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启示小说:中日必有一战？

 
题记：如果只是热血沸腾的少壮军人说，“中日之间将来必有一战”我还不觉得惊讶，然而，连文质彬彬的白领小资也感慨道：“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会服”时，我越来越感觉，即使两国政府有意努力改善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积怨也绝不是政治能够解决的。
　　上世纪入十年代末，我曾留学日本，近距离仔细琢磨过日本；回国后做记者十数年，我先后结识多位日本驻北京记者，清楚他们观察中国的视角；中国领导人出访日本时，我曾亲随采访，从政治制高点评论过中日矛盾的根源。我自认为，中日两边的情况我都比较了解，正是因为了解深入，所以我对中日关系更多了一些悲观。
　　前两天，在一个德国记者的家宴中，席上的日本记者和我探讨中日之间的未来走向。目前看，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大障碍，钓鱼岛和教科书诸问题随时可变成导火索。但是，假如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中日关系就会由此变好吗？我们不约而同摇头。 
　　必须看到，中日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绝不会随着这些表面问题的消解而去除掉。中国崛起的势头日本深以为虑，日本失落的沮丧正以各种方式发酵，两国同想在亚洲称雄、在世界出头的竞争，今后断不会是君子相让，势必发展到刀光剑影的对决。
　　中国文化中素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传统情节，而日本人的特质是“你不打赢我，我绝不服输”。日本至今不肯对侵华战争认罪服软，就因为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当年战败是美国和苏联的攻击，而非中国的战胜。
　　“二战”时，亲赴印缅战场采访中国远征军的《大公报》老报人吕德润回忆，战争中，日军官兵只有被打败时，才会向中国军人鞠躬，否则傲慢不羁。现在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吕德润，已经88岁，仍然颇为关注时事，中日将来必有一战的观点也让他忧心。
　　赴日留学生中，曾流传这样一个经典案例：一个在东京某寿司店打工的中国学生，因为懦弱，常受领班的欺负和侮辱。一天，当领班又一次欺负那个中国学生时，忍无可忍的学生，咬紧牙关对领班还以疯拳狂脚，然后破门而去。第二天，学生一进店，领班笑脸迎上，又是鞠躬又是道歉。从此，中国学生权威骤起，再未被欺负过。
　　日本向来尊强凌弱，服硬不服软。美国如果过去不曾把日本打趴下，日本怎会顺服美国？依此类推，中国如果今后不把日本打趴下，日本又怎会顺服中国？当然，中国一再强调走和平崛起之路，力图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时无法避免的战争，但也许日本是个例外，否则它会在中国的崛起之途上不断添堵。
　　日本人为什么不谢罪？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江上波夫八十年代访华时，我曾做他的翻译。据江上波夫讲，日本人的始祖，一部分是从中国云南经朝鲜半岛抵达日本的，另一部分是从蒙古过去的。他们来华，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证据。日本人并不忌讳自己与中国人是同一人种。 
　　日本也不否认，他们的文化源于中国。与日本百姓接触，发现他们非常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中国的历史成就，对遣唐史、鉴真和尚、唐诗、《三国志》、丝绸之路津津乐道，完全不回避中国曾经对日本所起的国本作用。
　　然而，就是这个曾经对中国五体投地的国度，却在六十多年前发动了对中国的最残酷战争，其烧杀抢掠、三光政策、奸*淫妇女的恶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让中国人迄今耿耿于怀，甚至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庞大中国“愤*青”，提起日本就恨得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日本崇拜古代中国，蔑视近现代中国。日本认为古代中国先进而强大，而近现代中国落后而贫弱。日本只瞧得起强者，看不起弱者。日本从未被外族统治过，他们的皇朝也从未被更迭过。然而，中国因历史上屡被外族征服，形象在日本人那里大打折扣。也正因为中国历史上几次出现的蛇吞象悲剧，使得小日本也梦想吞下大中国。日本认为，如果它像蒙古族或满族那样征服了中国，其管治水平绝对远胜于蒙人和满人，中国人的素质必会大大提升。侵华美梦的破灭，让日本伤心透顶。
　　日本至今不肯向中国谢罪，除了中国传媒常说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因素外，除了第三国学者分析的德国基督教“罪”文化与日本“耻”文化的差异外，深藏在日本人心中暗自作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场侵略战争不全是恶，还有其特殊的积极作用。
　　他们不服气地认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战胜白人殖民者的国家，日本人通过战争提升了黄种人的地位，历史上的那些重要战争，大都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日本发动战争的本意，是使东亚形成一体抗衡欧美。对此，日本人很顽固.
