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半永久眼线多少钱:陈东林：“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陈东林         一、一般研究状况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

　　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拨乱反正，揭露“四人帮”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由专门机构组织撰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有些政治性评论语言如“‘四人帮’代表党内资产阶级”等，以后不再延用。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和彻底否定“文革”宣传教育运动的推动，以及１９８３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文革”时期经济数据的带动下，发表了一批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的学术论著。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本课题研究中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一定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文革”前１４年和其后６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文革”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的《关于１９６６年的工交座谈会》，阎放鸣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及完成》，程中原的《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１９７５年整顿》等。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一部。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长，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１９８３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的“文革”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文革”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文革”时期取得的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文革”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该行业、地区“文革”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１９６９～１９７２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时期通史体裁的党史、国史、“文革”史中，也相应介绍了“文革”的经济状况，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等。但这些书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审视“文革”，经济方面只附带涉及。

　 （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今

　　以“文革”发动３０周年与结束２０周年的１９９６年为起点，以迎接建国５０年的１９９９年为高潮，对“文革”经济状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开始了观点争鸣。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较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著作，但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校教材性质。它们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或者沿袭成说，或者抽象论述，互相雷同，没有多少创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性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仲藜编著《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文革”经济的专题性著作较少，仅有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１９６６～１９７８》、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等几部。其中，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严谨结论。书中对贯穿“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其效率与效益的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

　　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１９７４年因“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四五”计划得以完成；１９７６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５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５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各方面论著都有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１）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２）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文革”之前的１４年（１９５３～１９６６年）和之后的６年（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以完成，但“三五”计划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的较高指标则被大大压缩。（３）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４）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１９７６年低于１９５２年水平；到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村还有２．５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其间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

　　但对这种损失达到的程度，即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价，各方面论著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除此之外，境内外还有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另外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后两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得到认同，本文不予评述。

　　二、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８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以后的那段历史。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　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１９７９年１月６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做报告说：“到了１９７６　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说法，明显的是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１９９３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纵观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这五年乃至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５年这１０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１９９０年，胡绳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准则，“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１９９６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　“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１９６５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１９９７年２月，王海光在《“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中说：“近来有论者通过对‘文革’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数字的分析，对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文革’初期的经济可以说是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纵观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经济情况时，大部分学者不赞同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经济发展的观点。持此论者指出，“文革”造成了三大危机：即单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军事化的经济体制危机；教育水平继续下滑和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源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资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动的贫困化危机。所谓“文革”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是指国民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宏观管理混乱、微观发展动力不足的僵化状态而言。这是比具体数字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同年底，陈东林发表《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几点思考》一文，从三个方面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进行了公开评述。由于发表的刊物专业性较强，并未引起较多关注。１９９９年５月，陈文经过压缩修改，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为题发表在《真理的追求》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不仅许多杂志、网站予以转载、摘登，中宣部《社科动态》（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予以摘报，香港《星岛日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甚至德国《ＢＥＲＬＩＮＥＲ　ＣＨＩＮＡ—ＨＥＦＴＥ》也予以转载。陈文的主要观点是：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工农业总产值为７。１％，社会总产值为６．８％，国民收入为４．９％；在阶段发展指标上，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６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了９９％，翻了一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７９％，社会总产值增长７７．４％，国民收入总额增长５３％；从生产水平看，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６６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３３．５％，原煤增长９１．７％，原油增长４９９％，发电量增长１４６％，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１１７．７％，塑料增长１４８．２％，棉布增长２０．９％，粮食增长３３．８％，油料增长６１．６％。工业交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建立起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以及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和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１９７２年起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２００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２６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石油工业原油产量年递增１８．６％，１９７８年突破１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八产油大国。农业方面，１９７６年与　１９６５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４．１％、人口总数增加２９．２％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１９４５．３万吨增加到２８６３．１万吨，增长４７．２％，人均占有量增加１４．２％。科学技术方面，第一枚核导弹、第一枚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秦山核电站的兴建，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陈文上述观点虽未见商榷文章，但据郭德宏２００２年的一篇综述讲，也有学者对之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虽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这种速度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的高消耗取得的；有的指出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文革”的功劳，而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文革”的动乱，坚持生产的结果；有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政治对经济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存在巨大的波动性和曲折性，发展很不正常；有的认为虽然不一定再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不宜过分肯定它的成就，因为如果不搞“文革”，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更好。

　　这一时期，朱佳木的两篇文章《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也涉及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文革”时期“尽管遇到了干扰，但并没有停滞，而是在继续发展”。例如，大批铁路、油田等工业基础设施的建成，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改变，航天、核工业等国防科技和工业的长足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的兴起，等等。“文革”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那时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虽然放到了阶级斗争上，经济建设受到干扰，但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例如，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代表党和国家重申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包括第一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邓小平主持１９７５年经济整顿及制定国家“十年远景规划”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文章还指出，“文革”的经济建设受到的干扰来自两方面，除了要求生产为“革命”让路外，还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造成重大比例失调。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但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上，学者们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评价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赞同“濒临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１）“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有人举例说：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由于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实际是到了崩溃的边缘。（２）“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有人提出，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将会得出另一个结论。（３）“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２．５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４）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也曾用过“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不赞同“濒临崩溃边缘论”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１）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濒临崩溃边缘”究竟应当如何量化，可以研究，但不应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２）“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３）１９６５年周恩来宣布国家战略目标第一步要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８０周年讲话中又回顾了这一历史成就。如果说这是在“濒临崩溃边缘”中完成的，无法解释。（４）邓小平曾用“濒临崩溃边缘”并不代表他的评价。有资料证明，１９８１年在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第四稿写进“濒临崩溃边缘”的说法。

