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哭时怎么样才能不哭:调查称县处级官员陪领导时间多下基层少

　　近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从去年开始展开一项“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出了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般状况。

　　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干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书记、县长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不少领导干部感到身心疲惫。”

　　这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

　　去年9月，田改伟参与所里主持的“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生活状况观察”课题组，针对8省市12个县(区或县级市)的162名县处级干部，实地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

　　这项课题是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我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

　　据介绍，县处级领导干部常年工作在第一线，上对中央、省委负责，下要面对群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工作生活方式，是他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一把手”每天工作11小时

　　杨万东去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委副县长职务。

　　11月18日，他说，他任上具体事儿特别多。

　　“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随到。

　　2008年他先后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工作，“经常通宵，最多的一次三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繁琐，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等灾害时期外，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矿产资源纠纷、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繁琐的事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所的课题报告中得到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士，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手”。

　　早晨7点50分，那位县委书记到医院体检，检查一项即离开。八点一刻，他回到县委开会。会开到十点多又开小会，到十一点多。

　　那段时间正值县里安排体检，这位书记忙得连体检都不能一次完成。每天医院一上班，他就去检查一项或几项。

　　十一点开始，这位县委书记门口就像商场收银台一样排队。前面一拨人进去，后面的人则在门外等候。一小时四拨人找他汇报工作，直到十二点还没结束。

　　到中午，这位“一把手”向郑建君表示歉意，本来他说好跟郑建君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不好意思，你看我这里还有人。”

　　下午两点多，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修建情况。四点多他又跑到一个乡镇调研，到晚上才回来。

　　田改伟说，这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晚上九十点钟开班子会很正常。

　　依照课题组观察，这些县处级干部平均每人每周工作总时长达47.56小时，按照一周5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个工作日约为9个半小时。

　　而书记、县长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周工作时长平均为55.08小时，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

　　“这都是实打实的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度。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常人很难承受。”

　　但让课题组意外的是，在观察的县处级领导中，他们平均睡眠时间长达8.7小时，每周睡眠总时长达到61.48小时，其中晚睡55.34小时，午睡6.14小时。“他们中午可以回家午休，这在北京很难做到。”

　　职位越高陪领导时间越长

　　县委书记、县长“陪同多”是这次调查出来的特点。

　　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11月18日，杨万东说，前来考察的老板、上级来督察，这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有些重要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跟着。

　　他说，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一般都需要一两天，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他转。一个普通项目，至少需一位县领导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都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上面的财税检查组，项目督察组接待，都需要“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肯定要全程接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参观考察等接待活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 6.25小时，明显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3.93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间为4.80小时，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3.25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4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2次多一倍。

　　县级干部会议多，走基层少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

　　会多也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处理文件和开会是他的主要工作形式。

　　“开会差不多占30%的工作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目，“给上级汇报工作，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目。”

　　根据课题组调查，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开会5.55次，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平均每周4.35次。

　　“会多不一定是坏事，”田改伟对这种现象并不意外。

　　“会多”与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工作特点有关。县级党委政府需落实上面的政策、传达精神，协调各方力量，部署具体工作。

　　郑建君曾跟随某县副县长走访基层，考察林场申请安装摄像头防火的事。

　　“这种事要到现场看看，才知道有没有必要。”副县长跟他说，到现场转转，知道森林防火仅靠护林员巡逻是不够的，他现场就敲定安装方案。但在路上耗时2小时，现场工作时间还不到一小时。

　　观察发现，县处级领导干部总体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三多三少”现象：室内时间多，室外时间少；与文件打交道多，调查研究少；和上级、同级打交道多，与下级和群众打交道少。

　　课题组的报告也显示，县处级干部“走访慰问”、“接待来访”和“谈话”一共占周总工作用时的5%，“似乎更显得偏少了一些”。

　　县处级官员自称“两头受气”

　　“我们是夹心饼干中间那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杨万东连续用两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作为常务副县长，他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压力，另一方面来自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一天到晚这么辛苦，还要挨上面批评，下面挨老百姓骂，心里感到很委屈。”

　　一个副县长曾跟郑建君开玩笑，“我真希望所有的老百姓，能像我姑娘学校里一样，每人当一天班干部。他们要处在我的位置上，就知道我该有多难。”

　　他想让老百姓体验一下“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的工作状态。

　　为了县里招商引资，这位副县长出去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但在外面做的很多工作别人看不见，外人还以为他出差是在花天酒地。

　　“上面下达一些经济指标，不管县里的实际情况，必须刚性完成。”杨万东说，为此县里要往下向乡镇、街道分解指标，“基层完成有困难，久而久之基层也有些想法和怨气。”