　　1998年，我去日本采访时，买了一本日本青年中十分流行的漫画书《战争论》。这本书是我采访的日本学者和在野党领袖推荐的。他们表示，这本漫画书对青少年历史观的影响远比教科书大得多。翻阅厚达304页的《战争论》，发现作者很会驾驭读者，他以反思日本现存的严峻问题标榜侵略战争的正义价值。《战争论》图文并茂地告诉读者：那场“大东亚战争”，是亚洲黄种人向殖民的白种人挑战，痛击了种族歧视，当亚洲各国意识到抵抗白种人的意义后，纷纷发起独立战争，最终摆脱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不能不说是“大东亚战争”的功绩。
　　《战争论》还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和德国虽是同盟国，但两国的民族政策截然不同，德国施行“全面排犹”的种族灭绝，而日本施行的是“八紘一宇”，旨在消灭民族差别。日本拒绝了德国的排犹要求，外交官杉原千亩因发给6千名犹太人日本签证而世界知名。美国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杀死30万人，东京审判时中国据此捏造出南京大屠杀日军也杀死30万人，当时南京总共才有20多万人口，日军的刀和枪远没有美国原子弹的威力，要杀死30万人简直不可想象，而且日军占领南京一个月后统计人口，南京共有25万人云云……
　　就我对日本的观察与了解，说日本大众普遍右翼，显然不符合事实，但让日本大众普遍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显然也做不到。日本人抱着固有的观念，只相信他们自己的认知。
　　国际上，一些文化史学者潜心研究日本的“怪现象”，有人拿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比较，得出结论：德日对战败的不同态度，缘于他们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在“罪”文化中，通过认罪与赎罪荡涤心灵，而日本人深陷“耻”文化的漩涡，不知该如何洗刷战败的耻辱。也有人分析，战后美国为拉拢日本制衡苏联和中共，没有像对纳粹那样彻底清算日本天皇的责任，致使日本对战争反省不到位，现在美国又结盟日本对付中国的崛起，所以日本始终不肯诚心向中国认罪。
　　我认为，许多研究和评论，忽略了日本那带着战争罪恶的自我骄傲。中国学者似乎不愿把这个问题列入研究范围，迄今，我只听到香港学者客观说及此事。 1995年，香港回归在即，中央电视台赴香港拍摄作为国家工程的电视片《香港沧桑》，我参与其间。在香港大学访谈学者时，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的话让我为之一惊：日本侵略军把英国军队打跑后，司令部设在白人享用的半岛酒店，白人的许多专属权被取消，黄皮肤的人也可以住到半山上了……以前，我从未听任何中国学者这样提到日本侵略的副产品。同时，香港出版的有关简史中，也能看到被日本关押的金融大班们，出狱后已是皮包骨头。
　　日本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左派”和“右翼”都持漠然态度，激进分子只是少数人。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齐名，是日本的名校。那里共产党活动引人注目，一些师生是共产党员。我导师办公室的门上，有一道深深的刺刀痕，他说是中国“文革”期间，京都大学的日本红卫兵所为。那时京大的学生，一手拿“披头四”的唱片，一手拿《毛主席语录》。我在校时看到，常有学生手持木棍，头缠白布，只露两眼（像极现在的恐怖分子），校方无人干涉，熟视无睹。我刚踏入日本时，从国际机场出来，日本警方通缉的“赤军”（暴力共产分子）的头像贴在进出口，也几乎没人注意。
　　日本人不仅对“左派”分子态度如此，对“右翼”分子也是这般。靖国神社里，常聚集一伙人，在那里高声播放“二战”军歌，穿着“二战”军装走正步，看不到有其它日本人正视或搭理他们。日本记者曾经抱怨说，日本“右翼”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中国的报道却把他们放大了很多倍。比如，“右翼”团体编纂的历史教科书，真正使用的学校，不到全国学校的3%，可中国人以为，日本学生都在使用这本书。如此大的信息误差，自然容易造成中国人的误解和怨恨。
　　跟日本人接触，常听他们以“岛国根性”自嘲，意指日本是个弹丸小岛，视野窄小，心胸狭隘，与它国难以磨合。他们承认这是大和民族挥之不去的劣根。事实上，日本人骨子里的自卑感特别强，见到白种人，首先自觉矮三分。早年，日本曾经渴望“脱亚入欧”，甚至想与白种人通婚改变其人种。即使现在，因为说不好英语，因为经济下滑，日本人的自卑仍然不时显露。
　　但是，矛盾混合体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时，又非常自傲。他们狂妄起来，目无一切。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人找到自信，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令日本欣喜若狂。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的血腥交战，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日本以黄皮肤的自己打败了白皮肤的欧洲人而极度发疯，从此自大的不可收拾。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菊花与剑》的名著中，传神般地描述了日本人的矛盾，“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
　　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日本人出奇地追捧。他们争相购买翻译成日文的《菊花与剑》，以至于成了当时最大热门的畅销书。日本人除了佩服本尼迪克特的观察入微，更震撼的是其自身矛盾复杂缠绕的新发现。但发现矛盾是一回事，改变矛盾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很难改变。至今，他们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是单一民族，他们自视清高，他们很抱团，他们有极强的忧患意识，他们十分担心失去亚洲的领先地位，他们佩服强者、凌辱弱者，他们当今现实充满忧患，??事上凸起，他们试图寻找回来逝去的大和魂。他们仍然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