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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青 插 队 回 忆
jianhua
一九六八年形成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插队运动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当年自己经历的许多人与事依然历历在目,时常与朋友和同事提起。身处其境时并不自觉，回首方发现，我们插队这一代人，有幸目睹了中国数千年传统农村和农业的最后一瞥。十数年后，随着机械、电力、化学等现代技术的大量涌入，随着各种新的生产、生活及文化方式的渗透，传统的生产方式、技术和手段以及生活传统习俗都在渐渐消失。
其时解放已有十九年，新中国的影响已渐渐深入到农村社会的深处，但一些旧的传统习惯还在顽强地延续着，传统的农业技术和手段在不少方面也还基本保持。因为没有拖拉机，还在用牛耕田；尽管大规模的灌溉已经开始，但因为电力供应尚未惠及，人力车水还是需要，以至每个生产队都还保留着至少一部水车；因为化肥贵，也少，冬天还须要罱池塘底泥沤肥等等。
我们一共五个同学,组成了一户知青户，其中忠喜兄最大，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长我三岁；建华兄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长我两岁；开亮兄和云笃兄都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长我一岁。我们五人在文革中是在一起度过的，大家都相知甚深，这时又一起去面临新的生活考验。
那时的乡村，生活简朴，民风单纯。我们插队时也就廿岁上下，从无在乡村生活的经历，更没有在农田里干活的经验，全靠村里、队里农民的帮助，让我们渐渐适应了乡村的生活和劳动，了解了农村和农民，为我们后来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写这篇回忆，是有话要说，一方面记录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也想表达对当年照顾我们、同时也在有形无形中教育了我们的村里人的敬意和谢意。
一、西岗村
我们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六日一早从学校出发，乘坐区政府租用的公共汽车，大约半天功夫就到了公社。然后宣布分配名单，各生产队长上来领人。懵懵懂懂搞不清天南地北，我们的行李由队里来的人用独轮车推着，人跟着队长走了一大程路（后来知道有十里地），于傍晚前后进了村。打听了才知道这里是丹阳县全州公社西岗大队（西岗村）。我们五个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一起落户到村里的第六生产队。
村子的规模与周边的邻村相比，算是小的，只有一百来户人家，四百多口人。村里大多数人家姓毛，占百分之七八十，其次是贡姓，大约有百分之一二十，还有个别其他姓的，如我们的生产队长家就姓王。整个村子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建制，再分为六个生产队，外加一个林业队。各生产队独立经济核算。大队只有半脱产的三名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才生，副大队长许泰，大队会计金和。
村子处在苏南丘陵地区，共有耕地约八百亩。尽管土地高低不平，但经过数百代人的经营，多数都开成了水田，放干了水可以种小麦，灌了水就可以栽水稻。村后高地上有百十亩旱地，可以种桑树、棉花、红薯、花生和黄豆等经济作物,以满足少量现金收入和穿衣、食用油等日常生活的需要。村子周围有几片竹林，每年可以收几千斤竹子，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村子西北角上还有个小岗子，岗子上有不少树，村里人叫北栎山。当初叫西岗大约是因为这个岗子的原因，现在村子又改叫北栎村了，也还是因为这个岗子。
