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道德法治ppt:也说中国贪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终止孙升昌、陈良宇、段义和、包建民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中国共产党第17届3中全会宣布了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于幼军被撤消职务、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开除党籍留党察看2年的处理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又公布了关于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涉嫌贪污4亿元经济案件被撤消职务的决定。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终止孙升昌、陈良宇、段义和、包建民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中国共产党第17届3中全会宣布了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于幼军被撤消职务、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开除党籍留党察看2年的处理决定（注：以后应该还有可能再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新近又公布了关于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有松涉嫌贪污4亿元经济案件被撤消职务的决定。
       看到巨贪们如雨后春笋成批涌现，看到巨贪们一笔笔惊人的数字，看到一个巨贪倒下之后带出一群群硕鼠，看到中共中央一次次采取强硬的手段打击腐败，我在叹息之余禁不住疑窦重重：为什么这些经过党和人民多年培养、教育的高级官员，人人主义在胸，个个经纶满腹，竟然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蚀和金钱、美女的诱惑？为什么他们一个个伤天害理、违背党纪国法，最终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为什么中央年年像割草式反腐，腐败却屡禁不止？到底是“人之初、性本恶”，还是“苛政猛如虎、国腐乱乾纲”？
        我们说，不少的官员中本身或者上辈就是出生于普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直接经受过或者从祖辈身上感知过“没田种、没钱用、没饭吃、没衣穿、没书读、没房住、没地位、没人格”的滋味。按照道理，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珍惜今天得到的荣誉和地位，应当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凭什么进入官层之后，他们就失去人格，忘记了根本呢？为官之人，拿的是国家的钱，住的是国家的房，吃的是国家的粮，穿的国家的棉。他们养尊处优，享受着国家高级待遇，还要那样挖空心思谋钱干什么？他们占着国家的位，端着国家的碗，应该心为民所系，脑为民所动，权为民所用，认真履职，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多干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他们一个个大路不走走小路，死心塌地信奉那些歪理邪说，直至革职丢官、判刑坐牢，甚至走向不归路？信奉人生几十年，为来为去为做官；卖儿卖女买宝座，一心一意敛大钱。这是贪官的哲学，也是反动的哲学。
        先前中纪委曾下发了一个《规定》，内容是30天大限之内，有问题的官员必须主动向组织说明自己的问题，上交违纪金。凡是在限期内主动交代问题的，中纪委可以考虑从宽处理。结果在规定期限内，有1790人交代了问题，上交的违纪金额高达7789万。河南省早在中纪委的限期之前的6月份搞了一次大限，有979名官员主动交代了问题，上交了违纪金821万。由此可见，中国腐败渗透面之广泛、贪官队伍之庞大，实在令人发指！
     中纪委在治理贪官的问题上有决心、有举措，百姓是拍手称快的。然而，仅仅依靠大限是不是真的能起到彻底治贪的效果呢？
        从数据上看，依靠大限确实抓出了一部分小贪官，这部分为官者因为本身犯的事也不大，主动承认了，大不了受点纪律上的处分，还能继续混官。只要继续为官，就有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就有他们大肆敛财的平台，他们就可以“今朝失阿丘，明日得泰山”，“千金散尽还复来”。
        可是事实呢，大贪官个个身藏不露，即使你中央三令五申反腐，接二连三限期，他们同样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即使个别人因为过意不去在期限之内不得不已要交一点点，在本质上属于无关紧要，在经济上也是九十牛之一毛。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反腐、限期都是形式，只有小兵小将才会进入圈套。上了斤两的“人物”，不是上面瞄准他了，他是不会就范的。有些人甚至是东窗事发了，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深信“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窃以为中共中央领导也好，中纪委的领导也罢，他们应该明白巨贪们的这些心理现象的。因此，中国的反腐既要对贪污腐败分子实行限期自首，又要对贪污腐败分子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高压政策：党员生活会中自我检查、平时工作上级领导不定时检查、群众大会人人检举揭发。把那些真正的大贪官一个个揪出来绳之以法，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从速从快，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治贪之策。
        中国的政治是“去骨连皮”式的政治，官场上的关系网复杂得叫人想去理都理不清，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居然能与一些中央大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这个小小的地方官员有一点风吹草动，马上就可能惊动上面。什么引导、过问、说情、干预、干涉便接踵而至。这给治贪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近些年来，由于各个领域腐败丛生，民权与民生成了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却很少有人问津，政府或多或少在老百姓的心中出现了信任危机。老百姓不清楚政府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他们清楚的只是政府官员的高不可攀和对他们滥用职权的无可奈何，他们只知道百姓的正确主张，如果不通过反反复复的上访或者群体事件就根本无人解决，所以只能选择上访和群体力量。社会的不和谐首先体现在政府的政治不和谐。贪污腐败就是一个例证。
       自古以来，贪官一直伴随着各朝各代。中国的24史，说穿了就是一部贪污史，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一两个能够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贪。战国时期出了个吕布韦，清朝的时候出了个和绅，他们都贪得无厌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据说和绅所敛的财产比国库的银子还多，皇帝老子知道和绅是大贪，却对他继续重用。因为皇帝更知道去骨连皮的道理，动了和绅就等于动了整个朝廷。他必须考虑自己的帝位、利益，这些封建帝王受到封建思想的严重制约。
