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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于荣耀并躲闪于屈辱的阴影之间——国民党的八年抗战
1^# 发表于 2007-2-25 00:14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打印 .pcb{margin-right:0}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了23次会战，国民党也以此作为资本，大肆吹嘘其一个个“大捷”，毙伤日军从2万到20万不等，“全歼”日军联队、旅团乃至师团的说法都有。不弄清这些基本事实，也就无从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下面对几个典型战例进行剖析：
　　 （1） 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八一三”淞沪会战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中。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就连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因此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国民党这一“围魏救赵”战略是否正确呢？可以说是极大错误。就大战略而言，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大本营陆军部》第1卷，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452页）。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可见陈诚主动挑起上海战事的失策。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照例吹嘘这一战略如何“高明”！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的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卫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7军与4军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名团长和2名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杀红了眼的桂系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而吴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军赶到后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把孙传芳军压迫于八卦洲，血战七天七夜，杀得孙传芳6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0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达30多万，龙蟠虎踞的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
　　 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
　　 ……
　　 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的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军事科学院出版物也采用4万这一数字（见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0页）。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淞沪会战是本文第一个探讨的正面战场战例，说明多一些，以下战例从简，否则本文就成为一本大部头著作了，希望网友自行查找有关资料，客观研究得出自己结论）。
　　 （2）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为大家熟知，宣布歼灭日军2万，有的更说全歼日军第10师团。注意一下就知道，台儿庄一战日军参战仅2个旅团，因第10师团在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泰安、肥城、邹县等津浦路沿线都留下大量守备部队，第5师团有1个旅团在华东，一部在青岛。第5师团在临沂与西北军激战不讲，直接进攻台儿庄的第10师团部队与当面中国军队20万相比处于绝对劣势，蒋介石也训斥国民党军前线部队“数倍于当面日军，早当予以解决”，何况日军背后还有德国武器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的汤恩伯的20军团，但仍被日军全身而退。此役日军2个师团伤亡1万，谈不上全歼第10师团。
　　 《疑义相与析》提出疑问：
　　 “――日本人的统计只包括第5、第10两个师团。即日军第2军第5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10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合计战死2369人，负伤9605人，伤亡总数11974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41页）。而参加作战的日军尚有华北方面军之第16师团、第114师团、第14师团、关东军混成第3旅团、关东军混成第13旅团、华中派遣军之第6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它们统统的毫发无伤？”
　　 该文作者再次忽略了，参加台儿庄作战的日军，确实只有第5、10师团各1个旅团，至于后面列举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
　　 （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乃八年抗战最大一次会战，国民党军投入上百万大军，宣称毙伤日军20万，真是天方夜谭。日军进攻兵力为9个师团，27万人，如此早已覆没，何谈占领武汉？日本军史上说得清清楚楚，武汉会战参战日军伤亡为35500人（桑田悦、前原透合著：《简明日本战史》，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81页）。近年台湾国民党军史研究人员也认为武汉会战毙伤日军20万太过夸大，但还是认为有12万左右。至于国民党军伤亡，则为254628人（《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1986年台北版，195-196页。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96页）。
　　 应该说武汉会战国民党军伤亡25万是可信的，那就更显出所谓毙伤日军20万的荒谬，如此双方损失接近1：1，这可太好了，国民党军只须如此硬拚几次就可将侵华日军拚光了！至于日军损失12万也夸大了3倍多，还是应该以双方记载的己方损失数较准确，依据我在序言已说明。而日军记载的国民党军伤亡也大得离奇，宣称掩埋中国军人尸体19万多具（《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95、201页），我亦不取。
