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鹿鞭胶囊 怎么样:扶阳面面观4:重视阳气,擅用附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18:57:03
扶阳面面观4:重视阳气,擅用附子 
阳主阴从,重视肾阳
上面提到火神派以阴阳为纲来判别百病。表面看,在阴阳两纲中,阴阳处于等同地位,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却有主次之分。火神派特别强调阳气的作用,认为“阳者阴之根”,“阳主而阴从”,“阳统乎阴”,但是阳气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阳,中焦有脾胃之阳,下焦有肝肾之阳,而“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郑钦安又特别强调肾阳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这是郑氏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也是他倡用附子、四逆辈温扶肾阳的理论依据。

擅用附子,独树一帜
温扶阳气郑氏最推崇附子,认为“热不过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唐步祺指出:郑氏善用附子、四逆辈,化裁而治疗百余种病,是“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直可说前无古人”,确实一语中的。后来祝味菊尊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推“附子为热药之冠”,李可称“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卢崇汉视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已故名医何少奇先生总结得很全面:“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补可攻,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顺便说一下,我之发现并研究火神派就是从何先生的一篇文章起步的。 在火神派眼里这么好的一味附子,许多医家却畏若虎狼,“甚至终身行医,而终身视附子为蛇蝎”,不敢用,为什么呢?因为附子药性峻烈,景岳称“附子性悍”,大辛大热,历代本草都说附子有大毒,其甚者说“附子不可服,服之必发狂而九窍流血;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 服之必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张隐庵(《本草崇原》)。说得非常吓人,乃至许多医家终身难得一用附子。


客观的说,附子治病救人是事实,性悍有毒也是事实,以致恽铁樵说:“附子最有用,亦最难用。”事实上,药之本性在毒,无毒则不成药。李可老师认为:“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近代医家杨华亭指出:“乌头虽毒极,而入药主治之功能,则为诸药所莫及。”“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近代浙江名医范文甫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杀人不足为名医”,意谓不善用峻烈药(峻烈到能杀人)者,难以成为名医。因此,是否善于运用毒药、峻药,最大限度的发挥附子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名医的重要标准,对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尤具现实意义。


祝味菊甚至说:“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医之能事毕矣”。是说医生的全部本事就在于擅用附子,可见熟练应用附子的意义多么重要。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人人皆知的口号,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用药泛泛,只求轻清平和,不敢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也。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风格,众多火神派医家以大剂附子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确实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乃至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关于广用、重用附子的问题,许多前辈都说了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两个比较独特的问题:


1 专用附子,不夹阴药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今人亦有知得此方(指四逆汤)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
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应该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单从逻辑上讲,也是顺理成章的。看吴佩衡先生在用四逆汤时,多加肉桂,而不是人参,称为回阳饮。范中林先生初诊选用理中汤、真武汤、小青龙汤等方时,一般均去掉方中的人参、白芍、五味子等阴药,更有“理中汤去人参”的习惯用法。推其用意,嫌其恋阴,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为《医法园通》做批注的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写了几十条夹批,最有见识的有两条,其中之一是: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针见血。运用附子单刀直入,不夹阴药,这是火神派十分重要的观点,这就无怪乎火神派应用最多的方剂是四逆汤了。许多医家在用附子时经常夹以人参、熟地、白术等药,恐怕就没弄明白这一点。

 

2 熟知附子的用药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友渔斋医话》曾谓:“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均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他对热药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 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只要不想喝冷水,就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五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显示的似乎都是热象,初用者难免疑惧。而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是药效,不是药误,继续用药,“按既定方针办”。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无力抗邪,故无反应。服用阳药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尖锐对立,故有看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切不可为这些反应所迷惑而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入歧途。

初用附子者,必须要过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会用附子。郑钦安关于服用附子的反应鼓励我们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判认其是药误还是药效,确实重要,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扶阳面面观5:详辨阴火,精深独到

详辨阴火,精深独到,这是火神派最精华的部分
郑氏重视阳气,擅用附子,是其学术体系的核心,在我看来,并非最精华的东西。真正独特的是对阴火的认识上。单纯的阴证辨认并不难,“阳虚辨诀”指示得非常明确。重要的是,郑氏对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他称之为“阴火”者,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所谓“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与东垣之阴火不同),又称假火,本质是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常见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颧红、目赤、耳鸣(以上各症即俗话所谓“上火”)以及内伤发热、皮肤包块红斑、足心发热如焚等都是极为常见的病症,看似火热之象,其实是真寒假热亦即阴火,极易被误认作火症和阴虚火旺,俗医治以滋阴泻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范中林先生说过:“口内少实火”,确为阅历有得之论。

顺便说一下,以上各症本人施以潜阳封髓丹、四逆辈等均能取得满意疗效,而且凡是久治不愈的病例可谓大多经过泻火滋阴屡屡误治者。郑钦安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 我不敢即云是火。”就是说的阴火,差不多有“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他用大量篇幅阐明阴火的假象与本质,勘破阴霾,指点迷津,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充满真知灼见,因此我称之为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

唐步祺先生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即指阴火辨识而言。 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阴火、假热证的辨认上, 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今天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敬云樵先生最有见识的第二条批注就是:“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粗工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
山上悟空摘自张存悌/文

扶阳面面观6:阴盛阳衰的病势观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广用四逆辈,是因为有着广泛、大量的病症需要温阳。“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就涉及到一个医家的病势观了。
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它是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一般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例如,仲景著《伤寒论》,是因其宗族大量死亡的原因中,“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为疾病大趋势。而东垣倡导补土派,是因其所处金元时代,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所患疾病多为劳役过度损伤脾胃所致。

