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灵峰壮腰健肾丸:一代经典民族秘史—《白鹿原》评价影响价值

评《白鹿原》的悲剧美学（任东华）

《白鹿原》自1992年发表以来,尽管出现了若干波折,如有关“断裂的挣扎”、“史诗的空洞”、“隐秘岁月的消闲之旅”之类的否定性评价，甚至不乏因质疑《白鹿原》的政治倾向性而进行的粗暴的行政干预,等等。但总的说来,在当下还没有什么小说获得过如此高的盛誉与“好评如潮”。众多的评论家分别从史诗性、历史性、文化性、政治性、伦理性,或者从叙述学、原型学以及比较研究等等方面对它进行解读,确实道出了《白鹿原》作为“民族秘史”的深在的内情与真相。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评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忽略了作品中“人”的本体存在。它们在把众多生动的、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为某种主题“符号”时,可能误读了巴尔扎尔所说的“民族秘史”真正的意义根柢。如黑格尔所说,“个人的悲剧不包括人类的悲剧是没有意义的”一样,一个民族的历史假若不内存着“人的生活”的话,肯定也是空虚的。在陈忠实的潜意识里,或者说在当代文学的集体记忆里,由于符号对生命的阻隔,反倒更强烈地撩拨着文学对“人”的企求。勿须否认,在《白鹿原》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述里,确实深具文化与道德等种种意味,但无论怎样地隐晦与曲折,陈忠实从来没有忘却文学的灵魂——“人”的存在。事实上,他正是以“人”的生命形态为中介来表现其他种种意义的。更准确地说,《白鹿原》是以种种完成的/未完成的生命悲剧,即从否定的高度来肯定"人"的。如作者本人所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①也正因为此,所以本书既使回荡着氤氲不已的“悲剧意识”,但却并不使人哀伤,而是在与“本色人生”的交互变奏中充溢着积极、果决、崇高、勇毅与奋进之力。
　　
　　一、社会悲剧与“人”的现代反抗精神
　　
　　所谓社会悲剧,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之中,个人由于外在的种种因素被迫毁灭的悲剧。具体来说，社会以制度、法律、秩序、权力以及其他统治“机器”规范着人类,操控着“人”的日常生活。当然,在大多数苟活者之外，也会有“人”是不甘心被摆布,他凭借着勇气、毅力、智慧,他对于未知的好奇、他主宰自己命运的豪壮感,他的挑战与冒险精神、自我保存的底线与实现自己的崇高追求等等,使他敢于面对任何厄难与处境,既使面对着最可怕的毁灭,也绝不气馁与妥协,而是以燃烧的方式,把生命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体的最高价值。这种冲突与对抗是残酷的,特别是在社会的离乱与动荡时期,各种矛盾迸发,“恶”成为推动历史的主要杠杆,历史合力包孕的“对抗”与“无序”,“人”别无选择地进入“适者生存”与“丛林法则”等等,都使这种悲剧既广泛深刻,又无从把握。
　　当然,在总体上,这种悲剧仍包括着某些基本特征,如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暴露,人们对原来的价值观,对金钱、名誉、地位、身体享受、信仰或其他身外之"物"的传统看法感到质疑、否定甚至绝望,也不再醉心于永恒的神或宏大的历史场面,它以冷峻的目光描绘现实的人生,它的悲剧主角既不是神仙帝王,也不是英雄巨人,而是芸芸众生，是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造成这些小人物悲剧的根源不在冷酷的命运之神,也不在偏执的性格,而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环境。所以,它总是从众多的因素中,力图揭示社会环境是悲剧人物苦难和毁灭的决定性因素，②当然,在这种“不得不然”之中,假若主人公本身缺乏真善美的品格,缺乏存在的合理性,缺乏对生活的热爱与奋进,缺乏积极反抗的行动与精神,缺乏对有碍人类进步之种种因素的批判与否定,总之,缺乏对“有价值”之物的破坏与毁灭的话,悲剧也就失去了它的“本质性”,即对“人”的肯定意义，反之亦然。
　　《白鹿原》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所反映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历史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乱成了一窝粥,各种政治力量如清政府、革命军、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以及其他方面都以不可逆转的意志,既影响着大至国家政治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左右着小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以及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及其他家长里短。③小农经济所固守的封闭与被压制的强大的破坏力,在利益面前的残酷掠夺与互相倾轧,土地买卖所导致的倾家荡产、交农事件所导致的严刑峻罚，以及饥饿与粮食的囤积居奇；另外，宗族制度与宗法文化还以乡约、族规和续家谱的形式,实施着“它的顽固与冷酷,扼杀人性的与颠倒的是非感和羞耻心,甚至还有掩藏在仁义面具下的罪恶、势利、扭曲及兽性”。——白鹿原象"一鼎沸锅",折磨着也煎熬着它的“存在者”,甚至带来“死亡”。所以,《白鹿原》写了很多生命的殒落:小娥之死、仙草之死、孝文媳妇之死、鹿三之死、白灵之死、兆海之死、朱先生之死、黑娃之死……这些死亡,决无雷同,它通过“无”让人看到“有”的价值,且能超升到文化境界中去,真所谓“知死方能知生”。④
　　面对着如此“险境”,面对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安身立命的观念、习俗、人情及秩序等等精神支柱的轰然坍塌,面对着新生的法律、权力关系和制度的变幻莫测,《白鹿原》至有价值地凸现了：无论什么人，都不肯轻易地不屈服于“既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存环境,也绝不甘心“认命”,而是在生与死的“距离”之间,浪漫主义式地展开自己的生命追求。甚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之冲突的悲剧意识,内在地刺激着他们追求“不朽”的欲望,激发着他们生成“历史人物”的冲动,并渴望以事功、伟大人格、智慧等种种方式参与、推动或创造着人类的历程进程。⑤
