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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净宗学人的魏源

一　基本佛学观念

　　魏源（公元1784-1857年），字默深、号承贯，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晚清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史学家，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鸦片战争时参加浙东抗英战役，作《圣武记》，他还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为了了解世界，他受林则徐嘱托，编辑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专著《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提出了一系列革新图强的具体措施，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魏源与龚自珍齐名，时称“龚魏”，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政治理想与爱国热情，还有着大致相同的个人经历。在学术上，他们都曾师事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习《公羊春秋》，倡言变法，同属主张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在仕途上，龚自珍作过内阁中书、礼部主事，魏源做过知州，都不算顺利；在个人信仰上，他们都归依佛教，受菩萨戒，信奉净土宗，“承贯”便是魏源受菩萨戒的法名。相比之下，龚自珍可说是开一代议政风气的人物，而魏源则更为注意解决社会民生的实际问题，其社会改革的主张与方案，比之龚自珍要更为具体、切实，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佛学上，龚自珍崇尚天台宗，归心净土，曾写下“历劫如何报佛恩，尘尘文字以为门”的诗句，表明其信仰的真诚。他对佛学义理的阐释及对一些经籍的评述、考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因批“狂禅”而全盘否定禅宗，对于唐代玄奘大师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仅以龙树未注，鸠摩罗什未译，便轻断其为“西土伪经”，则又不免失于武断、疏浅。与龚自珍不同，魏源扎实、缜密的治学态度在佛学研究中依然表现得很充分，其佛学观念条理细密，深入透辟，水平似应在龚自珍之上。
　　在世界观上，魏源深受佛教和陆王心学之影响。他接受佛家因果轮回学说，相信六道及鬼神的存在，并对历史上一些儒者的质疑予以辨析。儒家所极力推崇的三代及更早圣贤治国时代，在所传承的经典记载中，处处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神明的真挚的信念。比如《尚书·汤誓》中，商汤有言：“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余畏上帝，不敢不正。”《盘庚》中更是多言作为祖先神的“我先神后”与“乃祖乃父”对现实人世生活的密切奖惩关系。《诗经·大雅·文王》篇亦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的赞辞。对于如北宋张载“太虚聚为气，气散为太虚”，“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观点，魏源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圣贤去世后，“魄降于地”，而“精气”则“发扬于上为昭明”，成为神灵，“五方之帝之佐，皆圣贤既没之神为之。”[1]并指出：“圣人敬鬼神而远之，非辟鬼神而无之也。”[2]
　　在佛教与世法的关系问题上，魏源指出：“夫王道经世，佛道出世，滞迹者见为异，圆机者见为同。”[3]认为两者可互相补益，并行不悖。并且提出：“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4]强调佛家因果学说对于政治稳定与社会道德的维系所能够起到的重大辅助作用，极力提倡“阴教与王治辅焉”的“神道设教”，以弥补一般世法治国之所易导致的偏颇。
　在佛学理论上，魏源能够深入教海，博览深究，他不仅对天台宗之三观三谛、禅宗之第一义谛、华严宗之无尽境界及广大行愿、净土宗之观想持名，均有甚深全面的理解，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会通诸宗，专赞净土，并深得“唯心净土”之意。其佛学见地简易圆融、契理契机、平实允当，为历代学人中所少见。