村里的土地和人口基本是六个生产队均分的。我们的这个生产队由十八户人家组成，都集中住在村子最西头。队里有一百多亩地，也都在村子的西侧前后，最远的地在一条河的对岸，有三十六亩，但离村也就是里把路，并不远。附近的大村叫“东贺”、“西贺”和“毛甲”，都有一千多口人，地多，辐射出去也远，听说最远的地离村有四五里之遥。
二、安家
刚一开始，我们只能借住生产队的空房。一共三间屋，除了我们学校的五个同学外，还有另一所南京的中学的四位同学合住，中间的一间支了两个灶，放了两张饭桌，是吃饭的地方，两边的两间屋做了各自睡觉的地方。我们五人的床放不下，就在南头窗户下支起个大通铺，四位同学挤着睡，另在东墙边再搭起一张铺，因为五人中我年龄最小，让我睡。
当时国家为每位知青发了二百元安家费，另外每人还有0.3立方米的平价木料，主要用于盖房和购买农具。过了几个月，木料买好了，一看还真不少，好像有十几根杉木，还有十几块五寸厚的松木板。队里就和我们商量盖房的事。按队里的意思，这点木料和钱盖房根本不够，干脆把木料和钱交给队里，队里给我们旧房住就行了。我们比较想要新房，不同意队里的条件，事情就有点僵持。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周密的调查，问明了砖瓦的价格，到农民家去数，一间房要多少根木头做梁，做椽子用多少木料，一间房要盖多少片瓦，一侧的山头墙用多少砖头砌等等。还学会了一个专用名词，叫“里生外熟”，就是墙的外侧用砖砌，防雨淋，里边用土坯砌，然后涮上白石灰，也看不出差别，但可以省下近一半的砖钱。
算到最后，队里好像也明白我们几个不能糊弄了，又提出部分交换。就是给我们一间比较高大的旧库房，旁边再接出一间平房。把松板剖成两半，在高屋里搭出一个二层楼，给我们做卧室，下面是仓库，放粮食、稻草和农具等，平房则做堂屋，是做饭和吃饭的地方。当时也知道有点吃亏，但想到我们来这里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于坚持恐印象不好，合计了之后，也就同意了。
等房子盖好后，发现只用去了大部分的松板，十几根杉木只用了三根做梁，椽子全用的是村里竹林的竹子。剩余的杉木就归了队里。当地人认杉木，认为杉木才是木头，其他的都不是木头。因为杉木轻，而且受潮不变形，做锅盖、水桶很合适。松木则不行，不光受潮变形，而且有松油味。但杉树长得慢，出材少，当时已经不容易买到了。队里拿去后分外珍惜，直到我五年后离村上学时，这十几根杉木还立在队里的仓库里。
另外四位邻校的同学在第五生产队插队，他们好像与我们不一样，只是每天坐在生产队长的家里，不■嗦其他的废话，就是要房子，而且必须是一人一间。据说还说了一些让队长老婆害怕，晚上睡不好觉的话。最后好像也没费什么事，队里就给他们在竹子林前盖了一排房子，地势比我们好，而且宽敞。老天爷有时也不公平。
做椽子用的竹子软，几年后就下垂了，好在我们最后一人也在1974年离开了。我2001年夏天回村去看时，这房子竟然还在，只是状况已经很差了。
三、丹阳话
下乡前什么苦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丹阳话听不懂的问题。后来才知道丹阳话是有名的难懂的方言。进村头半年，真是痛苦，除了与村里几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有点交流外，别人讲的话，百分之九十听不懂。这丹阳与南京只相距不足一百公里，差异竟如此之大。
首先是口音有异，“哪里”叫“喔里”，“怎么”是“迪高”，“非常”是“一唯”等等，还有许多用词也不同，“叔叔”叫“约约”，“女婿”叫“布袋”，“水渠”叫“洋弄板”，“锅盖”是“釜盖”，争执叫“背纤”，滑稽装傻逗人笑的人是“小儿佬”等等。差不多一两年后才大概能听懂村里人的说话。
丹阳人自己也知道丹阳话难懂，说丹阳四个城门外的人讲四种不同的方音。我在西岗住的时间长了，发现相邻的村子讲话也有差异，但不太明显，须仔细辨别才能发现。村里有不少外村嫁过来的媳妇，听她们讲话，就能发现越是娘家离得远的，讲话差异就越大。如果是从十里地以外村子嫁过来的，说起话来，有时村里调皮小孩子还会模仿，认为口音怪异。
我对口音比较敏感，常常喜欢听口音辨认出处，最后真的可以从方音听出说话人是从我们村的哪一个方向来的。其实也不奇怪，丹阳是一个语言交界区。丹阳西边是句容县，讲话受江宁（南京）方音影响；北边是丹徒县和镇江市，讲话受扬州方音影响。但基本都属于北方语系，相互之间交流没什么问题。丹阳的东边和南边是常州市、武进县和金坛县，这些地方的口音已是吴侬语系。北方语系与吴侬语系之间方言差异非常大，相互交流有很大困难。丹阳就尴尬地处于两者之间，而更偏向于吴侬语系这一侧。