　　在众多的人物之中，黑娃以烧粮仓、闹农协、当土匪、归顺滋水县保安团以及最后的起义等等形式，公开地表达了对腐败的社会强权之反抗和对历史潮流的顺应。以敢于娶回被人遗弃的小蛾,以顽强的毅力“戒土”,以及重回白鹿书院跟朱先生“学为好人”,始终如一地探究着生命与社会拒绝“同污”的“最佳”方式。无论面对任何遭遇,他从不失坚强风度，总体地表现了“向上的理性人格”等等历史的进步因素。与之相比,白孝文则体现为“向下的感性人格”,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乱世枭雄”,他遵循享受与出人头地的欲望需要,既使面对着最后的毁灭,他还是看重过程的利益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破坏、道德与代价于他不值一提。如屈服于小蛾的勾引、吸毒、卖土地与房子、与亲人反目成仇,甚至对张团长也恩将仇报。与社会种种力量或对抗或妥协之中,他永远追求着自我的“中心化”或“唯己是图”。为此,他不惜如马基雅维里所说“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白孝文又成了邪恶社会的化身。面对着“纲纪败坏”与“道德沦丧”,白嘉轩所苦撑的“仁义”与“耕读”,事实上既与时不合,又无济于世,但逆子白孝文及自己所遭受的被打断腰杆等诸多挫折,并未使他改弦易辙,他心甘情愿又“英雄般”地走上礼教的祭坛。其他的如朱先生不为“乱世”所动,以修身、撰写县志等“圣人之行”抵抗着时代的污浊,小蛾在礼教森严的罗网中,偏要以情欲方式勃发自己的生命力,白灵以信仰与牺牲为旗,融入到推翻这个社会根基的洪流中去等等。
　　死亡是令人痛苦而恐怖的,但生命意志也是不可摧毁的。在如磐的暗夜里,他们都从“已在”的现实出发,进行了种种的、甚至是“破釜沉舟”式的反抗,既使涂染着道德的污点,但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仍显示了“人”俯瞰社会或者环境的伟大与祟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神会了《美国的悲剧》《费加罗的婚礼》《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复活》等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环境“异化“是悲剧的根源之实质,揭示了有关社会挫折“人”、否定“人”的真实。但在揭示了“人”的个人尊严即现代人在社会的生存困境中确定“人”的价值的权力方面,《白鹿原》展示了积极、主动、自我创造的一面,后者则贯穿着消极、被动、乃至自我毁灭的因素。所以,与其说《白鹿原》是一出惨酷的社会悲剧,不如说它是一出永在的抗争之歌,其中内存着海明威的硬气、贝克特“绝望的勇敢“与加缪式的西西弗斯精神。
　　
　　二、性格悲剧与人格理想的可能限度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雅斯贝尔斯认为,性格本身就是命运的逻辑与形式。⑦利奇也说过，与必然性相关的最可怕的事情在于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与之共谋。⑧这一切都说明了,性格悲剧其实也可能是主人公"自找"的,社会只是给了他一个机会,把他带进一个悲剧性的境遇中,然后隐身而退,省下的就是人物在这境遇的性格展示中走向悲剧的结局。⑨
　　在这些人性格系统中,一方面，“真、善、美”总是有着主体性,它们表征着主人公的价值与存在的合理性,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为他们的抗争提供动力,为他们的毁灭保存着形而上的生命之“迹”；一方面，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受着本能、欲望与利害的驱动,它们有着不可抗拒的破坏性,亵渎着、腐蚀着、摧毁着“真、善、美”所设计的人性乌托邦,特别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它们制定着历史与社会的“潜规则”,内在地掌握着“进步”的主动权,并在实际上起着“最主要的杠杆作用”。假若我们深入这些人的心灵世界,就会发现,正是他们的灵与肉、情与理、癫狂与文明、意志与欲望、理想与现实、道德意识与历史冲动等等所形成的“性格合力”及其与环境的“合谋”,成为悲剧的主导之“源”。
　　然而,与叔本华把悲剧看作“罪恶”,倡导生命乃至整个生命意志的放弃、最终走向彻底的悲观主义及其虚无不同的是,《白鹿原》所表现的性格悲剧,主要是通过主人公们方方面面的性格冲突,展示了“美”的毁灭及其代价,展示了人性的沦落与苍凉,展示了历史缝隙中“人”的偶然性,展示了生命的光彩、锋芒与阴影之重。同时,通过过程所涤荡的悲壮与激昂的主旋律,作者表达了对“人”的整体认同,对“真、善、美”人格的真诚预期,并从肯定方面重新阐释了永恒的生命意志及其内在的丰富性。总体说来,《白鹿原》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方程式的。
　　在《白鹿原》中,田小娥无疑是个受诅咒的女人。但也正如雷达所说,她“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性格内涵相当错杂。一方面，她出身于农村的诗书之家,受过至为严格的“妇教”并在黑娃之前十分忠诚地恪守着“妇德”，残酷地压抑着生命与情欲的涌动,归顺着冰冷又死气沉沉的奴隶生活。——她的理想只在于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一方面，与黑娃的“偷情”唤醒了她最不忍的“爱与恨”，被郭举人休掉、被族长白嘉轩坚定地阻挡在祠堂之外、被大众遗弃又被鹿子麟霸占等等遭遇又使小娥解除了道德与人性禁忌，彻底地回归内在的“反叛”本性与情欲本能。甚至，为了反抗种种的外在“压迫”,她已经不顾忌自己作为“恶”的化身了。然而,她又是无辜的。正如“露露”一样,她“是天真的非道德主义者的化身,是作为原始力量的动物性的性的化身。她是真正的动物,野性的美丽的动物。