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晕症输液几天能好: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关系的思考-文章-欢迎访问中国先秦史-中国先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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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关系的思考
  •  2006-05-17 07:52:03  作者:卜宪群  来源:中国文物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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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本书的基本观点建立在多层次的理论思考之上。在“导言”中,作者对自己的主要观点和写作方法作了四点说明。首先,作者强调他所说的“儒家理想”全称应该是“儒家理想政治”,作为两个词语,前辈学者已多次提到,但作为一个系统阐述的概念则前人似还没有作过。作者指出,他所提出的“儒家理想政治”概念,是以儒家的“仁政”作为分析起点的。其次,作者认为,“仁学”的发明者虽然是孔子,但是将“仁学”发展为“仁政”并应用到政治领域的是孟子及其学派。以孟子“仁政”为代表的“儒家理想政治”尽管在战国以后从没有真正实行过,但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群体心理,支配和左右着秦汉的社会发展和政权稳定。
  • 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关系的思考

    ——读《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

    卜宪群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前贤今哲都有论述。胡克森先生的《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一书也是谈这个问题,但却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创意。我愿意在自己学习的基础上向大家简单介绍。

        一、本书的基本观点建立在多层次的理论思考之上。在“导言”中,作者对自己的主要观点和写作方法作了四点说明。首先,作者强调他所说的“儒家理想”全称应该是“儒家理想政治”,作为两个词语,前辈学者已多次提到,但作为一个系统阐述的概念则前人似还没有作过。作者指出,他所提出的“儒家理想政治”概念,是以儒家的“仁政”作为分析起点的。其次,作者认为,“仁学”的发明者虽然是孔子,但是将“仁学”发展为“仁政”并应用到政治领域的是孟子及其学派。以孟子“仁政”为代表的“儒家理想政治”尽管在战国以后从没有真正实行过,但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群体心理,支配和左右着秦汉的社会发展和政权稳定。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也给予孟子思想很高的评价。再次,作者没有将儒家的学术传承作为划分汉儒派别的唯一标准,提出将独立人格作为划分汉儒的重要参考标准,而把知识士人整体人格的蜕变视为儒家理想政治破产的依据。最后,本书引入了“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对国内外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及相关观点作了分析和评述后认为,“政治文化”概念的引进不但改写了过去历史研究的许多结论,而且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由此,作者进一步提出,决定一个政权稳定和发展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等狭隘的物质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文化、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反而起决定作用。通过上述基本观点的阐述,足以反映作者对儒家理想政治与秦汉政权乃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关系的思考是建立在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多层次的理论思考与具体历史过程的紧密结合。本书不是一部纯理论性的著作,而是以丰富的历史内容来阐述他的历史观的。关于儒家理想政治内涵,作者在探索儒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阐述了其具体内容。作者认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理想政治是对周政的新诠释,而其历史基础是西周的分封制和它“一定的民主资源”而不是它的集权模式。但是历史的发展以法家为指导的秦政“揉碎”了这种民主的“嫩芽”,使其不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仅仅成为下层人民的美好理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只能是荀学。作者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审视秦亡汉兴的历史启示,认为秦国所有的政策措施不符合儒学士人的理想政治,也违背了中原人民的心理意愿,因而中原儒学士人,特别是孟派士人参加和支持了下层农民起义,这是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秦末农民战争到楚汉战争,中原文化与秦文化又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楚汉之争的结果,表明中原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士人们追求的理想政治与西汉政权由此结合起来了。作者认为,汉初尽管有“黄老无为”及荀派儒学、新法家等多种思想存在与斗争,但汉初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以儒学甚至是以孟派儒学“仁政”为主的。这与汉初的政治体制是相配合的。孟学的思想正通过这种体制而表现出来。汉武帝以后,儒学又经历了一次更为彻底的分化,此后,处于主流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学,而是“缘饰派”的儒学。孟学流落于民间。西汉末年,王莽的上台有诸多因素,但新孟儒学派对秦皇汉武的不满而引起的社会思潮也有很大作用。作者甚至认为王莽是按照孟子的“有限民选理论”推选出来的一个最高统治者。东汉士风有了转变,其表现是儒学知识分子对东汉皇权的认同。其中原因之一是孟学的理想,部分在东汉得到实现。作者还独辟一章来谈东汉平民士人团体崛起的问题。认为他们的崛起不仅是当时代的一个新现象,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它极大地改变了东汉的政治格局,东汉后期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平民士人团体有关。最后,作者认为,从“党锢之祸”到曹魏代汉,儒家政治理想走向终结。儒学士人终于放弃了政治热忱,或投向专制主义,或投向自然,或投向学问,士人的群体独立意识转化为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作者关于儒家理想政治逻辑与历史的分析与叙述也到此为一个阶段。从中也可以窥见作者对整个秦汉宏观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微观历史考证的多重把握。

        三、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本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重视。每一论点的提出,都能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予以尊重和分析,因而使自己的见解站在较高的基础层次之上。例如,作者认为楚汉之际的分封制是人心所向,是中原文化的传统。儒家理想政治所要建立的不是绝对专制,而是西周的等级君主制。这个观点与作者多次引用的李开元先生关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初有限皇权的理论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阎步克、陈苏镇等先生关于秦汉政治与思想文化研究的若干成果,作者也充分注意并吸收。

        诚如祝总斌先生在“序”中所言:“他的这一专著,尽管或许还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必定会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富有启发。”
        
