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笔记【袁行霈 版】（6）

   标题: 隋唐部分补充

（二）陈子昂的创作实践及其价值

陈子昂的创作是他的创作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他的诗歌今存共一百二十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感遇》38首，《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居士藏用》七首，这里我们通过他的《感遇》38首中的一些作品来看看他诗歌的特点。

《感遇》38首，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亦非为同一事件而发，而是陈子昂不同时期所作的部分作品的汇集，它是陈子昂政治主张和思想感情的形象记录与反映。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他的诗歌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诗中大都是有感于政事而发，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作的，这就使诗歌走上了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道路。这是陈子昂把诗歌拉向正轨的一大贡献。我们知道，从“四杰”开始，诗歌的题材已有开拓，但他比“四杰”更进一步的地方，就是他的题材更为扩大了，尤其是他的那些揭露时弊，抨击黑暗政治与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在题材的变革上又具有十分重大的变革意义。比如他的《感遇》之十九，就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发的。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遇适增景，矜智道愈昏。

武则天曾作过尼姑，她掌权以后，和尚法明等曾撰《大云经》，说她是弥勒化身，于是她便尊崇佛教，大造佛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这些在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是，陈子昂却在诗中对武则天的这种奢侈佞佛的愚昧给予了揭露与批判，显得十分大胆。这种在诗歌中干预时政的作品，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感遇》之二十九，则是一篇反对武则天的穷兵黩武政策的作品。诗云：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跔兢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诗中的丁亥，即武则天垂拱三年（687）。这一年武则天准备开凿蜀道，先由雅州进攻羌人，去袭击吐番，陈子昂认为这是失策之举，便写了一篇《谏雅州讨生羌书》的奏文，陈述了七条理由，谏阻武则天的这一举动。这首诗就是针对此事而写的。我们看这首诗，极言寒冬腊月出兵征战，士卒不堪其苦，对士卒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对建言征生羌的肉食者予以抨击，指出他们的谋议将给百姓带来-灾难。此外象《感遇》之三、之三十七，反映边塞战争中士卒的痛苦，感慨将帅的无能等等，都是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象这样直接指陈时弊的诗歌，在唐诗的发展史上，都是具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第二，他的《感遇》诗中，还有一些感慨身世，抒发抑郁不平之气的作品，这类诗中，往往呈现出一种昂扬壮大的感情基调与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慨。如果说“四杰”诗中已经反映出一种渴望建功立业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昂扬情调，那么，到了陈子昂这种情调更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其胸襟更加开阔，情感更加浓烈，气势更加壮大。这种壮大激越，慷慨悲歌，苍凉浑茫的风貌，已是盛唐诗歌美学风貌的先声。比如《感遇》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这首诗很生动地描画出自己的精神面貌，有理想、有热情、跃跃欲试、不甘平庸，充分展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而最能体现他的这一特点的，还是他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中所蕴藏的那种不遇于时的悲怆，那种积聚着的强烈的感情力量以及得风气之先的伟大的孤独感，确实具有一震憾人心的力量。所以罗宗强先生说：“《登幽州台歌》一出，六朝绮靡的诗风的余迹便一扫而光了。诗人的眼光，已经完全从生活琐事中挣脱出来，投向宇宙与人生，浓烈壮大的感情基调，慷慨悲歌、苍凉浑茫，使作为盛唐风骨的序曲出现了。”

总之，陈子昂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彻底清除了南朝诗歌与唐初宫廷诗的弊病，为唐诗注入了生命力，完成了诗风改革的使命，开启了盛唐整整一代诗人。清人沈德潜曾说：“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所谓“起衰”、“始正”正是从他的清除六朝至唐初的积弊，使诗歌走向更为广阔的现实而言的。

（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如果说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创作实践使唐诗的发展走上了继承汉魏风骨的道路，那么，张若虚则从清辞丽句与意境创造方面，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唐诗到陈子昂题材进一步扩大，感情更加博大，便陈子昂也有一些缺陷，这就是他的诗歌古朴有余，情韵不足，议论过多，意境美的创造则稍欠。从陈子昂再经张若虚，初唐诗歌就走向了它的顶点，把陈子昂的风骨与张若虚的情韵相结合，唐诗发展的过渡时期就结束了。盛唐诗歌的那种既有风骨之美又具有情韵之长的新的风貌就要出现了。可以说盛唐诗歌正是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宁馨儿。

