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困却睡不着怎么办:我读《白鹿原》

       “人是文化的动物。”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浸润着文化的渗透。白嘉轩这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他的头脑中，包含的是忠孝礼智信等儒家文化。他奉行“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生活准绳。他是传统文化的忠实执行者。“族长的地位，他所维护的礼教，他所秉持的传统观念，既铸造了他人格中的刚直、正义、仁爱，也凝聚了他人性中的僵硬和冷酷。”“在白嘉轩的僵硬和冷酷里，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冷水浸泡中已彻底扭曲、异化，在他精神的天平上，人性与礼教的比重是完全颠倒的。”在现实生活中，人既在看风景，又在作为风景被人看。换句话说，人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白嘉轩自觉地接受了封建文化的洗礼，成了儒家文化的一个代表。他不但要求自己按照传统文化的规则生活，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家人及族人身上。马克思说：“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又同时是剧作者。”白嘉轩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是悲剧的制造者。

       一

       “这块土地既接纳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化成为乡村村规家乡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人们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5]白嘉轩是一位不脱离劳动的传统地主，他虔诚地执行着家族传统。他终生不忘白家祖先发家故事所蕴含的脚踏实地、发奋图强的精神。他终生身体力行着白家立家立身的“纲纪”。白嘉轩没有高深的文化，没有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但在具体实践中，他却心安理得地把儒家文化奉为行事的准则。

       白嘉轩在自家门楼上镌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两根明柱上还刻了一副“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作为一个农民，他深知土地的重要，对土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迷。他也看到了传统文化具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因而，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先来看“耕”，我国自古都是重农抑商，农民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白嘉轩头脑精明，又不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因而早年他颇风光。白鹿显灵，他千方百计弄到了那块慢坡地，又谎称父亲托梦，终于如愿以偿迁了坟地。之后他不声不响地种起了罂粟，靠炼制鸦片发了家，新盖了房子，又置了地。可以说，是他的精明成全了他，他成了白鹿原上响当当的人物。但他深受朱先生的儒家思想影响，深知“过犹不及”，终于退守朱先生的教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坚持只雇一个长工。白嘉轩终生未脱离农业，他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他在“耕”上，十足的农民气，一丝不苟地耕作，兢兢业业地养牛。他只关心种地养牲口，而不关心鸦片害了多少人。他过着自己的日子，拒绝任何外界的干扰。再看“读”，白嘉轩一贯重视教子读书，教族人读书。他在儿子上学的年龄，召集村民把祠堂改成了学堂，他为了族人和儿女不惜花重金建学堂、聘教习。但这必须是孔孟儒学，他不允许儿女上洋学堂。对于所谓的新学，他看不惯，采取拒绝、排斥的态度。他让儿女读书为的是让他们继续走“耕读传家”的道路而不是展翅高飞闯世界。在“读”上，白嘉轩是保守的、封闭的、顽固的。他固执地坚守着他的思想，孔孟儒学在他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是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以孔孟儒学为基准形成的“乡约”，是可以净化村风、杜绝偷盗等不良行为的。虽然“乡约”确实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经不起现代社会的冲击，白嘉轩的“乡约”对动荡的现实无能为力，鹿子霖们大摇大摆地做着猪狗不如的勾当。孝文的沦落，灵灵的叛逆，黑娃的经历，以及兆鹏的毁婚等，也都表明了传统教育的失败。

       二

       对于白嘉轩来说，他的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家庭。他的所作所为，主要都是为了家庭的利益。为了把父亲的坟迁到那块他认为蕴藏着白鹿精魂的地里去，他谎说自己做了梦，梦中父亲示警；为了“传宗接代”，他理直气壮地宁可变卖家产也要不断地续弦；为了发家致富，他最先种植罂粟；为了李家寡妇的那六分好地，他和鹿子霖大打出手；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他便送他们上学，沿着“耕读传家”的道路发展；为了延续香火，他提出了借种计划。白嘉轩的机智、心血无条件地投入到家庭中了，他的人生也完全融化在其中了。

