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荟粉的如何冲泡:《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艰难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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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艰难复出

2008-02-19 09:44:29 来源: 人民网(北京)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 吴志菲 余玮著 新华出版社
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事关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知道给首长看病,但是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有人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这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文章和讲话,都着力批评了“两个凡是”,驳斥了“两个凡是”。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