她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一个既有吸引力又有拒斥力的女人,一个强烈而独立的女人,一个斯特林堡笔下的那种女人,狡猾、放荡、欲望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她本身是天真的,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全无恶意。但当她按照她的欲望行动时,当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赢得情人时,她却毁灭了别人。但她最后也毁灭了自己。”⑩她有着繁漪式的“雷雨”性格,敢爱敢恨,敢于付出也敢于承担,敢于克制也敢于放纵。所以,她才敢要与黑娃“私奔”、敢于“尿乡约一脸”,并且在死后仍要报复整个“白鹿村”。正是这种“极端的、反叛的、破坏的”性格不见容于铁屋子般的“社会”,与其说是鹿三杀死了她,不如说是她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理想与权力,宁愿与鹿三“共谋杀己”。
　　有人认为,黑娃是中国的葛利高里,在《白鹿原》中有着“关捩”性的叙事功能,他的性格反反复复,如当长工、成为农协主任、做贴身警卫、当土匪、干营长、成为副县长等等,⑾这反映了他性格中的“原罪感”、“自卑情结”与不安分意识,也是他的悲剧之“源”。应该说,它们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黑娃的性格表征。然而,如果我们再仔细深究下去的话,就会发现,黑娃是有着独特的性格逻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是他的性格基础。“安命”、“巧滑”和“怯懦”等等历史惰性一方面生成了他的本分的庄稼汉意识及其思维方式,但也潜在地阻扼了他从人生理论上提升自己；一方面又导致了他的自卑、多疑、有义气而欠原则、有判断而乏是非标淮、能够迅速地适应处境但又“随波逐流”、敢于行动却又软弱得可以随时改变主张等等。“原始的生命强力”是他的性格动力。在黑娃的身上,蓬勃着不可抑止的强悍之气,它要寻求畅快的发泄渠道与方式,或者攻击着不合理的秩序、或者向强权宣战、或者满足着自己的欲望如权力、名誉、地位、理想以及生存。它使黑娃既有野心又很凶狠、既充满正义感又怀着不惜毁灭一切的报复心理、既积极投入“行动”但又不问对错、可以把生命力爆发到极限又容易遭人算计。“自我实现的焦虑”是他的潜在的性格主导。“要成为什么人”总在无意识拷问着黑娃,使黑娃无法停止自己有限的人生探索与追求。尽管它的感性倾向与急功近利,无法使黑娃成为鹿兆鹏式的革命者并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但它仍然让黑娃保持着对现实制度的反抗性和对未来的执著与进取精神。尽管他“不比阿Q有多少实质性进步”，⑿但在行动方面却又比阿Q“坚强得多”。——作者对黑娃的态度有矛盾与批判，但对他身处困境与“长夜中的摸索”、人性中的闪光点以及顽强不屈的精神仍表示了充分的敬意与肯定。
　　在《白鹿原》中,鹿子麟可以说是汇聚了“恶”之大成的“撒旦式”人物,“勺勺客”的发家史就暗示了鹿子麟的性格之"源"及其表征。他缺乏“为人”的起码的道德标准,不仅动物般地占有女人,而且还与白嘉轩明争暗斗,追求权力与虚荣。他道貌岸然地充当白鹿村的头面人物，仗着乡约身份作威作福,吃喝嫖赌；既得意妄形,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又在受牵连时胆小如鼠,不仅倾家荡产地买通门路,而且“心灰意冷”。他讲究的是自己的“脸面”,全无骨肉生死之情；他追求的是不论好歹的身体享受,与田福贤沆瀣一气。他既可以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卑鄙、下流、无耻。然而,真正事到临头时又束手无策,可怜、瑟缩、恐惧。他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但绝不是时代与社会新人；他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但绝不是礼教的圣徒。人格的分裂使他附丽着每种文化成分生存,但亵渎与背叛又使他遭受着它们的共同遗弃。他缺乏生存的精神根基,所以,做什么事情,既使色厉芮苒,也掩不住他的心虚气短;既使在最得意之时,也不自觉地深怀着无所归依的隐忧与茫然。正因为此,他才在惊吓中以疯癫下场,最终象狗一样地死去。在他身上,集中着作者对人性的批判与思考。也可以说,正是从否定方面,作者展示了人性真正的价值所在。
　　与鹿子麟相比,作为一个人格神,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太多的矛盾因素。如既恪守最压抑人性的封建的“仁义”文化,又表现出独立、坚强、豪狠的性格；既在摧毁性的打击中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死亡和彻底绝望,又能为维持礼教和风化忍受住"心上插刀"的非凡痛苦；既注重宗法文化下的乡村人情,又能以刻薄寡恩冷酷地抹杀人性。⒀鹿三作为礼教文化的忠实奴隶,他不能容忍黑娃带一个二茬子女人进祠堂,也不能容忍小娥的放荡给白鹿村蒙羞,特别是白孝文的彻底堕落,使他终于在义愤之中亲手杀死了小娥。然而,人情与人性的残酷冲突,使他的良心经受着最不堪的折磨。小娥的附身其实是两个鹿三的辩诘、搏斗与自我惩罚,正是他对“仁义”的盲目忠诚与为人的善良“异化”并撕裂了他的人格,也导致他在肯定与怅悔之中精神崩溃。
　　可以说,作者以如椽之笔,引领着我们进了人物性格的大观园,这里有呼号、有挣扎,也有娇艳的阳光与花朵,但不管如何,都在倾情的出演之后无可挽回地走向寂灭。正是在“美”的毁灭与“丑”的展示中,《白鹿原》洞穿了人性的最高真实并肯定了人格理想最大限度的可能性。
　　
　　三、命运悲剧与“自由意志”对生命的有效实现
　　
　　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就以命运悲剧的形式对自身的“斯芬克斯”之谜展开展开了不倦的追问与探索：是什么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生老病死与生儿育女、欢乐幸福与忧愁灾难、高贵显赫与低贱贫穷、爱恨情仇与冷酷绝望?面对着巨大的、无处不在又不可把握的“命运”,人们既怀着敬畏,对它虔诚地顶礼膜拜；又不时地滋生着悲壮的献身冲动,千方百计要打开这个“所罗门的瓶子”,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揭开它的面纱。
