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阳瘘的唯一方法:解密：23岁小伙制造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

　　
        文章摘自《重返1976》
　　作者：袁敏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三十年前，一份伪造的“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国；三十年后，涉案人员现身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又将如何看待这件令他们付出了青春、爱情、家庭等惨痛代价的“总理遗言”案？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对三十年前轰……[连载内容]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文革”后又出任过教育部长，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在我记忆中，“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然而，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战役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

　　应该说，清华园里的“刘冰事件”和1976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有紧密关联的，但其时蒋南翔只是一只早已被打倒在地的“死老虎”，他不可能和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再发生什么瓜葛。蛐蛐儿的回忆文字首页蹊跷地出现蒋南翔的名字和一个重复记录的电话号码，这中间是否还会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缘由呢？

　　从笔迹上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的第一页似乎有他人操笔，会不会是蛐蛐儿口述，别人记录的呢？如果是，那这个记录的人又会是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页的记录显然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是蛐蛐儿本人的表达，虽然文字排序有点凌乱，但陈述是清楚的：

　　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

　　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

　　参考胡志敏(明)遗言，并且想找斯大林遗言和列宁遗言。

　　1月8日周总理去逝(世)，想到周总理活着的话，“四人帮”就不致敢乱搞。我要和他们唱反调，肯定邓小平，因为76年“四人帮”开始批邓运动，我要和他(们)捣乱。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1976年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油印件原件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据我哥的回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患重病久不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并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印象中，总理坚持在讲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只念了报告的前面和后面各一部分就离开了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许多人落泪，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只要总理在，大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我哥他们这帮哥儿们聚会越来越频繁，只要聚在一起大家就要议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起议论怎样用具体的行动支持邓小平同志，阻止“四人帮”上台。他们上街撒传单；深入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到部队联系解放军战士，试图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然对改变时局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份从天而降，说出大家心里话的“总理遗言”时，每一个人都兴奋无比，尤其是遗言中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番话既说明了小平同志复出是主席的正确决策，不能说变就变；更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隐隐的担心，同时也吻合了这帮年轻人心中希冀邓小平继续为国家掌舵的愿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总理遗言”的真假，不是他们没有辨别力，而是他们太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将“总理遗言”作为和“四人帮”作斗争的战斗檄文和锐利武器来传播了，当他们迅速地将抄录的“总理遗言”不停地给别人看，让别人抄；别人又给别人看，又让别人抄时，那种会心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共鸣，无声地流淌在彼此之间。直到今天，我哥他们还认为，在当年，尽管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从心底里反对“四人帮”，全国像他们一样的青年小团体多而又多，但真正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用文字统一起来的却是蛐蛐儿制造的“总理遗言”。我哥说，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终对“四人帮”真正产生打击，影响全国，喷薄而出的火山口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总理遗言”。我哥还告诉我，他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会是蛐蛐儿自己写的，如果想到，或者蛐蛐儿向他透露哪怕一星半点，那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会像蛐蛐儿那么幼稚，最先把“遗言”给身边最亲近，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在我哥看来，随便撒在路边，或者贴在墙上，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时也能保护自己。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他和他的这帮年轻伙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大病后脑子受到重创的蛐蛐儿已失去了英俊潇洒的模样。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

　　就在这时，大耳朵赶到了。大耳朵家离蛐蛐儿家很近，他盯着蛐蛐儿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几乎三日两头往蛐蛐儿家里跑，他最清楚蛐蛐儿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记录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儿为什么要说是几年前写的，他的脑子究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还是想清楚时清楚想糊涂时糊涂？要命的是，就连第一个拿到蛐蛐儿回忆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着蛐蛐儿的葛师傅也说不清楚这第一页的文字是谁写的。

