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斯马特片段:中国陶器起源阶段及相关问题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及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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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 柴尔德指出，学会烧制陶器是人类历史上应用化学变化而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1]。本世纪中叶以来，从非洲北部到日本海周边，陆续发现
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陶器，但中国大陆方面却长期缺乏有关这一时期陶器发现的肯定性结
论，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关于陶器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极少涉及到中国大陆这个重要的地域
。只是从1993年起，由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才唤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

一

事实上，早在1962年，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就已发掘到有确切地层的早期陶器（图一
）[2]。1964年，该遗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3]。但后来通过碳十四测定，仙人洞遗址下
层兽骨的年代为距今8825±240（ZK--0092），而上层蚌壳的年代值却是10870±240（ZK
--0039）,年代和层位关系上出现了颠倒。同时，由于仙人洞地处华南石灰岩地区，这里
所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往往含大量的古老碳酸盐，使得测定的年代有可能偏早。所以人们对
仙人洞的测年数据，一般持谨慎态度，而没有马上接受[4]。七十年代又发掘了广西桂林
市的甑皮岩遗址[5] 和南宁市附近的豹子头等贝丘遗址[6]，尽管甑皮岩和豹子头遗址出
土的蚌壳、螺壳经碳十四测定，分别为11310±180（ZK--0279）和10720±260（ZK--028
4），而且这些遗址的出土物，以今天的眼光看，确可认为属于早期陶器阶段的产品（图
二），但当时对这类遗址的发掘的确较少，又缺乏成批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基于上述与仙
人洞同样的认识，在学术界也就自然而然地存在否定甑皮岩、豹子头等遗址接近万年的看
法[7]。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在上述
发现贝丘遗址的广西石灰岩地带集中采样测定，终于获知，在这里水生动植物标本虽可能
受石灰岩环境的影响导致所测年代偏早，但一般不会早出二千年[8] （后来，有人依据甑
皮岩蚌类样品的年代比木炭、兽骨的测年平均偏早1590年以及独石仔的测年资料，而提出
华南石灰岩地区蚌壳样品的测年与真实年代相比，一般偏早率为17.6%--17.8%[9] ）。同
时，对一向持有怀疑的甑皮岩和豹子头两遗址，又采集了较多的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10
]，其中与甑皮岩陶片共存于第二层钙华板下的七个蚌壳和螺壳的测年值相差不多，皆在
一万年以上，平均测年值为距今10600年。豹子头的四个螺壳标本，所测年代在9985±20
0到10735±200之间。以后，上海博物馆热释光实验室对甑皮岩的陶片进行测定，其年代
为距今10370±870--9240±620[11]。因此，根据以上的成果，已能够说明这两处遗址的
陶器确实可早到一万年前左右。

1980年，广西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遗址得到发掘。该遗址下层的石器几乎全是打制，却存
留了8块陶片[12]。仅从石器面貌上看，要比以前发现的甑皮岩和豹子头的石器更为原始
，而碳十四测年也反映出这个遗址的下层的确较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1982年所测下文化层的两个螺壳的年代是18555±300（PV--0379--1）和21025±450（
PV--0379--2）。虽然同时测定的两个人骨标本的年代为10505±150（PV--0401）和1178
5±150 （PV--0402），但两个人骨均在"下文化层上部"[13]，而发掘范围内的下文化
层（即第三层）厚100--170厘米，这些人骨距地表的深度为75--80厘米，虽"均无明显墓
坑"[14]，但显然是作为一种埋葬活动而存留下来的。因此，这些人骨当是晚于下文化层
而早于上文化层的一些遗迹。亦即，人骨的测年值晚于下文化层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年
代这样早的陶器在当时毕竟还只是孤例，如果测年样品本身较早，因受扰动或搬运才与后
来的陶片同层共存，那么，所测标本仍不能反映陶片的真实年代。所以，大龙潭鲤鱼嘴下
层的陶片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