二　会译《无量寿经》及编定《净土四经》

　　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具有杰出才学的文化人，崇仰出世之道，服膺于心性之学、净土之义，且至晚年尤笃。如东晋之谢灵运，唐代之王维、白居易，宋代之苏轼、张商英、黄庭坚，元代之耶律楚材、赵孟頫，明代之宋濂、袁宏道等。龚自珍的诗句：“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例逃禅”，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写照。魏源曾论及龚自珍：“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此处西方之书指来自印度的佛教经典）他自己也是如此。杨仁山就指出：“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圆成，乃由体以起用也。”[5]认为他的佛学造诣、内在修为素有所成，且对其世间学术及事功大有裨益。
　　魏源在佛学上的重要贡献，是他会译《无量寿经》，并编定《净土四经》。据载，安世高及支娄迦谶皆曾创翻弥陀大经，后鸠摩罗什、玄奘两大译师又译小本《阿弥陀经》，而历代各宗古德多以称名持念，系心净土为指归。千八百年来，四字宏名，弥陀信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民间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佛教经籍中，《无量寿经》称为净土第一经，日本释道隐在《无量寿经甄解》中赞为“专中之专，顿中之顿，真中之真，圆中之圆。”此经东来极早，自汉迄宋，可考之译本共十二种，现存者有汉、吴、魏、唐、宋五种。由于此经存世之五种原译瑕瑜互见，彼此差异甚大，故古德注释者甚少，千余年来读诵者亦稀。宋代王日休居士深慨五种原译无善本，使佛法度生之旨“紊而无序，郁而不章”，乃取汉、吴、魏、宋四译，会集成经，名为《大阿弥陀经》，是为此经之第六种。王本一出，举世流通，并收入《龙藏》与日本《大正藏》。但王本颇多舛误，往往抄前著后，去取未尽，不合圆旨。故清代彭际清居士乃去其诸译，独取魏译而删节之，仍名《无量寿经》，是为本经第七种。此本较原译简练，单只是节本，未能救王本之失。
　　清咸丰中，魏源乃首次会集五种原译，并广泛参校以《宝积经》、《大集经》、《一向出生菩萨经》、《菩萨处胎经》、《瑜珈师地论》、《天亲菩萨无量寿偈》等大乘经论，力求字句皆有来历，删繁就简，会成一经，仍名《无量寿经》，是为此经第八种。并连同《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编定为《净土四经》，刊刻流通，备受时人称誉。如同治中王荫福居士极崇魏本，曾亲记云：

近世邵阳魏居士复本云栖大师之说，遍考诸译，别为一书。包举纲宗，文辞简当，乃得为是经之冠冕。[6]

当代黄念祖老居士亦称其发心广大：

所愿极胜，所成亦伟，其所会集远超王本，王荫福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7]

　　魏源会译《无量寿经》，编定《净土四经》，对佛教界及佛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末杨仁山居士创立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典便是这部经魏源手定的《净土四经》。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新恢复，首先刊印的仍为此经。赵朴初居士就此曾盛赞道：

　　余意支谶译弥陀经法为中土大乘盛宏之始，仁山居士刊印《净土四经》为近世佛教重光之始，今刻经处继志述事，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8]

三　极赞净土法门之殊胜

　　佛法行世，古人云有八万四千法门。括而言之，其中律宗为一切法门之根基，经教诸宗（如天台、华严、唯识、三论等）为悟道进德之梯航，禅宗为明心见性之究竟，净土宗为至圆至顿、统摄一切法门之捷径。魏源对此有着清晰明正的见地，他把佛教宗派分为宗（禅宗）、教（经教诸宗）、律（律宗）、净（净土宗），认为律宗是“宗、教、净之基址”，禅宗与经教各宗为“内重己灵，专修圆顿者”。他评论宗、教、律为专仗自力，修真证果须“动经尘劫”，“从无一生了办之法”的竖出三界之难行道。而净土宗则“外慕诸贤，以心力感佛力”，直捷了当，是横出三界之特别法门，“而较竖出三界者，其难易远近有霄壤之分。”[9]他引用宋代永明延寿禅师之《四料简》说明净土法门的殊盛，并盛赞此法“因该果海，果彻因源”：

　　即妄全真，回权归实，揽大海水为醍醐，变大地为黄金。一声唤醒万德洪名，人人心中，有无量寿佛，放光动地，剖尘出卷，自衣获珠。[10]

　　魏源还能以对华严境界的甚深解悟融通诸宗，认为：“外慕诸圣，内重己灵者，此则宗净合修，进道尤速。”[11]他说：“念佛人至一心不乱，则千念万念，并为一念”。“由一心之净，而更念至于即假、即空、即中，离四句，绝百非，是事一心入理一心”。“从一念佛法门，遍通华藏海一切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12]就了义而言，念佛法门正是：

以弥陀之自性，念自性之弥陀；以净土之唯心，念唯心之净土；而净业纯是第一义谛。[13]

可以说对净土宗推崇备致。

四　晚岁之行持情状

　　魏源之友、湘潭周诒朴说他：“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14] 杨仁山居士在其《重刊净土四经跋》中亦称其“世缘将尽，心切利人”，遂会译《无量寿经》，“订为善本”，并编定《净土四经》，以方便“世之习净业者”。可知魏源晚年已决志潜修净土法门，《无量寿经》之会译、《净土四经》之编定，皆其于专修基础上，为普利净宗行人而作。
　　魏源在咸丰六年（1856年）给周诒朴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15]

