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形容艺术的两个字词语:戏说官场“潜规则”（三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00:08:49
戏说官场“潜规则”（三十）
官员过多，一个直接后果是权力泛滥，不该管的拚命管，该管的却无人管。很多官员为了捞取油水，保住官位，划定地盘，霸占山头，残民以逞，与民争利。
河南郑州市曾公布的一张“权力清单”显示，该市政府共拥有的行政权力高达四千一百多项，当中大部分的权力，其实都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但官员为了争权夺利，根本不放手。---官愈多民愈苦，这是中国的国情。
其实，官多为患，主要是与“卖官”恶习密切相关。中国的官场向来流行“不请不送，原地不动”、“又请又送，提拔调动”、“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潜规则或官场之道。这是因为，在中国，官员的任免很大程度上还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由于某些人掌握生杀予夺的用人大权，就为一些人的升迁提供了一条捷径：只要攻破一把手的堡垒，便可平步青云，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便成了见怪不怪的官场常态；于是，也就滋生了一大批官帽批发商。
另外，“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这种官场潜规则一直还在中国的官场延续、发扬。若有人荣升一把手，其心腹、亲信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能在该单位谋个“位置”。“朝中有人好做官”，也导致官多为患。所以，在中国官场，关系网不破，精兵简政只是一句空话，官场也很难消肿。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了多次较具规模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精兵简政措施，但是一些政府机构仍然难以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指出，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不知道张全景看到铁岭、新乡的干部配备，又会作何感想。
中国的“官民比”虽然一直缺乏权威的研究数据，但“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两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民间顺口溜，正是对“官多臃肿”的反讽。媒体经常报道，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务员上班无所事事，官僚衙门作风十足、办事拖沓踢皮球；态度生硬蛮横，缺失温情服务；上网、打牌、炒股、看电影或上网聊天打游戏等，可谓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除此之外，从每年不断攀升的政府行政开支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政府机构超编、人员膨胀的苗头。
精减机构、裁减冗员、“依法治官”，中央早已三令五申。然当前地方行政体制中机构重叠庞大、人员臃肿痼疾之“恶”的怪象屡屡见诸于报端。从现实情况看，这单靠地方政府自己“刮骨”、“瘦身”已难见成效，必须有赖于制度“束腰”和上级部门出力相援。精简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显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广大网民朋友却承揽了大量的反腐倡廉工作，一些官场上的流弊很多都靠社会公众来揭示与矫正。从正龙拍虎到公款出国旅游事件，再到调查地方副职泛滥现象，始终都是“网民调查队”主动出击、穷追猛打。在这种监督中，最尴尬的是公众常常唱独角戏，而官方反成旁观者。
民意追求真相的“热脸”贴上“冷屁股”，自然很无趣。以“副职泛滥”为例，民意持续曝光各地政府副职过多过滥，如此珍贵 的线索对于上级政府、纪检机关等部门来说，应当重视才对。但奇怪的是，相关各方始终沉默以对。类似的情形，在华南虎事件中表现得同样明显。这会不会让人误 以为，官场不正之风的调查竟成了网民的任务，官方只需要最后出来裁判一下呢？可这种事后干预的方式，往往会给政府的监管埋下一些隐患。
遗憾的是，在“网民调查队”取得成果时，仍没有看到上级主管方面的影子。这就使得被曝光的对象为逃避进一步调查争取了时间。如果上级现在跟随“网民调查队”上网调查地方官副职泛滥问题，他们将会发现，很多政府网站要么关闭，要么删除或修改了政府机构设置的页面。
调查“副职泛滥”不是民间大众的职责。主管方如果在此问题上始终表现得暧昧不清、裹足不前，必定会错失整治官场不正之风的良机，并向有关官员传递错误的信号。