　　其实,无论对“命运”持何种解释,不管是“天意”、“自然规律”还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都高悬在人们头上，象“达摩克利斯”一样主宰着芸芸众生；在“人—命运”的关系法则中,面对着"先在"的“悲剧性”,人们该如何选择他们的“生存过程”?对此,黑格尔认为，由于“命运”是绝对力量的化身,在它面前,人们永远是渺小的；顺从“命运”是人们应尽的义务,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谢林则干脆主张，人们应该压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两者的矛盾与冲突中认识到自己的片面性,从而撤回自己的要求来实现“和解”；或者“自愿地为不可避免的犯罪而接受惩罚,以便在宣布自己的自由意志时,用自己自由的丧失去证明这种自由。”⑿
　　当然,也有的人蔑视“命运”的可怕性,在他们看来,尽管“命运”是“先在”的,但人在实现“命运”的过程中,意志是受“人”主宰与支配的。所以,爱比克泰德在生活实践中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意志更坚强,“连宙斯都不能征服的”,一切东西都得臣服于它,而意志本身是自由于奴役和臣服的。⒀尼采提倡“超人”哲学,认为在酒神作用下,人们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他可以将自己的一切能量和欲念毫无顾忌地宣泄出来,它可以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可以不断地建设,也可以不断地破坏,把人生当作一场世外桃源式的狂歌劲舞的欢筵。人生就是从这种不停的充满活力的野性放纵中寻找幸福。⒁因此,面对着不可抗拒的“宿命”,人们既可以凭借自由意志找回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自由意志的张扬,也可以使人的生存悲剧更加深化,并确证着“人—命运”的关系存在及其合理性；反之,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可能产生命运悲剧。正是在这种背景及意义上,我们找到了《白鹿原》作为命运悲剧的深层结构及其中所伸展的狂欢与自由精神。
　　总体看来,《白鹿原》就象巨大的“命运之城”,所有的人都被“圈”在里面,谁也无法走出其中。苦难与死亡的幽灵到处徘徊,在岁月的轮回中,“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不断地绞合,轮番出演着种种命运悲剧。白嘉轩在思索人生奥秘的时候,总是想起自古流传着的某句咒语: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第一次经历了这个人口大回缩的过程而得以验正那句咒语,便从怀疑到认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
　　疾病、灾害、战争、运动、瘟疫、看风水、迁坟等等,都搅和在这些人的生生死死里面。不论品德的好坏、生命的贵贱、心气的高低、行事的对错、力量的强弱以及是反抗还是顺从,他们都无法摆脱“命运”之手的掌握。不论是朱先生“圣人”般的明白之死还是众民们的糊涂之死,不论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不论是为个人享受还是为大众谋福祉,他们的哀号、倾诉、忏悔、赎罪、坦然、冷酷、恐惧以及得意,都在“命运”的天平上被一概抹平。不论他们曾生死相对,你挣我夺，是为名誉、地位、钱财还是信仰与尊严，是惧怯逃避还是心甘情愿地赴汤蹈火，是叱咤风云还是象蝼蚁一样地生与死,“命运”总是在最后显示出绝对的“公平”。就如《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之正册、副册与贾宝玉的“石头”身份成为他们的“质”之规定性一样,《白鹿原》也通过“立乡约”、“建祠堂”、“修族谱”等等行动凝聚了生命的所有内涵,并予以“几乎无事的”呈现。总之,在《白鹿原》纷繁复杂的人生表象里,镶嵌着无数的“命运”陷阱,要跳出它是多么地不可能啊。
　　当然，《白鹿原》不只表现“人”是残酷命运的无辜牺牲品,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灵。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命运”不仅是可以认识的,而在于它本身就凝聚着主体的意志与激情。所以尼采说道:“不知道对象——按照我们的实际需要的程度把秩序和形式加到浑然一体的自然上。在形成理性的逻辑和范畴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我的需要。⒂”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白嘉轩、鹿子麟、黑娃、小娥、白灵、鹿兆鹏等人独特的精神现象——自由意志时,他们都体现了为“人”的本真与率性,在“命运之城”体现了主体意志之恣肆与张扬,在历史的灰败中体现了创造者本在的精神根基与生命的绵延之维。
　　正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一样,白鹿原人的生命与社会和生活也是“同在”的。他们一旦被投入其中,就认可了这种“规定”的生存内涵,决不存在“异化”与“排斥”，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互相生成的。白鹿原人尽管处在“乱世”,但他们都能遵从自己的本性生活,决不屈从外来的专制与压迫。白嘉轩已经把礼教因子内化到骨髓与灵魂里了,所以,他才会对所有的反叛者残酷无情,对他们的悔过则既往不咎,从他对小娥、对孝文、对黑娃的态度来看，可以说他是个实实在在的“礼教人”。在情欲与“淫荡”的外表之下,小娥内心里则奔腾着不息的生命意志。黑娃的时反时复,又何偿不是通过“自由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本质”呢?——他们有权决定自己在处境中的“存在”,这是他们对“命运”的最高挑战。