        近些年来，国家对贪官的治理还是有举措、有成效的。中央一再表示必须加大打击贪官的力度，也揪出了一些贪官，甚至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被揪了出来，省部级高官扫了一大片，这充分地体现了中央治贪的决心。但我觉得造成中国目前年年治贪年年贪、杀了小贪出大贪的根源，还是法制上的问题。按理讲，为官者应该都是知法者，九五普法那么多年了，很多普通的老百姓都扫盲了，领导干部还能是法盲？领导干部应该是老百姓的示范，遗憾的是他们却知法犯法，贻害一方。法律却对这些为官者格外开恩，网开一面。比如一个普通的百姓偷了一辆价值5000元的摩托，得判3年，一个贪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谋利5万，也可能只受点纪律处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之下，这样的结果公平吗？但是如果谁跟法官诉说这些不平的话，法官们会告诉谁：一个人爬到那个位置上不容易啊，他官都丢了，你还要他怎样？去官可以顶罪，这已经是中国社会一个潜在的规则，自然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特别是现在，各种媒体大呼小叫披露中国政府对贪官准备取消死刑制度。如果真的这样，中国的贪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据说中国政府还将此举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如果真与国际接轨的话，中国的“总统 ”是不是也可以像国外那样弹劾、问罪？显然，这都是那些大贪官以求自保而发表的反动谬论。
        治贪正如治水，必须未雨绸缪，必须注重蚁穴，必须从严从重从快。贪官们今天拿了5万，明天就可能收50万。与其等他拿了500万的时候去杀他，不如在他拿5万的时候就先掀了他的乌纱，革了他的官职，再痛打100大板，效果一定注目。
        中国政府如果真正致力于反腐倡廉，就必须学学毛泽东的防腐反腐术。毛泽东一生清廉有志，致力铁腕反腐，虽然遭至这样那样的骂名，失去一些官心，但得到了民心。毛泽东死后，有人对他的生平功过迫不及待开始评价，由于绝大多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强力主张，企图贬低毛泽东的一小撮人不得不败下阵来。因为不说毛泽东建党建军建国的举世奇功无与伦比，就是清廉之治也不是谁都能敌的。毛泽东生前在谈到反腐问题上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大家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没有办法治他们，天下就一定大乱，老百姓就一定会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为了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当年批准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很得民心的，但是却不大得官心。当时有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向毛泽东说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在毛泽东面前说情的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也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把刘张二人可爱的子女带到毛泽东面前，想触动毛泽东的恻隐之心，能慈悲为怀，放他们一马。可是毛泽东为了教育和挽救更多的干部，从大局着眼，自始至终不给说情人面子，不为所动，照杀不误。只是做出为二人子女由国家抚养的决定。刘张临刑前听到毛泽东的这个决心，不由得放声大哭。可见，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妇人之仁，乃大仁也。　
     　
        然而，毛泽东的做法得罪了一批官的官心，有些官伤心、痛心、担心、寒心、灰心，甚至产生离心、异心。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并指出：有些人参加革命本来就是怀有二心，因为胜利，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腐化，要背叛。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蔓延开来，从而失去民心，重蹈过去农民革命的覆辙。为了民心，我们就不得不去得罪这样一些人，不得不和离心、异心者进行斗争。　
     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大凡得民心的事，总是会得罪一些官心。反腐败是得民心的，可是反得太严厉，是不是会造成官心浮动、官心不稳、官不聊生呢？　
        历代统治者，历代皇帝，也都深知民心的重要，都在反腐败。但是由于其本质所决定，在民心和官心之间，就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官心，受制于官心，最后无奈地彻底失去民心，从而退出历史舞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历史的周期律。　
        从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权，其统治集团和人民大众原本不可能是一条心的，官心民心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不可调和。统治者除了采取欺骗麻痹手段之外，时刻也离不开要用武装力量来对抗和镇压民心民意，这种矛盾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一次次农民起义必然暴发。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正视历史上各朝各代荣辱兴衰的事实，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常理，不要重蹈覆辙。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的人民军队，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统治者主动、自觉地让官心服从民心，服务于民心，使民心和官心得到了统一与和谐。“红军干部好作风，脚穿草鞋去办公”。只有官心处处服从民心，官心民心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官心与民心高度的一致，才能产生这样的好的作风，才能出现一个全新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文明社会。　
        而今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就必须使官心和民心得到和谐，官心要为民心着想，官心要服从民心。说到底，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心怀二志，心有二用，搞腐败而不能自拨的官员，我们不能有半点姑息，不能有丝毫手软。如果一味投鼠忌器，难舍难分，生怕官心不悦，那么必然会失去民心。这是一个政党生死存亡之大事，不能等闲视之！
        反腐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其中有坎坷曲折，有血雨风腥。只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待一切贪官污吏像毛主席对待刘青山、张子善那样，不计功劳，只问罪过，查明事实，格杀勿论，杀一惩百，以儆效尤，反腐工作的成效就一定比现在要显著，中国的腐败现象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止。（草成于200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