曾经有人说过，中国的县处级及科局级官员，排成一行，全部杀掉有冤枉的，隔一杀一有漏网的。这话确实夸张，但基层官员（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经济实权的官员以及工作人员）腐败面越来越大的确已不容忽视。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一份对近三年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显示一些被人“忽视”的小官员也能犯下成百上千万的腐败大案。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经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三亿四千余万元。其中，一个小清洁队的队长竟贪污220万元，一个小出纳竟贪污230万……
导致小官大贪，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基层腐败估计不足
各级领导对基层官员的腐败面和腐败程度缺乏正确的估计，在腐败者总是少数甚至极少数理念的指导下，忽视了中国基层官员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所以，常常采取杀一儆百、杀猴吓鸡的反腐方式，结果是百未儆，鸡更狂。基层官员腐败面之所以越来越大，其主观原因是官员个人抵抗诱惑力较差；客观原因是国家政策暂时存在的漏洞以及制度和监管的缺乏滋生了腐败的土壤。有了合适土壤和水肥，谁上去谁腐败。而且，由于制度和监管的缺乏和滞后，官员们都知道，逮住的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腐败官员会惩之不尽，前赴后继的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管
在一个单位里，经济实权一般都是一人掌控，二三人知晓。一把手批条，财务人员出钱，走帐，其他人无权过问。这就给贪污腐败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腐败往往一挖一窝。你想，一把手腐败，财务人员清楚，那么，财务人员腐败，一把手不但默认，而且一旦出事，便极力保护，因为，保他们就是保自己。应该说查处腐败最具权威的是各级纪检部门和审计部门，但这些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往往和被查或被审计的单位和当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本来没关系而收受了人家的好处费便有了关系而不得不帮人家办事。以腐败去监督腐败，结果是更加腐败。那么最有效的监督应该说是群众，但群众只能凭直觉感到有人腐败，却因为难知内情而往往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比如，国土局、城建和房地产开发商进行的权钱交易或者吃干股，往往没有证据而使有效监管困难重重，大打折扣。
三是官官相互，有保护伞
基层小官往往和上层大官因共同的利益而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小官靠大官保护，大官靠小官喂养。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所以，小官出了事，大官极力保护，因为，保住了小官的职位，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这样，官官相护，平安无事。贪官越来越多，胃口越来越大。
大贪的小官确实还有很多，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
消除腐败，必须彻底铲除已经和正在产生的腐败，打消新任官员准备腐败的侥幸心理。另外，要想使腐败不再滋生，还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水土和阳光。
---权力失去有效监管就会滋生腐败的土壤，所以，有效监管权力是根治腐败的最好办法。
一到岁末年尾，各类检查考核活动就风起云涌，各级党政机关明显比平时频繁和忙碌多了，一方面上级对下级的检查考核增多，另一方面下级到上级“请示汇报”更勤。检查考核人员上下奔忙，被检查考核单位叫苦不迭……
毕竟一年快要结束了，各级除了搞好自身工作总结和规划外，更主要地还要能够顺利通过上级的考核检查和验收，还要能够争取到上级政策与资金的支持，还要对下级宣示些权威，当然个人的成长进步也在考虑之列，如此则少不了频繁地迎来送往和感情联络，于是酒楼饭店分外火暴，主要领导四处应酬。
党委政府组织的还好，怕的是各个部门。省里的到市里，市里的到县（区），县（区）到乡镇，甚至同级间也横向开展检查考核。今天我接待你，明天你应酬我。
查资料、看现场、听汇报，这都好办，难的是迎接、陪同、招待。明明知道不少检查考核毫无作用，但又不能丝毫懈怠。因为检查考核的结果关系到单位和个人评先、评优，弄得不好一票否决，且近年来一票否决的项目不断增加，这一票否决又关系到领导干部升迁、提拔，关系到上级奖励和拨款，稍一不慎，则有可能得罪检查组的“钦差”。
对上级的检查考核作为下级的政府部门无疑必须予以足够重视，毕竟辛苦了一年，谁也不想被上级一次考核检查所否定，何况考核检查的结果如何事关切身利益。
迎接上级的检查考核，除了工作上充分准备之外，很多工夫是在工作之外，如迎接的热情不热情，招待的周到不周到，诸如吃喝玩等服务的到位不到位，礼品红包准备的丰厚不丰厚等等方面都很关键，这些看似与具体检查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项却对能否顺利通过考核检查有着关键影响，如果被检方面没有考虑周全而出现纰漏，那么即使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也很有可能会被找出很多毛病问题。
