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都有什么字体:徐友渔：坐小书房 知大世界--南方报业网

徐友渔的小书房。

　　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和新出版的美国学者朱特所著的《战后欧洲史》，徐友渔非常看重。

徐友渔在“文革”时期记的读书笔记，有十多本。

　　罗尔斯的《正义论》，徐友渔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因为被翻阅过无数次而下角开裂。旁边的《万民法》和《政治自由主义》也是罗尔斯的著作。

　　徐友渔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目前为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积极投入各种当代社会思想论争。目前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西方哲学、“文革”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三个方面。

　　和其他学者比起来，徐友渔的书房很小，他毫不讳言这一点。

　　在21层楼的高度，这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中间一张写字台摆着电脑，窗外光线充沛。四周靠墙摆了七八个书架，个个放满了书。

　　“我不会把家里最大的房间拿来放书，那样太霸道了。”很多书放不下，不久前，徐友渔刚刚给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捐了一堆书，足有“一立方米”大小。

　　徐友渔以钱钟书为榜样。钱钟书的书房很小，读书都靠借。徐友渔也把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作为最好的读书资源，每次借三五本，两三个月内必须归还，“有一个期限，反而读书效率高。”

　　从小如饥似渴地读书，到如今每天有8到10个小时在书房读书，徐友渔的视力仍然很好，不戴近视眼镜。这让很多人羡慕。原来他的阅读姿势一贯正确，从来没有躺着看书的恶习，“每次看书一定是正襟危坐，保持一定的距离。”

　　徐友渔书架上的书按照西方哲学、历史、西方政治学、“文革”研究等分类，都跟他的专业相关，文学书在书房里几乎无迹可寻。不过，当年他也曾经是一个读遍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的文学青年。

　　灰皮书，灰皮书

　　最能体现徐友渔早年读书经历的，是架上一排灰色封皮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17本，包括杜威等人的作品。这就是“文革”前后大名鼎鼎的“内部书”。

　　当年，这些“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批判使用”的“灰皮书”，必须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买到和看到。但“文革”时期社会秩序大乱，干部们也被打倒，这些书反而从图书馆和老干部家流散出来。

　　徐友渔那时是在成都春熙路的图书黑市上，买到灰皮书的。“都是零散地买，遇到就买，一本也就几毛钱。”他读书多，是成都当地出了名的。初中他就看完了莎士比亚，读过同龄人都不懂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雨果和巴尔扎克。曾因为看《红楼梦》被同学老师视为“问题学生”；“文革”中为了要读马克思的原著去借书，甚至差点被军管处的干部抓起来。

　　徐友渔为记者展示了一排“文革”时期的笔记本，这些放在书架上红壳子的笔记本，封皮上有《红岩日记》、《凌云》等字样。里面是徐友渔写得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沉思录》，他都做了详细的抄录。

　　少年时就读遍西方文学名著，学校里写作文最牛，被同学认为“以后肯定要当作家”的徐友渔，却在“文革”后彻底转变。因为“文革”的冲击，徐友渔对早年的信仰产生深刻怀疑，决心要探究背后的根源。

　　于是他转而向哲学、历史、思想类著作寻找答案，“彻底告别文学青年的多愁善感和花花哨哨，脑袋变成高度清晰，高度精确，但写东西就糟糕得要死。”后来他去牛津大学留学，导师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英文也非常糟糕，才明白“这是一种共通的毛病”。

　　在他的书架上，从罗素的数理逻辑著作到罗尔斯的西方政治思想殿堂之作《正义论》，提供了一条徐友渔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理论研究的轨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他认为当代非常重要的两个思想家，书架上有他们的几乎全部著作。

　　在社科图书之外，徐友渔仍然对当代文学中他认为重要的作家作品保持关注。他最推崇阎连科的《受活》，还有陈冠中的《盛世》，“是一本有很丰富思想内涵的书”。据说陈冠中写这本书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经常跟徐友渔等一群朋友吃饭聊天，交流时事、思想动向。他还推崇王安忆和北村的小说，在书架上记者看到的文学书还有胡发云的《如焉》。

　　“我读书肯定不是随便的，哪怕看小说，我都希望看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到底在关注什么东西。对我来说，看书基本上没有闲情逸致的消遣功能，目的性很强。”徐友渔说，他出门一般选择坐地铁，因为可以看书不浪费时间。

　　“文革”研究是徐友渔的另一块重要研究领域，专门有一个书架放满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很多是海外出版的书。

　　入乎“书斋”出乎其外

　　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徐友渔不用坐班，也不用教课。几乎可以每天坐在家中读书。从上午十点半到晚上一两点，他每天都要花8个多小时看书，写东西。最近他刚读了一套《战后欧洲史》，很是推崇。这套书因为字很小，徐友渔足足花了20天才读完。

　　徐友渔不用买书，好书自有人送。长期作为书评人，帮一些刊物写书评，出版社会寄书给他，杂志会寄书给他，作者也会寄书给他。“对社科类图书的了解，能超过我的人不多，唯一可能超过我的人是刘苏里。”

　　徐友渔的重点研究领域中，有一块是“当代社会思潮”，需要对当下的动向非常敏感。书房看似不大，生活看似“书虫”，徐友渔的信息敏锐度却超乎许多人。“坐在家中即能知天下事”，这是记者采访后对他生发的最大感慨。

　　比如，伍皓被扔五毛事件，网上传得再快，徐友渔不用上网已经熟知前因后果。“事件发生后，我当天就跟三个当事人在一起吃的饭，他们告诉我所有的情况。”

　　每天晚上，徐友渔照例打开电脑查读邮件。他的邮箱内每天都有50多封邮件，来自国内国外，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这里面有许多“义务通讯员”。比如有一位出版社编辑，喜欢将他看到的各种好文章收集起来，每3天就会打一个“包”(文件包)发给徐友渔。而这样的“通讯员”在徐友渔的邮箱里至少有三个。

　　每周至少一次圈内朋友的饭局，所有重要的信息都在这里交换。加上朋友的电话、邮件……徐友渔其实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的中心地带和交界点上，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已经不用去找信息，它们自然会聚拢到他那里。“中国这个沸腾的社会里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从来不会漏掉我。”

　　采写：南都记者 田志凌

　　摄影：凌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