　　他们也没有什么心理与精神禁忌,“我的需要”才是他们的内心律令,意志自由相应地取决于他们的主体素质。因此,在走向“命运”的过程中,他们自在地“狂欢”着。享受或者反抗、迷醉或者堕落、痛苦或者逃避,正根源于“生命精神”内在的汹涌与幻化。如仙草与白嘉轩在成婚之夜敢于“冒死破禁”,完成“夫妻之合”；朱先生修“圣人之业”,如徒步劝退二十万清兵,捧着瓦罐嚼食,帮助县长铲除罂粟,赈济灾民，不畏强权又“责无旁贷”。鹿子麟在道德之外“我行我素”,决不掩饰自己的“生命本色”。“败家子”白孝文在被小娥“码下裤子”之后,卖田卖土,不顾家人死活,不要名声、脸面和尊严,既使在被饿死和“抢舍饭”之时,仍要“随心所欲”地活着。——尽管有着“命运”的“笼罩”,可他们却仍“野性”地呈现自己的生命力,在寂灭过程中灼放出它的亮丽光华。
　　当然,他们不是尼采式的“超人”,绝不至于在“太阳”式的幻梦中使自己发疯。作为“本真之人”,他们对生命力的发挥毕竟还持守着理性范畴。正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说:“上帝让意志自由,因为/顺从理性的意志便是自由。”不过,在《白鹿原》中,理性并非公共的做人准则、道德或良知之类,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已内化为他们的血肉和灵魂的、个体化的做人“方法”。正如奥古斯丁在名著《上帝之城》中强调人的命运生前决定论一样,陈忠实也在《白鹿原》中认为,由于这些人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们对生命的忠诚和顺从不是出于“必然”,而是出于“自愿”,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而且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自己作出选择,包括对是否崇拜和顺从生命作出选择,而他们赖以作出选择的便是由长期的生命实践所形成的做人“意识”。⒃如鹿三无论是做一个本分、厚道又“最好”的长工,还是在“交农”事件中意外地做一个领头儿,或者用梭镖杀死小娥等等,鹿三都做得“问心无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可以做得“随心”而不逾出自己的做人“经验”。其他的如冷先生、白嘉轩等人莫不如此。总体说来,尽管“命运”是灰色的,但《白鹿原》却通过“自由意志”发现了实现生命的有效途径。
　　
　　结语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总是涂抹着浓浓的悲情,以至有的论者认为,悲凉是贯穿其中的主调。正是在这种多灾多难的行程中,中国人无奈又坚毅地进行着自己的苦斗与挣扎。所以,陈忠实以《白鹿原》如实地还原了“中华民族”的近代“秘史”。但他并不纠缠并蛊惑于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而是深入其里,大胆地剖开了中国人永被遮蔽的惨淡人生。这里有哀号、有“吃人”、有阴谋,但也有热烈的生活和爱,有充满道义的温情,有卑微和低贱的牺牲,有高贵的信仰和生命诉求。陈忠实怀着忧愤深广的悲悯精神,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概括与呈现。《白鹿原》一方面集中了人类所遭遇的“心理的、环境的、本体的”种种悲剧,“命运安排”、“性格过失”、“社会环境”等等因素使中国人处在"二难"之中又别无选择。多难的历史铸就多难的人生,多难的人生又拷问着芸芸大众的生存能力和忍耐精神,这其中蕴藏着多少丰富的痛苦与悲哀？！但另一方面,《白鹿原》又超越了它的伤感与迷失,热情地描写了处身其中的人们之坚韧地反抗、执著地寻找“真、善、美”的价值以及自由意志赐予生命的合理性及其辉煌。在悲剧的高度上,陈忠实广泛、深入又满怀热爱地肯定了人生!——为此,我们可以认为:《白鹿原》是当代文学史上至为深刻的一部“人生”大书!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向来缺乏悲剧传统，所以，《白鹿原》的“悲剧意识“，既有来自历史本身的沧桑与巨痛，也混杂着西方悲剧神秘、尊贵和深入骨髓的危机感，还掺和着作者惨痛的生命经验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抗争精神，陈忠实通过《白鹿原》把它们完善、组合并形而上学化，苦心建构并有意义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特别是茅盾文学奖的“悲剧美学“。
　　
　　参考文献:
　　①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②曾庆元:《悲剧论》.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76—193页。
　　③④⑿⒀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⑤许苏民:《历史的悲剧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⑥转引自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9页。
　　⑦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43页。
　　⑧科利福德·利奇:《悲剧》.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⑨和磊:《生命的无奈——关于性格悲剧的一种理解》.艺术百家.2001年笫1期。
　　⑩她是魏德金德的名剧《露露》中的同名主人公。参见任名生:《西方现代悲剧论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⑾陈思广:《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⑿⒁转引自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7、336页。
　　⒀转引自陈文庆:《命运与自由意志——斯多葛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⒂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⒃参见肖明翰:《<失乐园>中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堕落和再生》.《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白鹿原》文化价值透析

