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天狮沙棘籽油软胶囊:龙应台：文化权是平等的(南方周末 2003-6-1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6:43:08
龙应台：文化权是平等的
南方周末 2003-06-19 15:24:33
□本报驻沪记者 朱强
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龙应台
没有社会参与与共识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出错，而文化政策作错了，是一个城市的内伤。 ———龙应台
南方周末：在台湾的“政府组织”里，台北市文化局处什么地位？它与大陆各城市的文化局有什么主要差别？上面给的年预算大致是多少？
龙应台：大约有三方面的不同。台湾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地方制度法”，凡是经济财政、都市计划、水利交通、教育、文化、观光等等，都属于地方自治权限，所以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所谓“上级机构”的。文化局因此也相当独立。此其一。
台北市政府本身有三十来个“一级局处”，文化局是其中之一。局处首长是市长任命的“政务官”，当民选市长卸任或去职时，必须随同离职。局长独立拟定、执行政策，而不是被动地由市长指挥。政策推动不力时，以去职表示负责。所以相对于市长，局长也是相当独立的。此其二。
台北市文化局负责拟定全台北市的文化政策，范围包括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发展、古迹及文物保存、都市风貌的维护、公共艺术的审定、艺术教育的推广、表演艺术团体的扶植、城市文化设施的兴建及管理。相对于大陆的文化局，范围广得多，是“大文化局”的概念。此其三。
预算不是“上面”给的。局长依据自己的政策，估出执行政策所需的费用，编成预算，再去向市府和“议会”进行说服和争取；争取到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预算。在过去的3年中，文化局每年有13亿到15亿台币的预算要执行。
南方周末：在文化领域，什么是官方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欧洲，政府对文化介入似乎多一些，比方在扶助博物馆等方面。相对的，在美国，政府的介入很少，介入多是基金会一类民间机构。那么，官方是听任文化艺术“自由”生长，或者还是要“管一管”，这里是否有一个界限？或者艺术从来不是天然生长的，永远是需要“人为”的扶助，和“人为”的规划？为什么呢？
龙应台：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民间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民间没有能力做，或者因为无利可图而没有意愿做的，政府才应该介入。除此之外的介入，都可能反而斫伤了民间的生机。
文化需不需要“管”？要小心。如果“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提供文化发展的条件，创造艺术创作的环境，那么，是的，文化是要有人“管”的。
譬如说，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的艺术家也得到创作的补助。譬如说，瑞典立法严格保障智能财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譬如说，德国政府高度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
我们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敢把百年老树任意砍伐。把成立文化基金会的门槛从两千万元降低到500万元之后，文化性质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kk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倍增，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再譬如说，政府预算是有限的。修公路、建机场、造学校、盖医院，都需要钱。文化不是硬件工程，一般执政者看不见它的重要性，就不会有文化预算。专职的文化机构必须强力为文化争取预算，这也是“管”的一部分。
这些法规和制度的设立都是政府的积极作为，而且也只有政府能做。这种“管”，是扶植，是培养，是促成，做得好，可以使文化突飞猛进。
文化专职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透过制度和法规的建立，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民间力量得到最蓬勃的发展。政府提供最肥沃的土壤，让民间创意着床、发芽、开花。关键在“民间”二字。政府所有的措施，不能忘记它的目的：让民间壮大。如果文化专职机构积极作为的结果是造就“大有为”的政府而使民间力量萎缩，那么我们宁可不要文化专职机构。
政府永远不该忘记自己是土，只是土，民间才是花。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至于你说美国和欧洲不同，应该是英美和欧陆的不同。欧陆国家将文化看做教育，认为国家应该负责；英美比较把文化看做个人修养。另外，英美的企业捐赠风气非常蓬勃，私人企业的各种基金都支持文化艺术，政府也就可以退居第二线，预算也编得少。欧陆的捐赠风气没有英美盛，国家的投入相对就大。法兰克福市的年度文化预算，譬如说，就占市政整体预算的10％，非常惊人。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前提下，给了文化专责机构一个行使“文化平权”的机会，也恰巧使您能够利用官权力把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消费的艺文项目有意识地下放到民间底层社会？比如，您曾经让交响乐团到台北士林夜市的庙前广场演奏五重奏等“高雅音乐”，让贫困者也有机会得到艺术启蒙。我们不否认这个绝好的动机，但基于有不同的欣赏水准，此举得到的效果是否形式大于内容？
龙应台：让我们出身自维也纳和茱利亚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员到“下里巴人”所在的市场里去演奏，有这么一个理念在后头：如果你是民间私人乐团，台湾有好几个民间自组的交响团，你可以高兴为谁演奏就为谁演奏。身为公立乐团，就不太一样。纳税人的钱在支持着你，而纳税人并不是只有那些买得起国家音乐厅票的中产阶级；菜市场里卖菜的小贩也是纳税人。公立乐团有服务市民的义务。他们可以在水晶灯下演出，也应该可以在公园里、大庙前、榕树下为买不起票的小市民演出。艺术的教育推广是公立乐团的义务。
我不认为交响乐、五重奏就是所谓精致或高尚艺术，或者地方戏曲就是低俗的艺术。地方戏曲只要艺术精湛，一样是精致艺术。把交响乐带进菜市场，是希望给市民选择的自由，意思是说，如果菜市场的小贩从来就没听过交响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们只能听地方戏呢？有没有可能，一个在猪肉摊边长大的孩子，因为接触到了交响乐，将来成为音乐家，就譬如鲁迅在绍兴乡下看野台戏，得到了他的美学启蒙？
我是因为市场里听得到流行歌与地方戏曲而听不到西方古典音乐，所以才把交响乐带进去。我同时也把歌仔戏kk台湾最“乡土”的地方戏，从庙埕里请出，让它在知识阶层聚集的、最现代的市中心广场上演出，让中产阶级认识，而且学会欣赏，所谓“下里巴人”的艺术。重点不是把所谓“精致艺术”带进市场，重点是给人民选择的可能。
我们打出一个口号，“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52个周末，各种形式的表演———传统的、现代的都有，还有展览、诗歌朗诵、文史哲的演讲，到全台北市的各个生活角落里去发生。图书馆、地铁广场、公园、庙埕，古迹，无处不可演出，无处不是文化。因为是长期的深入，所以就不会有你说的“徒有形式”的问题。“文化就在巷子里”现在还持续进行着。
南方周末：如果文化或者文化教育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社区基层扎根，底层市民行使文化的选择权从“你给”过渡到“我要”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些底气不足？我们知道，在您的任期内曾经把推动艺术在基层社区扎根作为一项重要施政目标，但效果不理想，我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原本有什么构想？我们知道，在台北文化施政期间，您经常把上海、香港、东京等城市引为参照系，在上海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小型的文化体育设施，在每个街道都有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等，我们想知道，这些社区文体设施是否在台北一样发达？在文化平权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您是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是否也会主张将所谓的“高雅文化”直接带到最基层的社区？
