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哪些食物最养胃:李玉南与大叛徒徐梦秋·跌宕一生爱与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56:36
温莎公爵 于 2008-11-27 20:38:5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日、2日
采写人：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本报记者 甄颖
李玉南，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三年后参加长征，曾任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1937年春在延安与双腿截肢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结婚，并陪同徐到苏联治病，经历过莫斯科保卫战。1942年4月，军阀盛世才叛变，正在新疆的李玉南与徐梦秋一起被捕入狱。1949年回到家乡四川通江，任通江县民政科科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通江是红军入川第一站，川陕苏区首府。当年，通江人口23万，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5万人牺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农民饿死在送粮路上。
李玉南是我们在川北采访的最后一位老红军。全白的头发，笑起来弯弯的眼睛，88岁的李玉南仿佛只是邻家的慈祥老奶奶，与当年的轰轰烈烈无关，与几十年人生跌宕无关。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报名参了军；过雪山草地不敢睡觉，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当红军队伍从小镇沙溪坝走过，街边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叫李玉南的放牛女娃动了心，“咦，红军还有女兵呢！”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新奇不已。
她当即报名参军，换下竹壳做的“尖尖鞋”，穿上了圆口布鞋。“真的像个女儿国！”红四方面军有不少女战士，与李玉南过去大多成为童养媳的女伴们不一样，她们都特别独立，同男兵一起训练、打仗。在第一次领到了部队发的布票子军饷后，李玉南也像别的女兵那样，把交完团费后剩下的钱用来买了牙膏和肥皂。这是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奢侈品”，“第一回刷牙没啥好味道，怪怪的”。
李玉南没有文化，但嗓门大，记性好，胆子大。半年后，17岁的她已是川陕少共妇女部长和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那个时候没有电喇叭哦，但每回我一讲话，大家都听得到！”李玉南说自己很厉害，到县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如果工作没做好，她会毫不犹豫地给对方严厉批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还乡团”把李玉南的父母赶出家门，屋檐下露宿的父亲一夜大雨后活活冻死，母亲只好四处乞讨为生。这些不幸，李玉南直到解放后回到老家才知道。
“爬雪山过草地又累又困，但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醒不来了。”于是李玉南向战友要来了烟酒———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以至于后来患上了咽炎。“喝酒抽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其实根本就不行的。”李玉南说，在她解放后回到通江当民政科长的时候，有一次陪同前来瞻仰烈士陵园的客人吃饭，才喝了一点酒就醉了，晕乎乎的像在空中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也是在三过草地的途中，李玉南落下了妇科病。行军累了，战士们就背靠着背、垫一把草坐在地上。“水很快就渗出地面把草打湿了，不管你怎么换地方，都是坐在水里。”环境的艰苦破坏了女性的生理周期，一年多的长征中，李玉南的例假停止了，直到抵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我们好多女兵都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很正常！”
长征路上，李玉南还学会了跳舞，而且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在一起”的那种交谊舞。“我们学苏联，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宣传队的任务中，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她还是个好枪手，手枪、长枪都用过，到现在看电视也总喜欢看激烈枪战的镜头。
长征结束后，李玉南幸运地留在了延安，并且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是6个月的大学生！”老人骄傲地说。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小时候耳朵不太好是被炮声、枪声震坏的
1937年春，从延安抗大毕业的李玉南进入军事训练班继续学习。这期间，她极不情愿地结了婚。
徐梦秋，安徽人，曾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留学苏联，1930年秘密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索尔茨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红色历史学家”。
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有人告诉她，徐梦秋“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上海大学的高才生，还留过苏”，李玉南仍然不愿意：一来徐梦秋比自己年长近20岁，二来那时女兵都不愿意结婚，怕有了孩子增加负担。更重要的是，徐梦秋是个残疾人———长征爬雪山时他双腿严重冻伤，到达延安后实施了截肢手术。“周恩来在手术单上签的字！”李玉南说。
