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改革进行到底第六集: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丛德新-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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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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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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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
穿越远古
 
远古人类从混沌初开的状态走向文明的大地时，如同刚刚摆脱了襁褓的婴孩，步履蹒跚，却能不停地向前跋涉，直至撞入映满新曙光的文明之门。
 
人猿相揖石作证
 
新疆，这片处于中国西北部的神秘大地，在人类的混沌时代，也同样演绎着筚路蓝缕、茹毛饮血的故事。
在我们揭开它的面纱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将要去进行历史之旅的这片大地。在亚洲大陆的中部，有一组突兀而起的山脉--帕米尔。在它的东边，有两条向东延伸的巨大山系，这就是著名的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在这两个巨大的山系之间，是一个椭圆形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它环抱着一片广袤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的东边，是罗布泊洼地。
雄伟的天山横亘在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它的北方又分布着一群西北一东南向的矮山，即阿尔泰山脉。两山之间相对封闭的盆地叫准噶尔盆地。
独特的地理形势和地貌特征，使得新疆既孕育出自己丰富绚烂的远古文化和多姿多彩的历史进程，又成为古代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所积累下的各种文化遗产，依赖于这里的自然条件而存留下来。这些文化遗产，成为今天我们了解新疆悠久古代文化的参照物。在考古学者的不断努力和探索下，新疆远古时期人类活动已有迹可寻。在新疆，含有细石器遗存的遗址已有很多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天山南北、东疆低地等处，分布地域广阔。细石器，简单地说，就是指比较细小的打制石器，它是人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沿用的石质工具。在世界的许多范围内，几乎都有以细石器为生产工具的阶段。它大致可以分成各具特征的两个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后者又称作典型的细石器或细石叶石器传统。
我国的华北被公认为是非几何形细石器的起源地。新疆的细石器传统与内蒙古大体一致，也是属于这种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当我们仔细端详远古人类遗留下的这些石质工具时，一种发自心底的悠思和渴望使我们对远古人类充满了虔诚和神秘之感，迫切地要去找寻那条远古之路。新疆地区的细石器遗址，有典型意义的有哈密的七角井、乌鲁木齐的柴窝堡、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罗布泊以及吐鲁番的阿斯塔那。
七角井在哈密的西北二百余公里处，四周被低矮的沙丘环抱。遗址在一片低平的坡前冲击扇上，包括物非常纯净，地表上只能看见大量的石片和石屑。在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船底形石核和楔形石核(图1)。石核是在石器制作过程中剩下的石料核心部分，由于在石核上面有石片剥离后留下的疤痕，因而可以分析出石器的制造方法。七角井的这种船底形石核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早期细石器的典型代表。
乌鲁木齐市东郊的柴窝堡，也是一处富含细石器的遗址(图2)。在遗址的地表上散布着许多细石器，有石核、细石叶、石片、刮削器、雕刻器、石镞等。石核有船底形、楔形、圆锥形等，与哈密七角井遗址的细石器基本相同，应属于同一类遗址。
 
阿斯塔那遗址，位于吐鲁番盆地北侧火焰山南麓的山前戈壁上。遗址的范围非常大，胜金河水的故道流贯遗址的中心。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内采集到的各类石器达760余件。在细石器中，以细石叶居多。这里的石叶薄而细长，绝大多数经过二次加工，造型也比较规整，许多石片上有明显用于修刮的半圆形凹刃。石核的形状则多像一个棱柱体，较小，直径不足一厘米，这需要有精湛的压制技术才能达到。
此外，这个遗址中修琢精致的柳叶形、桂叶形及三角形带铤的矛、镞，以及锯形刮削器和切割器等，也都非常具有特征。考古学者们认为，这种数量较多的桂叶形石器，是新疆所特有的遗存。
阿斯塔那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石镞，多数是选用天山脚下随处可见的硅质岩，也有用质地更佳的燧石、石英和玛瑙等石料制成的。由于石质致密，硬度较大，易于剥打下细薄的小石叶，压琢出锋利的薄刃。石镞尖端犀利，两边出刃，一般长度在2．9～5．6厘米之间。器身表面压剥有精细的波浪纹痕迹。尽管其造型尚保留有较原始的形态特征，但已基本定型了。
这几处遗址的共同特征，基本上是以打制石器，特别是用间接打击法制作的典型细石器为主。这种石器的年代，起自约一万多年前的地质时代上的全新世时代，延续的时间较长。此时的人类，刚刚摆脱了旧石器时代的蒙昧，但仍保留了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他们依靠逐渐发达而完善的石制工具，弥补着人类自身的不足和缺欠。人们用压制法修制的细石器，制成了比以往更精巧有效的复合工具：把细小的石片安装上木或骨制的柄，像一把锋利的刀，适宜于剥刮兽皮和树皮，而有些则成为切割用具或投射器。这种肇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复合工具，此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新疆木垒县的细石器遗址中，已可看出复合工具很发达。而且在此时新疆其他的细石器遗址中，多数遗址有用石叶制成的箭镞，也表明了复合工具的普遍应用。弓箭的普遍使用，成为这个时期技术发展的标志。弓箭比以往的矛和投掷器有质的进步，普通弓箭的射程至少在80～100米，较之投掷器既远又准。凭借弓箭，人们在与野兽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而这种细石器遗址的广泛分布，可能正是当时人类对物质生活的不断需求，狩猎工具普遍改进的反映。此外，在这些遗址内常见到的石球，可能也是人们常常利用的狩猎工具之一。现代民族学的材料提示我们，利用石球制成的飞索，可以有效地将野兽打倒或缚住，帮助人类捕获猎物。罗布泊遗址的史前环境与今天有很大差异。当时的罗布泊边缘水网交织，水源充足。即使进入了历史时期，在著名的楼兰城附近，仍可看出纵横交织的古河道。优越的水泽条件，使得史前人们的渔猎活动非常频繁。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附近的孔雀河沿岸地区，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其中以加工精细的桂叶形石镞、石矛最富特征，并呈现出规格化的趋势。石片石器贝4多有第二步加工，显示出复合工具也很发达。各种形状的刮削器、尖状器也都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以狩猎、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生活形态，
在幅员辽阔的新疆，并非是唯一的形态；在一些更适宜农耕的地区，也存在着另一类生活形态，表现在以大量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特征的远古人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作为生产或生活工具的石器为大型的磨制石器。这种磨制石器是采用琢磨的技术制造，即先将石料经过初步加工，打成一定的形状，再经仔细敲琢，最后局部用砂蘸水在砺石上研磨，使之平展光滑。这种制法使器形比较准确，可以按照人们的意愿加工成不同的种类。并且，由于有了刃部，使用时效率大为提高。与此同时，钻孔技术也有了发展，石器经过钻孔，装上木柄，使用起来就更为方便了。
在这些遗址中，开始出现陶器。这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明。陶器的使用，使人们可以改善制备食物的方法，增加了食品的种类，同时也增强了定居生活的稳定性。而这种定居生活，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人们不再单纯依靠自然界，而能够通过生产劳动获得产品，这样，既推动了物质生活，也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向更高的层次迈进。
疏附县的阿克塔拉遗址，位于喀什地区。遗址处于葱岭东麓群山环抱的山前荒漠地带。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以石刀和石镰所占的比例最大。石刀多呈半月形，弧背，刃部较平，横剖面大多呈楔形。完整的一件长16厘米，厚2厘米。石镰磨制亦较好，均弧背凹刃，背厚刃薄，剖面呈瓜子形或楔形。其中的一件长15．3厘米，宽2．8厘米，厚1．4厘米。此外，石器的种类有石斧、石杵、磨盘、砾石、石球、石纺轮等。磨盘的形体较大，两端翘起，中间凹平，呈马鞍形。在阿克苏的喀拉玉尔衮遗址，也有与此相同的石磨盘。这类磨盘的作用，多是用于加工农业产品，说明此时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疆的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是一处古代村落遗址。遗址位于天山北麓的山前坡地上。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内清理出房屋遗址、墓葬和各种形状的灰坑。出土的大量器物包括石、陶、骨、铜几类。石器是该遗址的主要生产工具，包括了细石器、石片石器及大型的打制和磨制石器。其中的细石器主要有圆柱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石核及两端被截断、边缘多有加工使用痕迹的窄条形细石叶，也有个别的通体加工细致的凹底石镞。
遗址中最具特点的是大量的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78％，器类有石杵、石磨盘、石磨棒、石锄、石球、石臼、石环、石钻、石纺轮等(图3)，其磨制技术已相当成熟。除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之外，还有谷类遗迹和马、牛、羊、
狗等畜类骨骼的残体。考古学者根据这个遗址所处的环山傍水的自然条件判断，当时的畜牧业与农业可能同处于重要的地位，而且此时已开始出现了铸铜业。同时，与石器共存的大量各种式样
不一的陶器，也表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地起着变化。通过不懈的努力，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路愈来愈宽，人类的智慧在这些由石头加工而成的石器和泥土制成的器皿上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疏附阿克塔拉遗址的陶器，烧制的火候较低，陶制器皿的胎质都夹杂大量的细砂，以手捏制成形。器皿的形状有罐、钵、盆、瓮、小杯等，许多器物在口沿处有一圈小洞或小突钉，其他的装饰纹样很少，显得土里土气。可莫要小看了这些貌不惊人的陶器，正是这种陶器的初步出现和普遍流行，人们才逐步地走上了多种经营的道路。农业生产由发生到发展，定居的生活越加稳固，由此而引发人类在各个方面都逐步迈向繁荣。
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的陶器较阿克塔拉遗址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较大的陶器和较小的器皿其陶质各不相同，前者多含有粗大的砂石颗粒；后者的陶土多经过淘洗，质较细，器皿胎薄而略显精致。陶器的烧成颜色以红色为主，大器的器皿表面颜色不纯，深、浅不一。陶器的器形以平底器居多。大型的器类有缸、瓮之类，平底、鼓腹、口微敛，唇直或外折；小型器皿有钵、平底筒形杯、平底敞口碗或碟等。在该遗址中陶器的表面装饰手段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人们在注重陶器的实用功能之外，已开始注重器皿的装饰之美。人们将自己对美好事物不断追求的天性倾注在陶器艺术之中。
阿斯塔那大型器皿一般纹饰简单，只有在口沿做简单的纹饰。直唇的器皿，在器领以外附加一圈泥条，用手指捺成起伏的波纹。陶胎质较粗糙的则在表面加压印编织纹，既增加了器物的牢固性，又起了装饰作用。陶质较细的陶器表面上的纹饰多用篦状物压划而成，因而器物表面多有成组的竖向凹线，也有类似指甲痕的月牙形凹痕。还有一种由圆点窝组成的平行直、斜线纹。这类陶器在施加纹饰之前，往往把器坯外表打磨光滑，甚至在外表再涂一层红褐色陶衣，使器皿更显精致。
在木垒四道沟遗址，遍及遗址范围内的房址、储藏用的窖穴、垃圾坑等处，有大量的陶器、石器相伴出土。这些陶质器皿用夹砂的泥土烧成，器表呈红色。形状有双耳罐、单耳罐、单耳桶形杯、双耳盆、釜、钵、盘、器盖、纺轮等。器皿多圜底器，并出现了带圈足的器物。在一些粗砂陶质的大型炊器中，常常发现其口沿处有透穿的小孔，从其部位上看，可能是装饰性的镂孔，但也不排除其实用意义。这时已出现了器盖，可否理解为煮沸食物时，便于排气的气孔呢?
人们在农业取得进展的同时，对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四道沟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狗头陶塑像，高仅4厘米，狗头的形象生动逼真，说明当时人们对畜牧的重视。遗址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球和石镞，看来当时的狩猎仍占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
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原始手工业的进步，作为手工业之一的制陶业，在陪伴人类进入文明愈走愈远的时刻，迅速发展起来，成了衡量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进而，在已有萌芽的基础上，孕育出了一个繁缛的彩陶文化阶段。 ．
 
