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健身能减肥:[转贴]刘锋：中国富人移民的文化身份代价

刘锋：中国富人移民的文化身份代价

也许这些中国富人会说他国是一个“大熔炉”，中国文化很快会与他国的多元文化共融，但是，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在如今的地球村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自主选择一个心仪的国家长期居住已不是什么难事。同理，我们对中国富人移民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换位思考一下，这些富人选择移民他国，应该经过了深思熟虑过，对自己的机会成本盘算了许久，如此理性地作出自我的决策，我们应该赞许他们勇敢而自由的行动。

　　为他们高兴的同时，“恻隐之心”又引发必要的担忧。照以往的历史经验，移民国外的人常常会遭遇文化身份的困境，在较长时期内成了文化上无根的人，他们成了一个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也成了一个迁入国国人眼中的华裔或者说是少数民族。

　　这不由地让人联想到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写的一部小说《中国佬》。在小说中，汤亭亭以现实为蓝本描写了美国华裔生活的艰辛和文化身份上的困境。其中的一个情节比较有代表性：

　　“由于朝鲜战争，我们都戴上了身份牌，并在学校地下室里进行备战训练。我们必须填写一张表格，然后把表格上的内容刻在身份牌上。……学校的同学们问：‘你是基督徒吗？’‘不是。’‘那么你一定是新教徒了。’因此我的身份牌上宗教是‘O’，种族是‘O’，因为我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我的血型也是‘O’。有些学生说‘O’代表的是‘东方’，但是我知道那其实代表的是‘其它’的意思，因为菲律宾人、吉普赛人、还有一名夏威夷男孩的牌子上也刻着‘O’。”

　　宗教信仰、种族、来自地区等因素，都会被贴上文化身份的标签。“O”既代表英文字母“O”，也代表数字“0”，即否定的含义，不被主流社会文化肯定。这是多么令人困惑的一件事。“自己来自哪里”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一个“其它”人，也就是一个文化身份边缘化的、无关紧要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富人移民他国，不光带去了财富、技术，还带去了文化身份——价值观、语言、家庭生活、行为习惯、精神世界。这样的文化身份与迁入国的文化是否能相融呢？

　　如果中国富人移民中国香港或者新加坡，文化身份上倒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因为都是儒家精神文化圈。但是，中国的富人们如果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英语文化国家，文化身份的危机就来了。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比较了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与美国的价值观的根本差异。他说：“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他的结论是这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会导致重大的冲突。如此众多的冲突必然引发移民者文化身份的焦虑，并触及灵魂深处。

　　中国富人移民他国的三个主要理由是：子女教育、寻找安全感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孩子的教育，也就是下一代人的教育，必然要设法进入他国主流社会的高校去学习一套他国人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可能与孩子在中国习得的儒家精神相矛盾，从而给孩子带来颠覆性的认识和行动困惑。同时，孩子在他国习得的价值观还会与父母的价值观直接相左，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与沟通就会带来比代沟更为深刻的文化沟壑。例如，孩子们可能在学校习得的是个人主义，他们要与集体主义浓重的父母们生活在一处就会发生很多的尖锐矛盾。让其中任何一方做出迁就另一方的牺牲都是一种艰难的抉择。

　　为了寻找安全感，中国富人来到异国他乡，也许他国的法治状况比较好，能够给他们带来个人权利、财产权利的保障，但是却不能保障他们享受到具体的文化优越感。相反，他们可能会有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英国学者威廉?布洛姆有一个观点认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对社会生活没有敬畏感，带着这样的身份标签移民他国，如何与一个主流社会有宗教信仰的群体进行灵魂深处的交流呢？这些中国人怎么能寻找到他们灵魂深处的安全感呢？

　　为了寻找新的生活方式，是的，只要他们来到他国，迎面而来的必然是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作为生活的“第二空气”——文化，全然不同了。梁家辉与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刮痧》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接受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是多么困难。在一个中国人的眼中，用中医中刮痧疗法给人治病是常识，到了美国却被认为是虐待他人的证据，并因此被送上法庭审判。新的生活方式与原来中国的生活方式已被两种不同的文化所替代，中国的情感与他国的情感，以及是非判断也会走入不同的轨道。

　　三个正常的理由可能换来三个以上的文化身份焦虑和文化危机，继而产生一种“我是谁”的哲学追问，这是因为以前的稳定的文化意义系统已经无法应付后来的社会生活了，而新的文化意义系统又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重建。

　　也许这些中国富人会说他国是一个“大熔炉”，中国文化很快会与他国的多元文化共融，但是，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当代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个道理：“美国人过去一向相信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熔炉’，任何种族的人到了这个熔炉之中迟早都会被熔化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的（也许是不自觉的）人造神话，和过去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化被四夷’说同有过分夸张之嫌。”他们需要知道，一个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骆家辉，虽然有着华人面孔，却自称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而这一转变花费了整整三代人的时间。

　　中国富人有没有办法走出这种文化身份困境？可能的办法就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放弃自己中国文化的主导身份，从属于他国主流社会文化的身份系统，认同主流社会文化的主导身份，同时用现代的、开放的观点向他国讲述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在他国慢慢扎根。这是一个长久的带有超越中国文化身份的文化转型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们最终要付出的文化身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