        (胡克森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定价22元)

    原载:中国文物报 2006年5月10日4版  

  • 知识分子之路

    ——赵炳臣、流氓燕对话之反思

    天使之泪

    流氓燕在《赵炳臣,你给我站我出来讲话!》一文中,说赵炳臣是个“伪知识分子”。在赵炳臣的眼中,流氓燕是否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呢?网络时代,知识已不再是某类人的专利,普通大众获得和专家一样数量和质量的知识,已经成为可能。那么,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义,哪些群体可以成为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哪些人有知识却一定是知识分子?我试图对此进行一点思考,求教于大家。

    一、知识分子的基点是良知,不是阶层,亦不是知识。

    人们依据常识往往认为,拥有越多知识的人,越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事实上,知识分子有特定的内涵。知识分子的定义有许多种,最有影响的定义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见葛兰西《狱中杂记》。以柏拉图的"洞穴叙事"来解释,葛兰西认为,那个欲引领其他囚犯走向光明的先觉者就是有机知识分子;而那些不以此为其任,而是孤立地与那个群体保持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称为非有机的知识分子。“有机”在这里有“融入”和“引领”两层含义,融入指“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社会的集团”,融入的目的在于对大众的“引领”。

    那么,知识分子凭什么引领大众?是其外在的权威,拥有的社会地位,还有其他权力?欧美中国现代文学家夏志清,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有重要影响,他说,杜甫作为唐代优秀的诗人之一,他比人家好,不是因为他能transcend his age,but he is more of a human being(超越他的时代,而是他更有人性),他更有面对人性的勇气。夏先生还说,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就是要给中国“regain its humanity and redefine its identity through fearless self-criticism (通过无畏的自我批评重获人性,重新定义它的身份)。”(参见:http://www.cc.org.cn:《通过无畏的自我批判重获人性——夏志清先生访谈》)。

    可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他们内在的良知,内在的对人性的坚守与秉持,而不是别的什么。在西方,人文传统也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传统,是一种在《圣经》、莎士比亚、海明威等一系列人物及作品中流传的一种血脉。难怪有人说,如果你不懂《圣经》,你怎么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西方人。

    二、               二、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工具,知识之真在对知识的批判中达成

    知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并不是先天地具有真理性,更多的时候,没有经过检查的知识,是一种为符号权力(亦称符号暴力或符号资本)。符号权力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布迪厄,在1999年讲道:“我面对的是今天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他们的力量不仅由于其拥有的财富,还在于他们的财富可以支配人的精神。这种符号权力在过去的大多社会中是同政治或经济权力分离的,但如今这些权力则集中于同样的人手中。正是他们控制着世界上的庞大的传播集团,控制着主要的生产、传播文化的工具。”“在日渐摆脱商业支配的文化领域重新植入利润统制,是将人类最高贵的创造品:艺术、文学甚至科学置于毁灭的境地。”这里的符号权力一词,指所有用来支配人的思想、精神而又不易为人察觉的文化权力。(参见:http://www.ewen.cc/books:《布迪厄,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贫苦人的》)

    特定群体中的个体在其习惯的环境中生活,往往被其潜意识中的惯性所指导,而不能自觉。要摆脱这一控制,他必须换一种场域,其潜意识才能转变为意识。通过场域的转换来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个体走出场域控制的起点。

    因此,一定阶层的知识分子,其知识只是其批判的武器,而且这一武器也并非总是有效的。批判的武器还需要武器的批判,才能使武器常新,常常有效。而不致被武器迷蒙了眼睛,成为被武器控制的工具。

    三、知识分子的显著特性:思考

    1962年,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对纳粹战犯艾克曼的刑事审判,在法庭上,艾克曼的辩护是:他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只是一个“尽责的守法公民”。 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在漫长的流亡中倍受磨难,面对自己的同龄人艾克曼,阿伦特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感情,她理智地说,艾克曼的话,对他本人而言是真实和真诚的,他并没有“丧心病狂”,也不是有着极端恶劣的品性,导致他加入这场杀人游戏的既非愚蠢也非不道德,他只是平庸,没有思想,不去思想。他只是像一部超自然机器上面的一个零件一样,只是接受环境的指令。阿伦特把这种特性叫做“平庸无奇的恶”。1971年,阿伦特进一步说:对艾克曼来说,纳粹这一套法典和规则,与用来审判他的另外一套法典和规则,只是不同的语法知识,其意义是一样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接爱其中的任何一个。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他从来不面对自己,从来不和自己对话,回避与自我的交流。(参见:http://www.cc.org.cn: 《女性与哲学》)

    在阿伦特看来, “‘思考”是一个中断,它中断了所有的日常作为,思考使“我们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思考有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反的内在本质,这种“反方向性”不仅产生不了实际的结果,还会令已有的结果归于无效。阿伦特比喻说,“思考之事就像the veil of Penelope,它在每天清晨毁掉昨夜完成的事物”。

    对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这种思考的能力和素质,不正是我们找回自己的内心,回归内在的唯一源泉与力量吗?没有这种思考力,生活只是在一个单行道上运转。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一个具有及时反馈能力的系统才会更加灵活、有效。才是健全的。想想房间需要经常清扫、火车轨道需要经常维护。物且如此,何况对一个有灵有性的人呢?

    当然,内在的良知、一定的知识、思考的能力,三者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互动互生的。一个知识分子也只有在良知、知识与现实的相到对照中,不断地反观,才能走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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