进入九十年代，早期陶器的发现又有了新的进展。1993年和1995年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
遗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同时，还发掘了与仙人洞相距800米的吊桶环遗址。这些发掘，
除了解到仙人洞和吊桶环均属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外，还证明二者很
可能曾同时存在，属于一个聚落而功用有别的两个地点。两遗址经碳十四测定的有十多个
数据，充分证明这里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年代不出20000---15000年前的范围，而包含陶
片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的年代，可溯至14000年前[15]。

另一项重要发现是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这处遗址虽发现于八十年代，但直至1993年
才进行了首次发掘，获得与仙人洞年代近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片。1995年的再次发掘
，则出土了栽培稻的稻壳，证明华南地区栽培水稻的种植业可溯至一万多年以前[16]。

近年对出土早期陶器的广西桂林市庙岩遗址也做了一系列的碳十四测定，其木炭标本的测
年值均在17000年前左右[17]，已接近大龙潭鲤鱼嘴下层螺壳的年代。看来，至少可以将
大龙潭鲤鱼嘴下层和庙岩的陶片估计为15000年前左右。

除华南以外，这几年在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遗址也发现了早期陶片，碳十四测年值亦显示
为距今一万年前左右[18]。同属河北省的徐水县南庄头遗址的七个碳十四标本的数据，也
都落在一万年前后的范围内，同层出有15块碎陶片[19]。但从与南庄头陶片共存的其它遗
物中似乎还看不出这个阶段特有的文化面貌，故目前还难以肯定南庄头陶片的确切年代。

二

以上这些遗址特别是华南地区的遗址，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大陆早期陶器阶段的考古
学文化面貌及其年代框架。以碳十四年代为依据，即便保守的估计，该阶段至迟在距今1
5000年以前就已起步，而它的结束则延至9000年前左右。这个阶段虽然是那样的漫长，但
主要遗存内容却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概而言之，此阶段的居民活动能力尚小，遗址规模
都还十分有限。石器仍以打制为主，磨制加工虽已出现，但多数情况下仅限于一些斧、锛
、凿的刃部，石器种类比较简单，与此相比，骨、蚌器的用量较多。陶器显得很原始，陶
胎厚薄不一，胎土含砂亦不均匀，陶器成型主要采用原始的泥片贴筑法，器类也很简单，
复原者几乎皆是圜底的釜、罐或钵类。陶器多有纹饰，但这些纹饰基本不具备装饰意义，
而多是在压紧器壁的过程中留于器表的印痕。这样一种普遍而十分突出的原始风格，与起
自八千多年前的彭头山和中原的裴李岗、老官台等新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学
界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将这个早期陶器阶段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主要部分。而上述
这些遗存的面貌尤其是在原始性的表现上与日本列岛绳纹文化的草创期不无相似之处，后
者的年代与中国大陆新石器早期的年代有相当部分是重合的。故而，将中国的新石器早期
独立地划分出来，这在整个东亚范围内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上述华南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遗址，如着眼于前面提到的碳十四测年值，可大
致将它们分为由早到晚的三个年代组。最早的一组是大龙潭鲤鱼嘴下层和庙岩，暂将它们
存续的时间估计为距今15000---14000年前；其后的一组以仙人洞和吊桶环为标志，大体
经历了14000---10000年前这个阶段；最晚的是甑皮岩和豹子头，它们代表了10000---90
00年前后的时间。在做了这样的划分之后，我们看到，各组的文化面貌也恰好呈现出由原
始到进步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大龙潭鲤鱼嘴下层除石核、石片外，47件石器中主要是砍砸器和刮削器，尖状器、穿孔石
器和石斧各有一件，除穿孔石器外，只有石斧的刃部经过磨制。象这样石器种类简单和磨
制石器比重极小的情况，与广东省阳春县独石仔遗址[20] 十分接近，二者的打制石器也
颇多相似之处。独石仔无陶器，被认为是岭南早期新石器当中的代表性遗址[21]。而出自
该遗址上、中、下三个地层的螺壳和烧骨的碳十四测年值，绝大多数集中在距今17000--
-14000年前之间[22]。象这样年代与文化面貌都和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比较接近而未见陶片
的遗址还有一些，也许这正说明大龙潭鲤鱼嘴下层处于陶器初萌之时而与尚未发明陶器的
阶段相去不远。

