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左翼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来源: 理论视野　 【编者按】    这是一篇介绍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英法学者，关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相关问题各种观点的不错的文章。（混沌初凿）周穗明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流行话语。国外左翼思想家就全球化的背景、起源、矛盾、前景和历史走向等问题，全面阐述了当代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左翼一般是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现代性的关系出发，来解读全球化的起源和动力。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当代全球相互联系并不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全球化广义上可溯源到人类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而狭义上是指16世纪以来的事情。全球化重点是指狭义的历史分期。这一分析表明，全球化是1500年以后、即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资本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资本主义借现代化创造了世界近现代史，缔造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代全球化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新阶段的产物。它标志着全球相互联系的空前强化和深化。当代全球化的技术动力是信息产业革命：当代全球化产生的背景，是冷战结束所引发的世界经济结构变革和市场扩张。在对当代全球化动力的认识上，西方自由主义右翼和马克思主义左翼都是全球主义者，公认当代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区别仅在于，新自由主义强调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变革或资本主义市场扩张；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全球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者欢呼个人自主和市场原则战胜了国家权力，认为全球化是经济逻辑的必然结果，因而把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以及全球竞争规则赞美为人类进步的标志，并称全球化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先兆。比如，新自由主义者大前研一认为，当代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美国学者保尔·库格曼等人认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的继续和深入，这个过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当代全球化的发展结果是建立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吉登斯、贝克等社会民主主义者确信，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全球化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将重新塑造当代世界。尽管他们强调全球化过程内部的多样性，认为全球化不是单一的技术变革和市场扩张过程，而是包括技术变革、市场力量、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决策在内的多因素过程。但是，他们都深信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主导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西方左右派在全球化内容的述说上并无太大的差别，只是对其性质和方向有不同的认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必然派主张线性进步论，赞扬信息技术和自由市场的单向发展推进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而西方左翼的全球化必然派则坚持一种辩证的进步论，既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意义，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弊端，揭示其资本主义性质和导向，更重视多向的、复杂的全球化。另一类西方左翼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否定全球化必然论，从整体上质疑全球化。他们认为，全球化必然论的所有左右观点都难免把全球化理解为西方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事实上，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的胜利，导致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的实现。赫斯特和汤普森认为，现在的历史事实并没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现，充其量只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没有超过19世纪末。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其程度被完全夸大了。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是现实，而现实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叙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代名词。德国左翼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认识到全球化挑战的人必须作出抉择：必须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的基础。 二、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西方左翼学者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如信息革命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等。最近，他们强调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在当代的新变化。在2001年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认为，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信息革命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殖形式却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成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二元结构。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直接金融(finance direct)取代了中介金融(financeintermediee)成为资本价值的最主要形式。由于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法国学者皮埃尔·勒·马森则从金融自由化的角度说明金融资本的新变化。他认为，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下的“有管理的金融体系”削弱了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曾经造成了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自1974年起，过度积累问题公开化。英美政府的支持促进了金融资本的扩张。在新的金融体系中，各种金融市场取消了壁垒，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成为法则，使金融资本实现了对流动性不大的工业资本的统治。保罗·斯威齐在谈到这些变化时，称之为“金融资本的胜利”。美国学者理查德·奈德勒和法国学者弗朗赛特·拉扎尔等人从资本社会化、如股权分散化的角度分析当代金融资本新变化的原因。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股权分散化的趋势，股民数量多、人数增长快、持股量上升。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社会化迅速发展，需要吸收工人的储蓄，作为投资加入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养老金、互助金等集体投资机构的涌现为个人和家庭进行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他们看到，资本社会化与资本自由化是互补的现象。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国有部门私有化以及股权分散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和股权分散化等共同推动了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塔指出，股权分散化与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同时进行的。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不能脱离金融垄断资本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间接从属由于工人持股而更加深了。