       白嘉轩忠实地执行着家族文化，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为了守住心中的信仰，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儿女是他的骄傲，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们。他深夜在灯下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又强令年幼的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女儿白灵充满灵气，他对她有着不同于儿子的娇惯。可是，白灵逐渐的离经叛道，最后加入了共产党，并自行取消了婚约。他所维护的旧秩序受到了来自女儿一方的威胁，女儿的追求和信仰与他的哲学格格不入。白嘉轩先是想方设法力挽狂澜，但结果不如人意，他便毅然宣布断绝父女关系。白灵的出走亏了他的脸，使他的文化精神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后来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孝文与小娥通奸，白嘉轩彻底崩溃了，他“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6]“这个儿子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断腰杆的劫难，他用刺刷抽击这个孽种是泄恨是真打而不是在族人面前摆摆架式。”[7]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他的权威，他的脸被儿女抓破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悲哀，他当白灵已经死了，孝文的一切也已与他无关，孝文大旱年借粮他也没答应。仙草的遗愿是见见孝文、灵灵，白嘉轩表面上嘴里答应了，暗地里却阳奉阴违，“即就是我死我咽气，也不许他俩回来。”[8]白嘉轩就是这样，虽然经受了诸多打击，但冷硬始终是他固守的性格。

       白嘉轩是一家之长，儿女必须从教育、婚姻到从业，终生都要听他的话。他的权威地位绝不允许有丝毫的亵渎。儿女只有尽孝道的义务，以服从为天职。但是灵灵和孝文却做了有损他的脸面的事情，成了白家的叛逆者。他是一家之长，更是一族之长，几百几千双眼睛都盯着看他的笑话呢！他无路可走，他也不想挑别的路走。他恨，他气，他宁可不要灵灵这个女儿，宁可亲手打死孝文这个儿子。但是，公然惩罚孝文，不但促使孝文放弃了道德上的尊严感、羞耻感，而且也激发了他的反抗情绪。孝文后来干脆豁了出去，公然与小娥相好，以这种自甘堕落的方式来蔑视冷酷的礼法。孝文的沦落是谁之过？中国传统道德具有它僵硬、残酷的反人道非人性性质。白嘉轩极力崇尚封建家族观念，全力维护封建家族秩序，自然也就成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卫道士。

       三

       “孝”是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核心范畴。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点明了孝道的最主要内容，即生下男性继承人。一个男性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就必须娶妻生子。性与婚姻不是因爱而结合，而是为了传宗接代。女性一旦生下继承人就可能母凭子贵，假如生不出一儿半女，则可能面临被休的命运。在“孝”的宗教化外衣掩盖下，女人成为生殖工具。

       白嘉轩一生先后娶了七个妻子，前六个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对她们也毫不动情，只有初夜征服她们的感受。他的女人死亡，他本该尽点丈夫的责任，但他当时在干什么呢？“他的四个女人相继死亡他都不能亲自目睹她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被母亲拖到鹿三的牲畜棚里，身上披一块红布，防止鬼魂附体。”[9]前六个女人相继死亡，白嘉轩的性事业屡受挫折，待到娶第七个妻子仙草时，传宗接代成为首要目的，其他的已不重要。可喜的是，仙草连生三子，使他在祭祖时“那种两头发慌发松的病症不治自愈”[10]，而且仙草还带来了罂粟种子，白家逐渐地发达了。然而，白嘉轩却认为自己的发家主要得益于“迁坟”后的“白鹿显灵”，这一切与仙草没有什么切实的关系。仙草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干事时的帮手，她在白嘉轩心里没什么特别的地位。仙草临死前想见见孩子，白嘉轩让鹿三骗仙草说没找着。他自己不许孩子进门，即使妻子死亡也不打折扣。孝武要续族谱，白嘉轩说：“就是说到此为止，人死了上了族谱就为止了，活人思念死人也该到此为止。不能日日夜夜天天无止地思念死人，再思念啥也不顶了。”[11]白嘉轩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他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必要环节。在此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是能省则省。所以，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的爱情白嘉轩看不惯，也不屑为之。孝文和孝文媳妇恩爱缠绵，白嘉轩授意仙草管管，之后又亲自出马教训孝文。黑娃带回了小娥，白嘉轩认为小娥不可能正正经经居家过日子，干脆鼓动黑娃抛弃小娥。