仙人洞的石器种类比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显得复杂些，磨制石器的比重有所增加，新出现了
磨制的凿和梭形器等石器。同时，遗物的丰富程度也明显超过了大龙潭鲤鱼嘴下层。

甑皮岩和豹子头的石器器类更为复杂，石刀、石矛、石杵似乎都是前所未见的。磨制石器
显著增多，并有相当数量的石器是通体磨光的。此外，陶器的制作也有进步，陶器器类略
显复杂，泥质陶的比重有所增加。

若以这三组各自的阶段性特征为标准，还可将目前所了解的其它出早期陶器的遗址也做进
一步的归组划分。

广东省英德县清塘的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狮头岩等遗址，石器多为打制，个别石锛
磨制刃部，所出陶片也很少[23]，当可划入年代最早的一组。其中朱屋岩曾有一项碳十四
测定，年代为17140±260[24]，如确属无误，则与庙岩的测年值十分接近。

湖南省玉蟾岩遗址主要遗物的面貌接近于仙人洞和吊桶环，又据介绍，与玉蟾岩性质相同
而在它附近的三角岩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12060±120[25]。由此可推测，玉
蟾岩应属于仙人洞和吊桶环所代表的这个年代组。

最晚的一组，除甑皮岩和豹子头以外，还应包括前述大龙潭鲤鱼嘴的上文化层 （其碳十
四测年值亦表明属于这一时间） [26]。六十年代在邕江两岸发现的芭勋、敢造、青山、
长塘、西津等十多处贝丘遗址[27] 也很可能归入此组。还有，1990年底调查的广西崇左
县冲塘遗址，其文化面貌与上述这些遗址颇具共性[28]，因而，也可看作是这一组的遗址
。

此外，华南发现早期陶器的遗址还有广西防城县的亚菩山、马兰嘴山、杯较山[29] 和广
东省潮安的陈桥村、石尾山、海角山[30] 等贝丘遗址，目前尚难以确定它们的组别。

总之，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出有陶器的遗址，大体上可分为先后相接的三个年代组，
它们前后所经历的时间很可能达到五六千年以上。至于地处北方的虎头梁等遗址，究竟与
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哪个阶段对应，自然还不能具体指明，但很可能不早于以仙人洞和吊桶
环为代表的年代。

三

印度支那半岛出现陶器的阶段，其文化面貌与华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有着一定的联系
，比如局部磨制的石器和以拍印法加固陶器器壁（paddle  and  anvil），皆为两地区共
同的特色。而目前所知印度支那半岛年代最早的陶器，也达不到一万年前，如越南最早的
陶器的年代是6000年前左右[31]，而素有争议的泰国仙人洞（Spirit cave）上层陶器的
年代亦不过8142±390---7622±300年[32]。可见，华南地区陶器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其西
南面的印支半岛。大龙潭鲤鱼嘴下层的陶片火候极低，但器表留有"粗绳纹"，从拓片看
（图三），这种纹饰常有交错，当是先后拍压的印痕相互重叠所致[33]。仙人洞、吊桶环
和玉蟾岩的陶器也普遍留有拍印纹，特别是内外均有纹饰的陶器，尤能说明在压紧器壁时
，往往需要在陶器内部加以衬垫，这样，由外表拍压才能使器壁更为坚固。这种拍印技法
后来一直得到沿用，成为中国大陆制陶术中的一大传统特色。

日本列岛绳纹文化的起源亦超过万年以上，但绳纹陶器上的纹饰，并非拍印的结果，系用
缠绕线绳的圆棒在陶器外表滚搓使其连续转动而留下的痕迹，即所谓"回转绳纹"。而在
绳纹文化最早阶段的草创期中，陶器器表的纹饰主要是一种以泥条堆塑而成的"隆起线纹
"，其最早的作品可以神奈川县花见山遗址的陶器为代表[34]。所以，绳纹文化陶器与华
南新石器早期的陶器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至少在起源阶段，华南的陶器不大可能受到来自
日本列岛的影响。

