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轮尽职调查:书生意气,襟怀天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0:06:06







提起中国人的宋朝,仿佛人人心中皆有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大宋,有人称它帝国,因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见陈寅恪语)。有人称它弱宋,因为它积贫积弱,再次将中国的版图一分为二的葬送在外族蛮夷之铁蹄与战火之中。

翻开沉重的历史书签,奔腾的烽火与边塞的狼烟几乎弥漫了整个的大宋王朝,大宋王朝的历史宏图也被那一场场无情的侵割断裂成两半,一半是士子文人们最励精图治的生生不息,一半是苍凉的朔雪,羌笛,以及铁血史迹之中最血泪斑斑的屈辱与罹难。

公元960年,在结束了近百年的唐末乱局之后,一个以长拳铁腕称雄的新兴帝国重新屹立于华夏中央。这个新兴政权的创始人虽然是一位如假包换的行伍出身的军人,但是他却比任何一个朝代的皇帝更加注重安平治国的文化力量。

有鉴于前朝的权臣篡政,以及五代十国时的军阀割据、诸侯鼎立、天下纷争,在他的新帝国里,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飞快地削弱了武举之人的功能与权力之后,首次开历史之先河,提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以儒臣知州事,甚至以文臣治理国家,以文臣为统帅,统兵作战。。。从此杜绝了中唐以来武官权力过剩经常图谋不轨以至江山不稳的长期隐患。同时他还立下了“与土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且通过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切实的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地位以及物质待遇,使得大宋王朝的天下儒生们,无论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大儒还是寒门学府的士子学生,只要有足够的才华与信心,几乎都可以拥有入仕从政的广阔前景,对天下文人来说,尤其一些寒门子弟,这无疑是一剂最好的强心针。

当我的目光停留在北宋的这一段时光,我想我是在明显的放慢了阅读的脚步。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块历史版图,我喜欢它的心情绝不亚于对大唐盛世最金碧辉煌的华丽绚烂之仰慕。北宋王朝,转承于乱世之秋,近百年的荼靡纷争,使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来之不易的安平世事,更富于人文气息的温情与呵护,新朝奋发图强的蓬勃朝气,也激发这块土壤之上的一代一代新的士子们,比之以往哪一个朝代,更富有热情奔放的豪迈进取之志。

所谓修身,齐家,报国,平天下,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象这一段时期这样,把浪漫崇高的文化素养挂靠于报国平天下之激情壮志。这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氛的天朝,也是一个充满务实进取之心的朝代,不管它的一系列变革如何坎坷曲折,也不管时代的局限性终究限制了它的变革功绩,但是,他们敢想,敢做,敢当的精神,是我们后世多少代文化学子到今天都不能忽视的一种崇高的气节与魄力。

由于皇室近百多年的大力倡导,以及印刷术的流行,整个北宋王朝浓厚的文化气氛,使得这个朝代的士大夫们整体素质几乎优秀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从这个朝代的朝庭颁发出来的几乎任何一份官文,无论是其施政理论的从容,文采词藻之华丽,包括撰稿书法之精美,几乎堪称前所未有的精妙极致。毕竟这是一个既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又经过严格文化考试选拔出来的精英型政府集团,因此他们能够相对有效的管理国家机器,同时也能够比较清明的对待平民百姓的生息,把一度盘剥于体制之内的封建官僚习气控制在一定的耻辱范围,从而避免了官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同时相对可能的避免了中央集权的政权危机。

我之所以欣赏它,当然不仅仅在于这个朝代对仕子文人的足够重视,也不在它的言论政策的相对宽松。我之所以如此倾慕于它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这个朝代里,有那些令我无比向往又无比动容的文人,文豪们,是他们如此热烈奔放的报国激情与君子风度,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对他们风采的仰慕,使我一直久久的将视线停留在那一页,始终迟迟的不愿翻页作离去。

就拿苏东坡与王安石这两个大文豪来说吧,他们几乎一生都亦敌亦友。史书记载,王安石激进,司马光保守,而苏东坡则介乎于两者之间属于相对开明务实之一派。苏王二人彼此之间的斗法,几乎由熙宁初年,直至半生,争谏檄文,弹劾奏章,几乎连篇累牍,飞如雪花,措辞之辛辣,斗争之激烈。。。不了解者,初初极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彼此各自为政,不过是为了争名图利!但实际上于二人之间盘亘不去的历史仇怨,亦不过是苍生社稷,一为明君,二为百姓,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所有争谏与斗争,均无外乎一片报国之赤诚丹心而已!


史载,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因封荆国公,又称荆公。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二次上呈新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章阐诉,宋之王朝,“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在他‘老人家’的观点之中,国家之所以百年太平,三分在人事,七分在天佑,换句话说,宋开国以来,近百年之所以仍然国运昌平,不过是碰了好运气而已,如今建国久已,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加之群臣昏庸,又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况国家之财政空虚,如果再不变革,一旦遇上祸事,比如战争,势必凶多吉少了。。。。

所谓国不可一日无钱,国库都没钱了,更遑谈什么安邦治国?!因此,在王安石看来,“变风俗,立法度”已迫在眉睫,当务之急,赶紧重生理财之道充盈国库才是最正确的基本国策。王安石的变革主张,显然恰恰正好击中了新皇帝宋神宗最劳神伤肺的那一条软肋,何况介甫之法,并不以对民加赋竟也能够令国用丰饶(不加税而国且足)。若能通行,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