为了让上级考核检查满意，在搞好具体工作的基础上，作好考核检查的迎接文章便成了关键，为此，除了统一安排好上级考核人员的吃住玩之外，还要想尽办法提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与爱好，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投其所好，至于考核检查的辛苦费（红包）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工作做到位了，考核检查也就没有通不过的，一般结果都是肯定成绩浓抹重彩，讲问题轻描淡写，最后大家心照不宣地皆大欢喜！被考者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考核者则满载而归。
至于到上级领导机关汇报与请示，则比迎检工作简单一些，当然也更隐秘一些。业务工作上理由准备是少不了的，但更主要的是汇报请示的方式和礼物礼金的准备，毫无疑问送得多送的合适则回报就多，当然送出的方式也很讲究，一定要不显山不露水，人不知鬼不觉。
当然，不管迎来还是送往，毫无疑问所有的花销和成本都是由公家买单，至于由此所造成的巨大支出浪费、所造成的不正之风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虽然有纪委每年的禁令，但谁又会太当回事，纪委自身又何尝不是这样！
检查考核督促作为推进工作的领导方法，促进落实的关键措施，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应该说是正常的，必要的，发现问题可以立即整改，及时解决。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各级各类检查过多、过滥、过于庸俗，简直成为一种公害。基层一听检查考核的要来，就怕、就烦、就会顿生反感。
联系当前许多检查考核中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等现象，笔者认为：检查及考核应该以促进工作为目的，以解决问题为重点，以不扰民为原则，以廉洁为规矩，以轻车简从为形式。在此同时，检查考核还应该看现场、访群众、听民声，最好是明察暗访，微服私访，如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问题，督促整改，并促进落实。
官场的迷信：
算命的，为的是驱灾避祸；拜佛的，为的是脱难求生；烧香的，为的是求个平安吉祥。
“夜有所思，日有所梦”。（别误认为是写颠倒了）
“大庙开光，去捧个场。
“佛教胜地置办个金身佛像，拿回家供俸供俸。”
------亏心的怕鬼，作贼的心虚。
外出、开会、考察、学习在所难免，注意的问题就在下面。如同平时讲话应大大地注意会场用词不当之嫌。大多数人都忌讳如下言辞：“下台剪彩”、“下去颁奖”、“下来走走”、“走路看着点，别栽跟头”。
有传言说，某地某记者的一张新闻照片登在报上，把某官员的头像拍得低了点，让官员勃然大怒：“我不是在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是在向全体官员作报告”，为此，该记者丢了饭碗。
“到三亚，不去天崖海角”。
理由是：满清政府犯罪官员多流放、发配到此。
当心冲冠一怒：“我是来视察的，不是被流放的。”
“到威海，不去天尽头”。
理由是：有官到此一游，诗性大发，挥毫泼墨，好不兴致。回去后不久，翻身落马，官场上也走到了“尽头”。事后翻然醒悟，追悔莫及，原来是忘了忌讳，到那“天尽头”走了那一遭，岂有不到头的道理？
“游西湖，不走断桥”。
理由是：人的一生是除了过桥还是过桥，要过的桥太多，后面还有许多桥要走，任一桥断了都是旅途的终点。
官场的“谜语”：
“跑跑”“送送”“活动活动”
“牵牵线，引引路、搭搭桥，勾通勾通。”
“天不知地不知，你知我知；神不觉鬼不觉，都有好处”。
“办事”“拿点”“好处”不过是“点点头”“动动嘴”，“心里有数”。（---这句话竟然如此神通，上面说下面说，都说得通；单独说一起说，就是不犯语法上的毛病）。
“一根绳”，“两个蚂蚱”。
“正…常”，“完全正…常”。
“懂规矩，明白事”。
“脑子灵活，能耐就大”。
“抬抬手，啥都有；挡一挡，多上上”。
“上下打点，疏通疏通”。
“通路子，铺铺路”。
“路子野”“路子宽”。
“路子窄”“找人”“关照关照”。
“没有打不通的关节”。
“没有摆不平的领导，没有办不成的事”。
“整明白”是“本事”，“整不明白”是“没本事”。
“礼到情也到”。
“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犯事也没事”。
“栽了”，“再爬起来”，“值”。
------多见于官场言论。这里虽列举了一点点，且简练得如打趣猜谜，但“读”的比“说”的更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听”的比“说”的还要明白其中的事理。
近日，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被一名考生搅成一锅粥：身为该校07级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员的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竟然对一位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破口大骂，并声称“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致使该考场考试时间延迟10多分钟。