并且谆谆叮嘱友人：“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男女，皆可修持”，“子其力行毋怠。”[16]由此可以想见其晚年对净土法门信仰之恳至。

魏源还说：

　　众生无不有六根，有六根即有六尘、六入。是以目欲极天下之色，耳欲极天下之音，舌欲极天下之味，鼻欲极天下之香，身欲极天下细滑之触，心欲极天下快意之法。[17]

认为六道之中，唯天界境遇随顺，所求能得，然而天福享尽又易堕落。人间“苦乐相半”，终身为形骸、妻子所役，“且富贵溺人，易入三途也。”他说：“欲为苦本，欲为道本”，表示厌离娑婆，欣慕净土。并且表示：

　　欣不极则厌不至，厌不极则三界不得出，如是向往，如是取舍，如是出离。而后一礼拜，一观想，一持名，念念仰弥陀如慈父，如疾苦之呼天，如逃牢狱而趋宝所。[18]

　　对于净土四经，他认为由《无量寿经》，可以“知法藏因地愿海之宏深，与果地之圆满”；由《观无量寿佛经》，可以“知极乐世界之庄严，与九品往生之品级”；由《阿弥陀经》，可以知持名之妙法；由《普贤行愿品》，可以知信愿往生须发广大誓愿。他劝进世人：

　　持诵是四经，熟读成诵之后，依解起行，须先发无上菩提之心。大之则无边烦恼誓愿断，无尽众生誓愿度，无量法门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迩之则广行布施，供养三宝，多刊大乘经典及净土诸经论。[19]

并指出：“大心即发，观境亲历，然后要归于持名”，“持名至一心不乱，决定往生。”[20]

在其会译的《无量寿经》末一段会注中，他还说：

　　《法苑珠林》言：饿鬼地狱，有菩萨悯之，教以念佛，皆不成声；或以佛号写其手掌，字不能现。是知业障愈重，则信受愈难，故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况净土横超三界，至易简，至难信。佛经末丁宁告诫以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读者当发深庆幸、深悲恐，方不负金口嘱咐之苦心也。

言辞之间，显出一位敦朴、谨悫的典型的净宗老人的道风本色。

五　结　论

　　综观魏源一生，从性理到行履，从文字到事功，皆有出格手段，显其超世之才学。至其晚岁归心佛教，融通诸宗，专宏净土，“求出世之要”[21]，特别是他会译《无量寿经》，为现代夏莲居会集本之前之最善本，备受净宗学人之称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在中国佛教近代净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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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一支金笔和一朵莲花（李守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伟大爱国主义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

魏源天生异禀，魏源出生前，母亲魏陈氏怀孕已11个月了，这日悄然入梦，恍惚间却见一紫袍仙人头戴紫金冠，一手持一支金色巨笔，一手拈一朵金色莲花，盯她片刻，突将笔和花往她怀里一送，道：“且把这送与你做儿子！”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时，魏源诞生了。

魏源字默深，此字源于自他小时侯与常人相异的举动。祖父见他小小年纪便离群索居，独自呆坐，许字“默深”，期望他能寡言多思，成就一番事业。

 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巨人中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坐言起行的改革家，著作等身的经学家，博古通今的史学家，造诣极深的舆地学家，最精通西方地理与文明的魏源对中国风水之学给予高度肯定，并且还深于此道。

魏源曾为罗金鉴《支陇承气论》和《地理纲目》作序，序中畅论形家阴阳的重要，认为天地阴阳与人息息相通，人身是小天地，天地是大人身，枝干脉络，敛放起伏，都相契相通。

魏源的两件风水轶事。魏源五十二岁考中进士的那年，分发扬州东台县知府，此县一直人才不旺，很少有中举的，中进士的更是寥寥无几。他亲自勘察，发现泮宫（学校）其前有瓦窑数座，已有百年，终年烈火熊熊，大火将人才的才气都烤干了，魏源于是要把学校搬迁，但因母病守孝辞官，没有实施终成憾事。