有意思的是，这一带又是人口密集区，隔着三五里路就有一村庄，相互之间常年保持交往，赶庙会，走亲戚，嫁女儿，娶媳妇，语言沟通又是必须的。几千年的社会活动，使丹阳（准确说是丹阳西部地区）作为语言交界区的功能稳定下来，扮演了一个平滑过渡的角色，十分有趣。只怕再过多少年，教育普及，大家都讲普通话，这种现象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四、大队干部
大队书记才生，兼任大队长，因为我们一村是一个大队，他也就等于是村长。现在想，他其实也还是族长。才生好像是下中农成份，怎么当上大队书记的，他没和我们说过，不清楚。但他在村里的地位无可争议，从没见人挑战过。不是村里没狠人，有几个很见过世面的人物。贡小毛会卖江湖药、耍把式，是赌博高手，还在上海混过；熬根身材魁梧，但又身手矫捷，听说转眼就能上房，解放前与邻村闹械斗时，就是靠熬根等几个能打的让邻村人胆寒。
可是才生是政权的象征，公社是后台，熬根、小毛他们懂这些，知趣是关键。但才生也是高人，晓得收放之道，平时笑眯眯地不露声色，要紧关头当软则软，当硬则硬。每年分配是才生最叫劲的时候。公社领下任务，要交多少斤粮，各队的产量如何，可不可以完成任务，全看才生。稻子还在田里，才生就各块田去转了。他估产量，基本可以做到九成准以上。生产队长也都是人物，都想多留点，多分点。开大队会是最后较量，才生和队长们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落实各队的交粮任务。每回总是以才生的胜利为告终，这种胜利不仅指完成国家的交粮任务，而且要让队长们都服气，这是才生的高明之处。
有年清明节，大队会计金和忙得忘事了，没给过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做坟头，老婆鲜花不依他了，大闹。金和是上门女婿，丈人丈母在世时很心疼金和。当地风俗，清明时节，后人要去坟上清理周围的草，还要在旁边地里用锹铲出碗形的土块，放在坟包顶上，讲究地数块垒叠，叫“裁帽子”。我不太明白道理在哪里，可能是为了表明还有后人在关照吧。
会计家里有事，一般人管不了，才生上门去做工作。一进门，才生就说：“你妈带信来了，说是头上冷，要裁帽子，赶紧让金和做了送去。”鲜花一听也忍不住笑了。乡下女人闹家事，多是借题发挥，为了给男人点脸色看看，好严加管束。男人心里也明白，让她把气撒够了，威风摆足了，顶过这一刻就好办。结果就是金和立即上山，做了好几个帽子，高高地给丈人丈母娘的坟头裁上，完事。
副大队长许泰也算是老革命，据说参加工作比才生还早，但多少有点看破人世的心态，比较与世无争了。许泰每年最重要的工作是管水，从开春起领着各队的管水员先是到公社培训，然后就是整修水渠，等差不多了，就该开始放水了。当时的扬水站在香草村，离我们有五六里路之遥，管着方圆十几个村的灌溉用水。因为村子多，大家轮流放水，由水站人员在分流闸上控制。有时候白天来水，有时半夜来水，还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水一到我们村的水渠，许泰就来了精神，手拿个闹钟，扛把雪亮的铁锨，大声地吆喝着，指挥一群管水员给各队的水渠轮流输水。各队用水按放水的时间计算，到点就关闸，再向别的队送，年终按各队用水的时间总数和水站结算。管水的工作重要，否则水稻种不起来；管水的工作有时也辛苦，要半夜三更起来干活；但总的讲管水的工作还算轻松，毕竟不用撅着屁股在水田里插秧。我们曾经争取过几次，只有开亮有过一次幸运被选中，许泰不肯要知青，知道知青不好管。
全村人对许泰都有几分敬畏，唯独他老婆不怕他，常听见那女人在村口喊：“许泰！你个老不死的还不回来吃饭？”这时许泰可能正躲在谁家里打牌，一听见喊，马上就放下牌回家。听老人讲，许泰年轻时打老婆打得凶，有次把老婆打得当街昏死，很可怜，到老了，反而对老婆言听计从了。
大队会计金和家在我们队，金和只长我五岁，和我很谈得来，是我朋友。虽然金和只长我五岁，儿子荣华已经九岁了，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华红，一个叫明红。明红是我们下乡第二个出生的。