于是,宋神宗熙宁三年始,深受年轻皇帝宋神宗赏识的王安石,正式出任宰相,开始推行新法。史称,熙宁新法。

为了吸取范仲淹等人搞的那套“庆历新法”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王安石变法,之急之猛,几乎犹如重镑炸弹,这颗炸弹一经掷出,一时之间,震得朝野上下群情鼎沸,议论纷纷,弹劾奏章纷飞如雪。反应最为激烈的当属老宰相富弼一伙,老上级韩琦,恩师欧阳修,甚至也包括自家的几个骨肉兄弟等等竟都纷纷站成了反新法之一族。。。。其中,长期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屹立于对立派的个中高手一族,更不乏王安石曾经视若知己良朋的文坛故交司马光,曾巩,同门师弟苏轼,苏辙,等等。其中又犹以“性不忍事”之天才学子苏东坡反弹最为强烈。

令人最为佩服的还是当时的朝庭态度,虽然为了排除新法实施的干扰,朝庭默许或暗中调换了一大批朝中文官重臣的离纲,但是由始至终朝庭仍然秉持着一贯沉默嘉许的态度认真地听取着天下仕子们对新法的各种指责与排斥,咎其当时一些士子们的“反动言论”,即使放在咱们今儿改革开放的当下,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估计也会有相当一大批冥顽不灵的家伙,于一夜之间莫明其妙于人群中间“被消失”。。。何况那可是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北宋。

夜读苏东坡之《进策》,“臣闻为治有先后,有本末,向之所论者,当今之所宜先,而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臣请得列而言之。盖其总四,其别十七。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课百官者,其别有六。。。。”。其中,这里的“课”乃是指督察的意思,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三冗”问题,苏东坡几乎在王安石变法之先便率先提出了“课百官” “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之变革策略,其中,“课百官”便是指惩治腐败贪官,“安万民”指抒解百姓之中的社会矛盾,“厚货财”则与王安石改革初衷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意见不谋而合,而“训兵旅”更加好理解了,也就是说走富国强兵之路。只是,苏东坡之求通思变,则是希望朝庭在循序渐进中渐渐的施以良策改变弊端,毕竟治理国家,不能一蹴而就,真正的施政良方,如同让白昼不知不觉中变成黑夜,而非是将国家从酷暑一下子拉入严冬。。。

其实,就苏东坡与王安石的初衷来看,起码在对形势的认识与变革的要求上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变革的指导思想上,却存在了很大差异,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所操之术异耳”。这其中,虽然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而苏东坡坚持循序渐进的理论也不是没有实践经验作基础的,东坡先生于凤翔任职期间,曾经跑遍了十几个县衙,包括绝大多数的村落,对于基层百姓的了解,相信他比起更多处庙堂之高的纸上谈兵的官员们更加具有发言权,何况他也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毕竟“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然而不同的施政理念,终究将两个原本在文化上高度认同的一代巨人,最终弄成了水火不容的敌对势力。不能不说这是宋朝的遗憾,也是华夏之遗憾。。。

所谓“道”如此之不同,“相谋”也难!但是,尽管彼此在改革政见之中的观点一直是针锋对麦芒,可是在文人气节上,两个时代的巨人,依然如出一帜的始终如一的秉持了上流文人之诤诤君子风度,就拿“乌台诗案”来说,关健时刻,趾高气扬的王安石并未对政治夙敌苏东坡落井下石,相反,恰恰是他的出手,是他上呈札子以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最终从奸佞小人之手,保下了苏东坡一家老小之命,当时,据说苏东坡自己以为此去终是黄泉永别了,连交付子由的临终托孤的遗作都写好了,所幸,王安石之君子气度,真不愧是垂范千古。

后来,熙宁变法失败,所有的新法遭到史无前例的激烈反弹,王安石引咎辞职,苍凉地赋闲于金陵家中,元丰七年(1084年),苏子自黄州移官汝州,想起一度与王安石之激烈争斗,心有愧疚,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金陵的老相荆公,听说东坡要来,老荆国公亲自骑着他那头小毛驴迎往江边,“野服乘驴,谒于舟次”,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昔日政坛宿怨,烟消云散,两位文坛高手,数十年后,再度把手执游,足迹踏遍金陵,诗酒唱和,相处甚欢,又促膝倾谈,至长夜不眠。毕竟从道义上讲,他们都有一颗单纯而又灼热的报国心,在文学文化上,他们又能有真正最知音的共鸣,据说,那次金陵小聚之后,直至离别,彼此仍依依不舍,荆公甚至期待苏子安家金陵,期待与之长作友邻。只可惜,后来苏子终因时事辗转,终究未能成约。但是为了表达对这位政敌诗朋词友之诚挚敬意,苏子为王安石和过几首《次荆公韵四绝》的小诗,其中一首小诗是这样写的: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好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想一想,若没有那十年的坚守与纷争,谁又能读懂对方的心域,是阳春白雪的纯净,还是宵小奸佞的虚伪呢?


犹令人钦佩的是,虽然苏子一生多番反对新法,然则,到了后来,由于高太后重新拜相司马光,司马光再次提携苏东坡,偏偏恰恰又是这个犟人苏东坡,以他半生辗转漂零的萧条却仍然耿直不阿的刚正性格,又那么“不合适宜”地,一次次出面阻止司马光及新朝庭对熙宁新法的全盘否定,尽管人微言轻,终不能改变大局已定的废弃新法的事实,但是我想,单凭这一腔“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足可以令他连同他的文坛知己王安石,一块儿凭着如此光明磊落的坦襟怀,流芳百世,千世矣!

自古以来,所谓君子与君子之争,即使是面红耳赤,终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苏子旷达,荆公耿介,苏子是气魄雄壮的大文豪,而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垂范千古的伟大政治家。难怪后人们常说,“有宋一代,官僚士大夫之重人格和气节,堪与东汉党锢之祸时的清流相比。宋朝士大夫中刚正忠直之士多了,对社稷黎民的责任感也更强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成了他们的共识。因此,宋朝的士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汉的党人、清流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最重人格气节的知识分子(见林语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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