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动物头晕图片卡通:冲击力:儒家的兴起与独尊

此文试图对儒家从兴起到独尊的历史作一简略论述，力求从中得出一点启示，于今有所借鉴。

此文援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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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时代是政治上分崩离析，文化上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立志重建秩序，这就形成他的两大理想，政治上“尊王攘夷”，文化上“克己复礼”，当然政治和文化是紧密不可分割的。“尊王”实际上就是国家主义，这个国家不但是某个诸侯国，更是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华夏诸侯国联合体，“尊王”是要加强周天子的地位，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形成统一有序的政治局面。“攘夷”是华夏民族主义，抵御四夷对中原华夏族的进攻。而华夷之别的核心又在于文化之别，包括制度、信仰、历史、生活方式等等，所以“攘夷”又是文化民族主义，“攘夷”的目的也在于保存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源远流长、历经辉煌，孔子自奉为这种文化的保存和继承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他不但要保存文化典籍，还要发扬这种传统文化精神，所以孔子又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孔子不但自己学而不厌，而且诲人不倦，他开创私学，广招弟子，将原来的官学传播于民间，同时也传播了他自己的理念，所谓述而不作。他还将自己的弟子组织成一个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他就是凭借这个团体奔走列国，开展活动。但是孔子一生不得志，他的政治蓝图得不到施行。

作为一个思想的孔子更加成功，并且流芳百世。孔子曾任宗社礼官，“儒”就来源于此，他对“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礼可“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这正是和谐秩序的关键。但他不仅重视礼的作用，更洞察和发明了礼背后的精神，这就是“仁”，礼是为了表现仁，仁又是建立礼的基础，是根源，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仁要高于礼，是普遍的道德，这样孔子就把道德从周商时代对政治天命和贵族身份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有了独立的道德，也就有了独立的、普遍的人格，因此孔子塑造了此后几千年中国人的道德人格。于是人的价值也得到独立和提升，人成为一切价值的中心，是首要价值，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这与“敬天事鬼”的旨趣已经大大不同。此种人文主义精神一贯彻到政治上，必然是奉行以人为本的仁政。

既然礼是建立秩序的关键，而仁又是建立礼的基础，所以仁又是建立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和谐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推广这种仁，就能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但是，仁能够推广吗？能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个人都能成仁。如何推广仁呢？礼正是这种媒介，仁必须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形成礼（古礼也以新的方式被解释，获得了道德价值），通过推行礼，天下人都会趋向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孔子政治理想的核心精神。

接着，如何推行礼呢？由于礼本身的特性，礼的推行莫过于统治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此人民才可能跟从，所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先修身，再治国，这就是孔子以礼治国的根本统治逻辑，历代儒家都信奉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要行得通，要求统治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成为道德楷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而才能“无为而治者，……恭己正南面而已”。但是，孔子的时代正是贵族道德堕落的时代，他自己说：“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今之君子莫为礼也。”这是他的政治主张不能得到施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还有更根本的原因，实际上礼崩乐坏是原有政治权力结构崩溃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因此想通过恢复礼乐而恢复政治秩序是不现实的，权力的崩溃还需要权力自身的重建来恢复，政治权力结构得到重建之后，礼乐制度才能藉此获得重建，而不是相反。礼乐本身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去推行，礼乐并不能建立强大的政治权力，而只是维护这种政治权力，没有这种政治权力，礼乐本身就失去了推行者。孔子向往的周礼是强大的西周王朝建立的，周王室衰弱之后，周礼也失去了强有力的推行者，自然也就跟着衰弱了。孔子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于他的礼乐在当时没有一个合格的推行者，时代的问题恰是缺少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对于礼乐和政权的关系而言，叔孙通说过一句话：“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孔子自身的政治经历最能够说明问题，他曾在鲁国有过一番政治作为，但是与他的那套以礼治国的理论却关系并不大。他在外交活动中据理力争，捍卫鲁国利益；他以乱政非礼的罪名诛杀正少卯，钳制意识形态；他施行堕三都政策，打击“三桓”势力，加君权力。最后一件事是直接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引起了内战。可见，孔子并没有急于推行礼，而是急于建立强大的权力中心（君权），这是首要一步，这也符合他国家主义的政治方向，也是“君君，臣臣”统治秩序的必要，但是鲁国的封建割据力量太强大了，孔子失败了。鲁国的情况是当时各国的典型，所以孔子四处碰壁。