科技局长胆敢闹考场，并直言不讳地声称“掏钱买文凭”，尽管他的做法不对，却是实实在在地讲了一句真话、实话，直指了当前党校文凭管理的乏化和庸俗化规则，潜藏的问题令人深思和玩味。
一、买文凭成潜规则。我们不少干部的文凭，实际上就是花钱买来的，像王局长亲自参加考试，还真不错，比让人替考的强多了，无怪王显亮局长愤怒，愤怒的有道理啊！其实，这是王局长一不小心说的真话，你的想法大家都知道：既然很多人的文凭都是掏钱买来的，那咱钱都掏了，获得文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考试还搞得这么一本正经干吗？可你的表现是一位局长所应有的素质吗？你怎么这么不成熟，把心里话在这么严肃、公开的场合说出来呢？王显亮的确该受到严肃批评，不过，“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这一掏心窝子的话，还是很有些“警世通言”的价值，足以警诫世人。
二、考试作弊现象泛滥。一个“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暴露了这种考试的丑陋，表面看是真的，实际上是作弊泛滥，根本不真，王局长只不过是猖狂到失去理智，说出了真话，所以满场哗然了，事后，党校考场肖波处长告诉记者：“因为在当天上午的考试中，601考场曾发生考生传阅试卷的事情，所以下午考试时，我特意重申了考场纪律，想不到这名迟到的考生‘很不理智’地与我发生了口角，说了一些‘很不入耳的话’。”肖的话很明白，作弊只要理智就可以，这样的现象，只是不入耳，如果说好听点，入耳了，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考场风气一斑。某些官员再买文凭的时候，当以此为鉴，将相关事项“大雪无痕”地悄悄地在私下里处理好，千万不能再如此愚蠢地在考场里公开露丑了。
三、学习形式主义。其实，王局长大闹考场的背后还是我们当前干部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土壤孕育出一个畸形怪胎，“这是啥考试”告诉我们这样的畸形考试在干部学习中的普遍，“还弄得和真的一样”告诉我们这样的考试是穿着真的马甲玩假的，“我掏钱买文凭”告诉我们某些官员买文凭很平常；“你有啥资格管我！”则是对某些官员以资格为资本，以权力为要挟不学习，应付学习，作假学习的一个形象勾勒。
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现在一些地方，将学历与官位划同等号。长期以来，在干部的使用提拔中，文凭是最重要的“敲门砖”和主要的权衡硬指标。比如，不少省市公开招录领导干部，规定报考处级岗位必须是研究生，而报考副厅得有博士头衔才行。至于有何真才实学，那倒在其次。在职读硕读博，文凭很吃香，水平、能力有无提高，则通常不在组织考虑之列。
问题是，在职官员大多公务缠身，还得忙于各种应酬，哪有时间沉下心来，接受系统的学历教育？于是，“掏钱买文凭”便成了一些人渴求“进步”的惟一选择。毕竟，全国像张平那样只有中专学历，而能官拜国家发改委主任的，即使在市县一级政府也少得可怜，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
当文凭成为决定干部升迁的绝对否决依据时，便繁衍和催生了某些干部不择手段“买文凭”。而相形之下，与国民教育中严格的选拔与考核机制比，各级党校教育相对宽松，就成为了一部分人获取文凭的捷径。事实上，党校教育管理的相对松散，尤其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方党校置自身的严谨于不顾，学员只要交了钱就可发文凭。于是，通过党校学习“买文凭”就成了某种潜规则。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显亮倒是一条心直口快的血性汉子。一句“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虽然说得很不得体，但它表达了在惟高学历是取的语境中，部分为官之人所面临的困惑与无奈，同时暴露出目前部分党校学员“忙于充电”，并非为了更新知识，提升执政能力，而是指望把“买”来的硕士或博士文凭，当作个人加官晋爵的敲门砖。
我们由此看到了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下的蛮横，看到了某些官员在获取文凭上的“志在必得”，看到了其根本不以买文凭为羞，看到了学术遭受权力的极大羞辱。普通公众在心底还有些疑问：局长“掏钱买文凭”的钱到底由谁“埋单”，是公款还是自己的钱？如果是公款，能听任官员们用来买文凭吗？如果是公款，它作为买文凭的支出在财政预算报告里又会以怎样的一种面目出现？
毋庸讳言，“掏钱买文凭”决非个案，它已成了一道丑陋的风景。但对于如此丑陋的出现，板子显然不能都打到把持权力的王显亮们的屁股上。所谓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文凭发放者的配合，“掏钱买文凭”之类的官学交易又如何能轻易付诸实施呢？某些官员想利用权力攫取文凭，学术为啥就很难说“不”呢？那些“真的假文凭”的大量存在，难道不正是学术底线失守的产物吗？是不是学术的行政化使得学术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从而使得学府与官场轻易便可对接？当学术附丽于权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如何会有丰厚的土壤？