　　中国境外的说法，也有不同。１９９２年，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文版出版。该书没有用“经济崩溃”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　（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了季度研讨会，主题为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会上李成瑞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经济统计数字的由来，说虽然国家综合统计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中断了三年，但部门和地方的统计工作没有中断。财政、税收、银行、铁道、交通、邮电、商业、粮食、外贸系统一直在坚持或基本坚持统计，保存了重要资料。国家计委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４日通知，要求从１９７０年５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工业财务成本、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委收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核对了材料，纠正了某些夸大的产量数字，对数字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和鉴别。到１９７１年底，这三年数字基本补全。国家统计局将编出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１９４９～１９６９）》报送周恩来。周总理看后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印３００本发送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统计局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据再次进行核对改正。１９８０年内部编印《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时，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核对。到１９８３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才第一次公开列入了“文革”十年的统计数字。因此，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李成瑞指出，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是６．８％，国民收入增长率是４．９％，这样的增长率和以前的正常发展时期如“一五”计划时期相比是低的，但就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看，并不算低。“文革”十年既有欠账、有严重的损失，也有积累的财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既要看到教训，也要对确实增长的方面加以肯定。比如，“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对外引进就非常成功，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准，达到了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最高的水平。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连续五年增产，与“四三方案”的大规模引进、大幅度增加化肥产量是分不开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文革”期间经济上的一个贡献。

　　胡鞍钢在新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上应属于“有所发展论”的观点。他指出：“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这一时期，中国基本实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

　　具体到“文革”时期，他指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毛泽东的个人分力与中国现代化合力作用方向几乎相反，他的负面作用起主导作用，中国社会出现了１０年动乱，经济增长率仅为６．１％。”但是，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毛泽东个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作用为３％～４％，相当于这一时期（指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经济增长率的１／３～１／４”。因此，他没有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分力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时代所出现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趋势，只是深刻地影响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速度。”

　　２００７年２月，经中共中央审查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该书在第九章第三节“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中指出了中国自“一五”时期到１９７６年的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书中还指出：“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书中以１９７６年为坐标，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铁路交通运输、主要农产品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消费水平、中小学校及在校生总数、医院床位、全国人口死亡率、打破体育世界记录次数等方面，与１９４９年进行了比较。据了解，这一写法在征求意见时，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经该书编写组报中央申明理由后，保持了这一写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在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这个提法和过去相比，是增加了“一度”两个字，和薄一波著作中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说法比较一致。

　　以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方面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三、对分歧的几点评论

　　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党史、国史、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限于对经济学不够了解的弱点，只从政治角度下结论。而某些经济史学者又限于对政治大环境的把握和研究不够，比较片面地强调数据和量化分析，缺少对决策、战略的理性分析。

　　不少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虽然表示“濒临崩溃边缘”应当有量化的标准，不赞成离开经济数据去使用这一说法，但是尚未与党史、国史学者用互补的方式进行共同研究，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没有使用统一的统计口径进行量化评估。比如“文革”到底造成了多少数量的经济损失，就众说纷纭。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５０００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３０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８０％，超过了建国３０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引用了这一数据。席宣、金春明著作据此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同等的一份家当。

　　也有人指出，这里讲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的数量，不等于没有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经济指标未能达到，即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文革”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用不同模式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也是颇大的。即使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也要考虑各种因素，不可机械地比较。如上世纪９０年代某些年全国国有企业的效益即低于“文革”时期。

　　在定量分析方面，胡鞍钢的著作很有特点，专门用一节“对经济损失的定量评估”进行了分析，采用的方法是将估计的中国经济长期潜在产出率与实际增长率相比较。结论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期间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为５．４％，低于７．５％～９％的模拟结果。”

　 （二）由于“文革”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不能完全机械、静态地用正常时期的经济数据来定论，必须动态地看到结构、效益上带来的危害。同时。也要把“文革”，时期一些经济决策与建国以来的长远经济战略联系起来考察。而不应通通归咎于“文革”运动

　　有人认为，有些长期和宏观因素是我们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１．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轻工业；处理积累和消费，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然后才能适当提高人民生活。这个原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有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１９７６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３８１斤，反而低于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这主要是当时粮食出口和“备战备荒”的需要，和经济增长无直接关系。实际上，“文革”时期，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从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６斤提高到了１９７６年的６１２斤。

　　２．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证自身安全而必付的代价

　　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６９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核打击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和国防建设是否“合算”。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遏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２００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也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作出的牺牲。

　　３．为调整经济不合理状况付出的代价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８０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笔者期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