       娶妻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当无法达到传宗接代的目的时，女人，成了白嘉轩手中的棋子。女人的命运完全捏在了他的手中。在不知道是孝义还是孝义媳妇有病的情况下，白嘉轩“在心里构思完成了比冷先生说的更周密的方案，然后交给母亲白赵氏去实施。”[12]怀孕的话，孝义有了后代；不怀孕就可断定儿媳有病，休了她也不为过。不知道白嘉轩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孝义和孝义媳妇，毕竟生不生孩子是他们夫妇自己的事情，白嘉轩，只是一个外人。而他，竟独断地剥夺了儿子做丈夫的权益，暗地里与母亲狼狈为奸，使儿媳与别人上了床。假如生不出孩子，儿媳又当面临被休的命运，那么与兔娃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否会给她造成心灵创伤呢？白嘉轩不管，他只负责白家有后就可以了，借种计划的提出，形象的描写出了白嘉轩的婚姻观，那就是生孩子，过日子。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的情欢在他这里没有生长的土壤，他的婚姻观是正宗的，却也是畸形的。

       四

       封建的等级关系是森严的。白嘉轩自然也深受等级关系的影响。首先就男女两性来说，男人是天。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儿。白嘉轩是一家之主，他有绝对的权威来行使权力。他虽说也孝敬白赵氏，但在父亲死后，他充分体验了当家作主的快感，他瞒着母亲卖了地，自作主张迁了坟，每晚都要坐在父亲生前坐过的椅子上陪母亲一会儿。他完全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有了妻子后，他更是按照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来，以至后来他给仙草烧炕，仙草竟感动个半死。灵灵的教育、婚姻他更是要包办。但就女性来说，地位也是不同的。没出嫁的女性，即使已成年，死了也不得入族谱。像田小娥这种人，被视为荡妇、淫娃，更是不得踏入祠堂，地位更等而下之。

       所有受到族规惩罚的人，没有强者，只有小娥和狗蛋儿这种弱者。狗蛋儿的被冤枉，白嘉轩是有所察觉的。“狗蛋儿哭叫着喊：”你睡了，我没睡你还打我！‘整个庭院里变得凝结了一样。“[13]作为族长的白嘉轩这时理应彻底调查一下，但由于狗蛋儿指责的是鹿子霖，白嘉轩下意识地帮鹿子霖说话，他”立即向族人郑重解释：“子霖早察觉了狗蛋的不轨，派团丁收拾过他，他才怀恨在心反咬一口。加打四十。’”[14]其实“平心而论，他倾向于说鹿子霖有那种事的看法。他早都认定鹿子霖在男女之事上，实际就是畜生。”[15]谁是谁非？白嘉轩心里有个谱，最后惩罚的仍是弱者，强者照样逍遥。就白嘉轩惩罚狗蛋儿和小娥通奸这件事来看，表面上，白嘉轩是大公无私的，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但是事情真如此单纯吗？鹿子霖说得很明白，白嘉轩是三分针对小娥，七分针对他。碍于鹿子霖的身份地位，白嘉轩不方便公然挑战。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以惩罚狗蛋儿和小娥来达到打击鹿子霖的目的。在此，弱者成了白嘉轩打击对手的棋子。到了后来的孝文事件，虽然这两件事性质相同，但由于小娥不是白嘉轩在乎的根本，小娥没有受到惩罚。通过这两件事的比较，我们发现，弱者作为人在白嘉轩的头脑中已经淡化了。中国有句俗话：打狗要看主人。随着主人地位的变化，狗的境遇是不同的。弱者呢？由于事件牵涉的主人公不同，他们的处境也产生了天壤之别。

       白嘉轩所依凭的“仁义”本身是以等级关系为基础的。受压迫的，处于下层的永远是弱者。就白嘉轩对待女性的态度而言，他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女性在他的心中毫无地位，一旦女性的行为不符他的价值标准，他或知情不报或阳奉阴违或断绝关系，总之一切惟我独尊。灵灵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反抗他的女性，也是第一个证明女人不是弱者的女性，她的出现，亏了白嘉轩的脸。