　　历史的碎片常常因为时间久远而无法拼接，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会如此扑朔迷离。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打算将蛐蛐儿回忆文字首页作为一个永久的悬念搁置起来的时候，蛐蛐儿姐姐李君励撰写的回忆文章让迷雾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励回忆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热身或者说是引子。李君励这样写道：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陕西省户县)寄来了“总理遗言”手抄本。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如：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痛斥当时的教育状况，什么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这些资料，当时都很对我们的口味，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痛恨，对邓小平的期望，我们那批知识分子都非常爱看。我在办公室拆开信件(我们那时没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内助理员从传达室拿来再转)，往往是室内室外的同志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有些材料我都没能先看到，就给其他同志抢去了。那时还真感谢小旭，能给我们寄来说出我们心里话，使我们激动不已的资料，在乌云滚滚，非常迷茫的日子里，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光明，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三十年后，蛐蛐儿在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聚会上和和当年“狗肉聚会”的哥儿们重新聚首。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了“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蛐蛐儿你还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依旧是迟缓地摇头，眼里的神色像孩童一样单纯。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市局关押的时候是他参与审问你的呀！那你还记得另一个瘦瘦小小，眼睛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仍然摇头。
        　我有些沮丧，面对蛐蛐儿安然无波的眼睛，我依旧无法判断他是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还是不愿意重复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觉得蛐蛐儿和“华子良”虽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自闭，这中间可能有某种相似的内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说话，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蛐蛐儿的J,悄悄地和她耳语：我能将我们给蛐蛐儿过生日那天你说的那些话重新问蛐蛐儿吗？J没有正面回答，却用眼神给了我默许。

　　我拿出那本红塑料封皮，像极了“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袖珍本一般的日记本，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儿生日那天交给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记载着她最美好也最伤心的初恋的文字。

　　帅哥蛐蛐儿曾是许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给蛐蛐儿过生日最初是我提议的。从1976年二十三岁的蛐蛐儿写出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儿只能与轮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流水一样淌过，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蹒跚臃肿的残废，生命的大悲喜就蕴藏在这无声无息流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生日是刻录他生命年轮的底版，我知道蛐蛐儿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已经太久，这些年来他生命的底版上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让他回味和咀嚼的东西，倘若我们这些“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在三十年后一起为他庆贺生日，或许会给他单调乏味的幽居生活带去一丝色彩。

　　2006年12月26日，大家商定选择离蛐蛐儿家最近的“张生记”给蛐蛐儿过生日。

　　下午，J给我打电话，说生日蛋糕和鲜花她会准备的，叫我们谁都不用管了，又让我提前一点去，说我们俩一起去点菜，我说好。

　　我五点一刻到达“张生记”时，J和蛐蛐儿早已在那儿了。蛐蛐儿那天显得特别精神，穿一件红黑两色的夹克衫，气色红润，若不是坐着轮椅，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陪同蛐蛐儿来的护工葛师傅告诉我们，蛐蛐儿知道大家要为他过生日的消息高兴得睡不着觉，从下午开始就要葛师傅给他洗头洗澡换衣服，四点不到就嚷嚷着要出门，这会儿已经在“张生记”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看到墙角的柜桌上摆着硕大的蛋糕和美丽的鲜花，J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蛐蛐儿。显然，她也早就到了。

　　我和J一起点菜，平时经常有应酬的我早就腻味了大鱼大肉，下意识地点的大多是清淡的素菜，和几味家中不太易做的海鲜和汤煲。J在我点完之后果断地又加了几样在我看来如今几乎已经没人爱吃的菜：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我说，东坡肉那么肥，叫花鸡和蹄膀那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吃不完给他打包带回去。J说这话时，蛐蛐儿一直坐在轮椅上傻乐，我想，J是真正知道和了解蛐蛐儿的。

　　六点过后，我哥哥瓜子，阿斗和他的妹妹小利，晨光和他的姐姐欣荣，还有毛宁、大耳朵，大家陆续走进来，每个人都大声地和蛐蛐儿打招呼，这个说蛐蛐儿气色好，那个说蛐蛐儿精神佳。蛐蛐儿一直在笑，虽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这完全是一场老朋友的聚会，而这些老朋友几乎都是和他共同经历过1976年那场牢狱之灾的难友。入座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大家就让J坐在蛐蛐儿的旁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她的脸红了。大家张罗着给他俩拍照，我注意到J还是很矜持地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她看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但那温情里显然已没有波澜，三十年的人生磨难已经熨平了J情感世界里的褶皱，虽然这样的褶皱当年曾将她的心戳得百孔千疮。