金和的父亲小娥是林业队长，也是老党员，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所以金和也是村里的干部子弟。尽管金和不是党员，但是老团员，对才生忠心耿耿。金和上到初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有文化之人，算盘打得很溜，对会计业务精通。他年轻，没什么干部毛病，平时对人和善，对村中的长辈很尊敬，人缘很好。
农忙时金和也回到队里和大家一起干活，他的农活水平不错，但插秧时也喊腰疼。有时领着我们几个知青去干一些脱离大队人马的活，比如挑肥或是车水，我就是和金和学会车水的。金和会一边干活，一边向我们介绍村里的一些陈年逸事，其中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村里的情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我离开西岗后，才生调到公社去当干部了，金和就接替当了大队书记，想必也已经入了党。可惜在八几年发现患肝癌，没多久就去世了，大约只活了四十几岁。我后来回村时还到他的墓上去祭扫过，怀念我的老朋友。
五、公社
公社的办公地点坐落在丹阳到句容的公路边上，最初的房子很小，礼堂也只能坐百把人。后来在街对面另建了一个大院子，比较像样子了。原来的房子给了全州中学。
刚下乡的时候常去公社，主要是去买国家供应的粮食，另外就是去催要国家下发的盖房款和木料，还有就是去玩。好像当时的干部的确少，没什么科室，见得多的就是乡文书，人称“邓秘书”的。一开始是由一位副社长管知青工作，但是常发生冲突，听说还动过手。当时我们这些人从学校的文革氛围中来，又正在经历从未吃过的苦头，个个都是爆脾气。邓秘书脾气好，于是就兼管知青工作，我们有事就去找他。也有知青天不怕地不怕，上去就把邓秘书的帽子抢过来自己戴上，还有懒着不走和邓秘书一起到食堂吃饭的。其实胳膊哪里拧得过大腿，知青们慢慢地发现，比较不闹的知青总是先领到各种物资，这才明白“屋檐下要低头”，也就学乖了。大权在公社手里，钱归他们发，物资也归他们管，文革时学校里的那一套在乡下不灵了。这是我们下乡后“接受再教育”学的第一课。
公社的隔壁就是供销社，是知青们在公社停留时消磨时光的地方，年轻的女售货员经常是话题之一。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两个久未见面的知青，一同走进供销社，其中一人拍出五分钱的硬币，买两支当时最顶级的“牡丹”牌香烟，一人一支，售货员递上用细绳子拴在柜台上的火柴，点上吸完烟再分手上路。真感谢当时的供销社，香烟也能拆包卖。
供销社里还有一处热闹地方就是收猪点。每星期有三个上午是收猪日，各村卖猪的人用独轮车将猪推来出售给供销社。下午县里来卡车拖走。收猪是高度专业的技术，收购员（乡下人叫他们收猪佬）只用眼一搭，用手一摸，行话叫“脉膘”，嘴里就报出猪的等次和“扣浆”的斤数，用一把剪刀在猪背上毛多的地方几剪刀剪出标明的记号。等次是指出肉率，是猪的质量或称肥不肥；“扣浆”就是指要扣除的猪肚里消化或还没来得及消化的东西。农民卖猪前都会在家里给猪狠喂一顿，有时这一顿要增加十多斤，毕竟最后是要称分量卖钱的。但你灌他就扣，而且基本不差多少。总有卖猪的不服气，和收猪佬争论，说是扣浆扣多了。有时供销社会决定就当场杀了看结果，反正供销社每天大约也是要杀一头猪卖的。从未听说供销社失过手，杀出的结果基本八九不离十。
公社的镇上还有邮电所，这里也是知青爱去的地方，特别是乡邮员是大家的朋友，一定要去打招呼的。邮电所还兼着公社的广播站，通到各村的广播线（就是一根铁丝）也是电话线，早中晚三顿饭广播的时候，切换过来放广播，平时就是电话线，用的是用手摇的电话机。我们村离公社太远，线老断，经常听不见广播，接不上电话。
六、进丹阳城
出公差进丹阳城对知青是美差，来回六十里路。去主要是到县供销社买分配的化肥或农药，从从容容，活不累。村里到县城的路不错，出村一段到丁庄铺是土路，宽度可以走平板车，接上丹阳到句容的公路，是碎石子铺的二级公路。六十里路对农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是碎石子路太费鞋，当时农民穿自家做的纳底布鞋，去城来回六十里路，走一次鞋底下去一半不止，记十个工分也不值。所以除非自家真有什么事要顺便去城里办，一般都不太愿意去。于是进城就基本是知青去，知青穿买的胶底鞋，经用。
