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有多少想草别人老婆的:秦輝：中國要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9:36:55
秦輝：中國要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29 08:31:10
清華大學教授秦輝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衆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幹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跡”。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並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麼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至於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著：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穀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麼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於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麼簡單嗎？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靠這種“優勢”真能把他們競爭垮了（前提當然是我們自己要繼續為這“優勢”付代價，而且由此積累的矛盾不會爆發），全球汽車業就靠我們這種“賣命模式”一家獨大，那今後誰來創新呢？全球汽車業的未來在哪裡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廠，沒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購買力，我們的產量再大又讓誰來買？我們“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產能過剩的問題到那時不會蔓延到全世界嗎？
這樣的“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我曾征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而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著“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狀況改變的作用。我曾引證當年歐美在南非的企業實行“蘇利文原則”（外資企業不搞種族隔離，並引進西方式工會等）促進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與黑人權利的進步來說明。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總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並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誰“學”誰？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系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衆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製造成民衆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而“尺蠖效應”就是說，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在中國就是爽了利益共同體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衆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李嘉誠先生說“民主將導致福利社會”（大陸也有因厭惡福利而反對民主的類似言論），就事實而言不能說他錯。當然民主未必一定導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論高低，肯定會導致正福利，“負福利”在民主國家肯定是沒有的。社會保障在西方也幾乎與市場機制一樣歷史悠久，絕不是有了蘇聯式國家才開始的。所謂羅斯福“學蘇聯”、奧巴馬是“毛巴馬”之類說法與1930年代有人說羅斯福學希特勒一樣，都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右派人士攻擊之詞，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從來竭力否認。這只能說是極權國家的“國家管制惡例”給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們對民主國家的幹預也心生疑慮，因而阻礙了福利國家建設。怎能反過來以這些“潑臟水”之詞來證明社會保障就是學的極權國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盡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裡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衆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紹偉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難過”，“壞政府日子好過”，不學中國這日子好像沒法過？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句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後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症將立馬消失。而美國的汽車企業不是因為“他們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嗎？跟咱學！取消了工會自治和罷工權利，工人只會自殺但絕不會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這一下，企業還不立刻就恢複了血汗工廠的“競爭力”！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複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假如西方“學習中國”：關於“昂納克寓言”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衆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盡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麼幹。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衆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台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蕩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墻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29 08:31:10
清華大學教授秦輝 中評社北京9月28日訊／“要罵美國人的‘惡習’，更要學美國人的民主；要維護中國人的權益，就要改革中國的體制。”財經昨天登載清華大學教授秦輝的文章《中國要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內容如下：
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認為別國的代議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實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窮人搞“民粹主義”，只有中國政府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窮人（他舉的例子是國企改革一下子讓4000多萬工人下崗，別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這個說法倒是描述了許多事實。但他說這種“中性政府”只是中國才有，就未免少見多怪了。
其實皇上“對所有人都一樣”，不像代議制政府總是要顧及他們的選民（左派的窮人選民或右派的富人選民）——這種“中性政府”理論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來描繪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國的極右翼思想家薩宗諾夫(Г•Π•Сазонов)當時說：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也高於富人，……沙皇對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轉引自《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5頁。）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窮人與富人都無法制約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個強勢利益主體，他玩起自我謀利的“政府公司主義”來蠻不講理，也是“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無怪乎據說是代表富人的俄國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議制，自認為代表窮人的列寧當時也羨慕代議制的西方，並大罵“中性沙皇”：“這種話完全是撒謊。哪一個俄國人都知道，俄國統治的公道是怎麼回事。……可是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裡，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雇農也都能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講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敢動他們一根毫毛”。（《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116－117頁。）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衆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幹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跡”。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並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麼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至於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著：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穀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麼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於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麼簡單嗎？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靠這種“優勢”真能把他們競爭垮了（前提當然是我們自己要繼續為這“優勢”付代價，而且由此積累的矛盾不會爆發），全球汽車業就靠我們這種“賣命模式”一家獨大，那今後誰來創新呢？全球汽車業的未來在哪裡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廠，沒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購買力，我們的產量再大又讓誰來買？我們“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產能過剩的問題到那時不會蔓延到全世界嗎？
這樣的“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著“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我曾征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而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著“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狀況改變的作用。我曾引證當年歐美在南非的企業實行“蘇利文原則”（外資企業不搞種族隔離，並引進西方式工會等）促進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與黑人權利的進步來說明。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總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並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誰“學”誰？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系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衆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製造成民衆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而“尺蠖效應”就是說，尺蠖一會兒收縮，一會兒放直，可是無論收與放都只朝著一個方向——在中國就是爽了利益共同體而坑了普通老百姓的方向。)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衆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李嘉誠先生說“民主將導致福利社會”（大陸也有因厭惡福利而反對民主的類似言論），就事實而言不能說他錯。當然民主未必一定導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論高低，肯定會導致正福利，“負福利”在民主國家肯定是沒有的。社會保障在西方也幾乎與市場機制一樣歷史悠久，絕不是有了蘇聯式國家才開始的。所謂羅斯福“學蘇聯”、奧巴馬是“毛巴馬”之類說法與1930年代有人說羅斯福學希特勒一樣，都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右派人士攻擊之詞，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從來竭力否認。這只能說是極權國家的“國家管制惡例”給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們對民主國家的幹預也心生疑慮，因而阻礙了福利國家建設。怎能反過來以這些“潑臟水”之詞來證明社會保障就是學的極權國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盡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衆“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裡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衆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紹偉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難過”，“壞政府日子好過”，不學中國這日子好像沒法過？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句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後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症將立馬消失。而美國的汽車企業不是因為“他們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嗎？跟咱學！取消了工會自治和罷工權利，工人只會自殺但絕不會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這一下，企業還不立刻就恢複了血汗工廠的“競爭力”！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複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假如西方“學習中國”：關於“昂納克寓言”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衆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盡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麼幹。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衆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台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蕩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墻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