又有一次机会，魏源做高邮知州时，奎星阁前有一棵数百年的老槐树，树盖方圆数母，阴翳蔽日，乃一夏日乘凉的好处所，又被当地人视为神树。魏源认为此树遮蔽了阳气，以至高邮科第不旺，下令砍去此树。从士人到农夫，皆一片哗然，对伐树不满。魏源力排众议，强行伐之。结果，这年高邮中举者便达七人。

 魏源是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佛法，遂引发后人的多方讨论。由于佛教对人生宇宙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因而魏源信佛是为了寻求真如。

道咸以降，国势渐趋低靡衰落，面对社会积弊无不疾首扼腕，纷纷倡言变法。然而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之势力强大，使得倡言变法、推动改革犹如蚍蜉撼树。传入之西学新思潮，来源浅觳，与传统文化相柢牾之处因没有方法加以沟通而横生事端，以至于扦格不入，也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

于此“学问饥荒”之时，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致用，即自他们之后的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治中西、儒佛、新学哲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晚清佛学由原来追求内在超越而变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龚自珍、魏源可谓是这一学风的转型过渡代表，继之后的张之洞、严复、谭嗣同、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则是“经世佛学”的典型代表。

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梁任公概述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 

咸丰四年（1854年），魏源正式皈依佛门，专修净业，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偶感微疾，谓从子彦曰：‘昨有所征，吾殆不久。至时，毋号哭相扰，惟静俟气尽，乃含殓耳。’旬日疾止，神志如常。至晦日，索汤洗濯，易襦袴。十来天，魏源神志如常，大家也松了一口气。到二月底，洗濯更衣。

明日三月朔，金廉访安清过候，剧谈逾晷。徐谓曰：‘君且休，吾将逝矣。幸致何子敬，勉进德，不及决矣！’入室凝坐，至酉刻，嗒然而逝，时年六十有四。”  三月初一，金安清来访，很有精神，谈后精力稍衰，对金说：“金兄少坐片刻，我将西游，不及再谈，你将此意转致何绍基，愿二兄勉以进德！”说完进入佛堂，凝坐念佛，酉刻时分安然往生！

阿弥陀佛！

内容提要：魏源早年研修禅宗等大乘佛教，“慈悲救世”、“同登觉岸”、“普度众生”的大乘佛学注重把个体的存在关怀与社会使命统一起来，此佛理与魏源追求经世致用不谋而合，即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这种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称为“经世佛学”。魏源晚年弃世绝俗，专修净业，主张禅、净合修。会译《净土四经》。魏源区分《老子》与佛家不同在于“老，明生；而释，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

关键词：魏源 佛学 经世致用 净土宗 禅宗 老子

一

魏源是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晚年遁入空门，遂引发后人的多方讨论。应该说魏源生活在一个佛教信仰相比较而言还算是浓厚的国度和时代里。清朝时期的佛教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影响，都仅次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世祖顺治带头“好佛”，康熙、雍正、乾隆不但“好佛”，还在弘扬佛教方面作出贡献，王公大臣、贵胄显达亦纷纷念经拜佛，蔚然成风，以至于整个社会（主要是满、蒙古、藏、傣、汉文化区域）弥漫拜佛、信佛的风气。魏源的家族生活在湖南，这是汉民族聚集区，至于是否有信佛的背景，现在尚没有材料证实，但他的祖父、父亲均以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而有名。就这点而言，魏源“慧根”不浅。魏源过世后，他的子孙家里三代都设有佛堂，虔诚供佛。这应该是与魏源信佛有密切关系的。

魏源一生并没有大起大落、大劫大难的遭遇，科举、仕途是有些坎坷，晚年“无心仕宦”，终于弃世绝俗，潜心、笃信佛教，以为精神上的寄托。他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呢？

由于佛教对人生宇宙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因而有的人信佛是为了寻求真如。但有些人信佛则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自六朝以来，佛教似乎成了某些失意的士大夫们痛苦灵魂的避难所，它使人放弃对现实人生意义的执着，通过净除尘世之念而达到灵魂的“涅槃”。清朝的知识界，自盛到衰，一直缺少自由开放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压抑、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道咸以降，国势渐趋低靡衰落，知识阶层早已失去附庸风雅，浅斟低吟的宣政风流，更无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乾雄姿。但凡有血气者面对社会积弊无不疾首扼腕，纷纷倡言变法。然而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之势力强大，使得倡言变法、推动改革犹如蚍蜉撼树。传入之西学新思潮，来源浅觳，与传统文化相柢牾之处因没有方法加以沟通而横生事端，以至于扦格不入，也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致用、今文经学之干将遁入空门便是一信号，标志着晚清佛学的一个走向，即自他们之后的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治中西、儒佛、新学哲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晚清佛学由原来追求内在超越而变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龚自珍、魏源可谓是这一学风的转型过渡代表，继之后的张之洞、严复、谭嗣同、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则是“经世佛学”的典型代表。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I 梁任公概述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II