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于是，没有一滴眼泪，在延安一个小饭馆里举行的仪式上，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
“您当时有自己喜欢的人吗？”我们小心翼翼地问。李玉南不置可否：“不敢说这个！那个时候一不小心就给‘戴帽子’，哪里敢吱声……”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曾经在川陕苏区和长征路上作为领导发号施令的李玉南成了纯粹的家庭妇女。“母亲的厨艺不错，每个周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有空就会来家里好好吃一顿。”儿子徐维陶从前常听李玉南提起。
1938年，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中央派一些干部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工作，徐梦秋担任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李玉南也随夫去了新疆。“在家待烦了，我就去新兵营学医。”新兵营是兵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余部在新疆组成的部队，所属400多名战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习航空、汽车等特种技术。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留给李玉南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气球，那是苏军为阻拦德国低空飞机空袭而放置的阻塞气球。
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李玉南急忙一只手扶着徐梦秋、一只手抱着孩子躲进地下室。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外面的炮声吓得哇哇大哭，李玉南也不由哭了起来。“我这辈子就哭过那么一回。”李玉南说。
李玉南的第二个孩子徐维陶于1941年5月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我小时候耳朵不太好，就是在苏联被大炮声、枪声震坏的。”徐维陶说。
63岁的徐维陶小名“了了”，是通江县城里颇有名气的“了了”照相馆的老板。“波兰医生给我接的生，我生下来皮肤特别白，医生边打我屁股边说‘了哇其克’（波兰语‘很白’），父母就叫我‘了了’。”
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尽管蒙上了战争的硝烟，李玉南对于苏联生活的记忆还是挺美好。在她厚厚的一本老照片中，有好几张在莫斯科的留影，照片上的她穿着呢子长大衣和红色高跟鞋，神态安详而优雅。“早上好！晚安！”李玉南还记得不少常用的俄语，说到兴致处，她唱起了一首旋律欢畅的苏联歌曲。“我也不知道歌词究竟是啥意思，反正是开拖拉机的人唱的歌。”
李玉南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
李玉南已经记不起徐梦秋的模样了。她所有的老照片都是单人照，即使是两个人的合影，也早就剪去了另一半。
60多年前嫁给徐梦秋的时候，李玉南以为自己要忍受的只是一段因为徐的残疾而不够幸福的婚姻，她并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婚姻改变了她的一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开始向蒋介石靠拢。1942年春，盛世才捏造说“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密谋要推翻政府”，把包括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抓进了监狱,徐梦秋和李玉南也在其中。狱中生活的苦对于走过长征的李玉南来说不算什么，但刚满一岁的孩子吃不下监狱里的饭，整天饿得哭，她特别心疼。陈潭秋、毛泽民被杀害了，徐梦秋却活了下来，“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
“其实当时他对我没什么不好，还教我读书认字，但我不能跟叛徒在一起啊。”李玉南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是，那种情况下，离不离婚有啥区别呢？何况跟我们一起坐牢的还有两个孩子。”在辗转新疆、重庆、南京的牢狱和软禁过程中，国民党并不理会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梦秋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那是全家软禁在重庆时徐梦秋教孩子背下来的。
徐维陶记得，在重庆、南京的那些日子里，父母经常吵架。
李玉南试过逃跑。一天，她听见负责监视的几个看守闲聊说：“通江的筏子到了，我们快去买山货。”李玉南记得自己家中有个兄弟就是划竹筏跑生意的，“即使他没来，也可以求求通江老乡把我带回去。”她没有对徐梦秋说些什么，径直带上孩子，瞅了个机会从软禁全家的张家花园跑了出去。通过一条小街，刚甩掉跟踪而来的特务，却又碰上了另一队特务。
“他们把妈妈按在地下打，要她跪在玻璃碴上。”徐维陶对多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妈妈，只能轻轻摸她的伤口，拉着她的手哭。”
在国民党军统部门任职的徐梦秋解放后向政府自首，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通江老家。李玉南再次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说，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好像是从作业本上随便撕下一页写的，感觉无所谓，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本来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结一次婚已经够伤人，不能再结了。”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徐维陶把父亲已死的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