　　在我心目中，J和蛐蛐儿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南北两极。蛐蛐儿在学校时是有名的风流才子，英俊倜傥，才华横溢，有许多女生都在心中暗恋着这位白马王子。参加工作以后有更多的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天生就是被爱情包围被爱情宠坏了的那种男孩。而J却不是那种靓丽抢眼浑身会放电的女孩，她个子不高，相貌也不算特别出众，但却有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气质。她原本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健康阳光的女孩，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父亲被打倒的原因，她变得少言寡语。她有一双像湖水一样深不见底的眼睛，但那眼睛总被一层淡淡的忧伤笼罩着，谁也无法看清那忧伤背后是什么样的风景。印象中，J除了和一个叫明的女生总像姐妹似的结伴而行，几乎不和其他同学来往。蛐蛐儿和J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没有理由走到一起。

　　我曾不解地问过大耳朵：我一直以为我哥哥、阿斗、晨光和蛐蛐儿是最要好的朋友，可为什么在蛐蛐儿的日记本中，你的名字却出现得最多呢？大耳朵说：那是因为蛐蛐儿生命中走进了一个女孩，他恋爱了，爱得不能自拔，爱得痛苦不堪。那时候，阿斗在外地路太远，鞭长莫及；瓜子太严肃，历来对风花雪月不屑一顾；而晨光年纪又太小，情窦未开，蛐蛐儿苦恼的爱情无处可以倾吐，他只有和我说。

　　我说，你说的那个女孩自然就是J了，蛐蛐儿真的那么爱她吗？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围着他转，他怎么偏偏就爱上其貌不扬的J了呢？

　　大耳朵说，嗨，你们只看到蛐蛐儿表面上风流才子的一面，其实他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他传统吗？我有些不以为然。蛐蛐儿的风流成性是出了名的，在上中学那阵他就喜欢拽女生的辫子，看到身材姣好的女生背影，他一定会追上去，跑到人家背后大叫一声“啊！”那些身材娇好的女生往往都会吓一跳，尖叫着回过头来。其实，看那些回过头来的脸蛋，才是蛐蛐儿的真正目的。若是碰上漂亮脸蛋，蛐蛐儿会乘胜追击；假如相貌平平，甚至长得有点困难，蛐蛐儿也不会让人有所觉察而难堪。让蛐蛐儿屡试不爽，愈试愈勇的是，没有一个女生因为蛐蛐儿的放肆和唐突而生气，几乎每一个被吓一跳刚要生气的女生只要发现大叫者是蛐蛐儿，都会娇嗔地莞尔一笑，令蛐蛐儿神酥骨痒。而惟独有一个女生，蛐蛐儿在她面前从来不敢造次，这个女生就是J。按说她和我哥同在一连五排，和二连三排的蛐蛐儿严格意义上说距离本是比较远的。而且J是那种总是隐在人后，像一片绿叶躲在树丛中，一点不愿意张扬的女孩，人尖子一般的帅哥蛐蛐儿眼睛从来都是朝天上看的，他怎么会注意到像树叶一样，只有等露珠滴在它身上，太阳照到它的时候才会发出光亮的J呢？蛐蛐儿是否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喜欢上J我不知道，然而中学毕业后蛐蛐儿和J被分配到同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我早就听说了。虽然J和蛐蛐儿周围的女孩子相比长得不算漂亮，但她身上特有的一股气质对蛐蛐儿很有吸引力。大耳朵曾经问过蛐蛐儿：J又不漂亮，你为什么就喜欢她呢？蛐蛐儿说：她有才气，也很有主见，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大耳朵说：那阵子蛐蛐儿是真的掉进去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蛐蛐儿为了一个女孩子这样神思恍惚，寝食不安。他和女孩子大多都是逗逗的，从来没有认真过，等他把女孩子热情挑起来了，那他一准逃之夭夭。惟独对J，蛐蛐儿动了真情。

　　大耳朵对蛐蛐儿的评价恰恰也是J对蛐蛐儿的担忧，这样的担忧让她对蛐蛐儿退避三舍，她是个对感情非常专注和认真的女孩子，她其实心里非常喜欢蛐蛐儿，无论是他俊朗的外貌，还是他挺拔的身材；无论是他丰沛的才华，还是他浑厚的男中音，早就在她心中最隐秘的柔软处荡起了涟漪，但她在蛐蛐儿面前从来表现得非常理智和冷静。也许正是这种理智和冷静与别的女孩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让自恃甚高的蛐蛐儿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女孩反倒有一种敬佩。