龙应台：“全民美育”是我的目标。蔡元培先生早年也提出过以美育替代宗教。当人民的平均文化素养高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礼，生活环境中举目所及之处都是美，但这要好几代的累积。我说对过去3年的社区扎根不满意，指的是，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做了很多，但是还没来得及将社区中本来就存在的大大小小民间组织，譬如读书会、家长会、消费者联盟、文史工作室等等，串连起来发挥力量。
上海的文化设施与台北作比较？不太好比，因为两个城市的基本结构就不同。台北的民间社会，相对于上海，是很大的。因此绝大部分的市民所需，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民间自营。举一个例子，台北的出版社和书店特别多，人们习惯买书，对图书馆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也都是民间自行运转的服务业。
如果我是上海的文化局长？上海的文化局长并不掌控上海市的整体文化政策，所以您大概是问，如果我是上海负责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吧？这个假设有创意，好玩。
这样说吧，不管我负责的是上海或是北京或是吉隆坡，是的，“文化权”的平等都会是一个核心理念。我们现在经常谈的是“人权”，少有人谈文化权，但是文化权的平等事实上写在1948年的《联合国宪章》中。
文化官是一个资源的再分配者，就是说，人民把血汗钱以缴税的形式交到你手上，你要决定如何分配这个资源。你必须有两个面向的思考：一是，怎么用，才能保障这个城市的永续发展；譬如说，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投资才能使这个城市在20年、30年后仍旧保有文化上的优势？人才的培育、创作的奖励、文化产业的调查研究等等，都是要作长程规划的。
第二个面向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有没有被照顾到？如果说，中产阶级有剧院、音乐厅、游泳池可去，那么15岁以下的人得到什么？65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哪里？坐轮椅的残障者、拄着拐杖的盲人，得到什么？居住本城的外国人得到什么？外籍劳工、本籍苦力又得到什么？失业的工人得到什么？
文化权是平等的，每一个纳税者都可以要求。连因案坐监的犯人都应该有文化权。一个当权者如果只看到资产阶级，他就会拼命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音乐厅等等，而社会里其他的族群kk弱势的、边缘的、另类的kk就遭到漠视。如果在这个城市中，资产阶级其实是少数，那更有问题了，你就是在用多数人辛苦挣来的钱在服务特定少数的人。
为了将资源作合理的分配，我们需要科学数据。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传统戏曲的欣赏人口？如果经过调查发现事实上有500万昆曲欣赏者，而城市中没有一个像样的昆曲表演厅；如果调查显示西洋古典音乐的欣赏人口只有100万，而政府花了巨大的预算兴建了古典音乐厅；如果调查显示出城市里有300万身心障碍者，包括精神病患，而没有一个表演厅设有足够的残障厕所，没有一个表演节目用手语；如果调查显示城里有400万低收入的外来人口，而这些人没有任何文化场所可去，没有任何节目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如果文化预算没有合理地照顾到全面的纳税人的真实需要，这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文化政策。
南方周末：我们对台北当代艺术馆实行公办民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非常有兴趣，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其运营方式？这种方式在文化领域有多大的推广价值？像博物馆珍藏有国有的大量文物，也适用这种经营方式吗？您力主成立类似文化发展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是否有意让企业界、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文化经营？如果没有利益趋动，他们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吗？
龙应台：台北当代艺术馆本来是台北市政府办公大楼。市府迁到新楼之后，旧楼经过整修，成为台湾第一个当代艺术馆，也是古迹活化的一个例子。
我当时必须作一个决定：让这个艺术馆和其他美术馆一样，由政府编预算经营，还是释放给民间经营？政府经营，就是财政的负担。经济不景气，市府岁入逐年在减少。民间经营，一方面民间经营美术馆的经验不足，而且，每年要掏出500万，又不可能赚钱，谁愿意呢？
我还是希望由民间来经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的效率不如民间企业，容易官僚化；美术馆官僚化，就没希望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考量是，民间力量需要培养。今天他没有经验，可是给他一个美术馆经营，十年后他就是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今天不给他一个机会，十年后他还是不会。譬如学游泳，先给他一个游泳池，让他跳进去再说。
也是基于这个理念，这3年中我将大约20个政府的建筑释放给民间去经营，包括实验剧场、艺术电影院、展览馆、音乐厅等等。民间经验不足，管理得险象环生。主要是因为，懂文化的人不懂经营管理，而懂经营管理的人又不懂文化。但这些都在我的估算之中。我把这段时期的“险象环生”看做“缴学费”。今天我们的社会极度缺乏既懂文化又善经营的人才，但是有了实习的场域，十年之后就是另一番局面，我们会有一整批优秀的文化管理人才出现。培养民间力量，是要花成本的。
回到当代艺术馆。我决定让政府与民间合作。文化局每年编2400万的预算，另外的每年2600万，我找到了几位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共同出资，并且组成了“当代艺术基金会”，来经营艺术馆，契约先定5年，可以续约。
对这些企业家而言，这里头完全没有利益，只有付出。他们以文化来回馈社会。对我而言，因为不是政府经营，所以不受官僚行政作业的限制，弹性较大。譬如说，董事会选出的馆长就是一个外国人，一手创设澳洲悉尼当代艺术馆的馆长。如果是政府，就不能用外国人做馆长。
您所说文物的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政府与经营者之间有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由契约来规范。这个模式是全台首创，颇为难得，因为一方面要有肯放手的政府，另一方面要有具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做成。这决不是说，目前的公办民营模式没有问题，有，而且很多，譬如说，如何保障这些馆舍不变成谋利的餐馆而保持文化用意，就需要政府坚定的把关。
南方周末：您在任局长期间曾一度面临人少钱少的窘况，但您认为艺文补助也不能雨露均沾，要分轻重缓急；但这个标准如何制定？比如您认为目前台北在亚洲出版业的龙头地位已经被上海等城市取代，而台北的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也严重不足，而且社区文化也需要补助，在各方要求的情况下，您如何界定艺文补助的次序？
龙应台：这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你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城市目前的文化结构和体质究竟是什么状况。过去3年中文化局进行的一件“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为何，趋势为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十年后消费行为是否会改变？1800席的剧院对目前的欣赏人口而言是太大还是太小？十年后又应如何？