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单身母亲，日子过得艰难。
政府给的钱在路上就用完了，李玉南回到母亲家，行李中只剩下一堆“不能当饭吃的新鲜玩意”———从苏联带回的军刀、铁壳表、温水瓶、体温计，以及一块蓝色布料，被母亲摆放在院子里给乡亲们看。
一连十几天，李玉南的母亲夜里睡在门背后，她总担心女儿出事。果然，不到一个月，李玉南和孩子们就被抓去了。那时四川已经解放，但在通江，掌权的还是旧乡保甲，他们把李玉南母子4人绑在山崖下要杀。族里的大爷出面保他们，说“孤儿寡母的，放了吧”，土匪内部也盛传“这家人不一般，杀了他们可能会把大部队引来”，李玉南和孩子们才得以躲过此劫。
后来的运动同样让全家不得安宁。成绩优秀的徐维陶1960年初中毕业，被告知因为家庭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李玉南被撤职审查，尽管她回到家中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教育孩子们“不能拿公家一针一线”；“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
徐维陶直到上了中学才开始“对政治敏感”，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叛徒”，这个结论是他从“文革”期间的书报上看来的。但他不敢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他说，有一次电视台来采访，记者提起了徐梦秋，李玉南立马翻脸把记者赶出了家门。
徐维陶用同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当儿子徐安恒回家问他“有人说爷爷是坏人，咋回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们说不清，这个与你们读书没关系”。对于自己名字中的“安”字，徐安恒认为是对祖籍安徽的爷爷的一种纪念，但当我们问到徐维陶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儿子同自己的交流太少，名字其实是随意取的，没有任何意思。
全家至今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徐维陶今年5月份看到一篇文章，终于确认父亲已经死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散步是她的最爱，因为“闲逛也有意思，自由”。我们脑海中已深深地刻下了她的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记者手记
■记者职业中的残忍一面，在对李玉南老人的采访中尽显无遗。徐梦秋是李玉南最不愿意谈及的话题，我们一面艰难地让她打开了话匣子讲出不少甚至连儿孙们也不知道的东西，一面在心底强烈地谴责自己揭开老人的伤口。
李玉南或许恨徐梦秋，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徐，自己没准能成为女将军，而她的昔日战友王定国、王新兰“嫁对了人”的好运气，也让她感慨“人的命运不一样”。
然而，当我们谈到徐梦秋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时，老人的眼里有了些许笑意。“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一首老歌在心里悠悠唱响。或许那些爱或恨都已不重要了，毕竟，今天的李玉南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平静着。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日、2日
采写人：新华社记者 白瑞雪 本报记者 甄颖
李玉南，1916年出生，1932年参加红军，三年后参加长征，曾任川陕少共妇女部长、中央剧社团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等。1937年春在延安与双腿截肢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结婚，并陪同徐到苏联治病，经历过莫斯科保卫战。1942年4月，军阀盛世才叛变，正在新疆的李玉南与徐梦秋一起被捕入狱。1949年回到家乡四川通江，任通江县民政科科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通江是红军入川第一站，川陕苏区首府。当年，通江人口23万，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和支前组织，5万人牺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通江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农民饿死在送粮路上。
李玉南是我们在川北采访的最后一位老红军。全白的头发，笑起来弯弯的眼睛，88岁的李玉南仿佛只是邻家的慈祥老奶奶，与当年的轰轰烈烈无关，与几十年人生跌宕无关。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报名参了军；过雪山草地不敢睡觉，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来到通江。当红军队伍从小镇沙溪坝走过，街边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叫李玉南的放牛女娃动了心，“咦，红军还有女兵呢！”想起父亲讲过的《西游记》里有个“女儿国”，她新奇不已。
她当即报名参军，换下竹壳做的“尖尖鞋”，穿上了圆口布鞋。“真的像个女儿国！”红四方面军有不少女战士，与李玉南过去大多成为童养媳的女伴们不一样，她们都特别独立，同男兵一起训练、打仗。在第一次领到了部队发的布票子军饷后，李玉南也像别的女兵那样，把交完团费后剩下的钱用来买了牙膏和肥皂。这是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奢侈品”，“第一回刷牙没啥好味道，怪怪的”。
李玉南没有文化，但嗓门大，记性好，胆子大。半年后，17岁的她已是川陕少共妇女部长和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那个时候没有电喇叭哦，但每回我一讲话，大家都听得到！”李玉南说自己很厉害，到县里检查工作的时候，如果工作没做好，她会毫不犹豫地给对方严厉批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还乡团”把李玉南的父母赶出家门，屋檐下露宿的父亲一夜大雨后活活冻死，母亲只好四处乞讨为生。这些不幸，李玉南直到解放后回到老家才知道。