　　然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这样阴错阳差，两个彼此都已深深走进对方心里的男女，却总也绕不过隔在他们中间的一层层迷蒙的纱幔。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绝对无法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情感，在他们看来可能三下五除二就可以表白搞定的爱情，在那个年代里却有着迈不过去的沟沟坎坎。J面对着高大英俊才华横溢的蛐蛐儿心中没有一点自信，她根本不相信被那么多漂亮女孩包围的蛐蛐儿会真正地爱她，在蛐蛐儿面前，她缺乏安全感。她的理智和冷静让她在自己和蛐蛐儿之间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高墙，蛐蛐儿面对这堵无形的高墙六神无主，他只有去找大耳朵。

　　那次生日宴会上蛐蛐儿的胃口极好，看来J确实是深谙蛐蛐儿的，蛐蛐儿对我点的那些海鲜和汤煲似乎不感兴趣，却对东坡肉和叫花鸡情有独钟。他一连吃了两块硕大的东坡肉，又吃了一只鸡腿，当他还要吃另一只鸡腿时，J给他夹了一大筷青菜，说，吃点蔬菜，肉带回去，明天再吃，别一下子吃撑了。
        我注意到大家都吃得很少，每上一道新菜，大家就转动转盘将菜转到蛐蛐儿面前，大家都争着给蛐蛐儿夹菜，都希望蛐蛐儿能多吃一点。虽然谁也没说，但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蛐蛐儿每个月的病假工资拿到手的只有一千多一点，而护工的工资就要七八百，还要房租、水电，日常花销，吃只能压到最低水准线了。我们去蛐蛐儿家中看他时，发现电话高高地挂在墙上，蛐蛐儿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显然无法够着居高临下的话筒；蛐蛐儿和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能消磨时光的就是看书和看电视。但我们注意到房间里的灯光昏暗，日光灯的瓦数大约不会超过二十五支光。电视机的遥控器放在远离蛐蛐儿床边的地方，可以想象蛐蛐儿即便想看电视他也无法打开电视机。我们曾因电话电灯和电视的问题问过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并表示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一切。葛师傅说，电话挂得高是怕他没完没了地打声讯电话；不让他看电视是怕他受刺激；而灯光暗就是让他少看书，因为看书毁眼睛。葛师傅说得都很在理，我们没法说蛐蛐儿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但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也许和蛐蛐儿窘迫的经济有关。面前这一桌在我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酒菜，对蛐蛐儿来说却无疑是一顿盛宴大餐。瞧他吃个没够的样子，我心里涌上一阵无以名状的心酸。当生日蛋糕端上来，J在蛋糕上插上蜡烛并一根根点燃时，机灵的服务小姐适时地关掉了电灯。大家在红黄的烛光里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并一致要求蛐蛐儿为自己五十三岁的生日说几句话。蛐蛐儿虽然几乎不说话，行动迟缓，但他清纯的目光告诉我们他的脑子是清楚的，他的内心是明明白白的。

　　果然，在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后，蛐蛐儿缓缓地说出了一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就算是前面的路再难走我也有信心走下去；前面的事情再难办我也有信心办下去。

　　昏黄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影影憧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也容易让人充满勇气的。J在烛光里站起来，打开了那本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了一首当年她抄在日记本上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她念完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说实话，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动了，感动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一种矫情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刻，每一个人的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想到，一口掩埋了三十年的爱情深窖，一旦打开，里面的温度依然烫人。

　　当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她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然后对我们大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她接下来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我妈妈和两个妹妹每天在家望眼欲穿地等我从公安局带回消息。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很凶，态度很不好，总是要我揭发我爸。我说我不相信我爸会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的不配合显然让他非常恼火，有一次，这位陈公安铁青着脸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却不肯揭发你爸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党籍！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我爸的钥匙、笔、手表等随身物品从接待室的窗口里扔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像一下子被扔进了冰窖，我甚至感觉我爸是不是死了？就在我因此感到心里发慌浑身发冷的时候，这位陈公安硬邦邦地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远在彼兮，旦夕以待