除印度支那半岛和日本列岛之外，在华南地区周边的世界其它地方，目前还见不到有这样
早的陶器，而华南新石器早期的石器群无疑是该地区旧石器晚期以打制砾石石器为主要特
征的石器群发展的继续，这一点在广西柳州白莲洞等遗址反映得十分清楚[35]。故而有理
由认为，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的陶器是在本地区石器时代的长期发展中独立地产生的。那
么，在探讨世界陶器起源这一课题时，确实应将中国大陆特别是华南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
起源地来考虑。

四

华南地区之所以在陶器起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在于，这里的陶器
依碳十四测定的数据是目前所知世界各地中年代最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南地区就
是世界上唯一的陶器发生地。按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陶器在俄罗斯
阿穆尔河流域、日本、西亚和非洲北部都有分布。

俄罗斯阿穆尔河中、下游的格罗马图哈（Громатуха）[36] 、加夏（Гася
）[37] 、符米[38] 以及这两年所发掘的乌斯季诺夫卡
（Устиновка）[39] 遗址均出土了早期陶器（图四），加夏遗址的碳十四测年
值为距今12960±120年（文化层底部）和10875±90年（文化层上部），符米遗址的测年
为距今13260±100年和10345±110年。过去，日本学者曾一直热衷于在西伯利亚寻找日本
绳纹文化陶器的起源[40]，虽然在阿穆尔河流域终于发现了一万年前的陶器，但象加夏这
样的遗址所出陶器的面貌却和绳纹文化草创期的陶器差别很大，同时，无论在北海道还是
朝鲜半岛都不曾发现早期陶器的迹象，因此，尽管阿穆尔河下游和日本本州岛的旧石器晚
期在以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面貌上有着一定的共性[41]，但仍有人主张两地陶器的产生应理
解为源各有自。

日本列岛的早期陶器发现得较早，1960年长崎县福井洞穴发现的隆起线纹陶器，碳十四测
年为距今12700±500年[42]。八十年代后期提出的"神子柴文化"也见有陶片，其石器面
貌与福井洞穴陶器之下层的石器相一致，故认为神子柴文化的年代要比隆起线纹陶器更早
，则在日本还存在早于草创期的"开辟期"[43]。但1995年刊行的花见山遗址发掘报告[
44] 说明，作为神子柴文化代表的寺尾[45] 、相模野第149号遗址[46] 的陶片，实际上
只是隆起线纹陶器的花见山I式当中的一部分，按照草创期资料最丰富的花见山遗址的排
序，目前日本最早的陶器仍是以关东的花见山I式和九州的泉福寺[47] 为标志的隆起线纹
陶器。不过，最近又有人强调指出，在神奈川县月见野上野遗址[48] 和新泻县壬遗址[4
9] 的隆起线纹陶器层之下，的确还叠压着以无纹饰为特征的神子柴文化的陶片，这些陶
片及其共存的石器与青森县大平山元[50] 、茨城县后野[51] 、岐阜县宫之前[52] 等神
子柴文化的遗址呈现的面貌十分一致[53]。大平山元和后野的碳十四测年值是距今12500
---12000年前，宫之前也是12000年前。这样看来，最初的隆起线纹陶器和神子柴文化孰
早孰晚尚难定论。不过，这些目前被人们认为最早的陶器（图五），其测年值基本在120
00年左右徘徊，考虑到日本列岛这个阶段的遗存已揭示得很多，或许这里最早的陶器就发
生在12000年前后的年代范围内，其上限大致不会超出13000年前。