第二个层面是，你的文化决策者必须有远见，有国际观。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这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而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的竞争力，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利用优势，补强弱点。我在任内特别争取预算作台北电影节、台北国际诗歌节，给予民间补助时，专门挑有潜力永续发展、有可能进入国际舞台的艺术团体等等，是对于台北市的文化蓝图有一个全面布局的。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政策不能闭门造车，或者由主政者独断独行，它必须有社会共识。不同阶级、族群的市民，不同领域的文化界，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需求。过去3年中，我们和最基层的社区市民开过无数次的沟通会议，和文学界、视觉艺术界、表演团体、建筑界、学术界等等的意见代表，对大大小小的议题开过上千次的咨询协商会议。各种领域的专家学者全面参与文化局的所有决策过程。也就是说，当文化政策以及补助原则推出时，它其实已经融入了各行各界的意见，是一个社会共识的结果。
补助政策只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没有社会参与与共识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出错，而文化政策作错了，是一个城市的内伤。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认为“台北是文化沙漠的玫瑰，跟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比较起来，是华文版图上对于中国传统中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那么，大陆的曲阜和西安算不算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的文物古迹在城市化浪潮中也曾遭到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坏？
龙应台：到过台北的大陆文化人kk如果他不是很倒霉地每天都在跟人吃饭的话———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台北是传统中国文化保存得最厚的地方。我记得莫言说过、王安忆说过，还有许多来开会的学者。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古城古迹kk台北怎么能跟西安相提并论？他们指的是看不见的文化内涵。台湾保留了许多传统：宗教，不论是佛教或道教，一样的昌盛；教育还教孔孟儒学与古典文学，孩童还上孔庙朗诵三字经与唐诗；尊师重道、出悌入孝仍是主流价值；待人接物、语汇用词仍是旧时规范。
可以说，台北是一个非常“中国文化”的城市。
南方周末：在《当权力在手》一文中，您对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作家这几个不同角色的定位及权责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是来自3年多的政务官生涯带来的收获吗？因为在初掌文化局权力的初期，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作为政务官的龙应台与作为一个作家的龙应台两个不同角色间的斗争与挣扎，“议会”抗议事件，石原事件等都有作家龙应台的影子出现，可后期的龙应台，越来越像一个政务官的龙应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龙应台越来越适应官场游戏规则了，那个有着不羁个性与尖锐笔触的龙应台也学会政治妥协了。
龙应台：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拿文人的放荡不羁来做官，是不负责任的。要放荡不羁，就不要做官，因为所谓做官，就是一肩扛起人民的期许，家国的未来，多沉重啊。
我经过角色的挣扎，因为做官太“苦”了，台湾尤其是个“官不聊生”的地方。但是我很清楚我为何为官——为台北市的文化远景打基础。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弯腰，我当然弯腰。读读苏东坡的“留侯论”或者“贾谊论”，“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就知道，所为何来。我可不是为了表现个性而去当官的。要表现个性我就该留在作家的位子上。
所幸在今天的台湾，我必须常常为理想弯腰，脊椎却总是直的。
南方周末：在这次近4年的官场实践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值得您高兴及最令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在台北市政府的告别会上，马英九先生笑称，希望您不要把这几年的政界生活作为素材，烧起第二把“野火”，但您并未答应，这是否意味着在您正在创作的新书中对此有所反映？离开文坛近4年龙应台是否还想燃起第二把“野火”？或者手下留情或者有所顾虑，令过去泼辣潇洒的文风打点折扣？
龙应台：最大的收获是我上了完整的一堂政治课。政治里头有人与权力的互动，有理想与现实的拉扯，有历史与未来的纠缠，有时势和英雄的辩证，有可为与不可为，有法家和儒家。我上了一课，这一课，再多的书本也教不来。
最大的遗憾？没有。
或许有，还没回过神来，人又老了三岁。
第二把“野火”？文章风格改变？等着看文章吧。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wh/whtt/200306191176.asp 罢政治课复作家身
南方周末 2003-06-19 15:24:40
□本报驻沪记者 朱强
2003年2月10日，著名作家龙应台婉拒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再三挽留，辞去了文化局局长的职务，从而为自己三年零三个月零三天的官场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龙应台的任期应该在2002年年底就已经结束，但在台北各界一片深情款款的挽留呼声中，龙应台俨然成为下一任局长的不二人选，她本人却是去意决绝。为此，马英九特别邀请8位文化界资深人士研讨合适的继任人选。马英九在2002年12月16日晚上长达3个多小时的觅才会议之后对外宣布，龙应台暂时留任市文化局局长职务，如果“在12月25日再次提名市府各局处首长名单之前找到合适人选，就顺利交接，不然即由龙应台续任”。
顿时，龙应台的去留问题成为台岛媒体焦点，当时文化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理解与支持，如联合晚报副董事长张作锦认为，龙应台在3年的官场历练中，同时维护了文人的理想尊严与施政的志向，十分不易；如果她此时选择离去，是因为有了更高远的眼界，人们应当尊重她的选择；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传统有三种境界：立功、立言、立德；而“立功”特别需要圆融与智慧，位在“立言”之上，龙应台应该在“立言”之后再为社会“立功”，因此不能率性离开政治舞台。
但此时的龙应台对官场早已无心恋栈，在2002年12月29日台北市中山堂的演讲会上，她引述了苏东坡的话再次表明心志：“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在就任之初，她曾经向朋友抱怨：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如今则是“一只原本在大江大海里畅游的鱼，三年前被勺起放进鱼缸里，现在又复归大海”。
于是，在马英九最终提名原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廖咸浩续任成为第二任市文化局局长得到“议会”通过之后，龙应台终于彻底离开官场，恢复作家的自由身。
4月初，刚刚得到喘息的龙应台便以作家的身份开始在华文世界发言，《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同时在两岸三地报刊上发表，引起文坛的关注。
5月初，在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天下》杂志发表了龙应台复出后的第二篇文章《当权力在手》。
