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有什么好玩的游戏:[思想]天涯观察辛亥革命特刊：历史不曾心软——清廷覆亡的十大教训（三）

历史不曾心软：清廷覆亡的十大教训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奔向天堂之路，我们踏入地狱之门……---狄更斯：《双城记》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在论述1949年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时说，“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中倒塌了，那它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的回答是首先将建筑物的结构特性、其次对风暴的强度做出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已经腐坏，人们就必须仔细掂量，倘若没有暴风雨，它是否就不会倒塌。然而，事实是暴风雨已经来过了，建筑物已经倒塌了，那么，可以说暴风雨是建筑物倒塌的原因吗？”

历史的大事件如火山的突然喷发，在人们惊叹于这种瞬间爆发的力量之美时，研究者或许更应该细致的考察其历史地层下的暗流涌动。同理，我们在考察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必须对清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思想文化潮流进行重新审视，而不应简单的将革命的爆发与清朝的覆亡归因于种族专制、腐朽无能之类的皮相之说。笔者不才，以下为总结的“十大教训”，共分享，共研讨（第7-10）：

7、军队的失控及其职能的倒转

8、对民间秘密社会的威力掉以轻心

9、领导人的经验、意志及心理素质均不过关

10、激进、草率、未经大多数人认可的政治构架遗患无穷

革命党混进了新军，新军埋葬了清廷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兵变。“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

清军在甲午与庚子的惨败是清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造一支近代化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因为其清醒的认识到，外敌的入侵不仅会引发亡国的危机，也会在国内令其合法性丧失殆尽。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军国主义固然不足取，但维系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间和平与稳定的主要保障。

清廷编练新军的本意在于抵御外侮，但这支新兴力量并没有来得及发挥其作用即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美国军事史专家拉尔夫.鲍威尔认为，1911年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陆军的叛变，主要是军事力量造成了皇帝的退位。假如现代化的军队忠于朝廷，武昌起义是可以扑灭的。皇朝的覆灭虽然早露迹象，但朝廷却是因建立陆军而自掘坟墓，华南与华中的各镇新军成了共和方面的兵力骨干。

军队的天职在于保家卫国，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举动都将给国内政治带来不可意料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军的起义实则是开启了潘多拉之盒，军队的职能由对外改而向内，辛亥革命后带来的是一个以武人至上的社会，地方军阀之间的内耗削弱了原本就弱小的国家力量，由此也更容易引发外敌的入侵。

在辛亥年中崛起的那些新军将领，大多是年轻的留日士官生（如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江西都督李烈钧30岁、云南都督蔡锷30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9岁），这些人既缺乏阅历，也无行政特别是民事经济司法之经验。就制度价值而言，“武夫当国”较传统的“文官政治”等而下之，也就更不可取了。

令人遗憾的是，新军在倾覆清王朝的同时也瓦解了自己，那些年轻的将领们对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当他们尝到权势的滋味后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权势，由此各据一方，军阀间的混战几无宁日。民国元年，全国军队不过50万（前清更少），到1917年已增至100万，再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及南方的内战后，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50万……谁来供养这些军阀及军队？

在军阀割据混战中受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农民，而普遍的赤贫化为后来的革命创造了条件。近代社会以后，以单纯的武力作为后盾支撑的军阀政治不能持久，而它的重归统一，仍旧需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从革命党人的“兵运”到革命士兵的“兵变”， 军权攘夺政权，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作为国家之福，第一要绝对控制军队，第二军队的职能为对外而不是对内，军人干政绝不会有好结果。从民国后的蔓延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来看，这个教训应该说是极其沉重的。

社会黑就有黑社会，江湖会党充当革命先锋

作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江湖会党的存在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与隐患，因而一向是当权者坚决打击清除的对象。但是，即便在历朝历代高压政策打击下，江湖帮会仍能秘密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中，每至天灾人祸、王朝衰亡之际，这些民间秘密组织便会乘时而起并成为起义时的先锋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在破坏清廷基层政权上，更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革命党人对于这段历史却颇有隐晦，譬如蔡元培在修革命党史的时候，孙中山就特地关照他不要多写会党）。
　　

赶鸭子上架的摄政王，载沣毕竟太嫩

论史者常批评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为接班人是巨大的错误，实则在讲求“名正言顺”宗法制度下，慈禧太后并无其他更合适的人选。载沣的为人宽厚，但其性格内向，讷于言词，加之政治经验缺乏，其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重大的危机事件，何逞辛亥革命的变乱局面。

颜惠庆曾这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期的清廷主政者：摄政王载沣虽意图良美，但生性软弱；庆亲王奕劻富有丰富的经验，可惜年事已高；协理大臣那桐富有才华，能言善辩，却缺乏实际本领和决断才能；唯有镇国公载泽，在满族大臣中堪称果决勇毅之人；协理大臣徐世昌与另两位大臣梁敦彦和盛宣怀，他们虽然满腹经纶，老于世故，但面对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应付的局面，就显得体魄不够强健，气势不能夺人了。