可以预言，只要在官员任用过程中，一味认为学历与水平成正比，并以此作为考量干部的硬指标，那么，“掏钱买文凭”的闹剧还将继续下去，甚至有可能会弄得不可收拾。
官场启示
要时刻牢记，你无法选择领导，但领导却可以选择你。
要学会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要义无反顾地把领导的私事摆在第一位。
要懂得研究领导的兴趣远比研究如何搞好工作重要这一常识。
要尽快明白一个道理：最权威的规章制度不在墙上，而是在领导的口里。
必须坚持：给领导送礼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礼是万万不能的。
当领导说过的话没有兑现时，你要比领导还先忘记它。
凡是领导说的笑话，不管好笑不好笑，都要毫无顾忌地大笑特笑爆笑。
领导说错了话，千万别去纠正，要努力寻找领导错话中隐藏的真知灼见。
在你没有准备下岗之前，不要心血来潮指出领导的缺点和不足。
听领导作报告时，座位越靠前越好，掌声越热烈越好。
开民主评议会时，要勇于批评领导不爱惜革命的本钱、工作起来不要命之类的“缺点”。
要经常发些这样的牢骚：在某某领导手下工作，我们都快成工作机器了。
到领导的办公室汇报工作，无论领导多少次叫你坐下说，你都要坚持原则，绝不坐下。
行事要以领导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最高准则。
在办公室听到个别同事议论领导时，要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分贝越高越好。
与领导一道负责的工作出了问题，要坚决彻底全部地不折不扣地承担责任。
给领导撰写的发言稿切不可追求尽善尽美，要善于给领导留下修改的余地，哪怕是故意写错几个字也行。
受到领导表扬时要喜形于色，表明你很在乎领导的褒奖；遭到领导批评时要痛心疾首，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表明你痛恨自己不能让领导满意。
不可书生气十足地去追求什么原则和真理，要知道始终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硬道理。
要善于把领导的芝麻看成西瓜，对领导交办的事，要坚信汇报越多越好，腿越勤越好，要尽量争取让领导多拍你的肩膀。
平时要博览群书，注意积累，特别是领导夫人的宠物猫易患什么病有何偏方可治之类的知识，遇到了千万不可放过。
有关官场如何当好领导，有人借男女两性来说事
要想当好领导首先要向女人学习：
一是肚子里能容得下小人。
二是能顶得住来自上面的压力。
三是能容忍有人在后面捅。
四是善于应付摩擦。
五是能在摩擦中获得快感。
六是每个月必须开例会。
要当好领导还要象男人的阳具那样：
一是从不外露炫耀政绩。
二是关键时刻能硬得起撑得住。
三是能培育出接班人。
四是善于攻击对方又让其感到愉悦。
五是既能制造摩擦而又使大家同感快乐。
六是胜利后能谦恭地缩小自己。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栏目中披露说：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的“三公”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总行政开支的30％。王锡锌提出数字时也让主持人柴静惊讶，她重复问道：“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锡锌再次以非常肯定地语调又重复了一遍。
这个数字我想哪个老百姓听了都会吃惊。以600万公务员与13亿人口来算，平均每个公务员年三公消费就达15万，全国每个人平均要负担692.3元。再加上公务员平均年薪3万元，等于百姓供养一个公务员一年要用18万。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有这么多的消费权利，因为平均数总是掩盖了上下职务级别差别，而且有许多人并没有消费这么多，而是虚开发票顶代，然后落袋了。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透露，2007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总额已达80亿美元，年增长率在20%左右，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另据商务部预计，到2014年中国将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量占全球总量的23%.令人忧心的是，不少奢侈品居然把地方官员视为强有力的消费群体。除了用公款消费，还有一些官员聚敛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大肆搜刮的问题；惟利是图、横征暴敛，把个体户、企业当作提款机的问题。奢侈品市场上就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买的人不用，用的人不买”。换句话说，很多有能力消费的人群，把奢侈品当成了“孝敬”官员的最体面的礼品。前些年，少数官员的奢侈消费还算是凤毛麟角，这些年却有渐成气候之势。少数地方官员不是名牌不穿，不是名烟不抽，不是“五星”不住，不是海味不吃，不是出国不游的“奢侈消费”。
