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查看器 id 10错误:傅国涌：主角、配角和群角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见图）的酝酿前后有十几年之久，从我写出第一篇《主角与配角》的文章也已经整整 10年了， 1995年夏天，我就从“主角与配角”这个角度写了第一篇文章。之后的10年中，我一直在继续读史、思考，从自古以来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和配角意识的匮乏，进一步想到群角意识的缺席，最后在2004年初决定从“角色意识”入手对辛亥革命前后20年这段近代转型的关键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我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就是痛感以往的史书总是从宏大叙事出发，从既定的框框出发，不重视对关键人物的性格、气质，常常忽视他们人性中的弱点对历史的影响，总是从外在找原因。而实际上，历史是由许多个人书写的，这些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看似细小的因素，有时候却是更本质的。在我看来，近代的纷纷攘攘背后虽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不同观点、不同的政见也即不同剧本之争的作用，但有一点以往常常被忽略了，那就是在尖锐、激烈的舞台之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主角意识，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到近代仍没有发展出健全的角色意识，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黄兴可以说是个例外，像宋教仁这样有着清醒的近代角色定位的也是罕见，当然更不必说有人以扮演合格的群众演员角色为荣，并努力追求做一个群角，群角意识即公民意识的缺席是我们在文化心理上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主角与配角》出版后不久，我正好与尊敬的章诒和大姐见面，她开玩笑说：“小傅，你抢了我的题目，这本来应该是我用的题目。”我这才想起，她是戏曲史方面的专家，赶紧向她请教，从她的专业角度来看，我的想法是否成立，因为我对戏曲舞台完全外行。她告诉我，一个好的戏班不能光重视主角、配角，同时要重视群角，也即重视班底，群角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从某种意义上是群角决定了一台戏的品质甚至是成败。群角意识的重要性，是我们以往所陌生的。

二

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主角宝座垂涎三尺。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惟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或为主角，或为看客，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容许选择，没有配角——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更没有人甘愿（当然也不容许）扮演并非可有可无、堂堂正正的群众角色。

毫无疑问，至少自秦始皇扫平六合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之间这片苍茫大地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独占舞台，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或者一群人抢舞台、抢主角）。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逐鹿中原”，“鼎”和“鹿”都是唯一的，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唯一的舞台不容他人染指。天下就是一个舞台，早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观中，“定于一”始终是那些具有主角意识、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准主角们追求的梦想。

成王败寇的观念、皇权崇拜的情结根深蒂固，支配了一部象形文字书写的中国史，我们看见的只是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听见的只是胜利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歌声，失败者渐渐被漫长的暗夜所吞噬，被遗忘了。在中国的史家中，被汉武帝阉割的太史令司马迁是少有的为失败者唱赞歌的人，因此我们才看到了项羽不肯过乌江的英雄末路，听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怆之歌。嬴家通吃，失败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严酷。这就决定了在每个王朝末世群雄蜂起之时，各个“打天下集团”之间不可能妥协、共存，即使在推翻旧王朝时达成暂时的联盟，一旦天下在望，就要合纵连横、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分出高下来，直到其中一个集团击败所有的对手，得到觊觎已久的“鹿”和“鼎”，才会罢手，然后等待下一轮的循环。

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完全是封闭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我们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等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鲁迅一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脚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文化的演进，当然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型的角色意识。直到近代，引进了维新、共和思想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被主角意识笼罩的民族要走出这一步又是何其艰难。到了袁世凯这里，他依然只想着扮演传统型的绝对主角，连做一个民主体制下的有限主角都不愿意。
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依然逃脱不了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这种主角之争，本质上不是剧本之争，而是舞台之争。争主角，争的是中国这方舞台，也就是要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没有发言权的天下人不过是看客而已。宋教仁试图将政治竞争纳入和平的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争主角，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将数千年习惯的舞台之争变为剧本之争。谁的剧本更适合观众的需要，就将谁推上舞台。而舞台之旁容许其他人合法的监督、觊觎，上与下，进与退，都有程序可循。胜者不是王，败者也不是寇，是非高于成败，既然在和平的轨道上争主角，争的是剧本，就是以政见、主张来争，由具有群角意识的观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看客）来决定取舍。胜者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不是永久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独霸舞台，而是要时刻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乃至喝倒采，或干脆撒手而去。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模式，是宦海里浮沉了一辈子的

袁世凯们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才会视之如蛇蝎、如洪水猛兽，年轻的宋教仁也因此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一刻，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的革命派，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争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争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

尽管如此，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出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孙中山辞职也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历史只有翻到这一页，我们才在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看到他们勇于放弃权位、兵权的壮举，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更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当然，孙、黄辞让背后有复杂的现实因素，但他们一辞总统，一辞留守，主动放弃主角地位，比起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不知高出多少。谭人凤虽然对他们的辞职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但他也热情地肯定“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四

在主角意识畸形发达的土壤里很难自行产生出近代文明背景下的角色意识。本来，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无可取代，人与人尽管有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无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应该同样受到尊敬。然而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跪着做顺民、做奴才、做奴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舞台的主角，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想当主角的人从来都史不绝书，在康有为等近代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他拖着一根主角意识的尾巴。这种要么什么角色都不当，要么就当主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自觉追求做一个合格的配角、甚至做个称职的群众演员的人从来太少、太少了。所以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孕育出配角意识、群众角色意识（即权利当头的公民意识），当然也没有健康的主角意识，

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相当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建立在具有独立人格基础上的配角意识乃是独断专横的主角意识最好的解毒剂，黄兴在革命阵营中主动扮演配角，从不想取代孙中山，即使这样的机会一再出现，他也是坚决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他们之间更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一旦有了原则性的分歧，黄兴也照样光明正大地拒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

传统型的主角之争之所以难以转化成近代意义上的主角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来都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一切都是围绕着世俗化的帝王这个轴心转动的，从儒家的“仁政”到法家的御人术，乃至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不如此。这一切都和配角意识、群众演员角色意识风马牛不相及。几千年来我们不乏“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豪言壮语，想当皇帝、做主角的遍地皆是，总是梦想着把自己凌驾在万民、万物之上，居于“神”一般的超人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活跃在社会进程中的人们，一旦缺乏在人的意义上的自觉，就不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就不可能以宋教仁提出的“进而在朝，退而在野”论为导向，主动地将舞台之争变成剧本之争。

一个浮躁的民族往往缺乏平常心，也就很难产生出配角意识，循环往复的总还是抢舞台、争主角那一套。在近代转型之际，不论是官僚，军阀，还是改良者、革命者，几乎任何集团都想扮演权力舞台上的主角，都很难在民主的原则下容忍对方，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因为政治见解、主张的不同，更要命的还有一个谁是正统、谁为主角的问题。在人身依附的纽带没有割断之前，健全的配角意识也是难产的，更何况那种甘为群众角色，以做群众演员为荣的角色意识。只有群角意识即公民意识广泛普及的基础上，社会转型才会最终完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