彩陶之旅
 
彩陶是指在器壁上绘制彩色花纹图案的陶质器皿。陶器是为适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地位的定居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在日常生活中起着炊饮、汲水盛水、贮藏、烹饪等作用。在生产活动中还可作纺轮、弹丸、网坠、陶拍等。由于它的重要作用，人们精心构思和制作，并于其上施涂各式各样的花纹、颜色，使陶器在实用的基础上，又具有了艺术的美感。新疆地区的彩陶出现时代，是与人们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或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相适应的。在新疆的大部分地区都曾出现过彩陶的踪迹，不论是在昆仑山麓、天山南北，还是在塔里木盆地边缘，东部的丘陵低地，可以说彩陶无处不在。据有人统计，已发现的出土彩陶的遗址有近50处，其大致的时代起自青铜时代，延续了二三千年之久。
新疆的地理环境独特，横亘中部的天山将全疆分割成两个大的地理单元，东部的低山和盆地也相对独立、封闭。从地域上看可划分出几个较大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各地区的彩陶既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各具特点，组成了新疆彩陶丰富的内涵。
这几个大的地理单元如哈密一吐鲁番盆地、巴里坤草原地区、伊犁河谷地区、天山阿拉沟谷、焉耆盆地等。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别，各区域的彩陶特征也各具特色。
1。哈密一吐鲁番盆地。该区域位于新疆的东部地区，其东经河西走廊与甘肃相连，北部为博格达山和巴里坤山脉，其南为库鲁克塔格山。哈密和吐鲁番盆地为两个相对闭封又互相连属的地理单元。在这个大的区域内，比较重要的彩陶遗址有哈密三堡焉不拉克、哈密五堡水库、吐鲁番艾丁湖古墓地、鄯善县苏巴什墓地、鄯善县洋海墓地等。
哈密焉不拉克是哈密市西北约60公里处三堡乡的一个村落。村子的西北有两条小土岗，两岗之间有一泓泉水。土岗之上分布着密集的古代墓葬。这些古代墓葬的形制可以大致分成土坑墓和土坯墓两种。在墓葬中都随葬有大量的陶器，器类有壶、豆、钵、杯等。彩陶的母题由三角纹、益线纹或S纹组成，此外还存在锯齿纹、水波纹、内填网格的倒三角纹、十字双钩纹等。在红褐色的陶衣上绘黑彩花纹，在部分陶器中有施内彩的现象。焉不拉克墓地内出土的彩陶器皿，有些在器底中心穿有小孔，可能与其葬俗相关(图4)。
哈密五堡水库墓地也是一处较密集的古代墓葬群。在用做随葬品的彩陶器中，有罐、豆、壶几类。构图的基本母．题是三角纹和竖线纹。也是先施红褐色陶衣，再以黑色彩绘描出花纹。
吐鲁番的艾丁湖古墓地位于吐鲁番地最中心处，其海拔高度为一153米。墓葬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随葬的器物种类有陶、铜、石和金箔饰件等。陶器为手制，彩陶为红衣黑彩。花纹图案主要是各种三角纹、条带纹和网格纹。其中三角纹图案略呈弯曲形状，颇似被风吹动的三角形旗子，随风而飘，动感明显。在有的陶器上，往往有一条从口沿至器底的平行条带，条带内饰网格纹，洗练醒目；或者是由正向和倒向两组三角纹满饰器身，形成了空白地的波折纹样。在一件彩陶壶上，沿部分由规整的菱形纹装饰，器身则由三组卷曲的双线纹饰满器腹，非常富于装饰效果。鄯善县的苏巴什(又称苏贝西)古墓中，出土的彩陶器有钵、罐、杯几类。陶质多为夹砂红陶，有彩绘的陶器则先施红陶衣，再绘黑色图案，构图主题是多种变形的三角纹。洋海墓地是鄯善县的另一处古代遗迹。这个墓地在该县吐峪沟乡，位于著名的火焰山南麓的冲击扇上。其出土的彩陶器皿，不论其形状或纹饰，都颇具特色。如一件彩陶豆，器形的特征为敛口、鼓腹、高圈足。器身装饰红色陶衣，口沿至器腹饰曲线勾连纹。在勾连纹内或填满红色，或填平行斜向的短线(图5)。另一件壶，从1：3沿至腹部饰满由二至三条锯齿纹为一组的竖向短线条纹，上下交错排列。在一件单耳圈足罐上，腹部有间距大致相等的五个乳钉，口沿上绘锯齿纹，器腹则由曲线纹和变形三角纹装饰，风格独特。在一件有立耳的平底陶缸上，器沿内有填实的锯齿纹，器表有从口沿到器底部的倒三角纹，内填网纹，器腹部似有一个人形图案。在一件带流罐上，整个器腹上饰满大的网格纹，纹样非常规矩整齐。
 
哈密～吐鲁番地区的彩陶，在年代上以焉不拉克墓地为最早。人们采用科学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显示，这处彩陶遗存的年代距今已有三千余年了。吐鲁番盆地内的几处彩陶遗存年代略晚一些。这一地区的彩陶风格，除保持了自身的特点之外，与甘肃、青海等地的彩陶，无论从造型、颜色或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来在三千余年前，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就已往来密切了。
2．巴里坤草原地区。在新疆东部，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地带，是一片广阔无垠的缓坡冲击扇。无论是山坡上，还是山前平地都有发育良好的植被，成为古代游牧民理想的栖息地，而使他们在这里世代繁衍。在木垒县四道沟，奇台半截沟、红旗厂，巴里坤南湾、兰州湾子、石人子乡，伊吾军马场，卡尔桑等处，均有彩陶分布。通过考古人员的工作，使我们可以一窥其大体的轮廓。
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原始聚落遗址。遗址中既有房址、灰坑之类的遗迹，也有少量墓葬。陶器数量较多，主要器形有釜、腹耳壶、双耳缸、单耳罐、钵等。彩陶是红衣黑彩，构图纹样主要是交错网格纹和条带纹。奇台半截沟的彩陶风格基本为连续的倒三角纹和网纹，与木垒四道沟的彩陶风格非常相近。现藏新疆博物馆的一件出土于半截沟的彩陶罐，遍体施彩，口沿有一圈锯齿纹。器身分两部分，上下各以曲线的波折纹装饰，中间以空地相隔，花纹生动流畅，非常和谐(图6)。
在巴里坤县奎苏南湾，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墓室为竖穴土圹墓。在丰富的随葬品中，陶器占据了大多数，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有三角纹、连续折线纹、涡纹等。在石
人子乡亦采集有彩陶残片，红衣黑彩，花纹有网格纹、三角纹及横、斜短线等，比较简单。一件残破的陶缸，口颈处饰锯齿纹，肩部有一圈内填网纹的大倒三角，空白处各有一组短横线修饰。大河乡一件完整的彩陶罐，在沿、颈肩部及下腹各饰一圈内填折线三角的宽条带，风格朴实，纹样和器形和谐统一。
3．伊犁河谷地区。天山横亘新疆中部，绵延千里。在天山中部有许多山问谷地和小型盆地，发源于天山深处的伊犁河，便处于一片辽阔的山间谷地之中。伊犁河的上游有两条主要支流，巩乃斯河和喀什河。两条河流均导源于天山中部的高山，向西在伊宁市附近汇合成伊犁河，流经中亚的七河地区，注入巴尔喀什湖。在流域的上游地区，有发育良好的山地植被，是著名的高山牧场。中、下游河谷两岸地势开阔，水草丰美，气候温和，非常适合人类活动。
新疆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代人类遗存。主要地点有昭苏夏台、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新源县铁木里克等。在昭苏夏台，广泛分布着众多的大型土墩墓，在地表上矗立着高大的圆丘状封土，往往呈链状分布。墓室为竖穴土圹，墓顶用圆木棚盖。随葬的陶器已采用轮制方法制造，多为夹砂红褐色陶质。器表上涂施黄色陶衣，彩陶为红色。
在察布查尔县的索敦布拉克，也发现了古代墓葬。这些墓葬在地表上往往有较小的封土堆和圆形石围。埋葬的形式很独特，先挖一个大圆坑，在坑内再分别挖四个长方形竖穴土圹，另外一种是直接挖竖穴土圹。随葬的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红陶。彩陶为红衣红彩，构图纹样为重线三角纹和网格纹。器形主要是圜底罐、圜底钵、单耳罐等。圜底罐一般是口沿内外施一周红彩，肩部饰以斜线构成的网纹。网纹被分成五个等份。圜底钵则在口沿施一周红彩，肩部有重线三角纹，有的在内壁上施"+"字形内彩(图7)。
 