新的经济关系中所体现的资本社会化趋势，如股权分散化和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权分离等现象，表明资本主义的管理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发生资本权力的真正转移。德罗奈主张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他认为，当代金融资本具有双重性质。它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食利资本”。当代金融资本并非置身于生产变革过程之外，它是发展信息和服务业的载体，甚至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国际剥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破坏作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一般的全球化理论认定信息生产力和市场扩张是自然趋势，左翼的全球化理论则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当代全球化的塑造作用。许多西方左翼学者指出，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客观趋势，也是一种主观作为。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举措，成为推动当代全球化的政策杠杆。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已在西方取得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和霸权，确立了它在经济强势、政治强权基础上的文化价值霸主地位。对全球化持怀疑论观点的左翼学者并不是一般地否认全球化的客观动因，而是反对全球化必然论所宣扬的宿命论历史观，努力揭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大卫·哈维明确指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代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打破资本积累中的一切空间障碍的努力。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是伴随着市场自由化而到来的，资本把市场自由化的逻辑推向全世界，图谋打破民族国家及其一切壁垒，建立资本畅通无阻的全球市场。德国《明镜》杂志的两位记者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就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描述某种无情的自然力量，容易使人误解，更好的用语是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所指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商业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况下，在所有社会事务中占统治地位。法国学术泰斗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这一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是由那些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那些从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营造的。在“9·11”事件仅半个月后召开的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上，德罗奈明确指出，国际范围的公共干预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自80年代以来发生了转变，其政策主流从以凯恩斯扩大财政预算、增加消费需求的理论为基础，转向以增加供给、扩大投资的理论为基础。因此，从福特主义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国家层面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到处要求开放市场，打破壁垒，解除管制，成为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政策工具，同时也造成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扩散。布迪厄在具体地描述受损害的法国工人阶级的现状时指出，弥漫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如此强大，纯粹的概念分析已经徒劳。新自由主义是一场保守的革命，这一打着“进步”旗号的复辟在当今社会有强大的力量。在对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批判过程中，西方左翼思想家前期集中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福山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9·11”以后，当前西方左翼已将批判重点聚焦到两种论证新自由主义霸权合法性的最“新”理论，即所谓“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上来。 四、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国外左翼学者在传统上是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出发，论证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的。新千年以来，由于“9·11”和欧洲极右翼思潮泛滥两大事端，他们开始反思全球化引发的两种极端主义(即西方以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资本主义与外部世界(即南北之间)这三大矛盾的发展和激化。首先，全球化的发展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西方左翼人士纷纷指出，由于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资本自由化运动，全球资本主义明显占据上风，出现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力量格局。开放市场的资本自由化使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投资地，造成发达国家的资本外逃，导致工作岗位大量流失；高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导致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深化了持续多年的劳动危机。德国社民党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全球化、世界范围的自由化使得这些跨国康采恩可以在本国大量地、完全合法地避税。法国学者皮卡第·托马斯指出，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是由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引发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引起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使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加剧，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化，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减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坏。金融家索罗斯说，市场的过度扩张可能会摧毁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更大的贫富分化。199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抗议运动。运动的目标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泛滥和金融垄断集团的统治。“9·11”以后，反全球化运动再掀高潮。2002年11月10日，百万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再度聚集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反战反全球化的大规模示威。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反全球化的实质是反资本主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民重于利润”。许多学者指出，劳动危机带来的社会痛苦是当前欧美社情趋于右倾的主要根源，也是“第三条道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另一些左翼人士就安然、世通等信用丑闻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病变。美国的威廉·法普夫指出，当代全球化中采取美国商业模式的国家，“管理者资本主义”取代了“业主资本主义”。公司管理人员利用公司所有权分散的漏洞，使公司变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英国的尼尔·弗格森认为，过去10年泡沫经济使财富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移，从股民阶层转移到经理阶层。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其说是经济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的，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道德上的。