西亚两河流域陶器的出现，以往一般认为在8000年前。但扎格罗斯山区的宝谷丘（Ganji
  Dareh  tepe）遗址的D层曾出土过罐类器，有人认为那只是用泥做成的罐，受火灾后才
有些象烧成的陶器。而据发掘者菲利浦•史密斯介绍，较大的一件陶器，其烧成火
候在500---600度之间，与其说是泥罐，不如看作是一种原始陶器，同层出土的尚有球形
小陶器，这一层的年代距今9300年前左右[54]，大约相当于地中海岸边前陶新石器的早段
（PPNA）和晚段（PPNB）之间。此外，据介绍，在土耳其托罗斯山脉东部地中海北岸附近
的贝尔狄比（Beldibi）还曾发现过距今一万年前的陶器[55]。所以，实际上西亚的陶器
在接近一万年前就已出现。

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周边也曾发现早期陶器，如阿尔及利亚南端的阿麦科尼（Amekni）[56
] 、利比亚南部的阿卡库斯（Acacus）、尼日尔的塔马亚• 麦里特（Tamaya . me
llet）[57] 以及马里的廷巴克图近郊的欧泰得特（Outeidat）[58] 等遗址所见（图六）
，时间在距今9000年前后。至于地处尼罗河流域的苏丹的哈尔特姆（Khartoum）遗址出土
的早期陶器[59]，其年代甚至还可能更早些。

综上所述，若暂将中国北方和南方看作是两个地域的话，则目前旧大陆有六个地区出现了
起源阶段的陶器。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上看，恰好形成了东、西两大块（图七）。东面
一块，基本上分布在沿太平洋西岸附近的自北而南一线，西面一块处于地中海周边。东、
西遥遥相对，这无异于说明东、西两方文化的差别早就深深地植根于陶器出现以前的旧石
器时代。

五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陶器是伴随着农业的兴起而产生的，柴尔德在五十年代则针对这一点
举例说明，有的地方陶器出现于农耕之前，而有的地方原始农人并不使用陶器[60]。格雷
厄姆•克拉克在分析欧洲史前经济的基础上[61]，也曾指出陶器的制作与农耕并无
关系[62]。但后来根据西亚、中国等地的考古发现，不少学者仍认为从事农耕的先民定居
下来以后，才有制陶的需要和条件[63]，况且这一点符合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神农耕
而作陶"[64]。鉴于目前对陶器初始时间的新认识，欲解决陶器产生之背景的问题，自然
首先需要考察各地陶器起源阶段的经济活动情况。

西亚两河流域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农耕村落，著名的耶莫（Jarmo）遗址出土了栽培
小麦和大麦的籽粒，还有豆类等栽培植物，同时出土的有石镰、石磨盘等农具[65]。接近
一万年前的耶律哥（Jericho）虽也被定为农耕时期，但其证据只是在泥砖中发现栽培大
麦和小麦的谷粒印痕[66]，因此并未引起学者较多的关注。而对野生大麦和小麦的利用，
却可上溯到距今14000年前的属于旧石器晚期的卡巴拉（Kabara）文化[67]，联系到中石
器时代的纳吐夫（Natuf）文化仍以采集野生小麦和大麦为生活来源[68]，可以认为在西
亚对小麦、大麦的定期化采集从14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近年在对更新世晚期以来气候的研究中，了解到中国东部海面自20000年前开始上升，约
至15000年前后达到峰值，超过现海水平面10米左右，由此证明15000年前后当是全球升温
最为显著的一个时期[69]。最近，法国学者利用对波利尼西亚的塔希提岛上珊瑚礁的测年
，得出距今20000至6000年之间，大陆冰帽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结论，并证明海面上升
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大体在14000年前左右[70]，这和前者的结论十分接近。如从此说，则
可将15000---14000年前视作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暖期，而这个暖期的年代范围与前面提到
的两河流域定期化采集的时间恰好吻合。不难想见，暖期的到来，促使包括野生麦类在内
的各种植物竞相生长，为适应这一新的环境，人们学会以麦类为主要对象的定期采集，从
而为后来麦作的出现打下基础。