作者：陈敏郡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近年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渭河平原上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白鹿原上风云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绵、冤冤相报、代代相传。展示了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历史画卷。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
　　什么是文化？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在汉语语境中，文化一词有时极宽泛，有时又极狭隘，是宽泛还是狭隘，取决于使用者的个人理解。事实上，在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富弹性和社会意义的概念，其具体语义往往根据语境才能判断。这里所说的文化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指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知识、信仰、风俗、民情、民族心理、特定的生活方式等。文化包罗万象，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既有深层的，又有浅层的。
　　
　　一、《白鹿原》在文化表现上是深刻的
　　
　　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每当白鹿原经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故或一次大自然的劫难时，白鹿人祭祖的祠堂大门就要庄严神圣的打开一次。当这样强制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仪式结束后，白鹿族人仿佛进行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获得了精神的安宁。这种由原始氏族、遗风演变而来的封建宗法制的精神生活，仿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维持着封建农业文明肌体的生存，并使其获得了强大的历史存在合理性，保持着虽不旺盛但却持久的生命力。所以，历史上的白鹿原终会以长久的有序取代短暂的无序，以封闭的宗法统治抗御着一切异己力量的冲击。
　　在白鹿原上演的这部民族秘史中，白嘉轩自觉地以封建族长的身份，实践着以儒学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封建宗法制生活，维护着农业文明的文化秩序。
　　封建族长白嘉轩具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这种力量源于他重视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尚书》中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主张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他修身齐家治族的标准。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学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作为有着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封建族长，他有着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在全部族人都面临着皇帝没有了如何生活的困惑时，他请来朱先生的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救世良主“乡约”。在白嘉轩的治理下，“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不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由此可见，正是一个个白嘉轩式的家族皇帝支撑着两千多年封建农业文明的大厦，加固着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宗法统治的根基。
　　白嘉轩这一形象说明了儒学传统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盲从的固守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文化秩序，并在无数次的自然劫难与社会动荡中发挥着脊梁的作用。
　　
　　二、《白鹿原》所反映的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
　　
　　《白鹿原》所反映的文化既有庙堂文化，又有村社文化；既有上层文化，又有底层文化；既有正统文化，又有反叛文化；既有主流文化，又有末流文化；既有精英文化，又有大众文化；既有雅文化，又有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既有政治文化，又有风俗文化；既有儒家文化，又有道家文化……还有性文化、饮食文化、“史”文化、“诗”文化、神秘文化、土匪侠士文化等。中国文化就是由这多种文化汇合、纠结、斗争、渗透、融合而组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具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它是矛盾的，又是和谐的。《白鹿原》就从深层的蕴藉上揭示了这种文化意识结构。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犹如一个优秀文化组合而成的万花筒，令人心醉神迷，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回避历史真实，并不回避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朱先生的局限，即知识分子的力量的微薄、对城市生活尤其是商业活动的偏见等。这些局限其实也正是传统文化的或缺——重思想轻实践，重精神轻物质，重义轻利。
　　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则可以说是白鹿原的实际领袖。他是一代族长，在白鹿原宗族范围内，朱先生确定原则，他则具体组织实施。
　　白嘉轩的人格、修养、品德是中国传统文化正面特性的集中体现，与中国20世纪激烈的冲突相比，他的中庸特点尤其突出。他反对任何过激的行为，对于国共之争，他不偏不倚。他不赞成黑娃等人的革命，也不赞成田福贤等人的反革命。黑娃等人毁祠堂、铡人的时候，他痛心疾首，但当田福贤等人“反攻倒算”进行血腥报复时，他又出面为闹农协的求情。在压迫和屈辱面前，他退让，以使命为重，绝不进行暴力反抗，他具有极大的忍性，体现了忍辱负重的精神。他对黑娃有恩，但黑娃后来恩将仇报，不仅游斗了他，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腰，使他终身残废，但他后来还是接受黑娃的“悔过自新”，并且竭尽全力营救黑娃。在白嘉轩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中庸精神的和平、静穆的积极力量。在这些意义上，白嘉轩是超越时代超越阶段的，他真正反映出了民族的精神。
　　与白嘉轩争斗了几十年的鹿子霖成为儒学文化中生成的异己力量的象征。他聪明能干、持家有道、外交有方。由于祖宗的遗训，便更加注重于在社会上的立身扬名，加之白嘉轩在他面前强大的族长地位的刺激，他显得“官瘾比烟瘾还大”。在他身上没有传统文化对正统人格的塑造的影子，更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极端利己主义的原则。他要拼命地积攒财富，他要尽情地满足自己的肉欲，他最看不中的就是白嘉轩遵奉的人生信条。那些象征着儒学文化的乡规民约，在他心中无足轻重。这种传统秩序中生成的异己力量，无疑加速了农业文明历史的解体。但是这种文化力量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它无力承担建设现代新秩序的使命。
　　《白鹿原》不仅深刻而丰富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上层文化，庙堂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揭示其底蕴，而且还丰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民间文化，比如民间宗教、民间风俗人情、民间戏剧等，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神秘文化。小说中写“白鹿精灵”三次显灵（显示风水宝地，为白灵的死向白家报梦，朱先生死时的一闪），写黑娃的第六感觉（救习旅长时），写田小娥死后灵魂附体，引来瘟疫、化为飞蛾等，这些都是令人难解的现象。应该说，神秘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与迷信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对宇宙与心灵探究中不断生发的内在的心理问题。《白鹿原》写出了这种现象与心理，不仅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而且还使小说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氛围，引人入胜，达到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白鹿原》最深刻最独特的，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最大不同处就是它从正面反映和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把它放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参考书目：
　　[1]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4）。
　　[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
　　[3]张立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李振纲：文化忧思录[M]. 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陈敏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