许冠三先生的一个看法：“依宋明以来之惯例，士大夫之倾向老庄之学与释道者，多涉及以下数种外缘：其一，个人身家遭遇剧创与惨变；其二，功名仕进之途蹇滞多年，至达于绝望之境；其三，国家社会突有天翻地覆之丧乱。魏之‘潜心禅理’始于会试落第（1826）后之第二年（1828）；其皈依佛门，该名魏承贯，则在晚年罢官以后”III。显然，许先生认为魏源信佛是基于前两点原因所致。

从魏源求取功名的历程来看，许先生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魏源年轻时屡试不第，从十五岁（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开始了考取功名，这一年他考取了秀才；二十岁（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考中了拔贡；二十九岁（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第二名；三十岁（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第一次参加会试，未考取；三十三岁入都应会试，未考取；三十六岁（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考进士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四十一岁（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第五次会试不中；五十一岁（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时，迫于生计“万分告匱”，在“同人皆劝其出山”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重返科场，“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偪人至此，奈何！”IV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以试文稿草率，罚停殿试一年。直到次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十二岁补行殿试，才考中殿试第三甲，中乙巳恩科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依他的才华、能力考了大半辈子才被“赐予”进士，足见清朝科举制度僵化，科场龌龊不堪，同时也说明他经历坎坷，个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六十岁时（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因“迟误驿报”被朝廷革职。咸丰四年，钦差大臣周天爵曾保奏魏源恢复原职（高邮知州）。这时魏源已年过六十，便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V为由辞退，他把全家迁到兴化，从此潜心著述，把平生的著作一一手订。并潜心佛教，专修净土，六十四岁去世（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需要指出的是，魏源并不是“突然”之间“顿悟”而信佛的。魏源信佛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道光六年（1826年）会试落地之后，就已开始“潜心禅理”。道光八年（1828年），魏源在陶澍幕，往杭州办事。经好友龚自珍介绍结识了杭州著名学者钱林，从钱居士学《楞严》、《法乘》诸佛典，将近花了一个月时间。

龚自珍也是对中国近代思想风气影响甚深的一位人物。龚自珍笃信佛家因果轮回说，注重解行相应，受持菩萨戒，归心净土。龚自珍学佛至晚年尤笃，魏源称其“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这里“西方之书”即指来自西土之印度的佛教经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龚氏之学佛并非如一些人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仕途坎坷“陷于苦闷绝望”的结果，更无从谈起什么“人生悲剧”。 龚自珍那首豪迈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乃是他于1839年辞官南下途中写成的。这是一首在经历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近20年学佛实践之后的激情豪迈作品，里面没有丝毫的消极颓唐之意，相反倒是把早年经世致用的壮志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邃澄澈、开朗廓然的境界，从中亦可窥见佛家超然的宇宙观与普度救世的基本精神，以及他对自己学佛所发广大誓愿的真切践诺。

钱林，即钱东甫，是一位博学之士，信奉佛教，自称“伊庵居士”。杭州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伺读学士，又升为庶子。九岁善书，十五岁即博览群书，除经书外，旁及天文、地理、律历等杂学， 熟谙列朝掌故及名臣言行，精擅经世致用之学，还擅长奇门遁甲，《金匱》、《八索》诸书，无所不通。魏源在杭州时寓住在钱府上，可谓受益不浅。据黄丽镛《魏源年谱》记载：“魏源游杭州；寓钱东甫宅，从学释典。临行，作《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魏源的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也记述了魏源在杭州学佛一事：“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魏耆还记载其父此次杭州学佛很有收获，说他“（