非洲北部关于陶器起源阶段的经济状态不甚明了，但据分析15000年前尼罗河也处在一个
高水面期，撒哈拉地带在这一阶段急剧变得湿润[71]，属于这一时期的努比亚的卡丹（Q
adan）遗址则出土了大量的石臼，于细石器刃部还可见到收割禾本科植物而留下
的那种特有的光泽（sickle  gloss）[72]。因此，有的学者推论在这个时期北非已出现
了农业[73]。不管怎样，总是可以说明，在陶器发生之前，撒哈拉周边至少已存在十分成
熟的定期化采集谷物的活动。

华南地区的种植业始于何时，过去一直未能明确。1964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冢田松雄在台
湾日月潭的日潭湖底采集孢粉，经分析，距今14000---12000年前，这一地区的原始森林
逐渐为次生林所代替，且湖底淤泥中木炭的数量也在此时开始增加，他认为这是人类反复
烧毁原始森林的结果[74]，张光直先生则将此视作台湾岛先民从事原始农业的一个证据[
75]。在泰国仙人洞遗址距今10000---8000年的层位中曾出土了蚕豆（Vicia faba）、葫
芦（lagenaria siceraria）、瓜类（cucumis）、白胡椒（madhuca）和橄榄（Canarium
album）等实物，发掘者戈曼主张这里在近万年前已有植物栽培[76]。但这些事例都还不
足以成为纯谷物种植业发生的直接证据。1993年和1995年在湖南省玉蟾岩遗址的发掘中均
获得了稻壳，经鉴定，1993年出土的是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出
土的稻壳属栽培稻，它们兼备普通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
深化的古栽培稻类型"[77]。同时还出土了四十余种植物的籽、核、茎、叶。这些发现终
于证实了华南地区当时已存在种植业，而且这里应该是稻作的发源地。同时也说明在140
00年前华南地区的稻米栽培可能刚刚发生。稻子与麦子的生长环境不同，前者是在湿地中
生长，与许多其它禾本科植物共生一处，其中最重要的是稗子（Echinochloa  orusgall
i），即使在后来稻作已很发达的状态下，稗子仍作为最常见的稻田杂草而大量存在，所
以，植物学者认为，早期稻作进化的一般途径是先栽培多种共生的植物，后逐渐从中选择
出独具优势的稻类进行单独的驯化栽培[78]。再者，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不仅文化面貌比玉蟾岩等新石器早期遗存要进步得多，而且从湖南彭头山[79] 、八十
垱[80] 和河南贾湖[81] 等遗址来看，当时的稻作已具有相当规模，尽管八十垱的栽培稻
仍兼有籼稻、粳稻和普通野生稻的特征，但性状上正在分化，而开始呈现出偏近籼稻的倾
向[82]。所以，玉蟾岩对栽培稻的利用和后来这些已具典型意义的稻作经济相比，的确有
着质的差别。此时，栽培稻尽管已开始受到重视，但距离刚从其它共生植物中分离出来似
乎并没有多远。有的学者主要根据民族学资料，认为中国南方和日本西半部等稻作文化区
在对稻类进行广泛栽培之前，还应普遍经历过植物半栽培和以根载、火耕为主要特征的杂
谷栽培这两个先后相继的原始农业阶段[83]，这个意见和五十年代美国学者索尔提出的在
东南亚块根栽培的园艺农作于谷物种植业之前就已出现的假设 [84] 十分接近。不论实际
情况究竟如何，总之，在稻作确立之前还有一个时间不短的前稻作原始农业阶段则是可以
认定的。以玉蟾岩为代表的华南地区14000年前的种植业形态至迟也应处在由前稻作原始
农业向稻作确立过渡的时期。那么，以此推论，在比这更早的大龙潭鲤鱼嘴下层等15000
年前的阶段，稻作以前的原始种植业至少也应该起步了。前已述及，15000年前正处于空
前的暖期，看来，华南地区原始种植业的发生也不会与这一重要的气候事件无关。