《白鹿原》居住民俗的认识价值 张 恒

摘 要：本文分析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描写的居住习俗特征，阐明了其所折射出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白鹿原》 居住习俗 认识价值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民以居为地”。《白鹿原》中人物的衣食习俗都以尚俭为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居住习俗却与质朴节俭的衣食习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引发读者去细致地品味一下其中的意味。

　　

　　一、白家华丽的门楼是家道殷实和族长地位的象征

　　

　　小说第四章写到，白嘉轩因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发家致富，人丁兴旺。作为族长的白嘉轩生了儿子祭祖时，他才终于无愧地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让他彻底改变了父亲暴死、六娶六亡、后继无人的悲凉境遇。于是他“把祖传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把已经苔迹斑驳的旧瓦揭掉，换上新瓦，又把土坯垒的前檐墙拆除，安上了屏风式的雕花细格门窗。”至此，白家家道又兴旺了起来，白嘉轩族长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白嘉轩不但改造了老式房屋，还对门楼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原先是青砖包皮的土坯垒成的。现在全部用青砖砌起来，门楣以上的部分全部经过手工打磨。工匠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技能雕饰图案，一边有白色的鹤，另一边是白色的鹿。”“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这一节浓墨重彩地写白嘉轩对老屋的改造格外重视，以及对门楼的改造讲究到了极致的程度。为什么白家的门楼如此讲究精工呢？我们知道，房屋寄托着人们的幸福、人生的希望和生命的安全感，表达着主人与住宅建立的一种特殊对话方式。门楼是住宅的入口，标志着一个家庭全体成员的内部认同，也是家庭与社会连接的正式通道。门楼又是神灵的把口，我国一直盛行着在院门上贴门神画的习俗，传说画上的神灵立于门外，可令邪祟止息。“鹤”和“鹿”的意象让人很自然地想到美好、吉祥、长寿等寓意。传说“鹤”为羽族之长，它跟随神仙和道人云游，固又称为“一品鸟”，在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就有“一品当朝”即鹤立潮头岩石，还有“一品高升”即鹤在云中飞翔。尽管白嘉轩对政治、做官不感兴趣，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自然希望白家的族长地位能够得以永固；另一方面，“鹤”和“鹿”相随，自然又是取二者长寿、繁荣昌盛的寓意，它代表着户主的内心愿望和对人生幸福的诉求。另外，民国以前，大门的式样、大小、屋顶形式、油漆颜色、装饰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外人一看大门就知道宅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所以，白家讲究的门楼是其家道殷实和族长地位的象征。