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对影响社会发展的五种人（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和作家）的权责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政务官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认真的反思：“君子居其位则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她引用古代思想家韩愈的话解释说，掌有施政权力的人，应该为他的责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权力的知识分子另有职责，就是“修其辞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笔，说清楚。
龙应台十分珍惜自己的作家身份、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藉此积累下来的荣誉，因而特别担心自己进入政治生态圈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这也是1999年在得到马英九邀请之后她一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在就任文化局局长3年多的时间内，不能“全身而退”，从而使“英名毁于一旦”的恐惧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而3年后重新面临去留抉择之际，作家龙应台战胜了政务官龙应台，因为她痛感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人们之所以珍爱我的，最重要的，那个理性批判能力跟大格局思考的可能性”。
著名作家的光环、文化界的高度认同及绵密的人脉关系、媒体宠儿，这些都是龙应台成为一个强势文化局局长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也给她推行自己的文化策略带来很大帮助，但这些特殊条件特别是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性使她并没有在既定的官场生态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她的借口。
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石原事件和“软性抗议”事件。
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曾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指责，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他以“赈灾”的名义到达台北，后来据台湾媒体报道，就是否与石原会面，向来以“尊重历史”、提倡大历史观为写作主轴的龙应台曾经思考再三，后来考虑到东京与台北间的城市文化交流必须超越个人情感和看法，决定参加马英九召开的茶会。在会上，她向石原递交了“台北与东京交换艺术家备忘录”，但在结束后又以作家身份向石原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百年思索》，并告诉对方“就作家对历史的见解，我们有着极大的差距，而我的想法都在书中”，她还特意把书中批判李登辉史观的部分用笔标出给石原参考。
据说石原回到日本后对此非常生气，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龙应台时说，“我很讨厌她”。
2002年10月4日由龙应台一手主导的“软性抗议事件”几乎使当年的文化局预算搁浅。由于当时正值台湾大选年，很多“议员”忙着跑场子，很多会议由于个别“议员”迟到动辄推迟数小时才能开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某种被官场潜规则默认的“习惯”，可龙应台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乖乖就范，而是突发奇想，请来市交响乐团的几位音乐家在议会大厅现场演奏音乐以表达无声抗议，此举果真又让一些“议员”勃然大怒，甚至威胁不再审议文化局的预算，后来在龙婉转表达了歉意后才得以通过。
这两场风波暴露出龙应台作为一个介入官场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她必须维护自己一向秉承的原则性立场，不想被文化同道和读者误解、猜疑；而作为一个文化官员，她又不得不力尽其职。
龙应台在2002年访问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在她的的擘画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台北的文化景观已经渐具雏形。
打开台北市《文化政策白皮书》，台北市未来四年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目标及蓝图一目了然，并且以12个目标、39个策略及93个执行方案的形式予以细化，可谓用心良苦。
在龙应台的强势推动下，台北市在文化硬件建设方面创造了21个第一：比如成立第一个国际艺术村，创立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首创公私合营美术馆新模式——当代艺术馆，建立第一个文化指标系统等。市文化局还陆续推动古迹活化、树木保护、公共艺术、儿童艺术节、台北诗歌节、亚太文化之都、“文化就在巷子里”，获得各界极大回响。市民的“生活”也有点不一样了。现在普通市民可去“市长官邸”和“台北之家”喝茶、谈艺术、听演讲，“中山堂”重新开放使用，本土和通俗艺术表演有“红楼”，老市府成了现代美术馆，“钱穆故居”和“林语堂故居”美化了台北的人文风貌，“国际艺术村”招引了众多外来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
作为文化官员，龙应台对自己基于文化人出身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及相当的距离，她再三提醒自己的同事：文化是浪漫不羁的，但文化行政是科学，“有点像种树，树长大之后会有人来写诗，来唱歌，来打盹，来做梦。种树，是让他人享受清凉；而文化行政，是让他人享受浪漫”。
在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方面，她特别看重政策的独立性，并主张“温柔地坚持”，她说，“我之所以可以落实我的理想，是因为市长赋予我权力，但任何市长任何局长都不可以忘记：权力是为了文化而在，文化不是为了权力而在。市长必须尊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局长更必须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
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在市政府举办的告别晚会上，龙应台说，“如今，四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文人可以坚‘忍’不拔，可破可立，可以言行一致，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
龙应台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城市发展与文化政策理念的书，内容主要是她3年文化局长任内所推动的措施、政策的论述，因此要“隐居3个月”。今年8月，她将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一年。而在今年11月底，著名学者王元化生日期间，龙应台表示很希望能来上海访问。“但是政务官卸任之后三年之内，到大陆都得‘陆委会’批准，我还不是很自由呢。”
现在的龙应台“无官一身轻”，在台北阳明山的家中，“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看书、写作，和孩子旅行，看山看水种花，不见媒体，不演讲，不座谈，不吃饭应酬，几乎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她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台北的人们渐渐遗忘了她的长相，走在马路上不被认出，“那就真的幸福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wh/whtt/200306191177.asp
南方周末 2003-06-19 15:24:33
□本报驻沪记者 朱强
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龙应台