张若虚生卒年未详，只知他为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在开元初，他与贺之章、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今存诗二首，其中《春江花月夜》一首，被誉为“孤篇横绝，竟成大家”，（王闿运《王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春江花月夜》本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中的吴声歌。相传为陈后主所创，隋炀帝也写过这个题目，但张若虚的这首诗却完全脱离了宫体诗的浮华艳丽，虽用旧题，也沿袭了游子思妇的题材，但却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全诗将思情、画意、哲理三者结合，以不同凡响的构思创造出了一个玲珑剔透的意境，表现了全新的情趣，成为唐诗中的千古绝唱。

第三章 盛唐诗坛

一、盛唐前期的几位诗人

经过盛唐近百年的孕育与发展，到了唐玄宗即位，唐诗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开元天宝之际，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诗坛上大诗人层出不穷，佳作如林，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盛唐诗歌。天宝十二载，殷璠曾选了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以常建、李白、王维为代表的二十四位诗人的诗歌一百三十四首（实际今存130首），为《河嶽英灵集》，他在序中称他选择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殷璠所描述的这种既讲究声律，又兼有气骨，文质结合，元气淋漓，真力弥漫的诗歌美学品格，正是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当然，这个局面的到来也有一个过程，殷璠在《序》中还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因此，这里先介绍几位开元前期的几位诗人。

1、王湾，生卒年不可考。今所知他约在先天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初为荥阳主薄，开元五年后曾参预《群书四部录》的修撰，大约卒于开元中。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远，非人力。”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句子，便出自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诗，（其余四句分别是：中唐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赞府》和晚唐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据说当时的宰相张说非常喜欢这两句诗，曾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者以为楷模式。全诗如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由达，归雁洛阳边。

这首诗虽然写的是行旅中的乡思，却没有一点凄凉的情调。诗中明朗的感情，壮阔的气象，喜悦的情思以及那海日、江春及早而来，仿佛要驱走“残夜”和“旧年”，都向我们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更为健康、昂扬、乐观、壮大的时代情绪分明浸润于其间。这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平凡的开端。

2、张说（667—730），字道济，或字说之，洛阳人。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当时苏 被许国公，二人均善为文，朝廷的大述作多出二人之手，因被称为“燕许大手笔”。他在当时文坛上地位显赫，很多文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聚集于他的门下，玄宗曾称为“当朝师表，一代文宗”。由于他一生曾三任宰相，也曾任边镇节度、贬谪岳州，因此他的诗除大量应制诗外，还有不少朴实凄婉之作，特别是贬谪岳州之作，凄婉而有情致，人谓“得江山之助”。他的作品中，《邺都引》一诗，慷慨悲壮，已具有盛唐七古情韵。诗中凭吊邺都，赞扬曹操的英雄业绩，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沈德潜曾评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络体远矣”。（《唐诗别裁》），所以也是盛唐诗风形成中的一个重要作家。

3、张九龄（678—740），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人。曾先后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开元二十二年迁中书令，为贤贤明，正直不阿，是盛唐时期难得的名相，后为李林甫所排挤，开元二十五年贬荆州长史，二十八年病卒于曲江。有《曲江集》二十卷，存诗二百余首。

张九龄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大致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是一个好文的宰相，对于形成盛唐诗坛的彬彬之盛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开元初年开始，他以左补阙的身份，用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前后数次，都被称为详正公允，此后二十年间，他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尤以文士为多，许多优秀诗人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孟浩然、卢象、王维等等。由于他的提拔和奖掖了一批能诗能文的人才，自己也成为事实上的文坛领袖，并进而在诗坛上形成了好文的风气。二是他的创作实践，他以简约清淡之笔扭转齐梁之浮艳，同陈子昂以古朴豪迈抨击六朝的效用是一致的。胡应麟《诗薮》评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者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卷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之而诗品乃醇。”他的《感遇》十二首是贬荆州时所作，与陈子昂的《感遇》相似，都是托兴讽谏之作。如：

兰若春葳蕤，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以兰若秋桂比喻自己坚贞、清高的品德，确可看出其简约的风格。又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把怀恋相思，写得十分真挚浓郁，而又淡雅明朗。