日本列岛绳纹文化的草创期尚未进入种植业阶段，这似乎已 不成问题，历经万年之久的
绳纹文化很长时期内是以定期采集和渔捞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绳纹文化遗址中，常能发
现贮藏植物果实的窖穴，当是定期采集活动的代表性遗迹。采集品主要是橡子、胡桃、栗
子等坚果类，它们的营养量远比稻米、小麦来的丰富[85]，如每百克胡桃可产生673大卡
的热量，是每百克稻米148大卡的4.5倍。同时，坚果又易于存放，故绳纹文化先民选择了
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坚果类作为主要的采集对象。属于草创期较早阶段的鹿儿岛县东黑土
田遗址的窖穴中发现过许多橡子[86]，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贮藏坚果类的例子，说明日本
列岛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进入定期采集的阶段。可以推测，象日本列岛这样的地带，在
上述暖期的时间里，一些偏干的草原变得湿润，继而为新长出的树木所覆盖，失去了昔日
狩猎的场所，于是，转向树林中采集果实就成为先民适应新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方式。至于
日本列岛栽培植物的出现，至迟可上溯到绳纹文化早期，如福井县鸟浜贝冢的绳纹文化早
期层中出土了葫芦的外壳，绳纹文化早期末至前期初的层位中出土了许多葫芦籽实和绿豆
[87]，还有31粒白苏（荏Perilla  frutescens）和 6粒紫苏（Perilla  frutescens  v
ar-crispa）[88]。约略同时的千叶县神门遗址也曾出土过20粒白苏[89]。象葫芦这样的
植物，日本本土及其周边都不生长，故只能认作是栽培的结果。所以，很可能在绳纹文化
早期时已处于植物半栽培阶段。至少，这些年代并非较晚的栽培物的出现，可间接证明处
在早期之前的草创期确已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定期化采集阶段。又据坚果类在东黑土田窖穴
中的出土量来看，也许草创期的定期采集已意味着对果树的某种管理，因此，这样的定期
采集毋宁说是一种生产性经济。相应的，在草创期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内河捕捞业[90]，
它和定期采集并行发生，标志着绳纹文化草创期之初正处于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
阶段。

俄罗斯阿穆尔河中、下游地区与日本列岛隔海为邻，陶器起源阶段的经济形态当不会与
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有太大差别。

总之，在陶器起源阶段，世界各地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水平并不一致，西亚是在进步到麦
作农业后才产生陶器的，华南地区的陶器则是在水平较低的前稻作原始农业的条件下孕育
出来的，日本海沿岸的陶器制作基本与定期采集的普遍实施同步出现。看来，虽然不能说
陶器的发明都是农业的产物，但各地在使用陶器之前，经济生活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
划时代的变化，或者说，基本上都步入了生产经济阶段。如主要着眼于亚洲大陆的情况，
西亚和华南地区的种植业与陶器萌生的因果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当更具典型的意义。

既然陶器的起源是和生产性经济分不开的，那么，以往关于陶器是作为炊器而被发明的认
识就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或许正是出于炊煮日益增多的稻米等食物的需要，华南地
区率先发明了用泥土做成的炊具。在此之前，可能也正象民族学中所见到的那样，以不断
向筐篓或兽皮袋等容器内投放热石来达到熟食的目的[91]，或也经过在筐篓外涂泥而直接
烧烤其外表的阶段[92]。需要指出的是，华南的陶器，正如在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所见到的
那样，一开始就做成耐火的砂质陶，而且，整个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陶器罕见装饰性纹
饰，陶器下半部基本上都作圜底。这些特征也见于日本列岛草创期的陶器。由此可见，以
华南所代表的东亚地区，在多数情况下最初之陶器可能是以炊器的形式出现的。

西亚两河流域的情况有所不同。前述伊朗宝谷丘遗址D层出土的那件早期陶器，高约1米，
胎土不掺砂，显然不象炊器，而多半用于贮藏。该遗址还发现用粘土抹就坑壁的窖穴，同
时，在前陶新石器时期的马扎利亚（Maghzalia）遗址也见到用于贮藏谷物的泥箱[93]。
所以，在两河流域，陶器可能源于贮藏器具而与炊器无关。不难想见，随着麦作经济的发
展，贮藏食物量不断增加，于是，作为贮藏用具的陶器应运而生。种植小麦是为了制作面
粉，而面食不必象华南的稻米那样，需要在釜、罐内加水煮熟。因此，西亚两河流域在陶
器起源阶段缺乏陶质炊器，却常见加工面粉的磨盘和磨棒等工具。可见，两河流域和东方
不同的陶器起源，与两地先民赖以生存的食物生产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从北非的
圜底陶器来看，环地中海周边陶器起源的情况也许较为复杂，除了由贮藏用具衍生而来以
外陶器未必都和两河流域一样概源于贮藏用具，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它不同的途径。