当年沈阳“慕马大案”的主角市长慕绥新。某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慕一身名牌，嗅觉敏锐的香港记者一看就算出他这一身“行头”要值好几万元，这位记者不解地在报道中提出，月收入不过1000多元，他如何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后来慕案东窗事发，事实说明他果真是个受贿老手。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网友进行一番人肉搜索后发现，周久耕所抽的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且所戴名表“江诗丹顿”一只10万元。
各地常常举办的反腐展览和贪官赃物拍卖，让公众看到官员奢侈消费的冰山一角。从珠宝古玩、名人字画、极品洋酒、世界名车到裹金镶银的生活用具应有尽有，绝对不亚于一场奢侈品展览。
面对少数地方官员不是名牌不穿，不是名烟不抽，不是“五星”不住，不是海味不吃，不是出国不游的“奢侈消费”，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方面释疑解惑：
一、追求崇尚奢侈消费的官员，肯定“结交”着几个富豪大款“朋友”。
二、追求崇尚奢侈消费的官员，肯定利用公务消费搞贪污、捞好处。
三、追求崇尚奢侈消费的官员，肯定都有一些灰色收入及来源不明的收入在支撑。
掌握公共权力官员的奢侈消费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用公款奢侈消费，第二类是用公权获利进行奢侈消费。公款消费目前真算得上甚嚣尘上，凡是可以开出发票的奢侈项目，或者可以变相获得报销凭证的奢侈项目，公款消费都大摇大摆地平入平出。公款吃喝司空见惯，公款赌博独树一帜，公款嫖娼包养情妇别出心裁，公款买官买学位与时俱进。至于将公权转化为资本，谋利进行奢侈消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公款消费扯不上任何干系，但它与公权却有着必然的关联。
君不见，在奢侈的高尔夫球场挥杆，在豪华别墅里逍遥的，在赌场里一掷千金的，在精品商场购买高档商品的，大多有官员的影子。握有公权的政府官员，他们的任何奢侈消费，都有人为其“埋单”，都有人为其“刷卡”。谁都知道，“埋单”者并不傻，他出钱为某些政府官员奢侈消费，会得到公权的高额回报。
在我国，官员已经成了奢侈消费的主要群体。如果他们仅仅是用自己的钱去奢侈消费，也是情理不容。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其中就讲到了“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作为官员理当带头践行。更何况对于我国现在的官员来说，大部分还没有用自己的钱去奢侈的本钱。有心人可以就贪贿数额做一个贪官排行榜，看看那些贪官哪个不是奢侈消费的践行者，凡进行奢侈消费的官员，我们大可断定他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现行的情况来看，官员进行奢侈消费，一是用公款直接进行奢侈消费，二是是用公权换取奢侈消费，不管怎么说，这两种都是严重的腐败行为，都是对社会公众及纳税人极大的犯罪行为
西安未央区党委书记郭大为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媒体（主要是网络）的重视。这名党委书记谈起潜规则、权力与用人之道，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真实感，也表明他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官员。
特摘录他的部分话语如下：
一个区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经常会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而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去看看那些落马的区、县委书记，看看他们做了多少违法的事情，看看他们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他的权力有多大了。
过大的权力对于一个领导来说，并非是一件幸事。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因为权力失控而造成的用人腐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大的腐败，而且是衍生其他一切腐败的根源。
担任区委书记这个“一把手”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周围的同志都是“好人”，他们在我面前都是拣好听的话给我说，都是赞同的声音。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有一个侧面，在“一把手”面前，这个“侧面”被巧妙地隐藏起来。
事权与人权的分离，对工作的开展非常不利。比如某局局长同时遇到两个事件，一个是上级党委要召开一个会，另一个是突然来了上百名上访群众，这时候，这位局长肯定会安排副局长去接待上访群众，因为上级党委决定他的升迁，他会去选择开会。而副局长呢，又会安排科长去处理上访的事情，科长又安排别人，最后到了群众那里，都是管不了事的人。