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太子宾客，秘书少监。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年八十六而卒。为人性放诞嗜酒，善草隶，自号“四明狂客”（四明山在今浙江鄞县西南百五十里）。今存诗十九首。其中绝句写得十分清新，如《回乡偶书》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明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又如《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5、王翰（生卒不评详），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张说入相期间，曾荐引其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为人性豪荡，恃才不羁，在登进士后赴吏部诠选时，他将海内文士分为九等于吏部东街张榜公布，第一等中仅三人，除张说、李邕外，就是他自己。喜纵酒游乐。今存诗十四首，多壮丽之词，《凉州词》其一是他的代表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诗的情感，或云：“作旷达语，倍觉悲痛”，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作悲伤语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十分繁荣，作家作品很多，后人将这一具有大致创作倾向的作家列为一派，称之山水田园诗派，此外还包括裴迪、常建、储光羲、綦毋潜、祖咏、张子容等。

（一）孟浩然

1、生平概况

孟浩然，襄阳人。他是盛唐诗坛上一位年辈较老的诗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比王维、李白大13岁。关于他的生平，《旧唐书·文苑传》记载比较简单，云：“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稍多一些，记载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中偶遇玄宗，令俑已作，他诵诗云：“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其中“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深为玄宗所不满，故而见放。又载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一同入京，想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故意爽约，弄得韩朝宗很生气，京城也没有去成，等等。内容仍然很空泛。

由于史书记载比较简单，陈贻焮先生根据他的诗歌所透露的情况，以及同时代人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记载，参考两《唐书》的记载，理出了一个线索。据这些材料知，孟浩然出身于一个小庄园地主家庭，四十岁以前，除了短暂的出游外，主要隐居于家乡襄阳的鹿门山，过着以诗自适的生活，同时也为乡里排患释纷（王士源说他是“救患释纷以玄义表，灌园艺竹以全高尚。”）这一时期，他一方面过着隐居的生活，与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交往，同他们谈玄说道，妙悟玄理。另一方面，也闭门苦读，为应举做准备。他曾说：“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赠袁左丞》）：“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阻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大概他觉得有把握了，便在开元十六年（728）赴京应举，不料却失败了。在长安逗留了一年，便回到家乡，临别有一首留别王维的诗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扇。”

回家后不久，大概为了排遣失意的痛苦，他便去吴越一带作了较长时间的漫游。他在《自洛之越》一诗中说：“惶惶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可见他是带着愤懑的心情去漫游吴越的。这次漫游，历时四年之久，足迹遍及吴越一带的名山胜水。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诗。四年之后，他回到家乡，不久又一次入蜀之行。开元二十二、三年，友人张子容休沐还乡，他在家乡与张子容过了一段诗酒唱和的宴游生活。二十四年又有一次湘赣之游。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贬荆州，召他入幕，他在张幕中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大概在张幕中，张九龄告诉了他一引起朝政的实情，他便潜心归隐了。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到襄阳与他相会，当时他“疾疹发背”，因“食鲜疾动”，旧病复发而逝，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在同时代的人心目中，是被当做一个不慕荣利的高人而得到人们的推崇的。王维曾替他画过一幅像，据张洎的题识，是“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是一幅隐士的神态。王士源说他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李白《赠孟浩然》中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间。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孟浩然》中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又说“唐代的士子都是登第狂，独浩然超然物外，而晚唐的士子因为政治不明，更多落第机会，往往爱拿孟浩然来遮羞，于是编造浩然‘大内诵诗遭黜’的谣言，竟把这位心怀澹泊的风流雅士变成了东方名利场中的唐吉诃德，这是自有诗人以来少有受到的侮辱和诬蔑。”

其实，这种看法，只看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说，孟浩然的思想中，确有向往隐逸的一面，这从他诗所写的对于慧远、庞德公等隐士的追怀与向往可以看出。但是，从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进入仕途或者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洗然弟竹亭》：“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鶺鴒心。”《田园作》中说：“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著《甘泉赋》？”所以他的一生实际是在隐与仕的矛盾中度过的。