“爬雪山过草地又累又困，但不敢睡觉，害怕一睡着就醒不来了。”于是李玉南向战友要来了烟酒———喝酒吃辣椒御寒，抽叶子烟提神，以至于后来患上了咽炎。“喝酒抽烟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其实根本就不行的。”李玉南说，在她解放后回到通江当民政科长的时候，有一次陪同前来瞻仰烈士陵园的客人吃饭，才喝了一点酒就醉了，晕乎乎的像在空中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也是在三过草地的途中，李玉南落下了妇科病。行军累了，战士们就背靠着背、垫一把草坐在地上。“水很快就渗出地面把草打湿了，不管你怎么换地方，都是坐在水里。”环境的艰苦破坏了女性的生理周期，一年多的长征中，李玉南的例假停止了，直到抵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我们好多女兵都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很正常！”
长征路上，李玉南还学会了跳舞，而且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拉在一起”的那种交谊舞。“我们学苏联，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宣传队的任务中，唱歌跳舞同打仗一样重要。她还是个好枪手，手枪、长枪都用过，到现在看电视也总喜欢看激烈枪战的镜头。
长征结束后，李玉南幸运地留在了延安，并且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是6个月的大学生！”老人骄傲地说。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小时候耳朵不太好是被炮声、枪声震坏的
1937年春，从延安抗大毕业的李玉南进入军事训练班继续学习。这期间，她极不情愿地结了婚。
徐梦秋，安徽人，曾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留学苏联，1930年秘密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是索尔茨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红色历史学家”。
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有人告诉她，徐梦秋“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上海大学的高才生，还留过苏”，李玉南仍然不愿意：一来徐梦秋比自己年长近20岁，二来那时女兵都不愿意结婚，怕有了孩子增加负担。更重要的是，徐梦秋是个残疾人———长征爬雪山时他双腿严重冻伤，到达延安后实施了截肢手术。“周恩来在手术单上签的字！”李玉南说。
组织上派了不少人来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于是，没有一滴眼泪，在延安一个小饭馆里举行的仪式上，李玉南嫁给了轮椅上的徐梦秋。
“您当时有自己喜欢的人吗？”我们小心翼翼地问。李玉南不置可否：“不敢说这个！那个时候一不小心就给‘戴帽子’，哪里敢吱声……”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曾经在川陕苏区和长征路上作为领导发号施令的李玉南成了纯粹的家庭妇女。“母亲的厨艺不错，每个周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有空就会来家里好好吃一顿。”儿子徐维陶从前常听李玉南提起。
1938年，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中央派一些干部到新疆军阀盛世才部工作，徐梦秋担任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等职，李玉南也随夫去了新疆。“在家待烦了，我就去新兵营学医。”新兵营是兵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余部在新疆组成的部队，所属400多名战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习航空、汽车等特种技术。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没想到，两个月后，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本来是要到德国配腿的，走到边境上，仗就打了起来，只好回到苏联。”同年9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留给李玉南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气球，那是苏军为阻拦德国低空飞机空袭而放置的阻塞气球。
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李玉南急忙一只手扶着徐梦秋、一只手抱着孩子躲进地下室。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外面的炮声吓得哇哇大哭，李玉南也不由哭了起来。“我这辈子就哭过那么一回。”李玉南说。
李玉南的第二个孩子徐维陶于1941年5月出生在莫斯科保卫战的炮火声中。“我小时候耳朵不太好，就是在苏联被大炮声、枪声震坏的。”徐维陶说。
63岁的徐维陶小名“了了”，是通江县城里颇有名气的“了了”照相馆的老板。“波兰医生给我接的生，我生下来皮肤特别白，医生边打我屁股边说‘了哇其克’（波兰语‘很白’），父母就叫我‘了了’。”
1941年冬天，全家经哈萨克回国。尽管蒙上了战争的硝烟，李玉南对于苏联生活的记忆还是挺美好。在她厚厚的一本老照片中，有好几张在莫斯科的留影，照片上的她穿着呢子长大衣和红色高跟鞋，神态安详而优雅。“早上好！晚安！”李玉南还记得不少常用的俄语，说到兴致处，她唱起了一首旋律欢畅的苏联歌曲。“我也不知道歌词究竟是啥意思，反正是开拖拉机的人唱的歌。”
李玉南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
李玉南已经记不起徐梦秋的模样了。她所有的老照片都是单人照，即使是两个人的合影，也早就剪去了另一半。
