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最新的你懂的网站:英国人布朗中国这十年：被彻底震撼了，直呼没想到

“您好，我想买一张去承德的火车票。”24岁的英国游客凯瑞·布朗(Kerry Brown)用英语对北京火车站售票窗口里的售票员说。他不解地看到，窗口呈现出一张因为听不懂而嫌他麻烦的面孔，售票员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一番后，不耐烦地挥手让他快走，同时“呯”地一声，售票窗口在他眼前迅速关上。这是1991年的一个夏日，大学毕业后在日本教英语的布朗第一次到中国。这个碰了生硬钉子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十年后，他会以驻华外交官的身份亲眼见证中国自那时起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想不到，又一个十年后，已是国际顶级智库亚洲部负责人的他，会成为西方与中国加深了解的重要桥梁。“我对中国的看法，早已超越了喜欢或不喜欢，”2011年11月的一天，布朗坐在闻名遐迩的查塔姆大厦的图书室里，用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一部分就是中国人。”从2005年起，布朗每年至少到中国四、五次，足迹已踏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他说很想找时间和机会深入中国的河南等中部地区探访，因为这些地方“对中国的未来特别重要”。1991年的北京还处在被西方孤立的状态，街上没有多少外国人。布朗住在三里屯附近的城市宾馆，他记得自己想要从那里去友谊商店，却连搭车都不敢，只好走着去。当时，外国人在中国买东西，要用外汇券，收外汇券的地方很少，友谊商店是最主要的外汇券消费点。北京的五星级酒店那时很少人入住。布朗独自去香格里拉饭店用餐，发现餐厅有很多服务员，但食客却没几个。加上在北京火车站遭遇的白眼，布朗几乎要后悔做出来中国旅游的决定。在日本京都，剑桥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的他已经做了两年受人欢迎的英语教师。匆匆结束在北京的一周旅程，布朗返回日本，不久后回到英国。他选择进入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习汉语。1994年，硕士毕业的布朗报名参加了中英之间的一个志愿者项目，二度踏上中国土地。他被分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医学院，为研究生上英语口语课。那段时期，年轻的布朗接触了当地大学里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激发了他对中国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他开始在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1996年，在内蒙古的志愿项目结束后，布朗回到英国进入外交部工作。2000年，他被派往北京的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商务处一等秘书。2003年，驻外任期结束的布朗被调回英国外交部，两年后，他在英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位置上辞职。说到离开外交部的原因，布朗表示，他当时的兴趣已全然在中国，尽管当时研究中国并非热门，他还是想投入更多精力到这上面。离开外交部不久，布朗发表第一部著作，这是一本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从此以后，布朗以每年一本书的速度，推出关于中国的著作。2006年，布朗进入全球顶级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俗称“查塔姆大厦”)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成为研究所亚洲研究负责人，带领研究团队，成为当前充满复杂因素、经历快速变革的中国社会的英国观察者。“普通英国人一方面特别尊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因为不了解而怀疑甚至害怕，”布朗说，“特别是中国自2001年以来，经济规模翻了两番，中国的全球角色也随之改变。人们渴望了解中国精英在做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入世十年的意外现在回想起2001年11月10日那晚，布朗记忆犹新。当中国加入WTO的消息宣布时，身为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的布朗不由替中国捏了把汗。“当时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到31%，协议内容显示入世对农业冲击很大，还有在金融服务业开放上做出的让步，”布朗回忆说，“这让我和很多其他国家驻华外交官都觉得挺悲观，认为协议内容对中国影响太大，中国恐怕做不到。”另一方面，既然中国能决心做出这样的“让步”和“牺牲”，也让包括布朗在内的外国驻华外交官们深深感到：中国的“野心”非常大。“现在看来，真正需要保护的领域，中国都保护得挺好。”布朗说。在他看来，中国加入WTO十年来所取得的大多数发展结果都是他们这些“外人”当时没想到的：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比预想的更快；第二，中国做到的承诺比预想的更多；第三，中国对敏感行业保护得比预想的更好；第四，外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比预想的变得不容易了……说到这些年随着个人身份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布朗说他早年倒可以简单容易地做出一番评价，但是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了解越多，看法也变得越复杂。“中国的国土面积和整个欧洲一样大，31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情况都不尽相同，有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在城市和农村、西北和沿海，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不平衡的，”他说，“但是，不管怎样，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哪里都有变化，天天都有变化。”去年，再次来到呼和浩特的布朗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一幢建筑还和当年一样。整个城市的外观“完全不一样”了。布朗当年在呼和浩特生活时，那里最高的建筑是11层；现在的呼和浩特自然已是摩天大厦鳞次栉比。