伊犁河谷地的东、南、北三面均为天山环绕，西边地势开阔，沿河西行，与中亚七河地区往来便利。目前在新疆境内伊犁河流域出土的古代彩陶，其年代基本在公元前6世纪，即距今约2600"--"2700年左右。几个主要地点的彩陶特征较为一致，以红彩为特色，器形也基本相同。与彩陶共出的器类还有铜器和铁器。研究者们在将其与中亚地区时代相近的遗存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两地的遗存有着诸多一致的特点。进而认为新疆境内伊犁河流域的这类遗存与中亚及七河地区相同的遗存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
4．天山阿拉沟谷地。在天山中部存在着众多的山间谷地和走廊地带，甚至互相连属，成为古往今来沟通天山南北的通道。阿拉沟就是这样一处颇具文化地理意义的区域。在这一地区出现彩陶的地点有阿拉沟一鱼儿沟墓地、乌拉泊水库墓地、东风机械厂墓地及阿拉沟大型木椁墓。在鱼儿沟墓地，墓葬均为竖穴石室墓，以卵石砌成，上面盖木。随葬品中陶器均为手制，彩陶为红衣黑彩，构图主题是三角纹、涡纹和条带纹，器形基本上有腹耳缸、单耳罐、豆、壶、双耳罐、盆、钵、桶形杯等。在一件腹耳罐上，器身满饰花纹。颈间有两周填实的倒三角纹，颈腹间以空白地隔开，器腹饰连续的涡纹。另一件单耳罐的口沿上亦饰填实的倒三角纹，器腹则用变形的涡纹装饰。在一件彩陶壶的腹部，也是用涡纹装饰，涡纹用双线绘成，内填短线，在腹颈之间饰满竖线，纹饰颇具动感。乌拉泊水库墓地的彩陶基本与鱼儿沟相同，也主要以倒三角纹、涡纹和条带纹为主。东风机械厂墓地的彩陶除上述几种之外，又有网格纹和棋盘格纹。如在一件腹耳罐上，口颈和器馥均以网格纹满饰。另一件彩陶罐，颈间饰棋盘格纹，器腹饰内填平行斜线的条带纹。还有一件较大的单耳缸，器表打磨光滑，颈腹间有三圈条带纹，条带内有同心半圆装饰，腹部绘内填方格纹的倒三角纹。该墓地还出土了一件单耳浅盘高圈足的豆，豆盘上绘有变形的倒三角纹。
上述几处彩陶遗存的年代集中在距今2650～2125年前后。其彩陶风格特点为红衣黑彩，构图纹样中三角纹、涡纹、条带纹、网格纹等与东部吐鲁番盆地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甘肃、青海地区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同时，这几处墓地不同的葬俗，又可以在天山以北和更远的中亚地区找到同类。说明这一地带在沟通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5．焉耆盆地。这一地区是天山中部的山间盆地。发源于天山深处的开都河水流经此地，注入盆地内的博斯腾湖。盆地的东北、西北均被天山山脉围绕，南面越过低矮的丘陵，即可达天山南坡的山前坡地。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其西北为著名的裕勒都斯草原，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盆地内是盛产粮食的平原。这一地区富含彩陶的遗存有和静察吾乎沟墓地和轮台群巴克墓地等。
察吾乎沟是盆地内天山山脉中段南麓一条南北向小山沟，从山沟向西北，可达盆地深处的裕勒都斯大草原。沟内发现古代墓葬群多处，几乎每处墓葬群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墓葬在地表有石堆或石围的标志，非常容易辨识。在随葬品中陶器数量最多，彩陶占有很大比例。一般涂红色陶衣，施黑彩或红彩，构图繁缛。以各种三角纹、网格纹、折线纹、条带纹，尤其是以各种几何形构图的棋盘格纹、菱形纹、回纹等为代表，变化多样，独具特色。其主要的器形，以带流罐、单耳长颈壶、单耳罐、釜、双耳罐、单耳桶形杯、钵等为代表。往往在同一种器类上装饰多种彩陶纹样。
察吾乎沟墓地出土的带流罐中，有的颈部一侧绘内填圆点和细网格的方格纹，有的装饰红色方格纹和棋盘格纹；有的颈肩处饰一周由棋盘格组成的横条带，有的口颈至器腹饰斜向的条带，内以多重连续折线装饰。同时，在其他器类上，彩陶图案同样繁缛华美。该墓地的一件单耳罐，在颈肩处由凸弦纹分隔成四部分，每部分装饰不同的花纹，有两组是在方格内相间填井字形短线和实心圆点，另两组则在方格内相间填横、竖短线。每组的边缘用多重折线相隔(图8)。
在轮台群巴克墓地中，出土了大量与察吾乎沟墓地中彩陶风格相近的陶器。其彩陶构图以各种三角纹和网格纹为主，也有个别的动物纹样。如在一件带流罐的侧面，就绘有一个类似青蛙的图案。
焉耆盆地以察吾乎沟墓地为代表的彩陶遗存，其年代距今约三千年。无论从彩陶的形制和花纹的构图都为其他地区所未见，区域特征明显，具有鲜明的土著特征。但从察吾乎墓地的墓葬形制、陶器的种类、形制以及部分彩陶图案的风格来分析，又与东、西方的考古文化有着联系和互相影响，其相对独特的文化特点，也吸引了人们对它去进一步分析研究。
除了上述几个地区彩陶之外，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亦有一些彩陶出现。在罗布泊，彩陶器均为手制，先于器表上涂红色陶衣，再绘黑彩，花纹有倒三角、水波纹、竖条纹等。在且末县柯那沙尔曾出土一件完整的彩陶壶，亦为手制，在红色陶衣上绘黑色花纹。颈部饰网纹，颈肩处绘水波纹，器腹则绘变形三角纹。
新疆地区的彩陶，经历了从发生、发展至衰退的过程。其延续时间经历了青铜时代至公元前后，历两千余年。各地区的彩陶风格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彼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以东疆的哈密、吐鲁番盆地的彩陶和焉耆盆地的彩陶最具特点，在新疆各个区域内，其绝对年代相对处于比较早的阶段。各区域内的彩陶，可以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并不多见，甚至可谓是风毛鳞角，这不仅在彩陶的发展中是个难解之谜，对于探索新疆远古的历史，也是一个缺憾。新疆彩陶的特点，在陶质上基本都是以夹砂红陶或红褐陶为主，颜色不一，器表斑驳不匀，似乎反映了当时的烧制技术不够成熟；制法大部分以手制为主，轮制不多。器物的成型多用泥条盘筑。器表外多施陶衣，有红色或橙黄色或白色，以红色为主。彩绘颜色则主要是黑色，也有红色和紫色。构图的主题有三角纹、网纹、条带纹、水波纹、涡纹等。图案配置往往是在器物口沿处饰倒三角纹，器腹饰主要纹饰。各地区普遍有三角纹或网纹，也说明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相影响。
新疆的彩陶，无论从陶质、形制和花纹装饰上，都不曾出现过精致、繁盛的情况，这可能与新疆古代社会生产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几个主要的彩陶分布地域，基本存在于绿洲之内，其社会生产活动以半农半牧为主要特征。一般说来，彩陶是定居农业的产物，新疆自身的条件，也可能对彩陶的发生、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但无论如何，新疆地区的彩陶还是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为中国的彩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
 