　　 有网友反驳说日军投入武汉会战兵力不止27万，期间不断进行补充，总数应达50、60万人。这是不了解现代战争规律。现代战争作战中，特别强调集中兵力原则，尽量将最大限度兵力集中在首次突击中。如二战中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一线兵力达151万，预备队不过10万；1941年展开陆军330万人袭击苏联，作战半年不过补充65万人。再以解放战争为例，辽沈战役初东北野战军70万大军南下锦州，时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55万，按照这些网友的观点，打到后来双方岂不投入三四百万？武汉会战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一个波田支队，加上其他加强部队姑且算10个师团，伤亡3万多的话平均1个师团伤亡3000人左右，实际上会战期间日军1个师团也就是补充3000多人，如第6师团得到3200名补充兵员（《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译本365页），27师团补充新兵3000人（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911页）。
　　 《疑义相与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再如日军中的王牌稻叶第6师团，经武汉外围黄梅、广济、田家镇战斗后，伤亡巨大，除补充3000名新兵以外，又将116师团之志摩源吉混成支队及另外2个步兵大队编成石原支队入列。所以1937年的第6师团和1939年的第6师团虽然番号相同，但内在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熟悉二战日军情况的人都知道，作战中日军经常将旅团、联队加强坦克、火炮和工兵等编成支队，临时配属其他部队，但战后都立即归还原建制。二战日军实行的是地域征兵制，第6师团来自九州熊本，根本不可能将来自京都的116师团部队纳入自己固定建制，其自身建制部队的缺额也没有依靠在中国的日军后备兵员就近补充，而是要等待从家乡熊本来的3000新兵。冈村宁次评价第6师团是“日本第一强大师团”，“作战英勇无比……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对其他配属部队等缺乏关心”（《冈村宁次回忆录》，337页）。
　　 武汉会战中日军有两个进攻方向，即第2军从大别山南下，11军溯长江西进，国民党军防御中也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富金山、德安重挫日军，并对此大肆宣扬，却夸大到离奇程度。富金山之战，日军第2军3、13师团遭到国民党军宋希濂的71军等部顽强阻击，伤亡4000多人（国民党军伤亡1.5万人），但一些著作如孙挺信的《中日大决战》却记载：日军承认，富金山之战死4506人，伤17380人；共计伤亡21886人。查日军史料，这些数字是11军在整个武汉会战中的伤亡，却被孙某人张冠李戴到第2军在富金山的伤亡去，令人瞠目！
　　 德安万家岭之战是国民党战史宣扬的武汉会战的“大捷”和焦点，如记载：“第9战区第1兵团司令薛岳将军，奉蒋、陈之命早已将第25、70、8、4、64、74、66等7个军的兵力，埋伏在德安、庐山地区山岳丛林地带，摆下个反八字形的阵势，等待敌人。”又记载薛岳自夸：“我这个反八字形阵势，如袋捕鼠，又如飞剪……”至于万家岭大捷之成果：“日军第101、106师团之木岛、池田、津田等4个联队和其他部队共3万余人，被中国军队全歼。其第106师团几乎被歼殆尽，仅有1000余人逃脱……”
　　 好得很！既然全歼日军3万，控制了战场，国民党军当拿出日军在万家岭尸横遍野壮观景象的录像和相片，缴获也必堆积如山了！可惜，没有（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曾宣布击落美军2架大型直升机，机上50多名美军毙命。其实北约轰炸南联盟并无1人死亡，在战争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零死亡”。既然击落美机，如果南联盟公布飞机残骸和50多名美军尸横遍地的录像带和相片，将产生怎样的效果！索马里游击队拖着美军尸体游行的录像一公布就立即迫使美军撤军，南联盟竟愚蠢到连这一点也“想不到”？）。实际上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不过是吹嘘，106师团虽然损失很大，毕竟终于坚持到援军解围。
　　 日军第106师团为特设师团，为常设师团第6师团的预备役（特设师团番号为常设师团番号加上100），虽然同样来自九州熊本，编制也相当，但战斗力天差地远，武汉会战时任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给熊本师管区的信中尖刻地写到：第6师团为日本第一强大师团，106师团则为第一弱旅。万家岭战役在9月25日至10月17日间，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日军战史则称106师团伤亡只有3000多人。10月11日，冈村宁次严令各部不惜代价增援万家岭，在增援的日军27、101师团部队迂回威胁下，损失惨重的薛岳兵团主动撤退。一些国民党将领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增援日军不直接解围而是迂回包抄威胁构成包围圈的国民党军，“以迂为直”起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效果。
　　 再提一提花园口决堤事件。徐州失守后造成了日军进逼郑州威胁武汉的严重局势。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在豫东兰封县(今属兰考县)发动了“兰封战役”，但功败垂成，反而使整个豫东门户大开，被迫西撤郑州。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郑州危在旦夕。部署西撤的同时，蒋介石还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就是“以水代兵”，决堤放黄河水阻敌西进。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正式作出了决堤的决定。决堤可保郑州，但几省的土地和人民怎么办？牺牲惨重可想而知。6月7日凌晨，国民党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花园口掘堤，6月9日上午8时开始放水。此次黄河决堤放水，导致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2.9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水淹没，成为黄泛区。600余万人民遭受洪水侵袭，共导致89万人死亡。至于日军，则仅被淹死7452名。现在多数著述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它的军事意义，认为这一举措阻止了日军西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准备时间，并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造成了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局面。但实际上：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花园口9 日出水之前3日就决定了的，与花园口决堤无关；二、日军按其计划决定的时间，完成进攻武汉的作战准备并实施进攻，未因花园口决堤而改变或推迟；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花园口决堤而全部改变；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兵力不足，并无战略意义。因此，“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价值仅在给日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使其主力改沿淮河推进为沿长江推进。与豫、皖、苏人民因黄水泛滥遭受的损失相比，这点军事价值不足称道”。（马仲廉：《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