那时内蒙古也没有高速公路，他到锡林浩特，坐公交需要六、七个小时，现在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人们生活的富足也是布朗当年没法想象的。当年曾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号称是呼和浩特最富的人，按照今天的标准看，不过是有一辆车，一幢比较大的房子，根本不算什么。布朗相信，现在也还会有没钱的人，但是在城市里他说他“看不到了”。至于内蒙古的农村地区，布朗当年曾去乌兰花，那边的房子里既没厕所也没厨房；这次去，家家都是两三层的小楼，厨卫、供暖设施一应俱全。不过，一个原本就存在的问题也还继续存在着——缺水。发展的代价“发展有时看上去不可持续，不知道下一代能做什么，发展速度能保持多久。”布朗担忧地说。他注意到，这些年随着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呼和浩特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很深。当年呼和浩特市里经常会有很大的雾，现在工厂都已外迁，城市环境变得好一些，但污染只是转移到了郊外，很多草原牧区都被破坏了。“现在没有好的技术处理这些问题，呼和浩特市就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布朗说，“经济发展的好处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很明显，现在的难题是怎么处理因为这样的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布朗感受到的，除了经济发展之外，最大的变化是人们观念和心理发生的变化，以及社会矛盾的加深。“经济快速发展以前，中国社会相对平衡，问题没有现在这么激化。如今人们更容易接受外界信息，因为不平衡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差别的扩大，以及外部信息的影响，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矛盾在加深，人们对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的诉求让形势变得更复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代价。”布朗说。今年3月，布朗推出新著《中国2020》。他坦言，虽然从宏观上能把握一些趋势，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难预测，面临的问题也很复杂，主要因为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的区别太大。“如今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复杂性越来越明显，社会各阶层创造共同的目标很不容易，”他说，“如果说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个人发财，结果很基本的矛盾就是——有些人发财了，另一些人没有。”在布朗看来，中国领导人明确表态不做G2超级大国，不是要故意低调，而是因为在国内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去年全国人大报告显示，中国还有2亿人口一天赚钱不到2美元，低于联合国制定的贫困标准。“造成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还是管理的问题。”布朗说。他相信，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一直是经济发展，发展速度很快，成功了；今后，最重要的事将是社会和政治性改革，而且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未来，一定是走向有更大监督、有更多人参与民主过程的方向。欧洲决策者想了解什么“2012年将是重大的一年，中国的变化与领导的过渡可能发生在今年年底。有人估计，这将涉及70%党的高级官员职位转换……中国的政治格局将在短短几个月里变得非常不同，我们即将委托对这些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进行研究。”这是布朗在欧洲中国研究和咨询网络 (ECRAN)撰写的最新一份通讯简报所提及的内容。布朗是ECRAN的负责人，ECRAN是由欧盟出资设立的一个对话机制项目，今年5月正式成立，为期三年，专门向欧洲决策者提供对中国的意见。现在，欧盟决策者们需要知道，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年中国所扮演的国际角色以及其如何面对内部挑战，而这一切对欧盟可能意味着什么？布朗的任务就是发动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专家和研究机构资源，尽力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ECRAN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欧盟“外交部”——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后者是《里斯本条约》带来的最重大变化之一，旨在让欧盟的外交行动更一致和更有效率，并增加欧盟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总负责人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从ECRAN已经提供的数份研究报告，似乎可以看出欧盟对于中国感兴趣的话题——包括中国在欧洲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及对欧盟的预期影响、中国-欧盟到2020年的关系、进入欧盟的中国移民、中国的民族主义、未来六个月内中国领导层的变动、中国内部社会稳定，以及中国-欧盟-美国关系。因为ECRAN的关系，布朗需要与整个欧盟范围内研究中国的学者保持接触。频繁参加欧洲境内各类与中国有关的论坛，让他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他准备在明年初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最有名的外国中国专家骗子”。他解释说，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受重视，也涌现出一批所谓的“中国专家”，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前些年主要是围绕俄罗斯，现在经济成功的中国吸引得骗子都来了，”布朗说，“因为在中国，‘关系’很重要，骗子通常就利用‘关系’里不透明之处，吹嘘跟中国政府高层有联络，主要骗企业上钩，支付高额顾问费。虽然打交道过程中很快露出马脚，但是这类骗子很容易又会找到新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