没有社会参与与共识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出错，而文化政策作错了，是一个城市的内伤。 ———龙应台
南方周末：在台湾的“政府组织”里，台北市文化局处什么地位？它与大陆各城市的文化局有什么主要差别？上面给的年预算大致是多少？
龙应台：大约有三方面的不同。台湾从1999年1月开始实施“地方制度法”，凡是经济财政、都市计划、水利交通、教育、文化、观光等等，都属于地方自治权限，所以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所谓“上级机构”的。文化局因此也相当独立。此其一。
台北市政府本身有三十来个“一级局处”，文化局是其中之一。局处首长是市长任命的“政务官”，当民选市长卸任或去职时，必须随同离职。局长独立拟定、执行政策，而不是被动地由市长指挥。政策推动不力时，以去职表示负责。所以相对于市长，局长也是相当独立的。此其二。
台北市文化局负责拟定全台北市的文化政策，范围包括国际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发展、古迹及文物保存、都市风貌的维护、公共艺术的审定、艺术教育的推广、表演艺术团体的扶植、城市文化设施的兴建及管理。相对于大陆的文化局，范围广得多，是“大文化局”的概念。此其三。
预算不是“上面”给的。局长依据自己的政策，估出执行政策所需的费用，编成预算，再去向市府和“议会”进行说服和争取；争取到的，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预算。在过去的3年中，文化局每年有13亿到15亿台币的预算要执行。
南方周末：在文化领域，什么是官方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欧洲，政府对文化介入似乎多一些，比方在扶助博物馆等方面。相对的，在美国，政府的介入很少，介入多是基金会一类民间机构。那么，官方是听任文化艺术“自由”生长，或者还是要“管一管”，这里是否有一个界限？或者艺术从来不是天然生长的，永远是需要“人为”的扶助，和“人为”的规划？为什么呢？
龙应台：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民间能做的，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民间没有能力做，或者因为无利可图而没有意愿做的，政府才应该介入。除此之外的介入，都可能反而斫伤了民间的生机。
文化需不需要“管”？要小心。如果“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提供文化发展的条件，创造艺术创作的环境，那么，是的，文化是要有人“管”的。
譬如说，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的艺术家也得到创作的补助。譬如说，瑞典立法严格保障智能财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譬如说，德国政府高度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
我们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敢把百年老树任意砍伐。把成立文化基金会的门槛从两千万元降低到500万元之后，文化性质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kk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倍增，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再譬如说，政府预算是有限的。修公路、建机场、造学校、盖医院，都需要钱。文化不是硬件工程，一般执政者看不见它的重要性，就不会有文化预算。专职的文化机构必须强力为文化争取预算，这也是“管”的一部分。
这些法规和制度的设立都是政府的积极作为，而且也只有政府能做。这种“管”，是扶植，是培养，是促成，做得好，可以使文化突飞猛进。
文化专职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透过制度和法规的建立，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民间力量得到最蓬勃的发展。政府提供最肥沃的土壤，让民间创意着床、发芽、开花。关键在“民间”二字。政府所有的措施，不能忘记它的目的：让民间壮大。如果文化专职机构积极作为的结果是造就“大有为”的政府而使民间力量萎缩，那么我们宁可不要文化专职机构。
政府永远不该忘记自己是土，只是土，民间才是花。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至于你说美国和欧洲不同，应该是英美和欧陆的不同。欧陆国家将文化看做教育，认为国家应该负责；英美比较把文化看做个人修养。另外，英美的企业捐赠风气非常蓬勃，私人企业的各种基金都支持文化艺术，政府也就可以退居第二线，预算也编得少。欧陆的捐赠风气没有英美盛，国家的投入相对就大。法兰克福市的年度文化预算，譬如说，就占市政整体预算的10％，非常惊人。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前提下，给了文化专责机构一个行使“文化平权”的机会，也恰巧使您能够利用官权力把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消费的艺文项目有意识地下放到民间底层社会？比如，您曾经让交响乐团到台北士林夜市的庙前广场演奏五重奏等“高雅音乐”，让贫困者也有机会得到艺术启蒙。我们不否认这个绝好的动机，但基于有不同的欣赏水准，此举得到的效果是否形式大于内容？
龙应台：让我们出身自维也纳和茱利亚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员到“下里巴人”所在的市场里去演奏，有这么一个理念在后头：如果你是民间私人乐团，台湾有好几个民间自组的交响团，你可以高兴为谁演奏就为谁演奏。身为公立乐团，就不太一样。纳税人的钱在支持着你，而纳税人并不是只有那些买得起国家音乐厅票的中产阶级；菜市场里卖菜的小贩也是纳税人。公立乐团有服务市民的义务。他们可以在水晶灯下演出，也应该可以在公园里、大庙前、榕树下为买不起票的小市民演出。艺术的教育推广是公立乐团的义务。
我不认为交响乐、五重奏就是所谓精致或高尚艺术，或者地方戏曲就是低俗的艺术。地方戏曲只要艺术精湛，一样是精致艺术。把交响乐带进菜市场，是希望给市民选择的自由，意思是说，如果菜市场的小贩从来就没听过交响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们只能听地方戏呢？有没有可能，一个在猪肉摊边长大的孩子，因为接触到了交响乐，将来成为音乐家，就譬如鲁迅在绍兴乡下看野台戏，得到了他的美学启蒙？
我是因为市场里听得到流行歌与地方戏曲而听不到西方古典音乐，所以才把交响乐带进去。我同时也把歌仔戏kk台湾最“乡土”的地方戏，从庙埕里请出，让它在知识阶层聚集的、最现代的市中心广场上演出，让中产阶级认识，而且学会欣赏，所谓“下里巴人”的艺术。重点不是把所谓“精致艺术”带进市场，重点是给人民选择的可能。
我们打出一个口号，“文化就在巷子里”，一年52个周末，各种形式的表演———传统的、现代的都有，还有展览、诗歌朗诵、文史哲的演讲，到全台北市的各个生活角落里去发生。图书馆、地铁广场、公园、庙埕，古迹，无处不可演出，无处不是文化。因为是长期的深入，所以就不会有你说的“徒有形式”的问题。“文化就在巷子里”现在还持续进行着。
南方周末：如果文化或者文化教育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在社区基层扎根，底层市民行使文化的选择权从“你给”过渡到“我要”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些底气不足？我们知道，在您的任期内曾经把推动艺术在基层社区扎根作为一项重要施政目标，但效果不理想，我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原本有什么构想？我们知道，在台北文化施政期间，您经常把上海、香港、东京等城市引为参照系，在上海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小型的文化体育设施，在每个街道都有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等等，我们想知道，这些社区文体设施是否在台北一样发达？在文化平权的前提下，如果今天您是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是否也会主张将所谓的“高雅文化”直接带到最基层的社区？
龙应台：“全民美育”是我的目标。蔡元培先生早年也提出过以美育替代宗教。当人民的平均文化素养高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礼，生活环境中举目所及之处都是美，但这要好几代的累积。我说对过去3年的社区扎根不满意，指的是，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做了很多，但是还没来得及将社区中本来就存在的大大小小民间组织，譬如读书会、家长会、消费者联盟、文史工作室等等，串连起来发挥力量。