2、诗歌创作特点

孟浩然的诗歌今存260余首。从总体来看，他的诗中，以山水诗居多，田园诗只占一少部分。就山水诗而言，他的诗大多写旅游中的所见所感，一部分是他登临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还有一部分是漫游吴越时所作，所以可称为行旅山水诗。这种山水诗与王维的山水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观物方式上，他是以旅人的眼光来看山水，自然物象在诗中往往具有流动感，它是随着诗人的眼光而渐次出现的，不象王维是在静态中观察景物，物象具有相对稳定的视角。其次，孟浩然作诗，往往是“伫兴而作”，“遇景入咏，不钩奇挟挟异”。殷璠在评论孟稍浩然时说他“无论兴象，兼复故实”，重视“兴象”，可说是孟浩然诗的普遍特点。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的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他的诗，往往是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因此，他的诗往往没有惊人的字眼，一篇之中没有特别用力精警动人的句子，但由于诗人是“伫兴而作”，是在对自然景物中有所领悟引起创作的冲动而写的，因而他的诗整体上显得很浑融完整。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诗“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之中，淡到看不见诗了。”其三，就风格而言，孟诗以冲淡为主调，诗的境界清淡恬远。他往往运用白描手法，风味天然，但却韵味醇厚。清人沈德潜说他是“语淡而味终不薄”，即说出了他诗的这一特征。不过，孟浩然诗在平淡的主调下，也有雄浑壮逸之作。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他的部分诗“雄浑劲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说他的诗“冲淡而有壮逸之气”。这些评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孟诗的风格特征是颇有启发的。

（二）王维

1、生平概况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代宗上元二年（761），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从父亲处廉时迁于蒲（今山西永济）。维与弟缙均为早熟的才子。《新唐书》本传云：“九岁知属辞，与弟缙齐名，资孝友。”《太平广记》引《集异记》云：“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歧王所重。”约十五岁左右，他与弟缙由家乡来到长安与洛阳活动，由于能诗、懂音乐，擅长绘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所以在当时深受贵族社会的欢迎，因而经常出入王公、驸马等权贵之门。开元九年（721）二十一岁时中进士第。据《太平广记》，他是随歧王入公主府，因奏《郁轮袍》而得解头，事或不可信，但他精通音乐则是事实，且中举后被任命为大乐丞。但不久因伶人舞黄狮子舞而被贬为济州（今山东长青县）司仓参军。十几年后，约开元二十一、二年回到长安，此时他已是三十三、四岁了。王维这次回长安任京官，是由于张九龄的赏识与提拔。他的诗《献始兴公》，即是投献干谒张九龄之作。诗中称赞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表示他的干谒并非出于“曲私”。张后来擢他为右拾遗。在张九龄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他深感沮丧，在《寄荆州张丞相》中说：“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表示要辞官归隐，但王维并不敢与李林甫公开决裂，所以并未真的辞官。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劳军，并任判官。这次出塞使他目睹了奇异的边塞风光，写了《使至塞上》等边塞诗。两年后回京，又任侍御史。开元二十八年赴襄阳，主持南选考试事，有《江汉临眺》等诗。回京后即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先隐于终南山，后又在蓝田辋川得宋之问的别业，修葺后作为其母奉佛之所，他也隐居于此。经过他的修整后，辋川共有二十多个景点，如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等，他便与友人裴迪隐居于此，“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辋川集》即是他与裴迪的唱和之作，共收入他诗歌二十首，裴迪和诗二十首，主要是歌咏辋川的二十个景点，全为五言绝句。这一时期他还写有《渭川田家》、《山居秋暝》、《新晴晚望》、《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具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乱军攻破长安，玄宗奔蜀，王维等官员扈从不及，为乱军所俘，被授予伪官，王维曾装病推托，但也不敢反抗。一日，安禄山大宴其徒于洛阳凝碧池，招梨园诸公合乐，诸公皆泣。后裴迪看望王维，告知此事，维悲伤不已，写了一首七绝寄意：“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长安收复，维以受伪官定罪下狱，因此诗怀念朝廷，传到行在，为肃宗所嘉许，又加上弟缙平乱有功，愿削己官为兄赎罪，因得宽恕，责授太子中允，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等，最后官至尚书右丞，后世因称他王右丞。不过经过这场重大的政治变故，他深感内疚，情绪更加颓唐，无意于仕进荣辱。《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就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写照。几年后，这位卓越的诗人画家就与世长辞了。

