手段一样，接受者应该试
图收集关于话题的更多信息。这类宣传手段影响一个全面了解信息的人要困难得多。



平民百姓（Plain Folks）：



平民百姓宣传手 段是另一种被宣传分析学院鉴别总结出来的七种主要宣传手段之一。宣传者采用平民百姓手段来试图使公众相信他的观点反应了那些普通人的观点，而他们在为普通
人谋取福利。宣传者会经常试图用一些特别受众的口吻，以及用一些惯用语和笑话。同样，宣传者，尤其是在演讲的时候，会试图通过不完美的发音，结巴，有限的
词汇量，等等，来增强这种印象。像这样的错误会有助于加强一种诚恳和未经准备的印象。这种手段在和上面提到的粉饰法一起运用的时候最有效，来试图说服公
众，宣传者对于那些他们所珍视的观点的态度和他们是一样的，因而更加有说服力。当遇到这种手段的时候，接受者应当将宣传者个人的品性和宣传者所宣传的那些
想法和提议分别对待。



简化（成见）法（Simplification (Stereotyping)）：



简化法和指出敌人法非常相像，在于这种手段经常将一种复杂的情况简化成一种非此即彼的善和恶的选择。这种手段在诱导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听众时经常有用。当面对这种手段的时候，检验其他因素和想法或者提议的部分通常很有益处，而且，就像对待其他宣传方式一样，获取更多信息必不可少。



证词法（Testimonials）：



证词法是另一种被宣传分 析学院鉴别总结出的七种主要宣传手段之一。证词是指名言或者赞同的话，不管是否仍然和当下的情况密切相关，这些话试图将一位名人或者德高望重者和一件产品
或者项目联系在一起。证词法和转移法非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试图将一位令人接受的人和另外一个事物联系在一起。证词法经常用于广告和政治攻势。当遇到这种
手段的时候，接受者应当将事物或者提议与为这些事物或者提议提供证词的人或者组织区分开来，单独考虑。



转移法（Transfer）：



转移法是宣传分析学院在1938年鉴别出来的七种主要宣传手
段的另外一种。转移法经常用于政治和战争时期。这种手段试图使接受者用他们看待一个事物的方式同样地看待另外一个事物，在思想中将两者联系起来。尽管经常
地被用来将负面感觉从一个事物上传递到另一个事物上，这种手段也可以被用于正面的方式。将一个事物联系到接受者尊重或者喜爱的另外一个事物，接受者就会产
生积极的感觉。但是，在政治中，转移法经常被用来将指责或者负面感情从一个政治家身上转移到另一个政治家，他的朋友们或者政党成员身上，或者政党本身。当
面对这种手段进行的宣传时，我们应该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提议或者想法的好处和坏处与其他事物或者提议的好坏区分开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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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取义的引用，尼采和叔本华的言论最容易被断章取义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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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

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一集-一 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 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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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 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 后。”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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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很少、甚至极少能战胜他长期受到的训练，因为强弱过于悬殊嘛。英美两国人多年来，也许始终受到的便是这种训练：它极力反对政治上独立思考，顽固地歧视人们根据自己判断而形成的爱国主义，人们经过自己头脑思考、自己良心的烈火考验和证明的爱国主义。它所产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滞销的二手货。爱国者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得到他那些见解的，对此他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和表面上的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就行——这才是主要的、保险的、惬意的事。读者是否相信自己会认识这么三个人，他们确由理由拥有自己那种爱国主义，并且也讲得出理由何在？我看他还是不要去核查的好，除非他存心想失望。他很可能发现，他那些人都是从公共食槽里弄来爱国主义，自己并没有动手做过这道菜。

　　训练具有奇妙的功效。它先促使美国人反对墨西哥战争，接着又促使他们赞成他们心目中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是习以为常的爱国主义——并且为它而战。在内战以前，它使北方队奴隶制漠不关心，对奴隶制利益十分友好；为了这一利益，它使马萨诸塞州对美国国旗抱敌视态度，不允许它在州政府大楼上升起——在他眼中，那是代表派别的旗帜。渐渐地，训练把马萨诸塞州推向另一边，他跑到动荡不定的南方，就在那面旗帜下作战，打击他曾经保护过的利益。

　　训练曾使我们产生解放古巴的高尚愿望，使我们对他许下了高尚的诺言，如今，训练又使我们能收回诺言。长期训练使我们厌恶肆无忌惮地夺走任何弱国的国土和自由的想法，而短期训练则使我们高兴这么干，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训练使我们厌恶韦莱尔的残酷的集中营，却又说服我们喜欢集中营胜过其他一切发明，以赢得“受监护者”的爱戴。

　　没有什么训练办不到的事。训练简直是不所不能。它能使不良品行变好，是良好品行变坏；它能毁坏原则，也能重建原则；它能教天使堕落成凡人，使凡人升华为天使。它能在一年里甚至六个月里创造任何一个这样的奇迹。

　　这么说来，人们也能够通过接受训练来培养自己的爱国主义。他们可以训练得用自己的头脑和心灵，独立地、不受外界干扰地培养自己的爱国主义。这能训练他们不再遵命接受它，像奥地利人接受宗教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