轮到我进城时，早饭后出发，推着队里的平板车，腿长心情又好，十点前就到了城里了。村里的金坤在城里理发店当理发员，先去理发店找金坤，把车子竖在门口，轮子卸下来，推到后院寄存了，就可以逛街了。基本上是先逛新华书店，当时书不多，又没什么钱，很少买书，只是过瘾而已。然后再去百货商店，可能买点日用品什么。差不多到中午就要去吃饭了，那时市中心的金鸡饭店是全县闻名的好去处，我去过多次。因为是乡下人，没粮票，在家就用布袋装半斤米，扎在腰间，进饭店头一件事就是去用米换饭票。乡下的米好，饭店愿意收，半斤米再贴五分钱就可以换半斤饭票。当时不兴由服务员到桌上点菜，都是自己去买，闹哄哄的，买了菜，取了饭就开始吃。手头紧时就吃素，宽就吃荤。印象比较深的是吃肴肉，二角钱一碟，饭店里叫“一个肴肉”，真香！当时丹阳贤桥头有家饭店，名字忘了，做的锅贴与咸泡饭一流，不仅味美，而且分量足，是我们几个知青的至爱。可惜的是，这家饭店将锅贴与咸泡饭当做下午的点心卖，必须两点钟以后才开始做。可怜我们还要赶三十里路回村，好多次都只能放弃。
吃完饭就办正经事，办货，装车，然后启程回村。一般装个三百斤左右，用平板车拉，不算什么。也就三个多小时，五点钟前后到家。还可以到自留地里去干点活，浇浇水什么的。
七、回南京过年
第一年是十一月份到的乡下，没干几个月就到了春节，我们在节前大约半个月就回城里过年了。走之前知道过年队里是要分“年货”的，包括食油、花生、鱼等等，但我们等不及了，就告诉队里，给我们留着。但等过完年回到村里，发现所有分配的年货基本没给我们留，感到人不在还是不行。于是第二年就定下心来等，不提回城里过年的事。队长那几天总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几个人同声回答今年不回家，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看看年关快到了，别的生产队都分起“年货”了，我们队里也开始有人动摇起来，说不等了吧，这几个知青是不走了。另外再晚几天，就要影响到过年的准备了。队长来和我们谈判，说明全队只有十八户人家，加上我们五个知青。尽管我们五人各自的户籍是分立的，但如果把我们五人按五户来参加年货分配，将使各户的分配比往年减少太多，贫下中农有意见，希望把我们按照一户来分配。毕竟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自然同意照办。于是第二天就下网打鱼，开库分油分花生等等，我们自然也分了应得的一份。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分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大鲢鱼，忙了好一会儿才收拾干净了，腌起来等开年再吃。当晚一商量，明早启程回家过年。
这天是腊月廿八，回城的人已很多。我们带着分的花生，买的土布和乡下当年的新米，起个大早赶到离村五里地的屯甸村，一打听当天上午去句容的车票已卖出十张了。每天从丹阳城发往句容的长途汽车只有上下午各一班，我们是中途站，有几个空位置就上几个人。结果上午的班车就没能上。附近几个村的知青朋友都早就回城了，没处可去，只能熬到下午。最后总算在二点多钟时赶到句容，但又不幸发现，当天到南京的车票已卖出太多，售票处已停售到南京的票了。五个人商量了半天，一致认为不能在句容住。反复计算，从句容到南京九十里路，但到汤山镇就有南京的郊区公共汽车了，从句容到汤山镇大约有四五十里路，以我们的功底，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立即饱餐一顿，抓紧时间上路。每人负重几十斤年货，甩开腿走起来。到底是回家心切，也不怎么觉得累。天刚黑下来的时候，走到距离汤山镇还有几里路一个部队的大院门口，惊喜地发现了郊区公共汽车的起点站。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上车，享受着进了城。下车后各人背着年货，走在城里的街上，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二哥进城”，既有点伤感，又有点自豪。
当时工人称“工人老大哥”，农民就成了“二哥”，其实也就是“乡下人”的代名词。
八、阶级斗争