如果孔子专心于解决权力问题，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政治实干家，管仲曾是他的楷模，那么他就应该专心于政略权术，从而成为一名法家。他并非没有这个素质，但是他自己的理想打败了他，他情愿选择后者，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开创的理想更有深远意义，超越了时代，而且他知道这理想只承担于他一人之身，可以有很多个管仲，但只能有一个孔子，因而也更加紧迫，即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天命之所在。这种理想不是他一个人、一代人所能完成，所以他遍招弟子，希望把这理想传承下去。

孔子努力整理和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经），在此过程中他不但传承了文化，而且也把自己的信念融入了经典之中，使经典获得了新的意义，他的弟子继承了经典，也继承了他的信念，并且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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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子夏成为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也成为政治思想转变的枢纽。子夏更具现实主义精神，他的注意点已经不是如何“克己复礼”，而是如何解决国家统治的实际难题，即如何用有效的手段加强统治秩序，这当然也是孔子未竟的事业，也属于儒家的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子夏以实用精神来选择达成目标的手段。继承了目标，但解放了手段，在这一点上，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观点的政治理论，研究政治统治的规律，注重权术的运用，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于是，儒学的礼治思想转入了法家的政术思想。战国初期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李里、吴起、商鞅，俱出子夏门下。子夏也是孔子之后大部分儒家经典的主要传授者，他尤其注重《春秋》，这是由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所决定的，通过传授《春秋》，他将历史学导入政治学，他最注重的是“微言大义”，从史实中揭示深刻的政治原则，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著名的董仲舒就是这一派的传人。

子夏成为战国法家思想的源头，法家是彻底的国家主义者，它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专门研究如何保持统治地位，如何扩大统治权力，如何统治和驾御臣民，如何使国家强大，如何战胜敌国。法、术、势是法家的三大工具，他们不相信道德的力量，也不寄希望于道德的力量，他们运用严刑峻法约束臣民，用权术驾御臣民，用威势震慑臣民，他们又认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在耕战，所以三大工具也是要驱民于耕战。这一套政治策略在列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十分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它加

事实证明，是法家用强权将春秋以来崩溃的权力格局重新建立起秩序。这是儒家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无论是孟子宣扬的“仁者无敌”，还是荀子宣扬的“隆礼尊贤而王”，无不如此。的确，解决当时问题的力量不在于儒家的礼与义，而在于法家的权与法。而且毫不奇怪，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法家还严厉地排斥儒家，认为儒家的言行冒犯君权，妨碍法治，扰乱耕战。韩非子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文；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李斯指责儒生：“道古以非今，饰虚言以乱实。”直到“焚书坑儒”。

相对于子夏的经世致用，思孟学派则发扬了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并由孟子将其推到了极限，孟子无限推崇道德的力量，他认为君只要实行仁政，就能天下无敌，因为人民盼望仁政就象旱苗盼望甘霖，今若君王发政施仁，“则天下之民引领而望之矣，……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相信道德的力量，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本善，人们普遍的天性都向善，因此，有道（善）者必多助，无道者必寡助，多助者必强，寡助者必弱，强者王，而弱者亡，因此孟子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力者得天下。得人力必先得民心，何以得民心？则必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因为君与民的关系也无非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如此，“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所以，决定谁王谁寇的根本力量实际是道德的力量，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力量，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力量上如此，在价值上也如此。孟子以彻底的方式揭示了一个关于政治的永恒真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秦末民众大起义中这个真理得到惊人的检验，并且被汉初贾谊再三强调，这也是儒学重新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但是，孟子缺乏解决实际权力问题的可行的对策，找不到现实的切入点，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荀子源出于子夏，是儒法两家的综合者，以儒家仁政礼治思想为主导，兼容法家的重法立信精神。荀子处于战国后期，法家的强国效力已经不容质疑，法治最利的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呈现压倒优势，作为儒家的荀子不能不承认法家的成绩，并吸收进他的政治理论。荀子注意研究实际政治，他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一套完备而有内在秩序的治国理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他对法家的“重法爱民”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肯定它的强国效力，但是他认为“隆礼尊贤”更加高明，“重法爱民”可以得一国，兴一国，而“隆礼尊贤”可以得天下，兴天下，所谓“霸”就是强国，所谓“王”就是平天下。而且，“隆礼尊贤”本身也已包涵着“重法爱民”，只是有更高的礼义纲领作统帅，所谓：“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因此，儒家不但要能治国，还要能平天下。而法家止于治国，不能平天下，境界显然低了一级，“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今天看来，可以说法家是小国家主义（治一国），儒家是大国家主义（治天下、中华大帝国）。荀子的重要贡献就是发展了一套儒法结合并用的治国理论，为以后秦汉政治课题从治国到治天下的转变作了政治理论铺垫，儒法并用也成为中国以后几千年帝国统治的根本方法。荀子还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做了合理的连结，（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即道德与政治连缀成一条结实的链条），这样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才能在后世转化为为帝国统治辩护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为以后的“独尊儒术”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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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以铁血政策取得天下，又很快以铁血政策失掉天下，原来，取天下与治天下迥然不同也。成败转换的关键在于整个力量格局变了，秦国的体制实际是一种严酷的军国体制，当处于列国交战的时候，这种体制可以通过夺取别国的土地、人口、财产等资源来壮大自己的利益和力量，秦国的臣民也通过勤耕勇战（耕地、战争都在扩大）获得利益奖励，当时秦政权的直接敌人是六国政权。但是，在一统六国之后，天下混一，秦王朝已经不能从外部（以前的外部已经成了内部）获取大量的经济资源，对匈奴和五岭的战争更多的是消耗，此时秦再奉行先前的战争体制，过度的进取，就只意味着对内部资源的消耗，人民得不到利益，只受刑不受赏，法家的刑赏二法只剩下一个刑，必然失效。而且，六国政权的覆灭也使秦政权失去了对等的敌人，于是战争体制的杀伤力就只能对准人民，这就把人民当成敌人，但六国尚且摧枯拉朽，人民似乎更加不足一提。六国的灭亡，使秦政权成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强权，失去了权力制约，使得秦王过分迷信自身实力，因而更加的无所顾忌，利欲膨胀，滥用权力，因此人民所受的暴政要超过战时，“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天下苦之”！既然秦廷将人民当作敌人，那么出乎尔者，反乎尔，人民也只能将秦廷当成仇寇，秦廷称为了真正的人民公敌（民贼），人民只有造反，因为造反不会再失去利益（本来已处绝境），却有翻身的可能。秦朝很快就被民众起义的浪潮吞没了。