塞人寻踪
 
在中国著名的史书《汉书》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个今天已很陌生的名字"塞"。《汉书·西域传55说：乌孙国的东边与匈奴相连，西北面是康居，西邻大宛，南面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国家。这地方原本有塞人居住。大月氏向西方迁移时，打败了塞王。塞王向南过悬度，进入了克什米尔地区，大月氏便占领了原塞王的辖地。后来乌孙王昆莫占有了大月氏的领地。所以说乌孙的人民中有塞人和大月氏人。又曾提到：从前匈奴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向西征服了大夏，而塞王南迁统治了厨宾，塞人分散为许多小国。从疏勒起，西北的休循国、捐毒国等都是塞人的国家。
这两段文字，均出自东汉初期史学家班固所著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中。书中提到的匈奴、大月氏、塞人之间类似多米诺(domino)式的迁徙运动，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文中提到的塞地大致在今天的伊犁河、楚河流域。那么在此之前的塞人在何处呢，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他们又留下了什么样的遗迹呢?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或者更早，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古称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其中见诸古代典籍的就有允姓之戎、大夏、莎车、大月氏、匈奴、楼烦等。这些当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很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北方草原上，他们依靠强弓劲马，在这一带纵横驰奔，经常与河东之地的定居人民发生冲突。至秦穆公时，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河西地区游牧部族的侵扰，用能人由余的智谋，在公元前623年，派兵攻打戎王，占领了许多游牧部落的地区。最终导致了这些被打败的部落向北和西方迁徙。在这些部落中，就有允姓之戎、大夏、月氏、莎车等部，至公元前7世纪末，这些人开始出现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这场几乎是横跨欧亚草原的民族迁徙运动涉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中被记录了下来，而且在西方的古代文献中，也有反映。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一前425年)，在他的名著《历史》一书中，也曾多次提到名叫Sacae(Saka)的人。研究者认为这个Sacae便是后文提到的Massagetae(马萨亥特)人。并说"Massagetae人据说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他们住在东边日出的地方"。"住在与Araxas(阿拉克赛斯，指锡尔河)河和Issedones(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有人说他们是Scythia(斯基泰)的一个民族。"当时波斯帝国第一代君主居鲁士二世(前558一前529年在位)曾派兵与马萨亥特人打仗，结果一向战无不胜的居鲁士王和他的波斯军团，在骁勇善战的马萨亥特人面前未赢得半点便宜，不仅波斯军全军覆没，居鲁士二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了。
在当时的波斯人看来，这些马萨亥特人、伊赛多涅斯人和斯基泰人都属于一个部落集团。波斯人将他们称为Saka(塞克)人。至今仍保存的波斯阿喀美尼朝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中，多次提到了"Saka"的名字，并说他们的国家"在海的那边，那里的人戴着尖顶的帽子"。
从波斯纳黑希鲁斯塔姆的楔形文字石刻上我们得知，实际上古代的Saka(萨迦)人居住在从黑海到兴都库什山和天山的广大区域，他们分成三个集团，一部分是崇拜叶子的萨迦人，分布在费尔干纳盆地及帕米尔等地；戴尖帽的萨迦人，分布于吉尔吉斯及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带，即从帕米尔、阿赖岭以北至天山、阿尔泰山，包括塔什干、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另一部分萨迦人，即所谓海那边或河流那边的萨迦人，分布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东南、索格底亚那(即河中)之地。古代波斯人将这些居住在伊朗高原以北的各游牧部落通称为萨迦人，所以希罗多德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迦人的。希罗多德指的斯基泰人其实就是指前文提到的马萨亥特人。
汉文史书上的"塞种"，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分析，即是古波斯语中"Saka"(萨迦)的音译。在其他的汉文典籍中，又有"铄迦"、"烁迦"等不同译法，都是"Saka"的译音。自公元前7世纪前后，中亚草原游牧部落绿洲农业居民的原始公社制度先后开始解体，中亚最早的国家形式逐渐形成。在中国的史书中，出现了"塞王"，大概标志塞种也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塞人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只有少部分人从事农业，种植糜子、大麦和小麦。已知道用毡房，这种毡房从外形上看是圆柱形的，里面以木料做成格子，分成6格至10格，可以张缩自如，以便携带，顶上环列着轻巧的椽木。这种便于拆卸和折叠的木格与氍，极易放在车上及马背上运走，是为适应游牧生活的智慧创造。塞人将天幕建在大车上，车有两轮、四轮、六轮的，用两条牛或三条牛拉，有的用骆驼驾御。迁徙时，塞人用车运送妻子、儿女及家庭什物、用具。这种天幕也可以从车上移下来建在地上。在冬天，也住在用泥草筑成的房子里塞人实行王政制度，他们分成四个大部，每部又分成若干"区"，每区由一个总督加以统治。实际上这些总督都是由各部落酋长世袭的，因为塞人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但仍保留有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因而各大小酋长的权力很大。由各部落酋长再推举塞王，塞王的权力至高无止。按照习俗，每任塞王死后，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尸体先涂以香油，然后装入特制的车，巡行于塞人各部落间，尸车所到之处，各部落人民都要表示沉重哀悼，并以各种方式毁伤自己，或割去一片耳朵，或毁伤前额、鼻子，或以箭镞穿人左手，或抓烂自己的脸或眼部，或拔掉一绺头发等等。巡游完后，将尸体送至王族的葬地，所掘的正方形的坟墓，面积甚大。尸体放入墓中，以毯相裹，并在尸体两旁堆放戈矛。还实行残酷的殉葬制度，除了要缢死一个王妃殉葬外，凡是塞王的厨夫、圉人、侍者也都要杀死殉葬。王的马匹，也要杀死葬于墓门附近。最后，由部落的人民在墓上堆起丘陵，以表示求得王的宽宥。在王死一年之后，还要杀死50个奴隶和50匹马，陪葬于陵旁。
塞人骁勇好战。每次作战的战利品，都由塞王分配给战士。他们奖励战胜敌人和多杀敌人并把敌人的首级割下来，作为分取战利品的凭证。同时还把敌人的头颅用来作饮器，把首级眉毛以下的部分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富人在外部包上牛皮，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穷人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一个人也可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曾在国王面前战胜过自己。
至于战争，希罗多德这样记载着，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基泰人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血，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死人的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便可以分到一份虏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他沿着两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柔软，用它当作手巾来保存，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的马的马勒上以为夸耀。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巾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
塞人所使用的武器包括防御用的甲胄和攻击性的战斧、矛、剑和弓箭。防身甲胄是用皮革制成，再在皮甲上缝以兽骨或马蹄制成的硬片，使之更坚固。后来改用青铜和铁制成硬片，缀在外面，被称为鱼鳞甲。同时，塞人还将战马身上也披上鱼鳞甲，以便在战场上可以抵御敌人的刀矛和箭矢的攻击。甚至塞人的战马还有用铜制的胸甲、黄金的马勒和马嚼子。攻击性的战斧、刀、剑、矛等形式略有差异。塞人还使用套索和飞石器。但使用最多的是弓和箭。弓虽短而劲强，多数用复弓，箭头最早用骨制或石制，后来用青铜或铁制。为了携带方便，常将弓套和箭袋联起来使用，弓套和箭袋都装饰得很美丽。就是凭借着这些强弓铁骑，使得这些"马上的弓手"在广袤的草原上纵横奔驰，铁蹄声声叫人胆寒。
塞人有自己的宗教。他们崇拜祖先，认为万物有灵，对一些自然现象予以崇拜。希罗多德说游牧的马萨亥特人在诸神中间更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之中最快的太阳。定居的塞种人则把土地当作母神加以崇拜。出于战斗的需要，对战争之神也很崇拜，他们把剑插在地上，向上浇奶和血，以祈求获得胜利。
塞人还特别崇拜黄金。希罗多德在描写中亚塞人的特点时说，塞西安王室小心翼翼保护神圣的黄金，每年为它举行重大的祭典。当时塞人的衣服上都以黄金为装饰品。这些塞人的遗迹和遗物，通过考古学家们不断的探寻，
已逐渐明晰，还原了其真实的面目。
在新疆的伊犁河流域各地，曾多次发现有大量红铜或青铜的器和武器。在巩留、新源、
 
昭苏和察布查尔等县境内发现一批铜器和武器，有铜盘、铜鳆以及斧、镰、刀、凿等。其中的铜斧为双范合铸，有椭圆形銎，銎面有树叶纹，斧身直背双面弧刃(图9)。新源出土的一件铜凿，表面也有这种叶脉纹。在察布查尔县出土的一件四足铜盘，方形盘面，盘的四侧有对称的横耳，盘底四角各有一柱状足，足根驼蹄形，向外微撇，在柱足的上部，有一个凸浮雕的人像。这些独具特色的铜器，其年代基本属于公元前7世纪一前3世纪左右。
在中亚的楚河流域，吉尔吉斯和伊犁河中、下游地区均有相同或相似的遗物出土。原苏联的考古学者将其定为古
代塞人的遗物，结合中国史书的记载，将其认定为塞人的遗存是有其道理的。
1983年，在新源县又出土了六件铜器，有铜武士像、铜三足带耳釜、铜铃、对虎圆环、对翼兽圆环和高喇叭方座承兽盘。这批器物是在挖土施工的过程中发现的。
这批器物出土于新源巩乃斯河南岸。巩乃斯河是伊犁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铜器可~能是一个过去的窖藏。其中的铜武士像通高近半米，采用红铜合模铸成，空心，武士造型英俊，形态逼真，深目高鼻，面目丰满，身体呈蹲跪式，头戴尖顶帽，尖顶弯向前头。上身裸露，肌腱突凸，双手作执物状，下身在腰间围系短裙，赤足(图10)。对虎铜环也是红铜质，两虎相向踞伏，虎头相对，身体弯曲成环形。另一件对翼兽铜环，两个怪兽昂头相向，双翼振翅欲飞，身体相连成环形(图11)。另一件方座承兽盘，盘内四角和中心各铸有一个兽。发现时仅在一角上还保存有铸兽，形状似熊。同出的还有一件红铜釜，铜釜的上部有两组对称的横耳和竖耳，腹部饰三道弦纹，底有三足。
上述铜器的年代相当于战国前后。它所反映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武士像的面目特征和帽子，使我们想起了希罗多德的记载，他所谈到的古代塞人三大集团之一，戴尖顶高帽的塞人，就是分布在伊犁河流域。现在看来，这个庞大的塞^焦团．存新疆培肉．十诈环制锌甫酉幺球菠欠蟓扰古一些典型的器物中，往往有很多的相同或相似性。如承兽方盘，兽足铜釜，以及用虎、狮等猛兽来做为装饰图案的特点，其分布范围从伊犁河谷到东疆的草原地带，无不留下了它们的印迹。至于武士像的面目形象所反映出的"深目、高鼻"的特征，表明塞人所具有的体貌特征颇有欧罗巴人种的形态。
 