其次，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在全球化中夺取更大的利益份额，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了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争斗。近年来，美欧、美日等西方大国之间龃龉频生，摩擦不断。欧洲左翼的批判集中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和“全球治理”的伪善性及其造成的恶果，反对“民族国家消亡论”。赫尔德认为，当代全球化是个激烈对抗的过程，并不像极端全球主义者所说的必然缩小国家主动性的范围。全球化的当代模式已产生重大的制度影响，单个国家无法操控全球生态安全、金融安全等问题。但是，全球化正在重组或者“重新调整”国家权力、功能以及权威。玛丽-克劳德·斯莫茨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全球治理”很可能不过是一件理想主义、举世归心的外衣，下面隐藏着最狡诈的经济自由主义。最后，全球化的发展使南北矛盾尖锐化。西方左翼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存从来都离不开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资本对外扩张的过程。在西方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中，所谓削弱国家职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干预西方资本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职能。美国左翼阿兰·伯努瓦认为，“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实行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绝对命令”。墨西哥《至上报》1998年3月14日的文章《不平等的北南贸易》认为，市场的过度扩张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拉大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法国学者贝尔纳·热比埃指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组织机构推行全球化，损害不发达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全球化已伤害了许多人成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穷人。全球化扭曲了资源分配，以牺牲公共产品为代价来支持私人产品。全球性金融市场易发生危机。对于那些关注全球社会公正的人来说，与全球化相联的不平等性一直就很明显。“9·11”后，各国学者指出，全球化中出现的巨大的南北不平等是产生恐怖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乌克兰的“E·H·哈尔拉缅科和A·B·哈尔拉缅科提出，能否认为“9·11”事件是绝望的人们对于将人类划分为被剥削的大多数和一小撮宗主国的帝国主义“新世界秩序”的报复?在2001年12月初庆祝诺贝尔奖设立100周年聚会上，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发布的一项悲观的声明指出：贫穷和不公正感已在世界上造成了带有杀机的愤恨，仇恨的大火会把穷人和富人一起吞噬。 五、全球化的未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未来走向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各个民族日益服从于全球市场的约束，坚信资本主义全球化必胜。马克思主义者和另一些左派则呼吁构造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全球化，为人类争取美好的未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不赞同那种对全球化抱有的普遍乐观主义态度。他说，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从来没有任何合理性。即使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比其他体制产生更高的增长率，它也不可能产生最佳的财富分配。21世纪的财富由越来越少的人创造。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是增加生产，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够分配这些财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哈贝马斯说，对于战后欧洲出现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来说，经济全球化构成了一种挑战。出路可能就在于，重新培育调控市场的政治力量。“9·11”以后，沃勒斯坦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500年来第一次处在体系危机中，处在过渡时期的世界左翼应适时提出改变世界的新纲领和新策略。西方左翼和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出路，并由此反证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必然性。目前的新视角是，要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制度逻辑矛盾的高度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充分说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走向的必然性。否则，将落入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窠臼。法国历史学家比埃尔·维拉尔等指出，今天，资本和人类又一同跨入了新的千年，资本在当今人类社会占支配地位，人类远未从资本的阴影下走出来，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最理想、最合理和最后的生产方式。美国《每月评论》编辑部评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所有地方都面临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在这种制度结构中，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场危机的结果可能开启争取替代社会的斗争。可以肯定两点：一个由人民统治并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的到来必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人类未来所面临的不可能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演进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探索中前进。社会主义一时出现的历史倒退和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有出路，相反，在这种倒退中又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如市场社会主义等等。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能力，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都是不可避免的。法国第十大学教授、马克思研究中心主任雅克·比岱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和政党问题，提出了在当代争取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前景。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并不是完全在财产权即市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像市场一样，组织是所有霸权计划的承担者，其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延伸到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有组织管理的方方面面。基于“组织”和“市场”这两种阶级因素之上的现代化社会中的两大政党已不是传统的左右翼，而是政坛上的两种战略立场。它们许下不同的诺言，但说的都是统治阶级的语言。政治棋盘上还存在第三种可能的立场，即替代的方式。这种替代型政党只有通过所有受剥削的大众的联合才能产生。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根据普遍合法性制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就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机会。因而，当今的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变成了反对金融和军事帝国主义的市场要求的斗争，即转向了促进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全球公众的讨论和对话。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各种社会文化力量推动了反全球化的斗争，即一场实际上是争取另一种全球化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他认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结构为现今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背景，其前景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他相信，曾经为我们共同的历史做出过很多贡献的中国人民今天代表着我们(社会主义)共同未来的伟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