上海的文化设施与台北作比较？不太好比，因为两个城市的基本结构就不同。台北的民间社会，相对于上海，是很大的。因此绝大部分的市民所需，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民间自营。举一个例子，台北的出版社和书店特别多，人们习惯买书，对图书馆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也都是民间自行运转的服务业。
如果我是上海的文化局长？上海的文化局长并不掌控上海市的整体文化政策，所以您大概是问，如果我是上海负责文教的市委副书记吧？这个假设有创意，好玩。
这样说吧，不管我负责的是上海或是北京或是吉隆坡，是的，“文化权”的平等都会是一个核心理念。我们现在经常谈的是“人权”，少有人谈文化权，但是文化权的平等事实上写在1948年的《联合国宪章》中。
文化官是一个资源的再分配者，就是说，人民把血汗钱以缴税的形式交到你手上，你要决定如何分配这个资源。你必须有两个面向的思考：一是，怎么用，才能保障这个城市的永续发展；譬如说，现在要做什么样的投资才能使这个城市在20年、30年后仍旧保有文化上的优势？人才的培育、创作的奖励、文化产业的调查研究等等，都是要作长程规划的。
第二个面向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有没有被照顾到？如果说，中产阶级有剧院、音乐厅、游泳池可去，那么15岁以下的人得到什么？65岁以上的人可以去哪里？坐轮椅的残障者、拄着拐杖的盲人，得到什么？居住本城的外国人得到什么？外籍劳工、本籍苦力又得到什么？失业的工人得到什么？
文化权是平等的，每一个纳税者都可以要求。连因案坐监的犯人都应该有文化权。一个当权者如果只看到资产阶级，他就会拼命盖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音乐厅等等，而社会里其他的族群kk弱势的、边缘的、另类的kk就遭到漠视。如果在这个城市中，资产阶级其实是少数，那更有问题了，你就是在用多数人辛苦挣来的钱在服务特定少数的人。
为了将资源作合理的分配，我们需要科学数据。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传统戏曲的欣赏人口？如果经过调查发现事实上有500万昆曲欣赏者，而城市中没有一个像样的昆曲表演厅；如果调查显示西洋古典音乐的欣赏人口只有100万，而政府花了巨大的预算兴建了古典音乐厅；如果调查显示出城市里有300万身心障碍者，包括精神病患，而没有一个表演厅设有足够的残障厕所，没有一个表演节目用手语；如果调查显示城里有400万低收入的外来人口，而这些人没有任何文化场所可去，没有任何节目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如果文化预算没有合理地照顾到全面的纳税人的真实需要，这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文化政策。
南方周末：我们对台北当代艺术馆实行公办民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非常有兴趣，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其运营方式？这种方式在文化领域有多大的推广价值？像博物馆珍藏有国有的大量文物，也适用这种经营方式吗？您力主成立类似文化发展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是否有意让企业界、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文化经营？如果没有利益趋动，他们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吗？
龙应台：台北当代艺术馆本来是台北市政府办公大楼。市府迁到新楼之后，旧楼经过整修，成为台湾第一个当代艺术馆，也是古迹活化的一个例子。
我当时必须作一个决定：让这个艺术馆和其他美术馆一样，由政府编预算经营，还是释放给民间经营？政府经营，就是财政的负担。经济不景气，市府岁入逐年在减少。民间经营，一方面民间经营美术馆的经验不足，而且，每年要掏出500万，又不可能赚钱，谁愿意呢？
我还是希望由民间来经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的效率不如民间企业，容易官僚化；美术馆官僚化，就没希望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考量是，民间力量需要培养。今天他没有经验，可是给他一个美术馆经营，十年后他就是一个资深的经营者。今天不给他一个机会，十年后他还是不会。譬如学游泳，先给他一个游泳池，让他跳进去再说。
也是基于这个理念，这3年中我将大约20个政府的建筑释放给民间去经营，包括实验剧场、艺术电影院、展览馆、音乐厅等等。民间经验不足，管理得险象环生。主要是因为，懂文化的人不懂经营管理，而懂经营管理的人又不懂文化。但这些都在我的估算之中。我把这段时期的“险象环生”看做“缴学费”。今天我们的社会极度缺乏既懂文化又善经营的人才，但是有了实习的场域，十年之后就是另一番局面，我们会有一整批优秀的文化管理人才出现。培养民间力量，是要花成本的。
回到当代艺术馆。我决定让政府与民间合作。文化局每年编2400万的预算，另外的每年2600万，我找到了几位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共同出资，并且组成了“当代艺术基金会”，来经营艺术馆，契约先定5年，可以续约。
对这些企业家而言，这里头完全没有利益，只有付出。他们以文化来回馈社会。对我而言，因为不是政府经营，所以不受官僚行政作业的限制，弹性较大。譬如说，董事会选出的馆长就是一个外国人，一手创设澳洲悉尼当代艺术馆的馆长。如果是政府，就不能用外国人做馆长。
您所说文物的问题，不是问题，因为政府与经营者之间有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由契约来规范。这个模式是全台首创，颇为难得，因为一方面要有肯放手的政府，另一方面要有具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做成。这决不是说，目前的公办民营模式没有问题，有，而且很多，譬如说，如何保障这些馆舍不变成谋利的餐馆而保持文化用意，就需要政府坚定的把关。
南方周末：您在任局长期间曾一度面临人少钱少的窘况，但您认为艺文补助也不能雨露均沾，要分轻重缓急；但这个标准如何制定？比如您认为目前台北在亚洲出版业的龙头地位已经被上海等城市取代，而台北的青少年文化活动场所也严重不足，而且社区文化也需要补助，在各方要求的情况下，您如何界定艺文补助的次序？
龙应台：这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你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真正知道你的城市目前的文化结构和体质究竟是什么状况。过去3年中文化局进行的一件“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为何，趋势为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十年后消费行为是否会改变？1800席的剧院对目前的欣赏人口而言是太大还是太小？十年后又应如何？
第二个层面是，你的文化决策者必须有远见，有国际观。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这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而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的竞争力，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利用优势，补强弱点。我在任内特别争取预算作台北电影节、台北国际诗歌节，给予民间补助时，专门挑有潜力永续发展、有可能进入国际舞台的艺术团体等等，是对于台北市的文化蓝图有一个全面布局的。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政策不能闭门造车，或者由主政者独断独行，它必须有社会共识。不同阶级、族群的市民，不同领域的文化界，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需求。过去3年中，我们和最基层的社区市民开过无数次的沟通会议，和文学界、视觉艺术界、表演团体、建筑界、学术界等等的意见代表，对大大小小的议题开过上千次的咨询协商会议。各种领域的专家学者全面参与文化局的所有决策过程。也就是说，当文化政策以及补助原则推出时，它其实已经融入了各行各界的意见，是一个社会共识的结果。