1976-1978年，考古工作者们在天山东部的阿拉沟口，遇到了让人异常兴奋的发现。考古队员们在一片建筑工地的空地上，发现一块长7米，宽5米的区域周围有些不同，几乎尽是纯净的细沙。出于职业的敏感，考古队员们对这片地方格外留意。果然，试掘不久，便发现厚约1米的纯净细沙下面，是一层卵石层。卵石层下面，则是层层叠叠码放的巨型石块。石块之大，即使五六个人也无法随意弄上来，只好动用了大型的起重机，才将这些"填石"清理干净。现在人们看清了，这是一座长6．56米，宽4．22米，深7．1米的长方形墓坑。在墓坑里，放着一个木椁，木椁是用直径达0．3米的圆形松木纵横叠置构成，这个墓的主人安卧在木椁之中。虽然在营建墓穴时，便采取了防护的措施，却依然没能阻止盗宝者的破坏。即使如此，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出墓主人和椁内的随葬品时，那些散落在椁内各处的大量黄金饰物，仍让人目不暇接，圆形的、柳叶形的、菱形的、螺旋形的饰片分布在墓穴之内。在墓穴底部还发现了银牌、珍珠、海贝、玛瑙、车具明器等。
更让人们兴奋不已的是，在墓坑的西壁上头，找到了放置其他陪葬品的小龛。这是一个向外掏挖而成的壁坑，壁龛内放置的铜器、铁器、陶器、木器、丝织品、漆器皆完好无损，考古工作者们在高兴之余，对墓坑内出土的大量黄金饰物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些黄金饰物，除了提到的各种造型丰富的金箔饰物外，还有八块装饰腰带的金牌，每块金牌都．有20克重。这些圆形的金牌上都有威武的老虎形象：昂头，前腿举至颌下，身躯弯成半圆形，尾巴向后翘起(图12)。整个图案有强烈的动感。可以想象它附着在皮带之上，金光耀眼，华贵异常。还有四个长条形的薄金带，每条长26．5厘米，重达27～28克，上面也是一对相向踞伏的虎(图13)。
 
他各种小饰片竟达数百件之多。如此之多的黄金随葬在一个墓坑之中，可见这个墓主人的身分一定颇有来头。人骨鉴定得知，墓主人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女性。虽然这个墓坑内没有将墓主人的衣服保存下来，但从大量的衣服上的金饰片看，当初下葬时，也一定是衣着华丽，光彩夺目。人们推测这个女人生前的地位一定不凡，会是什么人呢?在壁龛中随葬的一件铜器，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这件器物叫"方形承兽铜盘"(图14)，造形精美别致。铜盘边长30厘米，底下有一个喇叭形座，高32厘米。方盘内伫立两个异兽，并列在盘中央，密卷的鬣毛，圆圆的脑袋，两侧长着一对小小的肉翅。出土的时候，铜盘内还有一些烧过的木炭碎屑。同样的器物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伊塞克湖周围多有
发现，大都出土于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塞人墓葬内。盘中伫立的小兽，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群，伫立在盘子的周沿。人们一般认为它是中亚曾经流行的拜火教一琐罗亚斯德教礼拜时燃烧圣火的一种祭台。
 
座有着巨大墓坑和丰富随葬品的女子应该属于巫师一类的人吧。
琐罗亚斯德教，最早出现在伊朗东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7到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时，成了古代波斯的国教，并随之向四方流布。它的教义认为，茫茫宇宙之中，存在着善和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斗争，善和光明最后会战胜恶和黑暗，而火是善和光明的象征。我国古代称之为拜火教或袄教。阿拉沟和伊犁巩乃斯河畔出土的这种方座铜盘，说明这一教派在新疆传播之广，可见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塞人已经成了拜火教的信徒。
让我们再回到阿拉沟口。除了这座巨大的木椁墓之外，考古工作者们在附近找到了三座这样的墓葬。这三座墓葬在地表上都有圆形的石堆，高有一二米，直径五六米，石堆的外面都用石块围出石垣，周长在150多米，非常整齐。墓坑都是东西方向的，里面有木榔，木榔里葬一人或二人。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排列整齐规律的墓葬，都被人盗过了，因而我们无法再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在埋葬那名年轻女子墓坑的壁龛中，出土了一叠木胎漆器，和一块方泥饼。漆器有着朱红色的漆皮，上面绘着流畅的云纹、鱼纹图案，是典型的战国一西汉初中原使用的漆器形象。那块方泥饼的外面，曾包裹着菱格形丝罗，虽然丝织品多已朽烂，但花罗的印痕却清晰地印在了泥饼上。面对这些二千余年前的塞人遗物，人们会产生一连串的遐思：当时，这些纵横天山南北的塞人，怎样与中原王朝进行联系、交流呢?从史书上看，这个曾在新疆境内活动了许多世纪的塞人，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逐渐为其他民族所取代；塞种的绪余，也散布在中亚各地，不再成为中亚草原大舞台的主角了。我们只能从各处零散出土的塞人文物中，去领略他们当时的依稀风采。
 
岩壁上的故事
 
1987年夏日的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在呼图壁县同事的陪同下，来到了该县一片人迹罕至的山野之中。当他们来到一片平整岩壁之下时，不禁被一幅舞蹈图案的岩画深深地震惊了。这与其说是岩画，不如说是一幅幅雕刻造像。数百名人物，一起做着相当规律的舞蹈情状。仔细观察，竟是一组组与性有关系的图案。专家们被这一组组图画中所保存的古朴而寓意深刻的内容深深打动了，甚至几乎不敢相信这历经数千年风雨吹打，依旧保存完好的岩画就在举手可及的眼前。这就是著名的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群。
呼图壁县在天山北麓，其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相距约百余公里。岩画所在的地区，山势突兀，石壁豁开如阙，酷似石门形状。岩画所在的山体，山色赭红，在四周的青山蔓草之中，分外醒目。呈水平状铺展的红色岗峦，层层叠叠，宛如一座突兀的古堡，数千万年的风雨冲刷，仍未改其容颜。岩体或如门窗洞开，或如墙柱矗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成就了这里诡谲莫测的神秘景致。
岩画所在位置海拔高度约1500米，其东南各有一条小溪流淌，在东南角上汇合为一。岩画雕凿在砂砾岩上，岩面平整，整个画面东西约14米，上下高约9米。在这块面积约120平方米的范围内，布满了大大小小，身姿形态各异的男女形象，人物大者过于真人，小者仅一二十厘米，岩画分布密集，错落分布。考古工作者为了叙述方便，将其分为A、B、C、D、E、F、G六组。择其要者，简略叙述如次：
A组：在画面的最上方，是一组大于真人的裸体女性舞蹈形象，共有九人，运用近大远小的原则从东西向逐渐趋小。每三人之间有一组对兽图形。这些女性头戴高帽，上有两支翎羽。面颊修长，眉弓明显，眼大鼻高嘴小，颈细面长，肩宽腰细，臀部肥硕，两腿修长。她们右臂平伸，右肘上曲，五指伸张，左臂平伸，左肘下垂，手指伸张，正在翩翩起舞。在这列舞蹈女性的左侧，有一个斜卧的男人形象，面部轮廓粗犷，大嘴，有胡须。男性裸体，通体涂朱，特别着意刻划了其勃起的生殖器，指向女性方向。女像间的对兽，亦突出了其雄性生殖器，双兽头、腿相连，组成了一个环形的图案。这一组岩画，我们不妨称之为"群女裸舞图"(图15)。
B组：在A组的左下方，是一群做舞蹈状的裸体男性，也头戴着高帽，双腿曲向一侧，动作整齐划一，仿佛是舞蹈动作的某一个定格。在这群男性人像中，有一个明显大于真人的双头同体人像，头戴高帽，高鼻大眼，右臂伸出上举，左臂下垂。十数个男性裸体舞者，都突出地刻划了其男性生殖器。这些男子双腿并拢，曲向一侧，也是舞蹈的姿式。此组图案暂称之为"群男裸舞图"(图16)。
 
此图中的双头同体像比例明显大于其周围的舞蹈人像，且将下面的一个舞蹈者的形象叠压，说明其与这组人像不是同时构思刻画的。
C组：在B组左侧。图案的中心位置是两个立虎，虎身瘦长，身体有条斑，在左上方，研究者认为是一个猴头男身的形象，大耳、短额、圆眼、宽鼻，面部轮廓近三角形，
其身体与人相同，雄性生殖器勃起，指向其侧一个女性的阴部，表现出性媾的情节。在双虎左侧，也有一幅男女性媾的图画，边上有男性正用生殖器指向女性的阴部。这组岩画的内容，我们称之为"性媾图"(图17)。
D组：在B组
的下方，中心是一对男女性媾的形象，男性在左边，头戴高帽，浓眉大眼。大嘴高鼻，形象粗犷，孔武有力。左手把持巨大的生殖器，指向对面站立的女性。女性戴高帽，帽顶插翎毛，细腰长腿，曲线俏丽，身体涂为红色。他们的下面，是两排在舞蹈的人像，形象矮小，前排21人，后排34人，上身前倾，躬腰曲腿。小人们性器官不明显，'大概是用来刻划一群正在载歌载舞的儿童。整幅构图似乎表达了一种祈求人口繁盛的寓意，不妨称之为"生育祈祷图"(图18)。E组：在A组之下，人物众多，但大多漫漶不清，画面近中部有一个身形高大、穿衣裙的女性，细腰如束。衣裙涂成红色。此女像头戴高帽，上有翎羽，颈后有一条飘带。
 