学）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学完以后，听到船上的钲声，感到有所领悟，临行前，作《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写下“归舟尚梦游，梦与沙鸥三”；“非避城市喧，非逐枯寒了，水云幽绝处，中有古魂托。孤行每自喜，此病恐难药。方寻黄海盟，更作石梁约。不受古人欺，肯受今人缚”等诗句。《楞严经》是当时禅宗所崇尚的经文，共十卷。此经叙述阿难、富楼那、犞陈如等佛陀弟子求法与弘教的故事，借以宣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等宗旨。《法华经》是后秦鳩摩罗什翻译的，又名《妙法莲花经》，共七卷。该经共二十八品，宗旨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指归净土，宣扬济世，是集大乘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可见，此时的魏源对佛教的研习着重点在禅宗，而且是学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一世纪左右形成的教派，重视利他，即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行为，有着类似人类大同的思想，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认为永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槃。大乘佛学注重把个体的存在关怀与社会使命同一起来，这与以重视个人苦难解脱的小乘不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乘精神，显然与魏源追求经世致用的主张不谋而合。即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自此之后晚清佛学的走向便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故称其为“经世佛学”。此后，魏源则开始研习净土宗。他在京师跟从住在红螺山的净土宗高僧瑞安问法。瑞安（？——1864）是清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魏源在高邮作知州时，特邀他到高邮弘扬佛法，收到广泛欢迎，一时高邮信者极众。这时的魏源虽然还未正式成为佛教徒，但从他的行为来看，他已经有明显的信仰成分了。皈依佛门之前，魏源的信佛，“信仰”与“致用”参半，一半是为了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一半是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到了晚年被革职回家后，整理刊刻《净土四经》，则信仰成分是主要的了，可谓完全成为精神上的寄托。就这一点而言，他的信佛过程与龚自珍并不完全相同，龚自珍从30岁时就很坚定地信佛了。

魏源晚年皈依浮屠，也与他经世理想的幻灭有关。他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如果国家有兴旺发达之盼头，也就聊以自慰了，然而，现实却是“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VI（以下均出自该诗文集）“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 “野风吹蓬蒿，蒿中瓜庐垣。”魏源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一落得“忽忽浮海叹，伤哉从游难”。“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从这些满怀忧伤悲情的诗句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魏源，“从政驰王事，更需养万民。三教济一世，不能济一身。满耳号饥寒，入定何由成。”终于，这个苦苦挣扎，艰难奋斗了大半辈子的魏源，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万事信茫茫，生涯詎草草。”觉得人生好象做“梦”一场。“一年春一度，一夜梦一枕。春去梦醒时，回首了无影”；“梦觉小生死，死生大梦觉”；“好梦如棋散，良朋似雨过”；“人寰真似梦，顷刻已千秋”；“神形花月影，梦醒去来今”；“春风酣昨梦，梦之无何所”；“迟迟高堂梦，忽忽游子感”；“颓然乘化梦，一鸥横浩渺”；“求梦在西北，错向东南行”；“尘梦还前世，虚空透半斑”。这个从死生大梦中清醒过来的魏源“与其实所无，曷若空所有。”既然一切皆空，那么，也就大彻大悟了。于是，这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最终“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义无返顾地走进佛门，完全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佛国世界。况且，能达到“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寂对若忘”的境界，可见，魏源是真正从苦界苦海的系缚中超脱了，其心绪、思想不再因八苦七难而有漏，那些因烦恼而引发的心之散乱，业已降服，这是一种荡涤了三毒、二十一心秽后的真正的安祥、宁静、入定，可谓成等正觉。也可以将此境界理解为魏源是在用佛启发信徒的“宴默”方式弘法，规劝众人信佛。

咸丰四年（1854年），魏源正式皈依佛门，专修净业，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VII分别作叙，并作总叙一篇，据周詒朴《原刻净土四经序》说：

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弛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见詒。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瓣一心，终等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余谨受教。……经序皆署承贯名，盖默深持戒法名也。

依照旧时惯例，魏源刊刻《净土四经》，极有可能是自己出资所为，是弘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之教义的道德行为。大乘佛教的口号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其“菩萨行”的内容之一是布施（施舍），而且抄写、刊刻经书有消灾去罪之说。历史上许多名人、显贵以及善男善女都有捐资刊刻经文的事迹。

杨文会见到魏源所辑录的《净土四经》，大喜过望，言：

此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召梅教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此本为邵阳魏默深所辑，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图成，乃由休以起用也。世缘将尽，心切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