下乡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我们当时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进村后老是打听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村里人不大很愿意讲。时间长了才搞清楚各户的阶级成份，全村只有一户地主，两三户富农，十来户富裕中农。这唯一的地主就在我们生产队，因为年迈，当了饲养员，专管喂牛。一开始不明白，认为队长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万一地主搞破坏把牛毒死怎么办。问队长时，把队长惊呆，半天后反问我们，他为什么要毒牛？他自己是半个五保户，吃用全靠队里，总要有良心的吗。于是又把我们听傻，什么“地主有良心”，什么生产队把地主当五保户来养等等，都是匪夷所思，和学校里学的，文化大革命中讲的太不一样了。慢慢地又了解到，这位老地主的儿子参加了抗美援朝，不记得是牺牲了还是去了边疆，反正队里照顾他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生产队里有一户富农，但富农本人已去世，只有富农老婆带着一儿一女生活。令人惊奇的是，这户人家是我们西边半个村子最被羡慕的人家。一家三人都是劳动力，妈妈其时只有五十多岁，还相当能干。儿子叫狗子，廿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脸色红润，浑身是力气，挖河时为与人打赌，一口气挑起四筐泥（怕扁担断，用了两根并在一起），飞步上坡，赢得一片喝彩。女儿叫娣娣，刚十七岁左右，长得也很耐看，更难得的是聪明、手巧，干起活来别人赶不上。我见过她插秧，只见手上手下如飞，双脚不停地向后退，一片“哗哗”的水声，比其他手也巧的妇女要足足快上三成。每年年终分配，他们家是分钱分粮最多的人家。
这一家人家，懂事理，也热心助人，与队里队外的人都不错，平时看不出区别。但是仔细观察，也可看出狗子和娣娣比别的年轻人略忧郁一些，村里当时搞点什么年轻人的政治活动，他们都不能参加，也不是民兵。狗子已到了搞对象的年龄，但一直拖到好晚才找了个外村的姑娘，据说也是个“成份高”的人家。娣娣比较大胆，和她们队里的一位知青恋爱上了。当时在村里知青是“无用人”的代名词，因为干活不行常成为耻笑的对象。在乡下不会干活，没资格谈其他事，更不要提成家立业或是养家糊口。好在我们这位知青朋友也是一条好汉，下乡当年就做到收支平衡，后几年每年都是知青中拿工分最多的，与其他壮劳力不相上下，非常勤劳能干。据说现在他们两口子已在南京安家，过得很好。
九、饮食（一）
对当时的生活而言，说“饮食”这两个字都奢侈。先说饮，大概就两种，饮水饮酒。饮水从门前的池塘里挑。刚下乡时我们还蛮多忌讳，看村里妇女在塘里洗衣服就不肯挑这个塘里的水了，于是到村后老远的岗上池塘去挑。但这样也有问题，一则路远，再则这种野塘边没设施，俗话叫“码头”。就是在塘里垫几块大石头，再铺上石板，可以进到离岸远点的地方取靠近塘心的水。没了码头，只能在塘边水浅处取水，搞得不好把水弄混了，就是“泥汤”。后来发现村里人都是大清早挑水，觉得有道理，塘水经过一夜的澄清，也算干净了，于是也学着清早挑水。另外我们也比村里人讲究，要用“明矾”打水。就是把水缸挑满水后，放点明矾进去，用水舀子把缸里的水旋几下，等水慢慢地定下来，混浊物就沉在缸底下了。沉在缸底下的叫“缸脚子”，几天就要清一次，否则越积越多，有味道。
现在想想，当时的水真干净。我干活时，口一渴，就近找个池塘，把浮面上的水叶子什么向边上拨拨，嘴凑上去就喝了，喝的时候可以看到塘里的小鱼和蝌蚪。五年一直这样，从来也没喝出问题来。当时虽然也开始用化肥、农药了，但到底用得有限，没什么污染。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供销社卖上海“正广和”牌汽水，用的是一斤半的大酱油瓶装的，好像二三角一瓶，初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南京城里卖的汽水全是半斤的小瓶装的。后来走渴了，喝了一次，一口气灌下去，真解渴！可惜不能常喝，一是只有公社的供销社才有得卖，离我们村有十里地，再也是常喝喝不起。
饮酒的事难得发生，一就是生产队的男人聚在一起“打伙”，后面单章描述，再就是有知青朋友来访，大家一定是要喝酒的。但一方面可能也还没开发出酒量来，再就是当时钱很有限，必须在酒和肉之间达成大致的平衡，好在聚会的目的是为热闹，总之不大有喝醉酒的事发生。记得只有一位绰号叫“老九”的朋友比较善饮，可以喝半斤白酒。后来还听说女同学也有喝酒的了，大家一开始很惊吓，后来想想也理解了，谁都有苦恼，借酒浇愁不分男女。