秦朝的兴亡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中央强权会干出什么事来，秦朝的覆灭宣告了法家的“强权主义”的破产，春秋战国的历史表明天下要安定必需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秦朝的历史又表明天下的安定只靠一个单纯的强权是不够的，更是危险的。儒家认为，天下需要一个中央强权，但不止于此，这个权力不能只是一架冷酷的机器，政治问题不只是权力问题，权力还必须具有合理的目的，必须具有人文精神，必须受到道德的约束，必须敬畏人民的力量，必须施行仁政。法家的功绩在于建立权力，这个权力是强硬的，严刑峻法刑法使臣民不得不服从。而儒家的功绩则注定是为权力塑造仁义精神，这个权力是正义的，仁义道德使得人民自觉服从。儒家一贯在为此做准备，认为如果没有仁义精神，权力是无法维持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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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积极地参加了推翻秦朝统治的运动，比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先后受到刘邦的重视。郦食其曾为刘邦策划攻取陈留。汉朝初定后，陆贾为刘邦说服南越王，他还告诫轻视儒学的刘邦：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写成《新语》，为刘邦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深得赞赏。叔孙通十分明白儒家的特殊使命，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制定了朝廷宗庙礼仪，建立了君臣礼序，一改君臣无礼的局面，树立了皇帝的威仪，是汉朝以礼治国的开端。

但是儒学并没有获得显著的地位，汉初的主流学术是黄老之学，君主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等等，都信奉黄老。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约法省刑，轻赋少事，休养生息，这是对秦朝过度有为政策的反动。天下的确需要休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汉初的经济因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汉朝也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不再是绝对的中央集权，除了皇帝，宗室、功臣等等也分享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统一的郡县制也被部分的分封制所代替。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也符合贵族集团的利益，因为无为而治使贤能无用，所以不用尚贤，只需听任自然，这样贵族特权就能代代相传。

但是无为而治并不能使天下太平清净，汉初社会实际上内忧外患，危机重重。贾谊说：“臣窃惟事势，可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贾谊认为最大的危机在于藩国权力的恶性膨胀，如果继续听之任之，势必要威胁中央，最终可能重蹈分崩离析的局面，他主张尽早削弱藩权，控制贵族。为了树立汉朝新正统，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针对匈奴的外部威胁，他主张积极抵御，“建三表，设五饵”。针对王室、贵族家庭的腐败堕落，他提出加强对太子及贵族子弟的教育，后来汉

“七国之乱”最严重地暴露了汉朝的政治危机，同时边患也越来越严重，社会阶级矛盾也在激化，“当此之时，网疏而民（豪强）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种种危机需要一个积极有为的国家、一位积极有为的皇帝来解决。

刘彻似乎就是天命所归。他通过一系列努力，将汉朝改造成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整体意志，以及适合这种意志的整套政策和制度的强大国家。他推动了国家主义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