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班小鸭子找朋友教案:林彪最赏识的王力大红大紫迅速倒台内幕

  
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得到林彪、康生的赏识，王力成为“御用文人”之一

　　王力，192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两党论战时，曾作为“秀才班子”的成员参加了“九评”的撰写工作。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王力曾随康生多次赴莫斯科谈判，并一起起草“九评”文件。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康生，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意即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在钓鱼台。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也得到了林彪、康生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任命陈伯达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任顾问(陶铸于8月2日后曾兼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从《红旗》杂志副总编，一下进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王力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之一。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曾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红旗》杂志社论(如1967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或许就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了。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由陈伯达亲自拟定。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10月6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10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随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1967年2月李先念在“二月抗争”上所说的，“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以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党和军队的前途，2月16日，终于爆发了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作为1月8日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的王力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会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记录。会后，他们就开始了“告御状”的准备工作。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引者注：实际是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看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王力的回忆，是对“恶人先告状”这一俗语的贴切注释。随后，2月18日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用康生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再往后，就是“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贴满北京全城。

　　“七二○事件”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北京西郊机场，数万群众迎候“英雄”凯旋归来

　　如果说1967年7月以前，王力还主要是给人以“左派”笔杆面目印象的话，那么，武汉“七二○事件”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了。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化大革命”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比关锋、戚本禹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的四个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毛泽东驾临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的。

　　这一年的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武汉军区2月18日发布了批驳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以对这两个声明的态度的不同，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月16日晚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它实际上集纳了反对从根本上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许多人，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而与武汉军区比较一致，又拥护军队，因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但却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局势异常紧张。毛泽东此时赴鄂，为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只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少数人知道，是绝密的行动。

　　7月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刘丰等违反周恩来关于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派“热烈欢呼”。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大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等于是支一派，打一派。消息传出，激怒了“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武汉街头贴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的事。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19日下午3时，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据陈再道回忆：

　　“王力以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1967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议一直开到夜里11时。”武汉军区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会议精神。军区机关还没有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就在汉口游行，以示抗议。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现场指挥者对“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记者说：我们要当面向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质问“‘百万雄师’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了？”“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上午7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随行的“北航红旗”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塞进汽车，押往军区大院四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乘专机直飞武汉。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的消息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他们和林彪决定利用王力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为此，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打倒武汉‘百万雄师’！”

　　“揪出武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

　　“王力同志是坚定的左派！”

　　“向王力同志学习！”

　　“向王力同志致敬！”

　　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照片上，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身着军装，挽着王力的臂膀，咧着嘴，作一副雄赳赳势不可挡状。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称“百万雄师”为“百匪”，称“七二○事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声称“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永远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百万人大会。

　　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场群众一片欢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七二○事件”后的几天，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王力就被“中央文革”弃之如敝屣了。

　　对王力的讲话，毛泽东怒斥为：“大、大、大毒草！”王力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去

　　“七二○事件”后，王力紧跟林彪，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这恰恰成为“中央文革”“小三子”倒台的原因。

　　7月25日，在欢迎谢富治、王力“凯旋”的大会上，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对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说了这样的话：“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作题目。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工于心计又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大方向指出来了，但蒯大富不知道林副统帅的目标所指何人。他立即找到王力，询问林彪的用意。于是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蒯大富：“武汉事件的后台是不是肖华？”

　　王力：“不是。”

　　蒯大富：“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王力表示默认。

　　随后，蒯大富连夜布置：27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中央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9日，发表“打倒徐向前”的《严正声明》，并派人前往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人抄家。所幸徐向前未在，绑架未成，但五个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和一些材料被抢走。30日，蒯大富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任传仲，先后向全国23个省、市、地区派出200多名人员，携带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进一步搜集材料，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国。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涉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陈伯达、江青也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继续做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制造舆论的好手。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他们要借此“大做文章”—借纪念建军40周年之际，鼓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社论历数了“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澜！

　　8月7日，为配合《红旗》社论，王力又跑到了外交部，对造反派发表讲话，煽动夺权。他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

　　在王力煽动下，造反派们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惶恐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欢迎大会’(指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着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恰于此时，上海传来毛泽东对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力讲话的批示。毛泽东将这篇讲话斥之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用了三个“大”字！看来比看到《红旗》“八一”社论时更加愤怒！

　　王力、关锋是倒定了。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康生还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机溜掉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时，在钓鱼台十六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针对关锋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自此，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   .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blkContainerSblkCon p.page,.page{ font-family: "宋体", sans-serif; text-align:center;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color:#999;padding-top:35px;}.page span,.page a{padding:4px 8px; background:#fff;margin:0 -2px}.page a,.page a:visited{border:1px #9aafe5 solid; color:#3568b9; text-decoration:none;}.page span{border:1px #ddd solid;color:#999;}.page span.cur{background:#296cb3; font-weight:bold; color:#fff; border-color:#296cb3}.page a:hover,.page a:active{ border:1px #2e6ab1 solid;color:#363636; text-decoration: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