印象最深的一次，有个冬天的晚上，和忠喜兄喝酒。当时我们五个人中有云笃和开亮已被招工，回城当了工人，建华兄也在外乡打工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和忠喜两人。不记得当天为什么去了邻村的小店，却发现店里难得地有一瓶四两装的“双沟大曲”，因为是江苏名酒，比一般的白酒略贵一点，于是立即买了下来。晚饭时因为没什么下酒菜，也没舍得喝。但睡觉躺在床上时，忠喜忍不住了，说还是喝了吧。碗橱里就剩咸萝卜条了，于是连酒一起拿上来，放在两人床中间的长凳上，一口酒一口咸萝卜地干起来。酒其实不多，说是四两，是老秤十六两制的四两，一斤的四分之一，没多久就喝完了。但酒少话多，两人发了不少感慨。忠喜长我三岁，其时已近廿五岁，没对象，看不见前途，比我更心酸和心焦。我们二人借酒浇愁，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半年后忠喜被招生进了南京师范学院。
十、饮食（二）
凭心讲，以今天的标准看，当时乡下吃得并不算差。三顿饭，早饭吃稀饭或者泡饭，再搭上一些面食；午饭一般都吃米饭，好像农闲时也吃过稀饭；晚饭半干半稀，有时是面条。村里人也和我们差不多，总之可以基本吃饱。对比中国农民曾经的苦难，吃饱饭是最大的幸福。先说主食。我们在乡下吃的大米是最好的，不仅新鲜，当年粮当年吃，而且自己加工得好，雪白清香，菜多菜少不要紧，饭一定要香才好吃。城里人很少能吃到这么好的米，城里粮站卖的米，都是库存了之后周转出来的米，除不新鲜外，加工方式也不同。城里加工米时，先用橡皮滚轧一遍，把稻壳轧下来。稻壳叫“茏糠”，在城里用来烧“老虎灶”的。出了茏糠之后，米只能叫糙米，外面还包着一层东西，叫“米糠”。专家都说米糠有营养，含多少种维生素，但不好吃，太糙。讲究就在糙米的加工上面，加工的精细，米就亮滑，吃起来口感好，但米糠出的就多，出米率就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每月向城市人供应粮食以斤计算，人多粮少，只能牺牲口感，以吃饱为限。
乡下的粮食加工厂不同，只用钢滚轧稻机轧米，而且可以轧好几遍，米就雪白。出的糠不分茏糠、米糠混在一起，可以喂猪，也不浪费。下乡不久，我们用粮票向村里人换了一些新稻，自己推到加工厂去扎成米，兴头头地推回来，下了锅就做新米饭想尝鲜，结果糙得没法吃。一打听才知道少了一道工序——筛米。原来加工好的米，拿回来是要筛一遍的，用一种特制的米筛，一边晃，一边让米在筛里转圈子，最后是混在米里的米糠从筛子下漏出来，混在米里没轧好的稻子集中在筛子中心，用手捧出来，剩在筛子上的才是好米。这活都是女人干的，因为筛米时怕鸡吃（可能也怕露富），都在自家院子里或屋里筛，我们竟从来未见过，更没学过。后来请妇女高手帮忙，才吃上盼了好久的新米饭。
因为一年两季，除了稻子还收一季麦子。村里人不知为什么吃面食不太行，只会擀面条、贴饼子和裹馄饨。面条很普通，但馄饨吃得不多，过节或有什么事要庆祝时才吃，毕竟要费事，而且放了肉才好吃。贴饼子很怪，不用发面，但和面时放小苏打或食碱，等粥熬得差不多了，就用手掌拍出扁圆形，贴在锅边上，盖上盖子半蒸半烙地弄熟，吃起来也还不难吃。
忠喜祖籍胶东，不光喜面食，还会做。头一年麦子收下来，去加工好了拿回来，忠喜认为比城里的“富强粉（顶级白面粉）”还要好，一定要大显身手给我们看。结果我们大饱口福，吃到了馒头、包子、面条、葱油饼，还吃了一种不用放油，干烙出来的“春饼”。村里人看得惊呆了。后来每次我们发面蒸馒头时，都有村里人拿着面粉来入伙，一蒸就蒸个十斤八斤的，大家分。
丹阳本地人的心爱之食是大麦粥。先熬上一锅薄薄的大米粥，有高手是把粥煮滚，抓起大麦粉，匀匀地撒在粥里，不能起疙瘩。一般人是把大麦粉调成糊，再搅到粥里去，煮开，叫“搂大麦粥”。最后也是最为知青们所不理解的就是要在粥里放碱。本来粥只是微黄色，加了碱之后，立即变成了酱红色。据说加了碱粥才香，我吃过无数次大麦粥，始终没怎么吃出香味来。