       如果说，白嘉轩对待白赵氏、灵灵等还有一丝温情的话，那么他对待田小娥则是十足的冷酷。是他拒绝让小娥进祠堂；在黑娃逃亡后，他也没关心小娥的生活。一个丈夫外逃的漂亮外地女人，她的处境是尴尬的，下等男人（如狗蛋）和上等男人（如鹿子霖）都虎视眈眈地看着她。她只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白嘉轩可以接受风流种鹿子霖却不接受小娥。白鹿原上有悖道德的事不胜枚举，白嘉轩自己就干过违背良心的事。但是，白嘉轩、鹿子霖活得好好的，小娥却成了死不瞑目的阴魂。公理何在？

       五

       白嘉轩在白鹿原上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他以“仁义”为生活准则，努力地扮演着族长的角色。作为一个世俗的乡绅，他身体力行着关注人、同情人的行为范式。他为乡民的利益发动鸡毛传帖和交农事件；率村民祈雨自己两肋插刀。“恕”是他人格的闪光点。他不计个人恩怨为农协会员求情；对曾经率众砸祠堂，并打断了自己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努力构建着以“仁义”为准则的行为规范，朱先生夸他的心肠肚量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白嘉轩是一位仁爱而威严的长者。儿女是他生命的延续，他爱他们，但也适时地教育他们。对白灵，白嘉轩打心眼里喜爱，也心甘情愿地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但当白灵醉心于斗争，白嘉轩看不惯她这种行为，冷着脸问她还读书不，这犹如当头棒喝，使白灵打了一激灵。

       白嘉轩也是一位仁慈的雇主。他与长工鹿三之间是兄弟式的交情，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他从不苛待雇工。在大灾年里，鹿三觉得不干活光吃饭过意不去，主动提出离开。但白嘉轩坚决不肯，他告诉儿子即使鹿三干不动活了，白家也要养着他。黑娃是鹿三的儿子，白嘉轩在送子女上学时，同时也建议让黑娃读书，读书的钱由他出。白嘉轩的人情味如此浓，他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地主。

       但是，白嘉轩不纯是个理想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实际和现实的人。“仁义”一旦与家庭利益相冲突，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仁义”。比如他早年用阴谋诡计换来鹿子霖的坡地。在他的性格中，冷硬、豪狠占了很大比重。仙草和白赵氏都曾说过他心硬。白灵和孝文是他的亲骨肉，但他照样对孝文处以令人发指的“刺刷”，宣布白灵死了，白家没白灵这个人了。对于触犯族规的族人，他更是表现了嗜血的冷酷。他对赌棍烟鬼施行酷刑，对小娥狗蛋儿使用“刺刷”。特别是在对待田小娥这个外来女子的问题上，他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坚守者的可怕。在小娥生前，他拒绝接纳她入祠堂；在小娥死后，他不但造塔镇压，而且连荒原飞起的小飞蛾也不放过。

       白嘉轩既自尊自信、律人律己、顽强、坚毅，又顽固、守旧、冷酷无情。那么，我们怎样理解白嘉轩的两面性呢？作家说：“中国封建思想集中表现在一个‘仁’字上，它具有正面的一面，否则怎么会流传几千年令那么多学者崇拜得五体投地，它延续到民间就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为人准则。白嘉轩不懂学问，但他身上就有这种影响，他希望有一种和谐、太平、有秩序、平安的生活。他不凭白欺负人欺压人，但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负面有‘吃人’的东西在里面。如田小娥和黑娃的这种婚姻按照他的道德观、封建家法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顽强、坚决，不准他们进祠堂。那个祠堂就是封建的象征，他对田小娥的残害是一直把她消灭掉，尽管不是他直接消灭而是由同他一样具有同样道德准则的鹿三去杀害的。可白嘉轩最后连田小娥变成飞蛾都不能容忍要用火烧压在龙潭墙下，这种吃人可怕到了什么程度？”[16]孝文借粮不给，导致大儿媳饿死，为‘仁义’能大义灭亲，不念骨肉，可以将父道弃之不顾，这样的‘仁义’与灭绝人性有何异？“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社会心态仍然在延续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意识。他的精神上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如果封建社会没有一些文明的一面就不可能延续几千年不变，它铸成了几千年绵延的民族精神。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这些东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17]