的四周，有许多男性，身体稍小于女性，面形粗犷，性器勃起。其主题似乎有宗教的性质，所以称之为"仪礼图"。F组：在E组之下，是一群正在舞蹈的人像，形体较小，共31个。人物躬腰曲腿，动作整齐。行列的左右两端，是两个形体较大的男性，性器明显。其构图的含义，似乎仍在表现一种与宗教相关的活动，也暂时称之为"仪礼图"。G组：在F组右侧，图案接近地面，破损严重，可以看清楚的也是一群面形粗犷，性器勃起的男性，围绕着一个头戴高帽，正在舞蹈的女性。女性右臂平伸，手肘上举，左臂伸直，手肘下垂。构图基本与D、E相同。
呼图壁岩画所表达的性崇拜主题，在目前新疆岩画中是最丰富详尽的。专家们研究后认为，这是新疆古代先民存在生殖崇拜，并进行生殖崇拜活动的一个重要标本。这种生殖崇拜的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
远古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有父，女性在人类的心目中，充满了神圣和神秘的色彩，因而对女性的性器官也奉之若神，顶礼膜拜。从世界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女性雕像中，都无一例外地夸张了女性的主要性特征：硕大的乳房，凸起而丰满的臀部，明显的性器。母亲在生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父权制建立之后，也伴随着人们对生理知识的增进，男性的作用逐渐被人类所认识。对男性的生殖崇拜逐渐取代了女性生殖崇拜，随之而产生的祈求生育不断、人口繁荣的一系列宗教或巫术的仪式，都是以男性为主体。这个阶段，大致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阶级社会逐步建立的时期。呼图壁康家石门的生殖崇拜岩画，正是表示了一处部落居民祈求生育、人口繁盛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面。画面中，对男(雄)性性器的极度夸张，表明了此时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被认同而成为主体。画面中几处身体被涂成赤红色的人像，非常可能就是在宗教仪式或巫术活动中的"巫师"一类的人物，在他(她)的引导下，人们动作整齐划一，载歌载舞，沉浸在神秘而圣洁的仪式之中。
专家们对岩画的男、女人像形体特点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认为都是狭面、深目高鼻，具有明显的雅利安人种特征，并认为这组岩画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时间上限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
在新疆境内，有绵延数千里的天山山脉，也有巍峨雄壮的阿尔泰山脉和独处一隅的阿尔金山等等雄峰大山。在这些高山峡谷之中，原始游牧民族往来不已，放牧着牛、羊、驼、马。因此，在一些高山牧场、中低山区以及牧民转场附近的岩面上，多见有各种形态不同的人物、动物图案。我们称之为岩画，准确地说是刻划图画，图案以粗线条阴刻在岩面上，极少部分为彩绘。这些刻划的岩石大多由黑砂岩、花岗岩和板岩组成，内容则大多与游牧生活有关。
在阿尔泰山山区，岩画的种类有动物、狩猎场面、放牧情景、车辆图案以及宗教、性媾情节等。动物形象较为常见，有牛、马、羊、鹿、狗、熊、骆驼等。
霍城县的干沟岩画，在一处山岩上刻有形状不同的17只大头羊和长角山羊，线条虽简练，但却能生动传神。一只大长角山羊，一角向后弯曲，一角前翘，警觉地注视着前方。粗犷的线条勾勒的却是一幅写真的草原生活图景。狩猎场面也多有发现，常见的画面是猎人手持弓箭向猎物射击的形象。如撒尔乔湖的一幅狩猎图，画面上一个猎人，双手前伸张弓射箭，击中了远处的一头黑熊，黑熊拼命逃窜，猎人则穷追不舍，场面紧张，神态传神。
在托里县一块岩石上，凿刻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狼入羊群的情景。岩画中共有三十六只羊，由于羊群中窜人了三只狼，并将一只大山羊扑倒在地，山羊跪卧在地，已奄奄一息。羊群因受惊吓而四散奔逃。画面将整个山羊群的惊恐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只羊的姿态各不相同，画面近处，一只特大的牝山羊却矗立不动，高竖两角，昂首傲视，似乎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没有一丝的惧怕(图19)。
在哈巴县的一幅岩画中，画面上有众多的岩羊、鹿、骆
驼等，大小参差，前后缓慢行进，最前头是一头大角鹿。两名牧人穿插在畜群之中，前呼后赶，右首一人左手执鞭，叉开右手在大声呼喝；左首一人，双手伸开，轰赶着畜群，牧羊狗在最后，忠心地
帮助主人照顾着畜群。画面生动活泼，让人们仿佛置身在那无垠的牧野之中，追古幽思油然而生。
在阿勒泰县的一幅岩画中，有一组车辆图：御者徒步驾车，头戴尖帽，手执长缰绳，作吆喝状。车的形状比较简单，只表示出了两个车轮和一个车箱，长辔(p6i)系于牲畜的颈上。这幅车辆图十分珍贵，是古代北疆地区车辆的真实写照。
此外，在阿勒泰地区，还有格斗、舞蹈、神灵等内容的岩画。在哈巴河县的一幅岩画上，正面有三人，左侧和中间的人物双手叉腰，两脚相向，正在翩翩起舞。右侧一人伸臂垂手，似乎也随之而起，唱和相应。舞蹈者周围，还刻有一些羊和其他动物，表现了放牧之中牧人们在休息作乐的场面。
彩绘岩画以在富蕴县唐巴勒洞窟的彩绘岩画最有代表性。这是一个天然敝式石洞，处于半山腰上，洞内的顶壁、侧壁及正上方遍布彩绘图案，均赭红色。图案有火炬、同心圆、徽
 
记符号、动物等图案，及人面形神灵和宗教咒语等。图案并非一次涂成，形成时期延续很长，整个图案有非常浓郁的宗教神秘色彩(图20)。
在岩画上表现与性有关的题材，也是阿勒泰地区岩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其表达的含义，不外乎是古代人们对自身在人类繁衍中所起作用的歌颂和崇拜。表现的形式大多直白性媾，画面却不含丝毫不洁的倾向，也许更近于远古遗风。
在横亘新疆东西的天山山脉中，亦见有大量的岩画，从东疆的哈密，至西部的伊犁地区，以及天山山脉的沟壑山谷，各种题材的岩画层出不穷。主要包括有生殖崇拜、宗教，以及大量的与游牧生活相关的动物、放牧、狩猎等。其中的生殖崇拜岩画，以呼图壁的康家石门岩画最具代表性。吐鲁番地区托克逊的克尔间岩画，在一幄画上，表现了大角羊、鹿、狼、骆驼等野生动物。中心的位置上则突出了一只豹子。
巴里坤县天山脚下的一处岩画群中，一幅狩猎图非常醒目。这是一幅猎鹿图，两个猎手(或牧人)骑着快马，正在追赶一群鹿和羊，一只健硕的鹿和一只大头羊，虽然在拼命地奔跑，似乎也难逃厄运。因为猎人们已引弓待发，瞄准欲射了。何况猎犬已经追上了落在后面的鹿，拼命地撕咬。顷刻之间，这头鹿便成猎人的捕获物了。
在伊犁地区新源县的克孜勒塔斯沟也有一幅围猎的岩画，一只大角羊在猎人和猎犬的包围中，正陷人绝境，三个猎人从两侧用弓箭射向这只大角羊，可能是腿上中了箭矢，它的后肢跪在地上，前肢还拼命向前，要从绝境中挣脱而出。下面的一幅图画，是几名猎手在射杀野牛。在野牛的前头，三名猎手一字排开，弓拉满，箭上弦，向野牛瞄准；在另一侧，一名猎手骑在马上，从侧面扑向野牛，让人们感到一场紧张的厮杀马上就要开始(图21)。
在塔里木南缘的阿尔金山北麓上，考古工作者在山下的岩面上，也曾发现了大量的岩画作品。这些岩画题材广泛，有野生动物、各种狩猎场面、放牧情景以及舞蹈、战斗和宗教符号等。
 
这一地区较有特色的是一些标记符号，其中手印的标志非常之多。这种手印标志，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在欧、亚大陆上屡有发现。在我国的内蒙、云南也均有发现。对于手印标志的解释较多，或表示一种手势语言，或说象征自己在狩猎中所得的猎物，也有说是用敌人的血印成，以表示自己的胜利或勇猛。凡此种种，尽管我们知道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手印的含义不会相同，但其中包含了原始信念和质朴的信仰，恐怕是其所共有的。此外，标记中，还有一些颇具艺术特点的刻划符号，可能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美的理解和追求。
新疆地区的岩画时代和族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岩画大多是一幅幅孤立的画面，缺乏内在的联系和规律，因此对岩画的时代和族属的判定，只能是一个较笼统的推测。结合新疆地区文物考古的研究成果，新疆地区岩画的出现年代也是比较早的，延续时间跨度较长。进入历史时期，在天山南北活动过的民族都有可能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岩画作品。
这些充满了古代人们对生活的观察和向往，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各个片断，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刻画在山体、岩石上的图画，似乎去古未远，仍然完整地再现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场景，讲述着一个个史所未录的故事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其范围东至海滨，西逾陇西。但秦祚短命，很快被汉朝取代了。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凭借其强大的中央政权，在西域这片广阔的地域中，演绎了许许多多彪炳史册的故事，笼罩在这片神秘之地上的帏幕正徐徐地拉开。
 