补助政策只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没有社会参与与共识的文化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容易出错，而文化政策作错了，是一个城市的内伤。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认为“台北是文化沙漠的玫瑰，跟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比较起来，是华文版图上对于中国传统中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那么，大陆的曲阜和西安算不算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城市，虽然这些城市的文物古迹在城市化浪潮中也曾遭到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坏？
龙应台：到过台北的大陆文化人kk如果他不是很倒霉地每天都在跟人吃饭的话———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察：台北是传统中国文化保存得最厚的地方。我记得莫言说过、王安忆说过，还有许多来开会的学者。他们指的当然不是古城古迹kk台北怎么能跟西安相提并论？他们指的是看不见的文化内涵。台湾保留了许多传统：宗教，不论是佛教或道教，一样的昌盛；教育还教孔孟儒学与古典文学，孩童还上孔庙朗诵三字经与唐诗；尊师重道、出悌入孝仍是主流价值；待人接物、语汇用词仍是旧时规范。
可以说，台北是一个非常“中国文化”的城市。
南方周末：在《当权力在手》一文中，您对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作家这几个不同角色的定位及权责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是来自3年多的政务官生涯带来的收获吗？因为在初掌文化局权力的初期，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作为政务官的龙应台与作为一个作家的龙应台两个不同角色间的斗争与挣扎，“议会”抗议事件，石原事件等都有作家龙应台的影子出现，可后期的龙应台，越来越像一个政务官的龙应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龙应台越来越适应官场游戏规则了，那个有着不羁个性与尖锐笔触的龙应台也学会政治妥协了。
龙应台：做文人，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为他的“刀”是笔。做政务官，手中掌握权力，是不能轻易“拔刀”的，因为他的刀可能见血。有权力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验自己。文人可以快意恩仇，官，却必须忍辱负重。拿文人的放荡不羁来做官，是不负责任的。要放荡不羁，就不要做官，因为所谓做官，就是一肩扛起人民的期许，家国的未来，多沉重啊。
我经过角色的挣扎，因为做官太“苦”了，台湾尤其是个“官不聊生”的地方。但是我很清楚我为何为官——为台北市的文化远景打基础。如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弯腰，我当然弯腰。读读苏东坡的“留侯论”或者“贾谊论”，“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就知道，所为何来。我可不是为了表现个性而去当官的。要表现个性我就该留在作家的位子上。
所幸在今天的台湾，我必须常常为理想弯腰，脊椎却总是直的。
南方周末：在这次近4年的官场实践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值得您高兴及最令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在台北市政府的告别会上，马英九先生笑称，希望您不要把这几年的政界生活作为素材，烧起第二把“野火”，但您并未答应，这是否意味着在您正在创作的新书中对此有所反映？离开文坛近4年龙应台是否还想燃起第二把“野火”？或者手下留情或者有所顾虑，令过去泼辣潇洒的文风打点折扣？
龙应台：最大的收获是我上了完整的一堂政治课。政治里头有人与权力的互动，有理想与现实的拉扯，有历史与未来的纠缠，有时势和英雄的辩证，有可为与不可为，有法家和儒家。我上了一课，这一课，再多的书本也教不来。
最大的遗憾？没有。
或许有，还没回过神来，人又老了三岁。
第二把“野火”？文章风格改变？等着看文章吧。
龙应台的“卸任照”。龙应台与秘书们打包完毕，在办公室开怀大笑，第二天作家龙应台替代了政务官龙应台。
龙应台、马英九（中）参加台北之家的修复工程捐赠仪式。
台北之家———台北第一家专业艺术影院
林语堂故居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wh/whtt/200306191176.asp 罢政治课复作家身
南方周末 2003-06-19 15:24:40
□本报驻沪记者 朱强
2003年2月10日，著名作家龙应台婉拒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再三挽留，辞去了文化局局长的职务，从而为自己三年零三个月零三天的官场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
其实，龙应台的任期应该在2002年年底就已经结束，但在台北各界一片深情款款的挽留呼声中，龙应台俨然成为下一任局长的不二人选，她本人却是去意决绝。为此，马英九特别邀请8位文化界资深人士研讨合适的继任人选。马英九在2002年12月16日晚上长达3个多小时的觅才会议之后对外宣布，龙应台暂时留任市文化局局长职务，如果“在12月25日再次提名市府各局处首长名单之前找到合适人选，就顺利交接，不然即由龙应台续任”。
顿时，龙应台的去留问题成为台岛媒体焦点，当时文化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理解与支持，如联合晚报副董事长张作锦认为，龙应台在3年的官场历练中，同时维护了文人的理想尊严与施政的志向，十分不易；如果她此时选择离去，是因为有了更高远的眼界，人们应当尊重她的选择；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入世传统有三种境界：立功、立言、立德；而“立功”特别需要圆融与智慧，位在“立言”之上，龙应台应该在“立言”之后再为社会“立功”，因此不能率性离开政治舞台。
但此时的龙应台对官场早已无心恋栈，在2002年12月29日台北市中山堂的演讲会上，她引述了苏东坡的话再次表明心志：“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在就任之初，她曾经向朋友抱怨：从一个天马行空、独立率性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政府公务员，“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被丢进水里参加游泳比赛”，内心极度惶恐不安；如今则是“一只原本在大江大海里畅游的鱼，三年前被勺起放进鱼缸里，现在又复归大海”。
于是，在马英九最终提名原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廖咸浩续任成为第二任市文化局局长得到“议会”通过之后，龙应台终于彻底离开官场，恢复作家的自由身。
4月初，刚刚得到喘息的龙应台便以作家的身份开始在华文世界发言，《谁的城市谁的家——我的市民主义》同时在两岸三地报刊上发表，引起文坛的关注。
5月初，在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天下》杂志发表了龙应台复出后的第二篇文章《当权力在手》。
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对影响社会发展的五种人（政务官、事务官、民意代表、媒体和作家）的权责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对政务官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作了认真的反思：“君子居其位则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她引用古代思想家韩愈的话解释说，掌有施政权力的人，应该为他的责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权力的知识分子另有职责，就是“修其辞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笔，说清楚。
