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平反内幕

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杨西岩”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提出了批评。由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通过吴德之口宣布的。所以，杨西岩认为，天安门事件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是北京市委，主要是吴德在“捂盖子”。这封信的发表，在中央引起了震动，也引起了华国锋的不满。在一次会议上，华国锋特意谈到对《人民日报》发表这封信的意见：《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一个读者来信，说“捂盖子问题”。几个报都转载了，香港也转载了，而且加了标题：“谁捂北京市委的盖子?”这封信发表是谁决定的?政治局主席、副主席都不知道。报纸发表群众来信，支持群众是对的，但点政治局委员的名，为什么不请示?《人民日报》不是个人报纸，是代表党中央的，要慎重。《人民日报》是不大慎重，除陕西问题外，还有些报道不太慎重。过去“四人帮”掌握报纸乱点名，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人们很反感。现在我们掌握了宣传大权，不能和党中央唱反调。这样一点名，北京很紧张，连夜开会，要检查，请示中央，政治局就要开会了。北京问题不是不准登，但要请示报告。

　　杨西岩的信虽然使《人民日报》招致了批评，但毕竟揭开了北京市委的“盖子”：稍后，吴德向中央提出辞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央调林乎加任市委第一书记；在新的市委书记没有到任之前，由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主持北京市委具体工作。

　　1978年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

　　在为会议作总结的会上，贾庭三讲话，讲到后来，贾庭三离开讲稿，从旁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念了一段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虽然并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五个字，但三个“完全”的连续运用，实质上是否定1976年4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是反革命事件的。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段话，也在这个有4000字左右的报道里面。新华社敏感的人们，立即发现了其重要的新闻价值。

　　新华社北京分社周鸿书同志参加了市委的会，当晚他拿来了一个稿子，大约有三千字，里边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国内部的同志觉得应该突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搞成一个短新闻。时任新华社社长、副社长的曾涛、穆青，以及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在反复商议后拍板决定单发。关于这则电讯稿的标题，穆青与曾涛、杜导正经过了反复的商量。最后确定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标题。穆青回忆说，当时中央和北京市委都没有说“平反”两个字。《北京日报》只提“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所以，用这个标题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此期间，曾涛还征求过林乎加的意见。林乎加回忆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涛对我说：我们新华社想把天安门事件单独发电讯，行不行?我回答说：我们的讲话是经中央批准的，你们怎么发，是不是要请示，是你们的事情嘛，我可没有权力干涉。

　　与此同时，曾涛与穆青之间，也为是否请示中央这个问题，电话来往不断。穆青回忆说：这中间，我们还商量要不要向中央请示。我们俩商量是，不能请示，一请示就完了，就等于给否了。曾涛同志给我透了个底，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和很多同志都提出来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么多老同志，这么高的呼声，看来这么做没有错。只要我们胆子大一点，完全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才最后下了决心。如果没有会议上的信息传出来，我也不敢下这个决心。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新华社的编辑部来回协商，最后下决心共同负责。到晚上7点临发稿了，曾涛同志又打电话给我，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曾涛像是开玩笑地跟我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我一块去。我说：行，我跟你一块去。那天，我整整担心了一晚上。但是，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而且反映是一片欢呼。

　　直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实际上反映出对新华社电讯稿的支持。至此，天安门事件获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