2、王维的创作

王维一生所创作诗歌今存约四百余首，收在《王右丞集》中（清人赵殿成有《王右丞集笺注》，今人陈铁民有《王维集校注》）。大致而言，王维一生以天宝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王维，生活态度比较积极，向往开明的政治，对功名亦有热烈的追求，对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有所揭露。由于这一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息，因而他的诗歌中不少都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也即人们所称的“盛唐气象”。诗中或写游侠的豪迈、大将的英武、大唐的国威、征戍的辛苦、凯旋的欢乐等等，都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如他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诗中少年游侠身上的豪迈之气，实际上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后期的王维，由于思想日趋消极，因而初期政治上的积极进取转为消极退隐，作品在内容与风貌上均与前期有所不同。尤其是后期半官半隐的生活，使他的创作重点也转向了山水田园题材，这些作品在感情基调上虽不如前期作品那样充满热烈、明朗、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但在艺术上却具有杰出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山水田园诗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王维在当时被称为“一代文宗”。他的诗歌在题材上也比较全面，既有边塞诗、赠别诗、妇女题材诗，还有山水田园诗。其边塞诗的代表如《使至塞上》、《从军行》，妇女题材诗歌如《洛阳女儿行》，赠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不过在这些题材中，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最为出色，而奠定他在唐诗歌史上地位的，则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类诗歌不仅最能体现他诗歌艺术上的创造性，而且也达到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成就。闻一多先生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大致即指他的此类诗。就艺术特征而言，王维的这类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创造。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南朝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大家，陶渊明则开创了田园诗创作的先河。但是，山水诗在谢灵运的笔下，往往追求形似，写景繁富，而情与景两者则是割裂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则以写意为主，并不着力于景物的刻画。王维则不同，他吸收了两家之长，把写景与抒情密切结合，熔抒情与写景于一炉，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从而创造了一种玲珑剔透、不可凑泊的意境。王维这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是与他对山水景物的体认与观物方式密切相关的。就对山水景物的体认而言，王维在观赏山水之景时，并不是象谢灵运那样把山水景物作为自己瞩耳流目的感官享受，而是把山水景物作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知音，这样当他写景时，景物就不是独立于诗人主体之外的纯粹的客观对象，而是寄寓了作者的情怀、思想、胸襟与意趣，从而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融合。比如他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中写终南山景色，只用“云起时”三字，但是这种水穷云起之景，恰与诗人那种纯任自然、无牵无挂，宛如云飞水流一般自在的情趣正相契合，从而形成了意余于象的韵味悠长的意境。就观物方式而言，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大都是在宁静的心态下观物的，他能以一种虚静的胸襟去体悟山水，从而发现自然山水景物与自己性情的契合点。尽管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不乏雄伟壮阔风格的诗歌，但是，最能代表他个性的还是他对明秀静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这种偏于明秀静美的意境创造，是与王维的个性和他所受到的佛教禅学思想的影响有关。就个性而言，王维是一个好静而又甘于寂寞的人，他在《酬张少府》诗中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山居即事》中说：“寂寞掩柴扉，茫然对落晖”。同时，王维早年即归心于佛法，后来又受到南宗禅的影响。禅的境界就是要达到人、物合一，由静而悟的境界，这样就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对明秀之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因而也就形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独特个性。

第二，绘画技法的运用与诗歌的画意。苏轼曾评王维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画中有诗”姑且不论，“诗中有画”则是古今评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时一个经常运用的话语。现代学人对这一命题作了一些现代学理意义上的阐释。大致而言，所谓“诗中有画”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把绘画的构图手法运用于诗歌中。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经营位置，王维诗歌把绘画手法运用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非常注重所描写景物的构图。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有两句：“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行客渐行渐远，融入远树，为远树映带着，孤城承受着落日的余晖，更渲染了别后的惆怅。“带”、“当”二字，巧妙地交待了景物间的关系。前人曾评曰：“带字当字极佳，非得画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再如《使至塞上》中的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善于景物布局的例子。大漠向无尽的远方伸展，视角广，景深长，给人以开阔、广袤、深邃的感觉，但这仅是平面的构图，而“孤烟直”三字，使画面有了立体感。“长河”的形象横亘在画面中，把画面分割为两段，又增加了构图的活泼感，而“落日圆”则为被分割的画面涂上了统一的色调，显出浑然一体的气势。二是善于表现景物之间的层次感，如《新晴晚望》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白水”、“绿田”、“碧峰”，互相映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使画面层次分明。他的《终南山》一诗，更是运用中国画特有的透视法，以诗的语言同时表现出三远，即高远、平远、深远来。《田园乐》中“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则以“孤烟”、“独树”的细节勾勒拉开景的距离，使画面富有层次感与纵深感。其三，善于给画面设色敷彩。如《辋川别业》：“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其中的绿、红、白、黄，色彩鲜明，使画面清新鲜润，给人以愉悦之感。

