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能吃葡萄籽吗:刘祖爱：关于马、恩两种社会主义设想的再认识

刘祖爱：关于马、恩两种社会主义设想的再认识

　　【内容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现之路有两种设想：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历史的进程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发生发展。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如何充分利用和创造条件来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积极成就来发展自己，这一点执行的好坏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从理论和历史结合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种社会主义设想进行再认识，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挫折。其中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现之路有两种设想：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

　　一、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的设想

　　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简称“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来社会主义设想的形成。马恩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了预测，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设想。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

　　在生产力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第一，只有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企图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那只能是一种空想，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考虑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共产主义革命是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或至少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由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在生产关系方面，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有不同层次的几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国家存在时期的主要形式。工人合作社，即工人所有制，解决国有土地和工厂的使用问题。社会所有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形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他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管理生产和组织分配，其实质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以及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马恩认为，个人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同时强调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们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个人发展最根本的条件。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的生产关系变革，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从而剥夺一个特殊阶级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从而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别，摆脱制约单个人全面发展的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除不同社会职能对人们活动方式的限制，铲除人的自我异化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根源，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愈深，个人也就愈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解放。他们预言，未来社会将实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劳动上和人性上的彻底解放。

　　总之，马恩讲的这种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其理论意义在于：

　　1、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提出这些观点还只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的科学假设，在被实践检验之前，这些科学原理难免还较为抽象而不具体;在被检验之后，这些原理才较充实而丰富。

　　尽管如此，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本质特性的把握，仍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释现实世界的巨大能力及其时空穿透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1]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这里用一个“除非”、两个“从而”和一个“否则”、两个“决不会”，对资本主义生命运动的规律的揭示，应该引起干社会主义的人们给予更为自觉与深刻的领悟。

　　事实上，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以其深邃的社会洞察力，惊人地发现，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变成了革命者的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曾经在许多著作里阐述了这一思想。正因为如此，1848年欧洲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经历过一个时期的“和平”发展，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已完成，股份制和托拉斯组织大量出现，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统治权力大为增强，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在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及1993年《〈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都曾特别提请工人阶级尤其共产党人要充分关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特别是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情况，提出的新课题，创造性地探索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譬如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要过高估计形势，不能急于求成;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式与手段，应当依据历史条件;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制的形式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历史已经证明，正因为其科学性，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所借鉴或利用，这种伎俩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力量所无数次地运用而更加炉火纯青。其结果，也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或不承认也无法回避的客观表象：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

　　2、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总体上说是科学体系、科学理论，但是也难免还夹杂有个别空想因素。

　　他们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中科学因素的时候，在缺少实践验证的情况下，有时科学因素与空想因素混杂，难以一下子分辨清楚，严格筛选。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货币、没有商品、没有市场的社会，按劳分配将采取“劳动券”的形式实现。后来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能取消货币、商品和市场的。无独有偶，1872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解决住宅问题设想受欧文的影响也带有空想的特征。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住宅问题应该多渠道解决。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变成现实之前，只是推论、还不可能十分圆满、完备，其中所蕴含的个别论断可能被后来实践改正，其中夹杂的个别空想因素有待未来的实践剔除，切忌把有待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神圣化、教条化。

　　3、马克思、恩格斯反思人类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和人民立场的意义是永恒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标志着科学地、历史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而且也同时标志着人类对于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的自觉反思和科学认识的开始。其贡献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反共的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等)所称赞。马克思、恩格斯反思人类历史和科学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当然坚持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当时条件下对彼时彼地的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具体结论。而要遵循的是他们所揭示出来的规律性认识，以及使他们能够透过表象认识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这一理论也同样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发现资本主义病体内在机理及其病灶所在的诊断书，不断地借此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理与防治，以期使资本主义的历史寿命在带病生存或亚健康的状态中延续。

　　当然，反思人类历史，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而且还必须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坚持正确的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不是从一己的私利出发，而是站在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上，甘愿放弃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为他们个人的发展所提供的一切机遇和条件，不畏劳苦，不避艰险地为了历史地否定资本主义而替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锻造批判的理论武器。也许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1999年末，在全世界迎接百年更替和千年之交的以“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为题所作的名义调查中，马克思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名列榜首，得票远远多于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

　　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

　　另一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简称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和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借用卡夫丁峡谷的典故，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意在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罪恶阶段，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破坏和灾难。