以保守著称的御史胡思敬称“大清之亡，亡在皇纲不振，威柄下移，君主不能专制，而政出多门”，其认为摄政王载沣如能力行专制，“虽以无道行之，未遂亡也”。这显然又是另外一种荒唐。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为父亲未能果断斩杀袁世凯而感到遗憾，这种政治见识更是等而下之。载沣不杀袁世凯，实际上是在无意间给皇族留了条后路，如果1909年杀了袁世凯，革命后皇族恐无噍类耳。

保路运动中的处置失当与辛亥革命的惊慌失措，实证了载沣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政者，其领导能力的缺乏，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势，其中更多的是是流失了大多数黎民百姓对安定、秩序、发展的期盼及由此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生存利益。轻率的让权，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作为临危受命的袁世凯，其对清廷固然不无怨气，但要说他存心报复清廷也未必说得不过去。袁世凯与当时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样，大体上也只是跟着形势走而已。如果袁世凯意志坚定，其在《十九信条》下全力扶持清廷，成为东方的“俾斯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清廷一方在军力、经济、组织、外交等诸多方面实则是远胜于革命军，武汉、西安指日可破，南京亦恐难保，形势比人强，但其以“各地蜂起、无钱打仗”作为借口抛弃了清廷，那他就只能选择去做洪宪皇帝了。

就这点而言，袁世凯的见识、胆识与魄力远逊于曾国藩，正如辜鸿铭所嘲讽的，袁世凯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和叛徒，借口为了节省这面旗帜的布料而不得不将它扔到了一边。袁世凯如此，其他有代表性的士人如末代状元张謇、汤寿潜等也迅速转向革命党，其节操固不足论，正如史学家陈三立对国变之源的追论，国家的兴废存亡非一朝夕之故，而“节钺重臣号为负时望预国闻者”昧于天下之势，更致人纪防堕、人心狂逞，一群无责任感的亲贵重臣把持权柄，清廷又岂能不亡。
　　

单方面制定的规则站不住，妥协加共识才是王道

十年的清末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1925年段祺瑞复出后改为执政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旧法统或者说传统的专制结构（所谓“千年犹行秦政”），其最基本原则在于“下级服从上级”，在经济的基础和结构还没有转型，民众的观念结构也没有转变，在大多数民众不主动参与的情况下，极少部分人试图把老祖宗的皇权专制一下转到西方的民主议会政治结构上去，这如何办得到呢？由此，革命党人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文明的尝试，最终导致水土不服、秩序大乱，其效果反不如老祖宗的东西，这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

清末民初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是无法支付起民主共和之运作成本的。在经济、观念、制度的结构都不曾改变的情况下，搞一部宪法，设几个新机构，这种所谓的转变，其实还是在旧有框架里继续游走。西方的议会政治，说白了是“分权制衡、各有职守，依法行事”，这和中国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完全格格不入。这套新规则，不要说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学不会，就算是孙中山和那些革命党人恐怕也是搞不来的，“二次革命”便是例证。

所谓“结构不变，结果不变”，结构的转型，一转百转，千头万绪，理想的方式本该是和平渐进的改良，逐步发展经济、启蒙民众并让民众主动的参与进来，最终达成广泛的共识和规则，这个过程非百年不能成功，激进的暴力革命只能让这个过程更加复杂甚至重走老路。

辛亥的胜利，主要在于赶走了皇帝或者说剥夺了一个家族的世袭权力，其打倒的只是专制的顶端，但对于专制的基础却几无触动，无论是当政者的思维或是民众的素质，乃至各种制度及其经济社会的条件，专制的土壤仍旧肥沃，继续专制的惯性和要求也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党人的想象与美好愿望。

潮打空城寂寞回。清朝虽然倒了，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学者马勇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指出，“就中国传统而言，皇权既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但很多时候则是一种象征。皇权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是保证政府决策正常化和社会秩序稳定化的威慑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权的存在并不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相反，如果协调得当，皇权甚至科举都会成为民主政治的保证力量”。可惜的是，尽管《十九信条》下的虚君共和制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制度设计，但它的到来却选择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时机。

民国以后，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军阀也罢，甚至包括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其相信的通通都是武力，无论打什么旗号，最终均可以归为一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也使得中国一直在“治—乱”、“分权—集权” 的怪圈中来回打转。正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民国进入了一个“群氓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人的特权，却带来了更多人的特权，一个真皇帝被赶下了台，更多的军头、土皇帝们却迅速崛起，对老百姓的鱼肉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党人的理想超越了当时的国情与国民的接受力，由此导致了民国后长时间的混乱，并开启了上世纪政治浪漫主义及理想主义之先河。由于共和民主不是辛亥革命的主因，因而其不能成为革命之后经久实在的功绩，而宪政的制度化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国目录。推翻满人的统治并没有真正开创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之路，也无助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满族贵族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国家”，但事与愿违的是，推翻清朝后的国内政局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因为汉人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更加坠入深渊。

更有甚者，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剧变和失败，使得国民信仰的遭到了空前危机和混乱。正如鲁迅说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月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很多烈士的血都被别人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结束语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蒋梦麟曾说，辛亥的革命使中国“获得新生，前途光辉灿烂”，但是，有幸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国民们，在军阀混战、强敌入侵、内战频频的残酷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较之前清非但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历史的吊诡与讽刺，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