在官场上，领导艺术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一些领导则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比如有的“一把手”想要重用自己的一个“知已”，在常委会上，这位“一把手”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他会告诉大家，准备让谁谁谁到什么岗位，大家有没有意见？这时候，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大家心知肚明，提了反对意见就得罪了“一把手”。
这种貌似民主集中制的用人方式其实是一个人的集中，而不是一个团队的集中，更不是民主集中的本意。所以，在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下，权力分享往往会演变为作秀。
未央区 2007年大规模调整干部的时候，组织部长向我汇报工作进展时，一直在揣摩我的心思，再三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指示。谁心里都清楚，这是官场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指示”就是暗示我有没有“亲近的人”需要照顾。
现在一般把党委书记称为班长，这个称呼来源于《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句话是“书记好比是'班长’”，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书记把这个“好比”省略掉了，认为自己就是“班长”，从而造成“一言堂”。
如果一个选民觉得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他肯定是不用心的。
现在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些投票选举到计票环节时，工作人员就将票箱抱到了幕后，一些工作人员则是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台下的选民心里会怎么想？
而用人权的分散，对于“一把手”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除对众人看人不走眼外，自己也省去了不少的麻烦，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讲，找我说情的人少了。我和大家一样，也只是“1”，对方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不会为了我这个“1”而浪费太多的精力，他只会去努力地顾及“面”，而要顾及面，最好的捷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干好，赢得更多的人。
按照辞书解释，“一把手”即同“第一把手”之义。 “一把手”是“第一把手”省略了“第”字的简称。“(第)一把手”就是在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人。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称谓，尽管有专家说用“一把手”来称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的第一责任人不科学，但人们仍喜欢这么叫，甚至还冠冕堂皇地出现在一些官方公文中。
从党委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职务、职位的设置来看，把党委书记称之为“(第)一把手”，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的职务设置和党委成员的地位排序而延续下来的。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第一书记”的提法不再使用，但是取而代之的所谓“一把手”或“党政一把手”之说，日益流行开来，而且有不断被正面化和强固化的趋势。现在所用的“一把手”，有时泛指各级各类组织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有时主要指党政主要领导人，既包括党的委员会书记及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也包括政府首长和政府各部门和办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而使用频率最高的则是，用“党政一把手”来囊括各级党的书记与各级行政首长。
在有些地方，“一把手”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说一不二，大权一把抓，用人一言堂，开支一支笔。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什么都要请示他，并且必须照他的指示办。一些专横的“一把手”始终牢牢地抓住人、财、物要害部门，其他的班子成员或副职都不能也不敢插手，否则，会有好果子给你吃。正是有些“一把手”位高权重，长官意志强，一些副职才习惯于“一把手”拍板，以至真有意见也不敢提，怕伤和气，怕打击报复，怕对自己前途不利。