　　

　　二、门房是白、鹿两家门面、面皮的物化标志

　　

　　门，是建筑物的脸面，古风今俗的展台；在白鹿原，门楼正是人的门面、面皮的物化标志。在等级社会里，宅门的高矮大小，同尊卑程度成正比。“贫富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不仅属于上层社会，也是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因此，后文围绕白、鹿两家门房门楼之争作者写得有声有色，精彩至极。

　　鹿子霖利用田小娥把白孝文拉“下水”让白嘉轩蒙羞，白嘉轩不但严惩了白孝文，还毅然决定与他分家。分家后，白孝文卖了房子，鹿子霖把孝文的门房买来拆下伤了白家的面子；孝武发誓把门房盖起来，白嘉轩说：“你把门房盖起来，就把你的名字刻到墙上。把孝文卖房的年月也刻上。”“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名言，白家因出了败家子而没了门房，让鹿子霖在这一轮争斗中占了上风，狠狠揭了白嘉轩的面皮。等到白孝文进了县保安团，东山再起，回乡祭祖，光耀门楣时，孝文对父亲说：“忙罢我想把门房盖起来。”白嘉轩说：“孝武把木料早备齐了。你想盖房，另置一院基吧。兄弟三个挤一个门楼终究不成喀！”白孝文豁达地说：“这个门房还是由我经手盖。”因门房是经他卖掉被鹿子霖拆除了的，再由他盖起来就意味着他要洗雪耻辱张扬荣耀。白嘉轩说：“你的用意我明白。干脆也不分谁和谁，你跟你兄弟仨人搭手把门房盖起来。这院子就浑全了。”后来，鹿子霖被捕入狱，他的女人为了救他把门楼门房又卖给了白孝文，这戏剧性的变化，使被释放出狱回到白鹿村的鹿子霖径直走到自家屋院门前时，几乎认不出来了，那座漂亮的在白鹿村独一无二的门楼没有了。白家获得了这一轮胜利后，白嘉轩因此来道歉：“不该乘人之危买房拆房”，又解释说：“孝文那年把房卖给你，而今是想捞回面子哩！”从这两次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心理因素就是“面子”问题，它隐喻着家庭的荣辱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

　　

　　三、四合院是符合儒家礼的要求为内涵的意象

　　

　　四合院是白鹿原的院落民居最为典型的建筑，采用封闭性的组合形式，从文化类型上来说，它是农耕文化的产物。为保卫劳动成果，人们用墙院将自己一层一层地包围起来。大到城郭，小到院落，无不体现出农耕文化的封闭性特点。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两侧接出耳房，居住家庭长辈；正房前左右两侧各有厢房，称为东西厢房，居住晚辈；正房与厢房有尊卑之序。白嘉轩家虽身为族长但也住不得上房，因为他母亲还在；鹿子霖家里也是父亲鹿泰恒住上房，鹿子霖住厢房。住宅建筑是家的象征，在家庭内部，它是体现出儒家文化在家庭关系中以符合礼的要求为内涵、以和谐为基本表征的意象，因此分家往往是家庭秩序破坏和家庭关系破裂的结果；白嘉轩对败家子孝文采取的一个断然措施就是分家，把他赶出家门。因此，在《白鹿原》中，民居既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也可以上升到表达某种思想的高度。

　　

　　四、信服圣言与置房情结的悖论

　　

　　朱先生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的人生箴言时刻回响在白鹿原的上空。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口歌当经念。当某一个财东被土匪抢劫财宝又砍掉了脑袋的消息传开，所有听到这消息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慨叹着吟诵出圣人的这句话来。人们兴味十足甚至幸灾乐祸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刚刚说过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脑后，又拼命去劳作去挣钱去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却又不真心实意去践行的悖论，揭示的仍是人们全心追求家的稳固、富裕和归宿的置房情结。盖房，置一份家业，似乎永远是农民最大的理想、最后的归宿。因此，人们拼命劳作，更多地是为了拥有自己的一份不动产，既是不动产，自然越大越气派越好，至于朱先生的“房是招牌地是累”的圣言经常被置于脑后也就是人的本性使然。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张 恒，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