六

经济的发展导致陶器的产生，而陶器的出现，因炊煮食物的普及，减轻了消化器官的负担
，并使得可食品种增加，这些都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体质的进化。另一方面，制陶也是一
项前所未有的手工艺术，它开创了用泥土这种可塑性材料来塑造器形的新工艺。与以往的
硬质材料不同，制陶的发明促使人们第一次得以用简便的堆塑方法，来模拟自然界千变万
化的体态形象。在此后的岁月里，陶艺则作为一种专门的工艺发展起来，人类潜在的智慧
和艺术才能也随着陶器的问世而得到空前的开发。所以，陶器的出现在任何地区都不妨是
一场艺术革命。

然而，在制陶这个艺术世界里，陶器的发生从模仿自然界原体开始，到下一步运用制陶这
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来丰富和发展陶器本身的造型，这期间却花费了漫长的经历。

前面提到，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的陶器几乎全是圜底的，又缺乏装饰性纹饰，恐怕最早的
阶段仅有圜底釜或罐这些简单的器类。陶器初现时被做成圜底，这容易使人想象可能是模
仿了植物界一些圆形圜底而可用于容器的东西，或者按照前面所说，这里最初的陶器造型
就是因循了以前曾被用作炊器的圆筐篓。总之，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
华南地区陶器的造型一直缺少变化，长期停留在模仿客观原体的状态。

日本绳纹文化草创期前段的陶器，绝大多数也是圆形圜底或尖圜底的，个别平底者，按可
复原的理解，也多半是方形平底的。这些陶器，不仅形态酷似筐篓、树皮袋或兽皮袋等容
器，而且往往模仿这些容器的外表来制作纹饰，显示出极富特色的写实效果（图八）。故
此，人们将以草创期陶器所代表的阶段称作"Image时代"[94] （物象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经结束，各地都出现了平底陶器，陶器整体的造型也比以前要复杂
的多。日本绳纹文化圆形平底的陶器也主要出现在草创期后段与早期。在自然界很难见到
与圆形平底陶器相似的东西，因此，圆形平底陶器纯属一种抽象形态，它的出现反映人类
已具备了以抽象的形式来美化陶器的心理素质，从而使陶器的制作由原先的单纯模拟上升
到主体创作的新阶段。要之，正是在这种由平底风尚对圜底模式的否定中，东方的陶器才
逐步摆脱写实观念的束缚，从而走向真正意义上的陶器艺术。

西方世界的陶器自然也经过类似的发展变化。总之，从各地陶器的发展历程来看，起源阶
段的陶器普遍带有原始性，这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也折射出当时人们想象力所
能达到的水平。

注  释

   [1] Childe，V.G.：Man Makes Himself，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and，1936
.

[2]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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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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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松生：《两广史前考古的年代问题》，《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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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8]。

[11] 王维达：《河姆渡和甑皮岩陶片热释光年代的测定》，《考古学集刊》第4集。

[12] 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
第9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217页，文物出
版社，1991年。

[14] 同[12]，770页。

[15]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4期；

  张驰、刘诗中：《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
号。

[16]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号。

[17] 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仇士华先生见告。

[18] 承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飞所长见告。

[19]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
11期。

[20] 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21] 苏秉琦主编：《远古时代》（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4年。

[22] 同[9]。

[2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24] 同[9]。

[25]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8期。
   [26] 同[12]。

[27] 同[6]。

[28] 陈文：《崇左县冲塘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1992年。

[29]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30]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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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12]，图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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