第三，注重音响处理，使诗歌具有音乐美。王维不仅是诗人、画家，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因此，他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且精细。他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大自然的音响、声音，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等等。正由于他具有对声响的敏锐感受，所以他的诗中常常表现出对声响的描摹，并使之与画面结合，形成有声有色的胜境。如“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第四，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还富于禅意与禅趣。王维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早年即笃志奉佛，晚年在遭受政治波折后，奉佛更为虔诚，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自然会产生影响。沈德潜说他的山水田园诗是“不用禅语，时得禅理”。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佛教禅宗所追求的静寂之境转化为诗歌境界，达到了诗境与禅境的合一。正由于此，王维富于禅理的诗歌，不是枯燥的佛教教义的宣传，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充满了生机与趣味。王维这类诗歌主要表现为对静寂之乐的追求，尤以他的《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前一首刻画了春山月夜的空寂宁静和离世绝俗；后一首写美丽的辛夷花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而自开自落。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胡应麟曾称赞这些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其境界与所蕴涵的禅意。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诗情、画意、琴音与禅趣，这四个方面的高度结合，使王维山水田园诗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

（三）储光羲（706？——762？）

光羲兖州（今山东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中进士第，多任县尉卑职，后辞官还乡。在开元天宝之际，他曾与王维隐于终南山。“安史之乱”起，受伪职，乱平后贬窜南方，卒于贬所。在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中，他以写田园生活为主，作品主要有《田家即事》、《田家杂兴》八首、《钓鱼湾》等。其中《田家杂兴》八首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反映了春种秋收、种豆锄草、牧羊射猎、采莲钓鱼、饮食起居、男女情事等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数量与反映生活的广度来说，他的田园诗超过了王、孟在内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诗人。当然，与王、孟一样，这类田园诗着重谱写的是欢快闲静的农家乐章，对于农村生活的另一方面——农民的疾苦和贫困，则没有触及。在艺术上，储诗以清淡闲适、纯真质朴见称。明胡应麟《诗薮》称“储光羲清而识”，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说“储光羲真朴，善说田家”，沈德潜谓他“学陶得其真朴”。如《田家杂兴》其六：

楚山有高士，梁园有遗老。筑室既想相邻，向田复同道。糗糒常共饭，儿孙每更抱。忘此耕薅劳，愧彼风雨好。蟪蛄鸣空泽，鹈鴃伤秋草。日夕寒风来，衣裳苦不早。

写山水则以《钓鱼湾》一首最著名：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垂杨岸。

（四）常建

《唐才子传》云长安人，无据。开元十五年进士，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其仕宦虽不得志，诗却颇受时人推崇。代表作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五）祖咏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进士。名篇《终南山望余雪》为应试诗，按例当写六韵十二句，他仅四句即交卷，或诘之，曰：意尽。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六）裴迪

关中人，与王维同隐终南山，有《辋川集》二十首，为与王维唱和之作，擅长五言绝句，风格近似王维，而成就不及王维，较出色者如《华子冈》

日落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再如《木兰柴》：

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绿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

裴之《欹湖》可与王之《欹湖》比较

裴：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

王：吹潇凌极浦，日暮待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

《唐诗正声》：裴迪佳者，独《辋川》诸作，然王诗多于题外属词，裴就题命意，伎俩自别。

三、盛唐边塞诗派

所谓边塞诗，是指以边疆地区自然风光和军民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边塞诗的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是其繁荣却在唐代。据统计，唐以前收在《乐府诗集》及《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涉及边塞内容的诗歌约180首左右，而《全唐诗》中边塞题材的诗歌则约有2000首。而在唐代的边塞诗中，又以盛唐为最。不仅作品质量高，而且形成了一个创作人数较多的群体，即盛唐边塞诗派。这一派中，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包括王之涣、王昌龄、崔颢、李颀等诗人。

