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时代相似小说:毛泽东在延安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核心提示：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立民主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促进民主改革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

1944年8月，当毛泽东从谢伟思谈话中证实美国政府确有要求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意愿时，备感振奋。他明确地告诉谢伟思：蒋介石现在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处于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境地”，美国人完全可以把援助当作迫蒋就范的重要手段。此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坚定了建立联合政府，促进民主改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策略方针。

其实，促进民主改革，改组国民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一直坚持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战前夜，毛泽东就提出“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1937年5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乃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会议的结束报告中，他又提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而要争取民主，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此后，在抗战、民主与团结的旗帜下，中共与国民党展开了反复的合作与斗争。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借助苏英美国际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争取民主、改组政府的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抗战5周年宣言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问题。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在实际上是革命的。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宣言于7月7日发表，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共和国。此后，民主建国成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宣传方针。他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此事的想法。

美国人认为毛泽东关于团结和民主的言论就是“美国精神”

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和舆论要求下，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不得不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为此，毛泽东于1944年3月1日起草中央政治局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

此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20条意见，后改为12条。其中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增加中共军队编制、公平分配同盟国援助武器和物资，等等。中共要求民主改革的主张得到美国的赞赏。6月3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等，要求他们会见即将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拉铁摩尔时，把中共的谈判要求悉数告知。并嘱咐：“如小党派出席招待华莱士宴会时，你应该出席参加。此外并求得与华莱士单独会面。同时请探听华、拉可否来延一行。”

毛泽东认为，要实现民主唯有改组国民政府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真正的团结与民主，惟有改组国民政府。因此，从1944年8月开始，他反复强调改组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8月18日，在周恩来给董必武等人的信中，他加写道：“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23日，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特别提到：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改组政府的口号，是老百姓所同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良，都包括在内。若是继续只提实行民主的口号，而不提改组政府的口号，就集中不起来。”

抗战以来，国共谈判断断续续。但从1944年9月以后，谈判的内容与性质已经与以往不同了，建立联合政府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目标。

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据此，中共中央要求其驻重庆代表就此与美、英大使及各民主党派进行接触和磋商。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问到：“美国方面意见如何？”并请中共代表考虑“应否先同美方大员一谈”。对美国对此问题的态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之所以敢于明确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军在这年的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大后方民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深信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及人心向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为了打败日本必须在中国登陆作战，需要得到中共的协助，从而有可能承认和援助中共。

恰在此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PatrickJ.Hurley）于9月6日来到中国。赫尔利使华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临行前，罗斯福还给他布置了另外两项工作：一是研究中国形势，并就影响美国支持中共的主要因素向总统汇报；二是运用总统个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调解国共矛盾，促进双方谈判。

赫尔利的到来，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不仅认为应利用此次机会，进一步提出美国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而且应该借此机会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在抗击法西斯的斗争中，毛泽东对罗斯福、华莱士、史迪威等美国军政领导人都已有所了解，对他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的言论和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他非常明白罗斯福的视线已经开始从战时的军事问题转向战后的政治问题，因此对美国能够推动蒋介石政府改革寄予厚望。

毛泽东：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然而，出乎赫尔利意外的是，对中共有着深刻疑忌的蒋介石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断然拒绝了“五条协议”，转而提出了旨在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三点反建议”：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反建议的实质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11月底12月初，他连续致电周恩来，强调应坚持“五条协议”，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并请周恩来、董必武同时回延安。

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和中共的强烈反应颇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开始试图用美国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中共的妥协。他一再提出，美军可以向中共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协助训练中共军队，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应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他声称“国民党已经僵化，失去弹性，你们进来，可以大有作为”；并称中共如果这样做了，那将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只要我们合作，我们就能逐步改组政府”。对此，周恩来则直截了当地回答：参加政府“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改组政府“是一个救中国的问题”，抗战不仅需军事，而且要政治，“政府不改组，就无法视救目前的时局”。12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就此中断。

很显然，赫尔利在调处中自食其言，让毛泽东颇有受到愚弄的感觉。12月8日，他会见包瑞德，尖锐地指责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他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蒋介石的反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同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向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的理由，并告诉他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

赫尔利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得知延安“将广播谈判条件”，“非常气愤”。他认为这关系到他个人的国际信誉，于是在复信中威胁说，公布“五点协议”意味着中共认为谈判“已告终结”。

赫尔利的强烈反应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采取强硬立场和准备公布“五点协议”，都是为了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本意是拉美压蒋，如果因此造成了与美方的对立，无疑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不管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结果如何，共产党和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军事合作进程却非常顺利。基于以上考虑，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王若飞，让他向美方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但要声明：“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上，他提出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国共谈判的僵持局面和赫尔利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使毛泽东开始接受美军观察组成员们这样的分析：可能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情况并不知情，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多么不得人心。为此，毛泽东倾向于认为有必要绕开赫尔利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系。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RaymondCromley）少校给魏德迈（AlbertC.Wedemyer）发去一封电报，转达了毛泽东的愿望，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末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此事应切实保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知道，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

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渠道，但是表示愿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进行会谈，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确实出人意表，反映了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帮助中国解决内部问题的急迫心情。作出这样的决定，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他对美国的长期认识使然，是他的美国观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事与愿违，克罗姆利的电报内容很快给赫尔利获悉，这位已经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前总统特使认为，正是由于美国驻华使馆和美军观察组中某些人员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才使得中共领导人不重视他的意见。于是，恼羞成怒的赫尔利于1月14日给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说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并竭力反对罗斯福会见中共领导人。很快，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被撤换，谢伟思等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被调离或召回。

赫尔利的上述做法极大地破坏了中共与美国继续合作的基础。2月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提出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内容。毛泽东所以采取这一强硬态度，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雅尔塔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而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时间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2月3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明白告诉国民党”，“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

中共的态度使赫尔利意识到，国民党要想获得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就不能不在政治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他再次提醒蒋介石，控制中共军队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对周恩来的建议做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出乎人们意外的是，蒋介石再次翻脸，于13日公开指责“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蒋介石的言论，表示蒋的表态等于拒绝继续谈判，并宣布他不日将返回延安。

2月19日，赫尔利和魏德迈离开重庆回国，寻求罗斯福总统对他们“扶蒋”政策的支持。3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讲话，宣布将于11月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对抗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的态度使毛泽东相信，目前能逼迫蒋介石作实质性让步的条件“根本谈不到成熟”。虽然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毕竟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破裂。赫尔利调处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天平已经从扶蒋用共更加偏向于扶蒋反共。毛泽东的美国观在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的发展后，由此开始发生转折。

综上所述，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和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不仅使国共两党的战斗力量和人心向背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利用美国需要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作战的时机，成立一个有中共军队参加的联合统帅部，以统辖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部队，并公平合理地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同时借此时机，通过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中共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1944年9月开始的国共谈判，自始至终都有美国人参与其中。毛泽东虽然已经充分估计到来自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希望可以通过美国方面的调处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在中国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的搁置，美国实际上放弃了与中共军队的合作意向。美国特使赫尔利在了解蒋介石强硬的反共态度后，选择了坚持扶蒋的政策，结果不仅使国共谈判破裂，而且造成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政治关系开始恶化。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战后中国将起何种作用等问题。它对于毛泽东美国观在后来的发展走向，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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