七十二国满天山
 
西汉初年，当汉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集权，实行分封郡县、册立封国的时候，在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一片广大的区域，汉代称之为西域，林林总总有三十多个小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其大致的分布形势：
先来看看天山以南。这是一片广阔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在沙漠之南，昆仑山北麓，约有十余个城邦国家，它们是蜡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抒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当时称之为"南道诸国"。自莎车以西，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共有八国：皮山、乌耗、西夜、子合、无雷、蒲犁、依耐、难兜，称之为"葱岭诸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沿天山南麓，有十二国，从西向东，依次为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焉耆、尉犁、危须、渠犁、山国、狐胡，被称之为"北道诸国"。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之南，也是一片广大的平原盆地--准噶尔盆地。汉初这里也有十余个国家，总称"山后诸国"，见诸记载的有乌孙、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乌贪訾离、劫国、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等国。
此外，在葱岭外有四国：大宛、捐毒、休循、桃槐。这些国家或从事农业，或过着游牧生活，彼此各有君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诸国，其人口多者8万，少者千余人，但都以种植和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所以又被称之为"城郭诸国"。但其经济情况又各不相同，"南道诸国"自目．末以西的一些城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农业、畜牧业和冶炼业，并且有些方面已接近汉朝的水平。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畜牧业在其国中占比例较重，如媾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蜡羌同"。西夜国"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北道诸国"大都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冶炼业。但山国"民山居，寄田耀谷于焉耆、危须"，看来又是以游牧为主。"葱岭诸国"中，只有难兜"种五谷、蒲陶诸果"，农业较为发达，但其人口也仅3000人。
天山以北的"山后诸国"，以乌孙为最大。有人口63万，军队18万，是当时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其"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椭，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在葱岭外的4国之中，大宛最大，有人口30万，军队6万。
以上是《汉书·西域传》为我们勾勒的一幅西域诸国的大致轮廓。至今保存在沙海中的一些著名的古代遗址，让我们有机会去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状。
1．楼兰：在塔里木盆地的东部，罗布泊洼地的西北边缘，有一个几乎完全被沙丘所淹没的遗址，即楼兰城遗址。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提到这个国家，"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看来，汉通西域之前，楼兰王国已存在多时了。在公元前77年，即汉昭帝元凤四年，汉朝派傅介子刺杀了楼兰王，将其国名改为鄯善。以后鄯善的中心移到了今若羌县一带。
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泊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在罗布泊以东约70公里的古墓沟，发现了一片墓地。墓地分布于孔雀河北岸的小沙丘上，共有40余座墓葬，其中的6座墓葬在地表上均有七圈较规整的环形排列木桩，木桩由内向外排列，粗细有序。环圈之外，有四向展开的呈放射状的列木(图22)。仅见有木质盖板和矩形边板灰痕。墓穴则置于环圈之中，埋葬的人均为男性。墓内男子，仰身直肢，头向东，脚朝西。随葬的物品并不多，仅见有锯齿形刻木和骨珠、骨锥、木雕人像等(图23)。
另外的36座墓，地表无环形列木，只是在部分的墓穴两端各立一根木桩。在墓穴之中埋船形木棺，没有底，两端立档木，盖板则由一些不规则的小木板组成，其上再覆盖羊皮，或放置簸箕状草编织物。埋葬的人男女老少皆有，也全部头向东，脚朝西。死者用毛毯包裹，头戴尖顶毡帽，帽上插鸟翎羽。颈、腕和腰部有玉、骨质珠饰，足穿皮鞋。在右胸上部置一小包碎麻黄枝，附近还有一个草编的小篓，里面盛少许麦粒或已干涸的白色浆状物。在有些墓葬内，在东头还随葬木质或石质人像。其他的随葬品则有木质的盆、碗、杯以及兽角杯、兽角等。
古墓沟墓地的年代距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了，在该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墓葬反映的情况分析，此时该地区的人们以畜牧业为主，渔猎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出现了原始农业。从随葬品看，其毛纺织业发达，而且可能与外界有了一定的经济往来。
经人类学家研究认为，古墓沟人的体质特征是古欧洲人种类型，与后来的楼兰居民的主体不同。看来这批古欧洲人种是楼兰地区较早的居民了。
矗立在罗布泊西北岸边的古楼兰城遗址，其出现的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初，延续至魏晋时期，以后便逐渐荒废了。
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地区探险时发现了这座城址，从出土的汉文、怯卢文简牍中得知古城的名字叫楼兰。他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楼兰城开始被世人了解。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附近，距罗布泊岸边约28公里。其地理座标是东经89。55722，北纬40。29755"。古城的四周大多是风蚀的"雅丹"地貌。遗址在两条古河道的中间，古河道是西向注入罗布泊的河流，古城中间有一条水渠与这两条古河道相连，从西北向东南斜穿古城遗址。
楼兰古城的平面略呈长方形。若以复原的城墙计算，东城墙长约333．5米，南城墙长约329米，西墙和北墙均长约327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南墙和北城因顺东北风势，保存较长。南城墙近西南角处，残长约4．50米，残宽约6米，残高约2．3米。中部西边一段，残长约9．5米，残宽约5米，残高约3米。东边一段长约60．5米，残宽约8米，残高约3．5～4米。东西相距约13米，中间的缺口似乎是城门遗迹。
北墙中部西边一段，残长11米，残宽约5．5米，残高约3．5～4米。东边的一段残长约35米，残宽约8．5米，残高约3．2米。两段之间的缺口宽22米，并与南墙中间的缺口相对，或许也是城门的遗迹。
东墙和西墙因受东北风与西南风的强烈风蚀，保存很差。东城墙中部偏南一段，残长约20米，残宽约5米，残高约3．3米。近城东南角一段，残长约1．5米，残宽约2．5米，残高约3米。西城墙中部偏南一段，残长约13米，残宽约5米，残高约1米。中部之北在城墙复原线西约16．5米处，有一残土墩。南、北残长约7．5米，残宽约5．50米．残高约6米。在该土墩之东北约4米，又有另一个残土墩，其南北残长约6米，残宽约5米，残高约2．40米。这两个残土墩遗迹，可能是瓮城遗址。
楼兰城的城墙用粘土与红柳枝或芦苇间杂修筑，红柳枝层厚约20"～30厘米，粘土层则厚薄不一，薄者仅12--。15厘米，厚者可达1米。
楼兰城内的建筑遗迹，若以斜穿城址的水渠为界，可以大致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从北向南，主要残存四座建筑遗迹：佛塔与三处房址。佛塔在楼兰城东部中间偏北，残高10·4米。塔基方形，共三层，采用夯筑的方法，夯土内可见有陶片，外缘用土坯包边。塔身呈八角形，残高约2．1米。塔顶圆形，径约6．3米，残高约2．1米。塔身和塔顶用土坯砌筑，每层土坯之间加10--一20厘米厚的红柳枝。塔身内有椎木。在塔的南侧，塔基与塔身之间尚保留有供攀登用的土坯阶梯。
比较集中的房址有三处：在佛塔东南约60米的台地之上，有一处大房址，可以看见尚有三问房室残迹，地表周围还可见到许多散布的木框架构件，推测原建筑规模较大；另一处在佛塔之东约30米处的台地之上，地表也散见大量木框架构件，以及用红柳枝编织涂泥的残墙，在表层堆积之下，残存四个小室；在另一处偏南的房址遗迹中，则发现有印章、铜铁箭镞和珠饰等。
城内渠道之西，遗迹较密集，在楼兰城中略偏西南处，建筑遗迹规模最大。这是一座较大的院落，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座北朝南，东西宽约57米，南北宽约30米。院内沿北墙和东墙各有一排建筑，北面的一排是主体建筑，残存六个房间。墙壁用红柳编织涂泥，有的房址前尚保存有三级阶梯。最大的一间面积为10．5米×11．4米。残存的木柱下有木雕圆形柱础，有的立柱还与梁相接。
在西城墙下，亦有一组较大的建筑，南北长20余米，东西宽约15米，是由许多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有的房屋建筑设有中央大厅，四周房间与大厅相通，房间的木门框犹存。此外，在城西侧的北部和南部，也有大量的建筑遗迹，可见在楼兰城被废弃之前，城内建筑是非常密集的。
在城中还有一处范围近100平方米的垃圾堆，厚约3．6～4．5米，在此处清理出有大量汉文简牍和少量的怯卢文简牍，以及陶、铜、木器、漆器、丝、毛织品等。
从出土的汉文简牍分析，城中西南的大院落为长史衙署遗址，其附近为长史衙署的附属建筑。建筑形式一部分具有内地建筑的特点，一部分则保持了当地的建筑形式。城内渠道之东的一组房屋建筑，规模宏伟，是高级官吏宅第和客馆。散布在城内的其他建筑，可能是当地土著与汉族的杂居区，而南城似乎为军事驻地。
现在楼兰城内遗留下来的主要遗迹，其年代大多在魏晋时期，在公元376年前后，西域长史机构撤离了楼兰城后，该城逐渐荒弃了。
2．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尼雅河的下游，现多已湮没于沙漠之中(图24)。此地西汉时为精绝国，东汉初属鄯善。遗址的范围很大，房址散布在尼雅河两岸，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这里的房址建筑具有当地的特点，屋内地面用麦草、牛粪等和泥铺抹，屋内有壁炉。一般墙壁都用红柳编成，外墙抹泥。遗址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物，大部分属于东汉时期。主要有汉文和怯卢文简牍，以及铁锛、铁镰、木槌、木杯、木碗、木盘、木筷等。这里发现盼一枚炭精印章，其印文是"司禾府印"，经考证，这是与屯田有关系的机构印章。
遗址内出土的怯卢文木牍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有鄯善王的命令、政府公文、私人契约、书信、寺院文字等等。木牍用两块木板合并组成，一块略长，留出边缘，使中间形成
一个浅槽，另一块略短，嵌合其内。文字则写在两板的内侧，在外面凿槽穿绳缚住，加封泥盖印。在遗址中发现的怯卢文书，还有尚未启封的木椟。在一件怯卢文的封泥上盖有"鄯善都尉"的篆文印，这是当时汉朝颁给鄯善王的官印。由此推测，此时鄯善仍臣属于汉朝政府而受其册封。
在遗址西北的墓葬区，还发现了一批同时期的墓葬。葬具用树干制成，挖成马槽形。其中一座墓比较特殊，葬具是一个有四条短腿的木箱，上盖毛毯，棺外铺满红柳枝，再涂一层黄泥。内葬夫妻二人，墓主尸体已成干尸，面貌深目、高鼻、黑发；女尸带指环、佩项链。尸身上的衣衾服饰几乎全是丝织品。织物图案华丽、色彩如新。随葬品则有"君宜高官"铜镜、藤奁、木梳以及弓、箭、陶器、木杯、木碗等。出土两块印花棉布残片，其图案有人物、龙、狮等形象。可以看出，此时精绝与汉朝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东汉时，鄯善国比较强盛，吞并了精绝。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公元三四世纪。
3．乌孙：乌孙的故地原本在"祁连、敦煌间"，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西汉初期，乌孙合族西迁，到达了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和特克斯河流域。都城叫赤谷城，在伊塞克湖的东南，纳伦河上游一带。乌孙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当时北疆地区的一个大国。
《汉书》上记载，乌孙在"祁连、敦煌"时，被同在此地的大月氏袭破其国，并杀死了乌孙的首领，乌孙的大部分人民逃到匈奴那儿去了。被大月氏杀死的乌孙首领难兜靡之子昆莫，从小便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i)侯抱之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鸟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
此时乌孙的宿敌大月氏已攻占了塞人居住的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迫使塞王向南逃。昆莫长大以后，向匈奴单于说要报父仇，去攻打大月氏。这一次昆莫获胜，将大月氏向西逐走。从此，乌孙便占据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并逐步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而独立，成为一个地广兵众的国家。
在60年代初，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河流域的昭苏地区发掘了一批乌孙墓。墓葬的基本特征是外观呈圆形的封土堆，呈南北链线排列，最大的封土堆直径可达20余米，周
 