60多年前嫁给徐梦秋的时候，李玉南以为自己要忍受的只是一段因为徐的残疾而不够幸福的婚姻，她并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婚姻改变了她的一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开始向蒋介石靠拢。1942年春，盛世才捏造说“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密谋要推翻政府”，把包括陈潭秋、毛泽民等领导人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人抓进了监狱,徐梦秋和李玉南也在其中。狱中生活的苦对于走过长征的李玉南来说不算什么，但刚满一岁的孩子吃不下监狱里的饭，整天饿得哭，她特别心疼。陈潭秋、毛泽民被杀害了，徐梦秋却活了下来，“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在敌人写的假材料上签了字，已经不是党的人了。”
“其实当时他对我没什么不好，还教我读书认字，但我不能跟叛徒在一起啊。”李玉南同徐梦秋立下了离婚字据。“但是，那种情况下，离不离婚有啥区别呢？何况跟我们一起坐牢的还有两个孩子。”在辗转新疆、重庆、南京的牢狱和软禁过程中，国民党并不理会他们的离婚声明，李玉南仍然作为徐梦秋的妻子同徐一起继续关押，是囚犯，也是伺候徐生活起居的佣人。
“出世才千日，幽禁已两年。”徐维陶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却记住了父亲写的两句诗，那是全家软禁在重庆时徐梦秋教孩子背下来的。
徐维陶记得，在重庆、南京的那些日子里，父母经常吵架。
李玉南试过逃跑。一天，她听见负责监视的几个看守闲聊说：“通江的筏子到了，我们快去买山货。”李玉南记得自己家中有个兄弟就是划竹筏跑生意的，“即使他没来，也可以求求通江老乡把我带回去。”她没有对徐梦秋说些什么，径直带上孩子，瞅了个机会从软禁全家的张家花园跑了出去。通过一条小街，刚甩掉跟踪而来的特务，却又碰上了另一队特务。
“他们把妈妈按在地下打，要她跪在玻璃碴上。”徐维陶对多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打妈妈，只能轻轻摸她的伤口，拉着她的手哭。”
在国民党军统部门任职的徐梦秋解放后向政府自首，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通江老家。李玉南再次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徐维陶说，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好像是从作业本上随便撕下一页写的，感觉无所谓，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本来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结一次婚已经够伤人，不能再结了。”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徐维陶把父亲已死的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
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单身母亲，日子过得艰难。
政府给的钱在路上就用完了，李玉南回到母亲家，行李中只剩下一堆“不能当饭吃的新鲜玩意”———从苏联带回的军刀、铁壳表、温水瓶、体温计，以及一块蓝色布料，被母亲摆放在院子里给乡亲们看。
一连十几天，李玉南的母亲夜里睡在门背后，她总担心女儿出事。果然，不到一个月，李玉南和孩子们就被抓去了。那时四川已经解放，但在通江，掌权的还是旧乡保甲，他们把李玉南母子4人绑在山崖下要杀。族里的大爷出面保他们，说“孤儿寡母的，放了吧”，土匪内部也盛传“这家人不一般，杀了他们可能会把大部队引来”，李玉南和孩子们才得以躲过此劫。
后来的运动同样让全家不得安宁。成绩优秀的徐维陶1960年初中毕业，被告知因为家庭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李玉南被撤职审查，尽管她回到家中总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教育孩子们“不能拿公家一针一线”；“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
徐维陶直到上了中学才开始“对政治敏感”，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叛徒”，这个结论是他从“文革”期间的书报上看来的。但他不敢问母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家庭里，所有关于徐梦秋的话题，都是禁区。他说，有一次电视台来采访，记者提起了徐梦秋，李玉南立马翻脸把记者赶出了家门。
徐维陶用同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当儿子徐安恒回家问他“有人说爷爷是坏人，咋回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们说不清，这个与你们读书没关系”。对于自己名字中的“安”字，徐安恒认为是对祖籍安徽的爷爷的一种纪念，但当我们问到徐维陶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儿子同自己的交流太少，名字其实是随意取的，没有任何意思。
全家至今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徐维陶今年5月份看到一篇文章，终于确认父亲已经死了。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李玉南“怔了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下楼散步。散步是她的最爱，因为“闲逛也有意思，自由”。我们脑海中已深深地刻下了她的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记者手记
■记者职业中的残忍一面，在对李玉南老人的采访中尽显无遗。徐梦秋是李玉南最不愿意谈及的话题，我们一面艰难地让她打开了话匣子讲出不少甚至连儿孙们也不知道的东西，一面在心底强烈地谴责自己揭开老人的伤口。
李玉南或许恨徐梦秋，她说，如果不是因为徐，自己没准能成为女将军，而她的昔日战友王定国、王新兰“嫁对了人”的好运气，也让她感慨“人的命运不一样”。
然而，当我们谈到徐梦秋作为一个学者的成就时，老人的眼里有了些许笑意。“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一首老歌在心里悠悠唱响。或许那些爱或恨都已不重要了，毕竟，今天的李玉南与世无争地生活在这个小县城里，平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