　　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的视线逐渐东移。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后欧洲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及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使资本主义有了缓慢发展，但也使各种社会冲突空前地激化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马恩面前：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人民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将向何处去?是按过去的设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另辟蹊径，探索一条更为光明的现实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他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的设想，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晚年著作中有多次论述。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象阿尔及尼亚、埃及、印度等这些被西方征服的殖民地国家可以在欧美先进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在这些先进国家帮助之下，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俄国实现这种跨越的条件主要是：第一，必须以俄国农村公社的进化和发展为基础;第二，必须有俄国革命;第三，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引发和推动;第四，必须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作出榜样。他们的思想很明确，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

　　马恩设想的这一种社会主义，是“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的社会主义，简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既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在具备上述前提条件的东方国家推进的。历史的进程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发生发展。但是这并不能淹没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同类型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的理论光辉。其理论意义在于：

　　1、他们不仅指明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而且论证了其必然性、可能性和条件。

　　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方法论原则，至于具体道路怎么走，则应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列宁科学地剖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并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同时，还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与殖民地的特殊地位，指明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社会主义不仅由理论变成了实践，而且社会主义实现了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并未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像俄国、中国等这样一些不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取得了胜利。因此，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出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该如何进行建设?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影响深远。

　　实际上，马恩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第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破坏和灾难实现社会主义。第二，落后国家在进行“卡夫丁峡谷”跨越的同时，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积极成就，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落后国家如何才能将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运用到自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中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逻辑地进行推论出两种途径：第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并由他们提供榜样示范和帮助。历史证明，这条途径没有变成现实，但历史演绎的却是在不发达的基础上先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帮助。第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必须充分利用和创造条件来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积极成就来发展自己。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可以通过改革和开放来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积极成就。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执行的好坏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

　　十月革命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开始列宁是按马恩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去理解和建设的，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经过三年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苏联在应付战争和经济破坏方面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列宁深感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有很大的差异，必须另辟蹊径。列宁在他生前发现并纠正了错误，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勇敢而坦率地承认了错误，并做出了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战略决策。列宁毫不掩饰地承认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从而变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1]1918年，他用公式表示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宏观战略任务，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3]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急匆匆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把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在苏联建立了一个高纯度的公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急于变革生产关系，就是想建立起马恩所设想的“资本主义后”的那种社会主义。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已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不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他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释成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这就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同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按后者的模式来规划前者。苏共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估计是脱离实际的，斯大林、赫鲁晓夫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之所以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纯而又纯”，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原因在于混淆马恩关于两种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二十多年中，曾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学习和吸收外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但是，由于冷战时代实践和认识的局限，加之冷战时期西方实行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政策，在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基本上是按照马恩那种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主义(即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别是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负面后果严重。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有待“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社会主义。所以，关于这一认识的曲折导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严重的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邓小平真正把两种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主义明确区别开来。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他之所以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就是为了把它与马恩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也是为了把它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张的那种“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邓小平理论的要旨，就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来指导其建设，通过迂回道路最终走向马恩设想的那种“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邓小平主张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同时，要实行对内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两种社会主义设想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科学社会主义是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科学社会主义是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例如，在社会主义本质上问题上，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在传统的认识中，始终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本质特征，并把这三条当作评判社会主义天经地义的标准，以此来裁减一切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其影响下，多年来，人们总是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和经济体制上，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过去几十年中，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在经济活动中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从而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0多年来，中国通过实践，认识不断深化，从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定，这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更宏观、更集中、更深层次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从而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一块大奠基石。

　　2、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注意处理好三大关系：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上，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破除封建残余、破除小生产者消极影响。

　　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论。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迷失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计都有失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存在着脱离本国实际，脱离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原则，推行了不切实际的方针政策的做法，教训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估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必须坚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文化遗产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又要破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二者相互关系上，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过分强调二者相互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二者相互联系、借鉴、学习、交流、协作的一面。列宁曾为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作出了努力。列宁说：“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而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潮流，封闭起来搞建设，影响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东西。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极力主张对外开放，系统提出了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3、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要不同国家采取同一种模式实现社会主义，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模式应该是多样的。

　　马恩虽然探讨了东西方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但是，马恩关于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只作了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他们指出：“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1]可以肯定的是，马恩把两种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即一种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马恩从未设计一个能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方案，以供照抄照搬。他们曾严厉地批评那种把对西欧社会的研究成果视为一种万能的历史哲学理论套用于一切国家的做法。针对俄罗斯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马克思指出：“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的成果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本来应该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却主要奠基在封建主义社会的废墟上。因此，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主义制度以后，在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并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1]刘祖爱(1969.11―)，法学硕士，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科学系历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联系方式： E-mail:yuegf_1129@sina.com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42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第25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1]《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

　　[2]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页。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2页。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列宁全集》1986年版第41卷第167页。

　　[1]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同上，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