村里人逢到有贵客到家，有个公认的待客的规矩：泡糖滚蛋当点心款待。这名字用普通话理解有点麻烦，但当地人不觉得。说起来也简单，把锅里水煮开，打下二三个鸡蛋（也有下四个的，看来客尊贵程度）煮熟，连汤盛到碗里时再放下两调羹糖。但吃的人也要懂规矩，不可全部吃完，至少要在碗里剩一只鸡蛋。要剩点的意思，可能是因为边上还站着主人家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客人吃。不记得是哪次我们有过把鸡蛋全吃完的经验，出了洋相，后被好心人指点，方明白这道理。
十一、饮食（三）
蔬菜不算丰富，但也是好在新鲜，特别是夏天，豇豆、黄瓜、茄子、冬瓜、葫芦、苋菜、南瓜等等，真的好吃。我原来在南京时，不爱吃茄子，吃了乡下的新鲜茄子后方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茄子味。下乡前也没吃过葫芦，后来发现也很好吃。但一年中除了夏天，还有冬春秋三季，各季的菜蔬就有很大差异。
秋天还算可以，有些熟得晚的夏菜，拉藤前可以再采一些。真正的主力秋菜是青菜，而且是一种长杆的青菜。还有雪里蕻。种这两种蔬菜不是为了秋季，而是为了冬季，是做腌菜用的。村里家家都有几个大缸，就是用来做腌菜的。青菜和雪里蕻从地里砍下后，先放在田埂上晾晒两天，收收水分。讲究的人家还要洗一洗，一般人家就算了。买来足够的盐（一般都要用十几斤），把菜放在木盆里，撒上盐用手揉，再整齐地码放在缸里，最后还要压上块大石头，就等着过冬了。
这腌菜自然是过冬的主力菜，但其他的时鲜菜也还有一点，像本地的茨菇、水芹、白菜、萝卜等。另外冬天也是打鱼的季节，此时的鱼比较肥。
春天也有一些菜，油菜开春后要间苗，就是把过密的苗给铲掉，正好作菜吃。用作绿肥的苜蓿，当地叫红花草，嫩叶子很好吃。蚕豆也在春末夏初吃。农民家过冬没吃完的腌菜此时已变味，俗称“臭腌菜”，拿来和蚕豆籽一起炒是一道当地人的美味。不过知青好像都不大吃得消这种臭味。
蔬菜是不缺，但当时最大的感觉是缺油水、缺荤腥。荤菜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对猪肉的享受一方面受到钱包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到环境的限制，几个月才有机会吃一回。好在其他方面还可以想点办法。首先是河鲜类的东西。因为是江南，河塘多，鱼虾也多。初夏时，稻秧插下去后，时常下雨，特别是夜雨。于是天一亮就有勤快人下田去转。鲫鱼有个习惯，喜欢逆流而上地嬉水。当地的稻田高低错落，下雨之后，高处田里的水满了就向低处的田里淌。有经验的人从远处就可以听见“噼啪”的声音，是鲫鱼从低田逆着豁口的水向高田里蹿。鲫鱼蹿上去后，因为稻田的水浅，游不快，比较好逮。我们中间，开亮是捉鱼好手，我们吃了不少他抓的鱼。印象中那时的鲫鱼小，难得有二两以上的，但肉紧味鲜，与现在的不同。
村子边上有条河，从北边的上党流过来，向南汇入香草河，平时水不大，但如果在夏天，赶上连日下雨，河里就会涨水，很湍急。在离我们村不远处有个闸口，闸板早就没了，但闸槽还在。每当发大水时，有人就会在竹竿上拴上大孔鱼网，插入闸槽，顺流而下的鱼，只要比网眼大的就尽入网中。以当时的价格算，这种网要十几元钱一张，能置办得起的人很少。一听有人在闸上下网了，恨不得全村人都会去看热闹，眼馋地看着别人捞大鱼。一次，有条八九斤重的大鲢鱼入网，在网内乱蹦起来，把起网的绳子弄断了。网主看着干着急，他知道，只要再冲一会儿，拴在竹竿上的网口绳会全部断光，最后连网带鱼一起被冲走。但水也的确太大，网主自己不敢下去捞网，咬咬牙表示，谁帮忙下水把网捞上来，大鱼就归谁。开亮在边上一言不发就脱长裤准备下水，我和忠喜当即就紧张起来，还没来及劝两句，他已经下水了。果然“艺高胆大”，他先用竹竿把鱼打昏，不蹦了，再稳稳地把网拽上来，于是皆大欢喜。我们自然最高兴，有大鱼吃了。
当时的政策限制，每家只能养一只鸡，据说是“限制资本主义”，可能也有鸡养多了会吃稻子的考虑。每家的这一只鸡就成了宝贝，鸡蛋拿到供销社换成钱可以补贴家用，买盐、煤油等等，都舍不得吃的。我们很少吃到鸡，只是听说有知青偷鸡的事，也听到有妇女在村里骂街，说是鸡被人打死了或是偷了，但次数不多，因为当时村里的鸡本来就不多。
知青是杂食动物，没忌讳。馋极了，就动脑子想办法，找各种肉吃。我们吃过蛇肉、狗肉、獾肉、麻雀肉、野兔肉、野鸡肉等等。据说狗肉吃多了，身上有味道，狗老远闻到了，夹着尾巴就逃开了，应了一句话叫“连狗都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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