那么,火神派怎样认识近现代的疾病大趋势呢?这也是火神派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郑钦安说过:“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是说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导致世人“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指出阴证、寒证占了大多数(盛),而阳证、热证则少见(衰)。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郑钦安关于“阴盛阳衰”的病势观,仍然是适用的,这正是火神派重视扶阳、擅用附子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传承、弘扬火神派的缘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这种阴盛阳衰的大趋势, 我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现代许多火神派名家都对阴盛阳衰的基本病势发表了十分鲜明的、话语都十分相似的观点:

祝味菊说:“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伤寒质难第十四篇》)
已故河南名医周连三(1889~1969)先生亦持相同观点,他说:“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当然,他称得上是火神派名家,对于通常被认为是热症、阳证的疔毒、目疾、癫狂等病,也以附子投治。

卢崇汉教授说:“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我的用方可以说99%的都是纯辛温药物组成的。”(《扶阳讲记》)
李可先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人体阳气和疾病》)卢崇汉教授甚至说到:“末世的很多医者确实搞不清阴阳寒热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守这个‘法宝’吧。开个玩笑,如果你能守好这个‘法宝’,就是乱打也会打中百分之七十。换句话说,你乱打都会变成中工,因为十愈六七就算中工”(《扶阳讲记》)。他所称的“法宝”指的是陈修园那句话—“宁事温补,勿事寒凉”。
当然,火神派并不否认阳证的存在,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从来都是阴阳并列、对等论述的,对阳证擅用石膏、大黄、白虎、承气,称附子、大黄为阴阳二证的两大柱脚,说火神派只会用附子只能说是片面看法。    山上悟空摘自张存悌/文


 扶阳面面观6:阴盛阳衰的病势观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广用四逆辈,是因为有着广泛、大量的病症需要温阳。“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就涉及到一个医家的病势观了。
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它是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一般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例如,仲景著《伤寒论》,是因其宗族大量死亡的原因中,“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为疾病大趋势。而东垣倡导补土派,是因其所处金元时代,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所患疾病多为劳役过度损伤脾胃所致。

那么,火神派怎样认识近现代的疾病大趋势呢?这也是火神派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郑钦安说过:“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是说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导致世人“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指出阴证、寒证占了大多数(盛),而阳证、热证则少见(衰)。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郑钦安关于“阴盛阳衰”的病势观,仍然是适用的,这正是火神派重视扶阳、擅用附子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传承、弘扬火神派的缘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这种阴盛阳衰的大趋势, 我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现代许多火神派名家都对阴盛阳衰的基本病势发表了十分鲜明的、话语都十分相似的观点:

祝味菊说:“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伤寒质难第十四篇》)
已故河南名医周连三(1889~1969)先生亦持相同观点,他说:“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当然,他称得上是火神派名家,对于通常被认为是热症、阳证的疔毒、目疾、癫狂等病,也以附子投治。

卢崇汉教授说:“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我的用方可以说99%的都是纯辛温药物组成的。”(《扶阳讲记》)
李可先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人体阳气和疾病》)卢崇汉教授甚至说到:“末世的很多医者确实搞不清阴阳寒热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守这个‘法宝’吧。开个玩笑,如果你能守好这个‘法宝’,就是乱打也会打中百分之七十。换句话说,你乱打都会变成中工,因为十愈六七就算中工”(《扶阳讲记》)。他所称的“法宝”指的是陈修园那句话—“宁事温补,勿事寒凉”。
当然,火神派并不否认阳证的存在,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从来都是阴阳并列、对等论述的,对阳证擅用石膏、大黄、白虎、承气,称附子、大黄为阴阳二证的两大柱脚,说火神派只会用附子只能说是片面看法。    山上悟空摘自张存悌/文
2010-03-06 11:42扶阳面面观7:坚持辨证论治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1.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每个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用药风格。火神派根源于伤寒派,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风格,用方大都是经方,药味少,药量重,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二三味,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法度甚严,达到郑钦安所称“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即郑氏用药的鲜明风格,本人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即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具体而言,除广用、重用附子(一般出手就是30 克、60 克)以外,倡导专用附子,不夹阴药,讲究单刀直入,仅此一点可以显示出与温补派的不同。按此标准衡量,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可谓经典火神派。我觉得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境界,一般人不容易达到。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分经典火神派、广义火神派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绝非要分出高低,不是说经典火神派就比广义火神派高明, 广义火神派就不如经典火神派。事实上,广义火神派恰恰丰富和发展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开拓了用药思路,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李可先生脾肾并重的观点、补晓岚先生温辛并重的“补一大汤药”,以及在座诸位的独特经验等,都推动了火神派的学术发展,让这一学派更加丰富多彩。其实学术流派中派内有派是很正常的,历史上,温病派有叶、薛、吴、王之分,温补派也有薛、张、赵、李之别,致于伤寒派内分派更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说,没有哪个学派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一点上说,各位专家、学者在交流、学习中应该多一些包容与宽和的心态。

2. 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火神派诞生一百多年来,对它一直有各种非议,作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是很正常的。

历史上,许多新学派都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火神派用药偏颇,似乎什么病都用附子。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历史上,各家流派作为独特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滋阴派如此, 寒凉派也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就有不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面。全面研究各家学派,不难发现虽然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作为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的原则,屡屡批评拘执套方套药的积习,可以说见一病,批一回,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

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 ” 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当然,我们弘扬火神派学术思想,不要为一家之说所囿,乃至宗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这一点其实属于常识范围,有些人对火神派有片面认识,不无微词,说到底,是这个问题没弄清楚。 山上悟空摘自张存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