       六

       白嘉轩是农耕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他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实践者和代表者。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动荡年代里，他所崇奉的文化被取代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

       历史的脚步走到现代，五四运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追求个性解放，满足人生自然欲望具有了科学的进步性。但是，白嘉轩所固守的许多东西却是一种对民主和科学的反动。因而，这些负面东西被淘汰是必然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培养了白嘉轩的小农意识，狭隘的目光使他的最大的历史远见也仅限于整个白鹿原。孔孟儒学更是使他拘泥于传统道德，而拒斥新学。他对子女的教育、婚姻都要插一手，包办不成就断绝关系。他的婚姻观就是生孩子，过日子。小娥不会过日子，他怂恿黑娃再娶。孝义媳妇没生孩子，白嘉轩提出了借种计划。婚姻在白嘉轩心里是不讲对等的。女人是男人发泄欲望的对象，她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以便生育，若女人妄图在性事上得到快感，那是不被容许的。传统的婚姻是父母做主，自由恋爱只能是天方夜谭。作为“父”，白嘉轩在家庭里具有绝对的权威。作为族长，白嘉轩为了维护族规更是充分表现了一个文化坚守者的心狠手辣。负面东西是注定要被打倒的。而白嘉轩的文化人格，却主要由这些东西构成。因而这些要被打倒的东西就呈现出白嘉轩的悲剧性。

       我国自古就是政教分离的，作为白鹿原上的宗教领袖，白嘉轩始终与政权、政治集团、政治斗争保持距离。但是，他在拒绝错误政治的同时，对正确的、进步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秩序也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变革时期，远离政治只会使固守封建道德的白嘉轩被时代嘲弄和抛弃成为一种必然。

       作为“交农”事件的尾声，鹿三等七人被捕。白嘉轩赶到法院请求放人。但是，他的申辩与法律语言格格不入。到了黑娃事件，他的担保请求已成为了一种无知的笑话。他的道德评价与现代法律是无法相通的。尽管他的哲学也有合理性，但在复杂、精密、冷酷的现代社会制度下，他只能“气血蒙目”。

       白嘉轩所代表的是一个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随着这个阶级的被推翻，他们的不少道德、哲学主张却在此时显示了确定无疑的价值，但可惜“生”不逢时，这不能不说是这个阶级的遗憾。即有的论者所概括的：“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却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18]白嘉轩以儒家的“仁”和“中庸”为思想指导，反对斗争，追求社会和谐。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社会发展，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被权力欲所蒙蔽了双眼的丑恶势力疯狂地把人的尊严踩在脚下，人被权力阶层当猴耍。白嘉轩的伦理道德拿这种用枪管逼粮、“借”戏楼“耍猴戏”的景况束手无策，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只能在政治的浪涛中风雨飘摇了。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完成，共产党倡导斗争的主张越来越深入人心，白嘉轩的主张却越来越失去市场。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却不能够治天下。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领导权夺过来以后呢？很显然，白嘉轩的主张就该发挥效用了。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白嘉轩的主张的合理性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儒家文化，在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的现代性面前，败北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嘉轩的坚守只能是显得可悲、可叹。

       白嘉轩在白鹿原辛勤了一辈子，为家族事业耕耘了一辈子。但结果，他留下的只是一片悲凉。除了自身娶了七个女人的“豪壮”史，他一无所有。他睁着剩下的一只眼在白鹿原上活动着，他或许仍受人尊敬，但那不是因为他曾经是族长，他二儿子是现任族长，而是因为他大儿子是现任县长。白嘉轩与白孝文的和解，表明在新形势下，他除了认同家族的叛逆者，别无选择。功也罢，过也罢，总之他一辈子所极力崇尚的文化，无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坚持更多的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