　　我不知道J说的陈公安是否就是1976年5月那个春天的晚上，将我从工厂宿舍带回家的两个陈公安中的一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位陈公安其时应该也已有四五十岁。他们一个身板高大敦实，有一副宽厚的肩膀，他的一双眼睛很明亮，但是他的神情很暧昧。另一个陈公安更显威严，冷峻而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容似乎时时在提醒你，作为犯人家属和公安之间绝对应该保持的距离。我觉得公安人员对犯人家属态度的好坏，常常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可以想见，陈公安那么凶巴巴地对J，那她爸爸的问题肯定比她想象的要严重。果不其然，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J的父亲王叔叔被抓以后先是关在三台山，性格刚烈的王叔叔对公安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抓来气得热血上头，他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行动没有成功，王叔叔还在越狱行动的过程中被看守的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离开心脏仅两公分，差点致命。王叔叔的老伴至今还保留着那件曾经被刺刀穿透的衣服。王叔叔自此罪行加重，问题升级。1976年5月27日，我爸我哥我姐和蛐蛐儿父子、阿斗父子被公安部从杭州押送北京，当时并没有王叔叔。很长一段时间王叔叔和阿斗妈妈许阿姨是与毛宁、晨光、大耳朵一起关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的。然而，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王叔叔却突然被秘密地单独押送北京，到北京后也没有和我哥哥他们关在一起，而是单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知晓，连J从她爸爸这里也从来没有问出过所以。事实上，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却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J是在说出陈公安那番话以后将日记本交到我手里的，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张用老式120相机照的黑白照片，她告诉我，这是蛐蛐儿当年送给她的相片，她一直珍藏至今。

　　照片一看就是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那种，相纸发黄，相片本身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蛐蛐儿在相片中的样子和神情完全是他当年的模样。两张照片背后都用钢笔写着小字，一张照片蛐蛐儿侧身蹲在那儿，面前是大片的滩涂和凌乱的茅草。照片背后写着：远在彼兮，旦夕以待。——《诗经》1973.2.6，另一张背后写着：××同志留念君旭一九七三。二.七。

　　两张照片时隔一日，一张没有署名，感情表露却十分直接，虽然借用了《诗经》中的句子，但那种“旦夕以待”的渴望却一目了然。另一张照片后的留言却一本正经，××同志留念，是典型的那个革命时代的公开版本。我不知道当年的蛐蛐儿为何在送照片给自己心爱的女孩儿时会写下如此大相径庭的留言，但我可以猜想在那个视爱情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年代，蛐蛐儿和她之间暗中流淌的情愫要面临多少双拷问的眼睛。

　　现在，蛐蛐儿和J近在咫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我将夹满纸条的小红皮日记本摊开在桌上，每一张纸条上我都用铅笔写满了各种问题，但我最想问蛐蛐儿的就是：陈公安当年对J说，你写“总理遗言”和J有很大关系，这是不是真的？我听大耳朵和阿斗他们也都说过，蛐蛐儿当时面临“驱逐舰舰长”的挑战，他知道“驱逐舰舰长”是J的父母给她介绍的，那年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简直就是安全和可靠的象征，蛐蛐儿当时作为一个父母还戴着“臭老九”帽子的小工人，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和那位海军军官抗衡的资本。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蛐蛐儿最初写“总理遗言”的动机当然是反对“四人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渴望为党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担当的同时，是否也有一部分动因来自于J呢？当我犹豫了半天，最后下决心向蛐蛐儿提出这些问题时，J在一旁虽然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我也告诉了蛐蛐儿，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不可改变，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重新改写，但她还是非常希望从蛐蛐儿嘴里了解事情的真相。

　　当年蛐蛐儿送给J的照片上，透出满满的自信

　　这一次，蛐蛐儿反应非常迅速，很坚决地摇头。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隐私，你不想说？

　　蛐蛐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一直看着J，J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蛐蛐儿。我不死心，再一次向蛐蛐儿重复这个问题，蛐蛐儿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点点头。

　　坐在一旁的大耳朵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作为曾经见证了蛐蛐儿那一段彻心彻肺的初恋感情的密友，他也许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在制造“总理遗言”的天平上，J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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