　　另外还有拆迁问题。

　　杨万东说，有些属于重点项目，上面派人来督察，给他们很大压力，不得已就要强拆，“强拆又造成信访和维稳问题”。

　　压力之下他们的减压方式也不多。

　　田改伟说，据他们观察，县处级干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总时长平均为6.40小时，“主要是网球和跑步”。

　　而党政“一把手”每周的休闲保健时长为3.91小时，比其他领导干部的6.84小时几乎少了一半。

　　杨万东的同事有的会早起游泳，他会在睡前慢跑半个小时，“每年体检都是三高的人比较多，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干部处在中国五个行政层级的底层。

　　这个干部群体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的？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展“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

　　近日，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副研究员田改伟、郑建君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述他们对县处级干部工作和生活观察的感受。

　　三成联系对象拒绝观察

　　新京报：你们的观察对象是怎么找到的？

　　房宁：大致有三种途径。最先想到的是我们所设在不同地区的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我们也比较熟悉，认为很容易谈成。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谈成了，有的就是“一把手”不同意。

　　第二种方式是得到了有关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联系成功率比较高。这种推荐和帮助也是非正式渠道的联系。

　　剩下的是我们主动联系的，但这种碰到的钉子最多。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主动联系的，被拒绝的多？

　　房宁：这事比较敏感，很多地区的领导怕造成误会。我认为这背后与干群、党群关系比较敏感有关。不过能找到这么多人，基本科学性有保障了。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拒绝你们？

　　房宁：他们也不是说这事不能研究，不能披露，但很谨慎，有顾虑。他们怕社会上有恶意的误解和不友善的炒作，人家不愿引起这个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京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田改伟：理由很多，有的机票都买好了，说不让去了，之前我们是跟“一把手”说好的，后来打来电话说，他们班子不同意，就没去成。有的是跟领导汇报后没通过，有的说太忙没时间，有的说缺少人手协调接待等等。

　　这些领导也许担心，前来观察的人是不是来监督他们的？我们一再跟他们解释，说只是个学术研究，没有官方背景，但他们仍不放心。

　　郑建君：当时联系江苏的一个县，正好赶上当地党委换届。当地领导担心，这个时间点突然有人来盯着他们，这算怎么回事？

　　后来估算，我们主动联系的县市当中，三分之一拒绝了请求。

　　县级干部需澄清工作状态

　　新京报：你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群体？

　　田改伟：“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处在五个行政层级中的底层。在目前发展阶段，县一级的领导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处理社会事件和社会矛盾，对下要直接面对群众和基层，对上要落实中央和省里的政策。

　　他们责任太多，权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肩负一县发展大计。但不同的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和认识，有说他们累的，也有说他们闲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就是想以科学的方式做一个展现。

　　现在一般老百姓平时很少进政府大院去看干部怎么工作的，很多人也都不了解他们的工作，跟干部之间还是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也使得这个干部群体的公众形象有一定的失真，不能完整客观地反映干部的全貌。

　　新京报：你们的样本选择，能保证科学性吗？

　　郑建君：样本的选择是先确定大的范围，再联系不同区县，符合样本选择要求。我们先定了“东北”、“东南”、“中部”和“西部”几个区域。有些省份既有发达的全国百强县，也有全国贫困县，在选择样本时就会考虑把发展比较好的县和发展比较慢的均纳入观察中，以此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观察者感觉县官没架子

　　新京报：你们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是怎么观察的？

　　房宁：我们事先将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分为4类16项。一是用餐与睡眠；二是工作类，包括：会议、批阅文件、研究工作、谈话、调研、接访、陪同、出差、走访慰问等9项；三是学习、休闲保健；四是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为陪伴家人。这也是一个标准化分类。

　　设置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包括学习，保健等，这些生活方式和情趣，看似是非政治的，纯私人的，其实对于干部的行为、廉洁从政，进而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境界有实际的影响。

　　新京报：你们调查统计说，他们跟群众打交道少，是不是他们平时官架子十足？

　　郑建君：因为干群接触少，会有一定的偏差。了解多了之后，印象就会改变。领导干部跟普通人一样。我认识一个副书记，工作期间普通老百姓可随便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正跟他在办公室说事，就走进来一个人，说我那工资怎么回事，副书记拿起电话就处理这个事情。

　　田改伟：他们不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种颐指气使或高高在上。我感觉现在县处级干部身段都放得比较低，他们也感觉压力大。其实他们也会感觉活干好了却没落到好，工作做了，还得不到别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