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同仁堂传销保健品:李捷：到底怎么看重庆经验

　　什么是重庆经验

　　“重庆经验”，当然现在也有叫“重庆模式”等等名称，它一出来就有各种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很多时候真理就是不怕争论，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要紧。

　　那么，重庆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重庆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在很多地方后来居上，它从重庆建市起，一步一步地探索，最终成为了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前沿阵地。很多已成为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都是这样诞生的。所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关注沿海经验而不注重重庆经验的话，我觉得就很难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就很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貌作出全面的理解。

　　重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概括起来，核心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主动地破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全面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乃至于生态文明建设，还包括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全面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能转变。

　　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重庆是一手聚精会神抓经济增长，另一手高瞻远瞩抓缩小三大差别，促进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上，重庆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上，重庆一手抓严惩社会黑暗，一手抓严惩党内腐败。

　　总的来说，重庆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伟大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根本一致，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高度一致，和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执政使命、执政理念高度一致，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同时重庆又紧密结合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对解决全局性难题具有启示性意义的重要经验。

　　怎么看重庆经验

　　第一点，重庆经验应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形成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创造性探索。说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既结合了重庆的实践，又体现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的时代性要求。现在有人说它是“左”的，这恰恰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和重庆经验一样，本质是既防左又防右；而且我不太赞成简单地用左和右概括现在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左和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时期，一些人表现为极左，但在另一时期他又会变为极右。所以我说，看待重庆模式，一定要把这本经看正，不能看歪，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也不能够贴“左”的标签。

　　第二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很多地方都有丰富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和伟大理论体系的形成，说到根本，其实就是靠三条：第一条是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创造，第二条是靠各地摸索出来的新鲜经验，第三条是靠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意志，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各地的经验，把它加以系统地总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其他地方的经验和重庆的经验对立起来，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来“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在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特别是现阶段，各地都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经验，而重庆经验在这里面非常具有普遍的意义，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当今破解科学发展的难题，破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破解城乡、地区差异的难题等等，既离不开各地的经验，更离不开重庆的经验。

　　第三点，重庆经验当前更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首先，从重庆在中国的区位和他的各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实际状况来说，在中国带有普遍性，特别是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有代表性。重庆所能办到的事情，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能够办到。而其他东部沿海等地区的一些特殊经验，有特殊性，是难以复制、难以模仿的。所以重庆的经验是可学可鉴。

　　其次，重庆经验带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他探索的问题，就恰恰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基本情况，就是处在发展的问题、发展以后的问题和没有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具有发展的两重性特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存在着很多的两难性的问题。现在重庆实际上也正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他在破解两难问题的很多实践，实际上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后怎么发展，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推动党的建设而进行的探索，这就是重庆经验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再次，重庆实践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刚才讲到，它带有实践中的共性、阶段的共性，但是这两者，不足以使它成为全面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更重要的一点，它在实践中带有前瞻性。在前瞻性里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怎么把发展和民生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缩小区域差距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重庆”的建设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落实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执政宗旨相结合，怎么把发展和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先进性、党的全面的自身建设相结合。在这些方面，重庆都探索了一些带有前瞻性的东西。

　　重庆实践的启示意义

　　当今整个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好，都面临着一个对发展道路的再思考问题。西方解决发展问题，基本上是两条路径：一条就是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条就是德国还有北欧等国家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径。这些都不能破解现在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中的问题：一是发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二是发展中的精神文化快餐化、庸俗化乃至于沙漠化的问题；三是发展中的执政危机的问题。不一定经济发展到最好的时候，执政地位就最巩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破解这三个问题，重庆都先走了一步。

　　在发展中如何解决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重庆出台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12条，还有“民生10条”等等一系列举措，包括“五个重庆”的建设，都在闯出一条新路。

　　对于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怎么样把中华民族的美好的精气神凝结起来，而且化作推动改革开放、推动创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呢？我觉得民族精神、党的优良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不是三回事，是一回事。重庆要在占领改革开放高地的同时，占领道德文化高地，这个口号非常之好。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一个强音，一个时代的强音。

　　在解决执政危机的方面，重庆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项制度”、“三进三同”，这本身就是民主。让老百姓时时刻刻能够找到党组织，找得到党员干部，能够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呼声，大下访、大接访，这都是推动民主。当然这还不够，还要继续推进，迈出更坚实的步伐。重庆通过很多工作，确实基本上能够做到，群众在哪里，党组织能够覆盖到哪里，党员干部能够出现在哪里，这是了不起的。很多地方如果都能做到的话，什么颜色革命等等这些东西，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奈何不得我们中国共产党，更奈何不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此外，我们现在发展和不发展的问题同时存在，不能够按照原来的平面思维来解决，必须要有大智慧，要有立体的思维。我不成熟的想法，实际上要有一种统筹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且需要把统筹的思维和辩证的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重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处处能够体现到这一方面。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国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