龙应台十分珍惜自己的作家身份、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藉此积累下来的荣誉，因而特别担心自己进入政治生态圈后被既定的游戏规则左右或腐化，这也是1999年在得到马英九邀请之后她一度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在就任文化局局长3年多的时间内，不能“全身而退”，从而使“英名毁于一旦”的恐惧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而3年后重新面临去留抉择之际，作家龙应台战胜了政务官龙应台，因为她痛感再这样下去，“会失去人们之所以珍爱我的，最重要的，那个理性批判能力跟大格局思考的可能性”。
著名作家的光环、文化界的高度认同及绵密的人脉关系、媒体宠儿，这些都是龙应台成为一个强势文化局局长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也给她推行自己的文化策略带来很大帮助，但这些特殊条件特别是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个性使她并没有在既定的官场生态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反而成为某些人攻击她的借口。
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石原事件和“软性抗议”事件。
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曾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引起国际指责，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他以“赈灾”的名义到达台北，后来据台湾媒体报道，就是否与石原会面，向来以“尊重历史”、提倡大历史观为写作主轴的龙应台曾经思考再三，后来考虑到东京与台北间的城市文化交流必须超越个人情感和看法，决定参加马英九召开的茶会。在会上，她向石原递交了“台北与东京交换艺术家备忘录”，但在结束后又以作家身份向石原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百年思索》，并告诉对方“就作家对历史的见解，我们有着极大的差距，而我的想法都在书中”，她还特意把书中批判李登辉史观的部分用笔标出给石原参考。
据说石原回到日本后对此非常生气，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龙应台时说，“我很讨厌她”。
2002年10月4日由龙应台一手主导的“软性抗议事件”几乎使当年的文化局预算搁浅。由于当时正值台湾大选年，很多“议员”忙着跑场子，很多会议由于个别“议员”迟到动辄推迟数小时才能开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某种被官场潜规则默认的“习惯”，可龙应台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乖乖就范，而是突发奇想，请来市交响乐团的几位音乐家在议会大厅现场演奏音乐以表达无声抗议，此举果真又让一些“议员”勃然大怒，甚至威胁不再审议文化局的预算，后来在龙婉转表达了歉意后才得以通过。
这两场风波暴露出龙应台作为一个介入官场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她必须维护自己一向秉承的原则性立场，不想被文化同道和读者误解、猜疑；而作为一个文化官员，她又不得不力尽其职。
龙应台在2002年访问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做官就是拥有一种做事的权力”。在她的的擘画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台北的文化景观已经渐具雏形。
打开台北市《文化政策白皮书》，台北市未来四年文化建设发展的方向、目标及蓝图一目了然，并且以12个目标、39个策略及93个执行方案的形式予以细化，可谓用心良苦。
在龙应台的强势推动下，台北市在文化硬件建设方面创造了21个第一：比如成立第一个国际艺术村，创立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首创公私合营美术馆新模式——当代艺术馆，建立第一个文化指标系统等。市文化局还陆续推动古迹活化、树木保护、公共艺术、儿童艺术节、台北诗歌节、亚太文化之都、“文化就在巷子里”，获得各界极大回响。市民的“生活”也有点不一样了。现在普通市民可去“市长官邸”和“台北之家”喝茶、谈艺术、听演讲，“中山堂”重新开放使用，本土和通俗艺术表演有“红楼”，老市府成了现代美术馆，“钱穆故居”和“林语堂故居”美化了台北的人文风貌，“国际艺术村”招引了众多外来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
作为文化官员，龙应台对自己基于文化人出身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及相当的距离，她再三提醒自己的同事：文化是浪漫不羁的，但文化行政是科学，“有点像种树，树长大之后会有人来写诗，来唱歌，来打盹，来做梦。种树，是让他人享受清凉；而文化行政，是让他人享受浪漫”。
在制定和推行文化政策方面，她特别看重政策的独立性，并主张“温柔地坚持”，她说，“我之所以可以落实我的理想，是因为市长赋予我权力，但任何市长任何局长都不可以忘记：权力是为了文化而在，文化不是为了权力而在。市长必须尊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局长更必须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
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在市政府举办的告别晚会上，龙应台说，“如今，四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文人可以坚‘忍’不拔，可破可立，可以言行一致，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
龙应台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城市发展与文化政策理念的书，内容主要是她3年文化局长任内所推动的措施、政策的论述，因此要“隐居3个月”。今年8月，她将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一年。而在今年11月底，著名学者王元化生日期间，龙应台表示很希望能来上海访问。“但是政务官卸任之后三年之内，到大陆都得‘陆委会’批准，我还不是很自由呢。”
现在的龙应台“无官一身轻”，在台北阳明山的家中，“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看书、写作，和孩子旅行，看山看水种花，不见媒体，不演讲，不座谈，不吃饭应酬，几乎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出现”，她说，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台北的人们渐渐遗忘了她的长相，走在马路上不被认出，“那就真的幸福了”。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619/wh/whtt/200306191177.asp
现实生活中男女是平等的吗？
儿女分遗产是平等的吗
这是一份平等的劳动合同吗
受教育权平等的问题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享有那些平等的权利
我国各民族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享有那些平等的权利？
从哪里能买到殳俏的《人和食物是平等的》
平等和爱情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吗
殳俏的《人和食物是平等的》
恋爱双方难道真的是平等的吗？
人有差别的，但是，人权是平等的，为什么？
最能体现种族之间的平等是哪GALGAME???
你觉得高考是一种平等的考试吗
在爱情之中一对恋人是平等的吗
那里有平等和效率是对立的论文
国际法的核心原则是主权平等原则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说
下列现象中，违反民法平等原则的是（ ）。
爱情并不是平等的 如果说爱情是平等的 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分手的结局
婚姻的平等性
高校体检门槛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平等？
玛雅文化是怎样的一个文化
玛雅文化是怎样的一个文化
经济法的实质平等与民法的形式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