盛唐边塞诗创作的繁荣，其原因一是由于唐王朝国力的强盛，解除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威胁，使得唐代诗人的自信心、自豪感大为增强，边塞不再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同时，唐王朝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边塞的军功成为一般文士追求的目标。祖咏《望蓟门》云：“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高适《塞下曲》曰：“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岑参《银山碛西馆》曰：“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送李副使碛西官军》又曰：“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样，由南北朝的征戍题材的诗歌就发展为唐代的边塞诗。二是与唐代文人的入边塞幕府的风气有关。唐代文人在科举及第后，由于不能立即出仕任官，为解决生计，只好转入军幕以求升迁，而文人入幕自然就为他们创作边塞诗提供了条件，因而，边塞诗也就成为当时诗歌创作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题材。下面就边塞诗人中有代表性者略作介绍。

（一） 高适（702——765）

适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父高从（崇）文官终韶州长史。他幼年侍父做官，曾至岭南，父死北归。后曾客居梁、宋，生活贫困，但他却耻预常科，落拓不羁。《旧唐书》本传：“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居梁、宋，以求丐取给。”二十岁时曾西游长安，本欲直取卿相，但却失望而归（见《别韦参军》）。开元二十年，曾到过蓟北，写了一些反映戍卒生活的边塞诗，如《塞上》、《塞下》、《蓟门》五首等作。天宝三载，与李白、杜甫相会于梁、宋，赋诗流连，传为诗坛佳话。天宝八载，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中又道科，但只得到封丘尉这样的卑职。县尉“主盗贼案，察奸宄”，高适不堪其职，不久即辞去（《封丘作》：“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天宝十二载，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十四载还朝，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安史之乱”爆发，又佐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兵败失守，高适见玄宗于行在，详陈潼关失守的内幕，为玄宗所欣赏，擢谏议大夫。后又做过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最后任散骑常侍，因称高常侍。《旧唐书》本传云：“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有《高常侍集》十卷，今人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注》。

高适诗今存二百四十余首，就内容看，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反映个人早期沦落、怀才不遇的诗，以《别韦参军》为代表。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数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尽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与我最相亲。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丈夫不作儿女别，临岐涕泪沾衣巾。

此外，如《宋中十首》其一：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相仿佛。

二是反映民生疾苦之作。这类作品与诗人早年贫困失志、长期浪游，较多接触到社会下层、对人民生活有所体验有关。有的写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东平路中遇大水》、《苦雨寄房四昆季》等，有的写对人民的同情，如《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三是边塞诗。共有二十余首，是最能代表其特色的作品。由于诗人前后曾三次出塞（一次在开元十九——二十年，北游燕、赵，登蓟门；一次在天宝八载任封丘尉时送兵至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辖清夷军，一次在天宝十一年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对边塞征战生活有亲身的体验，因此所写多系有所为而发，有较强的针对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塞的情况。这些作品有的反映征人思妇的感情，如《塞上听吹笛》：“雪静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下曲》：“荡子从军事征戍，蛾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乌夜啼。”也有的反映边塞战斗场面，还有的写边塞生活风貌，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不过，高适的边塞诗很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是以描绘边塞激烈的战斗与边塞的自然风光见长，也不是以戍卒的口吻直接抒情。他的特色在于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示自己对战争的意见，同时流露自己对士兵的同情。他反映边塞问题，往往带有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深刻而富有理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燕歌行》。这首诗有感于张守珪军中之事而作，但却又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反映了边塞征战生活的广阔场景与多种矛盾。一方面，敌人的侵犯激发了战士的爱国感情，因而奋起抗敌；另一方面，因边防失策将帅无能，战事久久不能取胜，再加上军队中官兵苦乐的悬殊，就不能不使战士感到心寒。诗里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歌颂了士卒的勇敢，也表现了他们思念家乡的心情，同时对将帅的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也深有讽刺。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词浅意深，铺排中即有讽刺”（王夫之《唐诗选评》）。如“战士”二句的对比，“身当”二句的批评，“杀气”二句的怨愤以及末句的感叹，都深含讽刺，是全诗的几处关键。第二，诗人从四面八方写来，却又能集中在一点，表现诗的主题。它不仅写了行军和战斗的整个过程，而且写了这过程的各个方面：天子、将军、士兵、思妇、敌人。既写了东北的烟尘，又写了来自北方（狼山）的威胁，把两条战线分兵转战的情形写得十分具体。然而这一切又集中在一点上，这就是对李将军的追忆。这追忆中包含着对士卒的同情，对将军的讽刺，以及人们对胜利与和平的期望。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高适还有一些赠答送别诗，如《人日寄杜二拾遗》、《别董大二首》等。《别董大》其二云：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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