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即：“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就没有真理”，“一把手是说一不二，二把手是说二不一，三把手是说三道四，五把手、六把手是说说而已”。这种所谓“一把手”现象(说法和做法)、“一把手”体制的存在，其弊病很多，危害极大。近年来，有不少腐败与“一把手”有关，或者有直接关系，“一把手”往往是以一人之力搏万千之众。“一把手”如果失去控制，失去了有效监督，后果相当严重，甚至可以是达到“一把手”一手遮天的地步。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一把手”现象形成由来以久，在长期受封建体制影响下，从家庭的“一家之主”，到一个部门的“老大”，直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
在我们周围，好多“一把手”不是个人主义逞能，就是长官意志膨胀。他们在决策上随心所欲，惟我独尊，不管多大的事，都敢一拍脑袋就“拍板”，在重大项目决策上，由于缺乏民主与科学，缺乏政策的延续性和制度的保证，那些屡禁不止的所谓形象工程、半拉子工程一再冒出，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造成多么严重后果，好像没人会真正追究似的。所以，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在我们的国企事业单位，经常能看到在用人上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不正常现象，而这种用人方法，也是产生腐败的促进剂。“一把手”一手遮天，其以权谋私的机会也就更多,可能性也就更大，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权力寻租”活动。在“一把手”一手遮天的高压下，所有本该进行的组织程序，都会有可能成为表面化的形式。
各级“一把手”手中权力到底有多大？这很难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其管辖范围内，“一把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在“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下，任何监督机制、法律手段都会变得软弱无力，苍白无奈！
我们的监督机构、监督制度尽管日趋健全和完善，但“一把手”在一个镇、一个县、乃至一个市“称王”的现象，说来也已不新鲜。
“称王”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也是一种“潜规则”。“一把手”不仅是在工作上说了算，而且还在用人上说了算。因为能够说了算，所以什么事情都得等着他拍板。他说这会怎么开，那就怎么开；他说这事怎么办，那就怎么办；他说谁谁应提拔，那就一定要提拔；他说谁谁该撤换，那就一定要撤换。总之一切，都得围着他的指挥棒转。
如果“一把手”都能够一心为公，不腐不贪，那么当地工作开展好坏，至多是个领导水平和领导方法问题。而一旦其中有人崩溃了思想防线，利用能够“说了算”的权力和机会，去为自己谋求享受和财富，那就必如决堤之水，酿造出一个个大案。
李大伦就是这个问题，他这个市委书记在郴州就可以“称王”。李大伦案的教训很深刻，很多腐败案都涉及到这样的“一把手。”
由于上级监督的“鞭长莫及”，一些失去控制的“一把手”于是就很容易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称王称霸”。凡是“一把手”可以“称王”的地方，大多都是这样一种现状：一方面，是同级监督的缺位，“一把手”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真正有问题的话，靠班子自己暴露出来的几乎没有。都是某一个人先被查出来，才使整个问题暴露。腐败无法遏制的一个症结就在于监督缺位；另一方面，是下级“党员的沉默”。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 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党员的沉默，也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需要加强。
笔者认为中央有必要应尝试分散地方“一把手”们过于集中的权力，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做一些具体的设限：如在人事权上，选拔任用干部不能“一把手”说了算，市、区、县（市）党委常委会任免干部实行无记名票决制；乡镇、街道正职推荐人选、拟任人选和党政工作部门正职推荐人选、拟任人选实行全委会票决制。在财权上，“一把手”不能直接行使审批权，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管理权限，有班子副职成员行使。在事权上，明确重大事项须集体讨论，“一把手”只能“末位表态”，通过这些举措，并在实践中加以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不断的进行完善，等等。
纵观近年所有“一把手”的腐败案件，几乎无一不是从“称王”开始。所以防止“称王”，不仅是反腐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且是保护“一把手”们不会“葬送前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