边的长度甚至超过了300余米(图25)。每一列墓葬分别由数个或数十个墓葬组成，大小规模基本一致。墓室都为竖穴，东西朝向。大部分墓葬都有不同规模的木榔结构，有椁壁、盖板和底板。复杂的木榔墓室墓口平铺三层粗大的原木作顶壁，原木呈鱼鳞状叠压，其上覆盖席子。有完整的木榔四壁，壁内侧隔一定距离竖立"米"字形交叉木条。榔壁挂毛毡，榔底铺原木地板。埋葬的尸体大都是一次葬，头向西，脚向东，身体仰身直肢，并裹以毛毡，放入棺内。
墓内的随葬品多寡不一，有陶、铁、铜、金、木、毛织品几类。陶器的器类有罐、钵、碟、盘、烛台；铁器有小刀锥、环首铁刀等，其中一件舌形铁铧长25厘米，宽20厘米，
两面凸起，銎作扁椭圆形，其形状与陕西、甘肃出土的同类器非常接近。金器均为小件
 
饰品，其中一件金戒指精致异常，戒指上镶嵌一颗红宝石，四周的金饰有圆形和三角形珠点纹，金色纯亮，制造精细(图26)。这些乌孙墓葬的年代，其时间大致在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初。
乌孙考古文化的发现，对于了解古代乌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弥补了史籍的缺略。这些乌孙墓葬大小规模不等，可能反映了其社会内部的等级差别。大墓的封土高达十数米，远远望去，如同一座小山屹立。墓室内宏大的木椁结构，颇能显示主人生前的地位；而多数墓葬则木椁简单，随葬品也非常简单、粗糙。但多数墓葬内有大量的家畜骨骼，说明了乌孙畜牧的发达。乌孙马开始被汉朝所了解时，被称为天马，后来大宛马进人中原之后，改称为西极马，一直受到内地人们的喜爱。
以上是汉代西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简单介绍，这些西域国家与汉朝的关系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还要叙及。
 
张骞"凿空"通西域
 
上一节大致描述了两汉时期西域诸国的基本状况，而汉朝对西域的了解，最初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张骞的人甘冒风险，应召出使的缘故。
西汉建立之初，在中国北方一直从事游牧的古老民族匈奴迅速崛起。匈奴的活动中心区域在北方"草木茂盛、多禽兽"的阴山河套地区。至冒顿单于时，凭借其强弓劲马，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北伐丁零、坚昆，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再度占据了河套地区。此时匈奴的势力东至辽东；西边已至天山山麓，深入塔里木盆地的东北；南边至河北、山西及陕西北部。冒顿将代郡(河北蔚县)、云中郡(内蒙托克托)以北地区称为"单于王庭"，亲自管理。东部则由左贤王负责，西部由右贤王负责，不断向汉朝进攻，令汉初统治者不胜其扰。
西汉政权与匈奴之间第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应该是在山西平城(今大同)的白登之战。刘邦亲率32万大军，与冒顿单于展开激战。冒顿用一些赢弱残兵将刘邦的大军诱至平城白登山，然后突然遣骑兵40万将刘邦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使刘邦几乎陷入绝境，幸而用陈平计策，让画工画数名美女图像，献给单于，并贿赂冒顿的阏氏(王后)，才得以逃回，史称"白登之围"。此战，冒顿意欲向汉朝显示其强大军力，围困刘邦的骑兵，按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驻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红马布置，占尽优势。
还是这个冒顿单于，写信侮辱新寡的吕后，称："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言词轻薄、词语亵熳。当时汉朝国力、军力无法与匈奴抗衡，只能用"和亲"政策换取边境的安宁。
这个屡次让汉朝皇帝威风扫地的冒顿单于，是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头曼单于的嫡子，从小就受过骑射生活的磨炼。但他父亲并不喜欢他，想废掉他而立宠妾的幼子。于是将冒顿送至月氏去作质子，随后派兵攻打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掉他。但冒顿识破了其中的阴谋，盗马而返。以后冒顿有机会统领万骑，他制造了一种鸣镝，命令属下："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先射鸟兽，后射自己的座骑，未跟从射箭的手下都被砍了头；随后，冒顿又用鸣镝射向自己的妻子，左右有疑虑的人也被杀掉了。左右将士经过一步步的训练，已完全听令于鸣镝。最后，在一次打猎过程中，冒顿用鸣镝射向头曼单于，左右将士皆随他一起射杀美．了头曼。冒顿又将其后母、幼弟悉数杀死，反对他的大臣也露鏊菠。一律被杀掉，他终于登上了单于宝座。
当时在匈奴东方的东胡仍很强盛，派人到匈奴，向冒顿索要千里马，又欲得冒顿一阏氏，冒顿一一答应。东胡得寸进尺，又派人向匈奴索要"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的土地。冒顿对"诸言予之者"皆斩首。亲自率军奔袭东胡，将东胡打败，使其地成为匈奴的东边疆土。
西汉历经文帝、惠帝而至武帝，国力增强。汉武帝准备通过战争来扭转汉朝对匈奴的被动局面。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准备实施与匈奴的作战计划。他公开招募敢于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人。张骞以郎的身分应募，被汉武帝派往西域，从此正式开辟了"丝绸之路"。
张骞是陕西城固人，在出使西域前只有郎的身分。这只是一个预备性官职，可以因功而迁转成正式官吏。
 
风险，承担下这一任务后，即刻率领百余人的出使队伍出发了。当时的西域情况，对他们来说除了有风险外，其他都是一个谜，所以史称"凿空"(图27)。
张骞一行出发至河西走廊，便被匈奴截获了，将他们送至单于庭。匈奴单于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但匈奴单于并未杀张骞，只是将他们扣留了下来，一留便是十余年。张骞在匈奴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但始终没忘自己的任务，一直保留汉朝使者的符节，终于寻机逃出，率领一干人进入了西域，克服了重重困难，沿途甚至靠"射禽兽给食"，最终翻越了葱岭，抵达了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宛久慕汉朝富庶，见到汉朝使者到来，十分高兴。张骞请求大宛国王派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的居地，说"如果能到达月氏，完成使命，回到汉朝后，汉朝一定会以大量的财宝赠送"。大宛国王派了向导和翻译人员把张骞一行送到康居(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再由康居而至大月氏。
大月氏被乌孙逐走后，离开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到达了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阿姆河南的大夏国。大夏土地肥沃，物产富庶，大月氏乐得其所。已无报仇返回故地之心。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无功返回。公元前128年，张骞等取道南山(昆仑山)经羌中(青海)而行，但中途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后，匈奴因单于病死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公元前126年，张骞与他的匈奴妻子、向导堂邑父三人返回长安。
张骞的这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出发时曾有百余人的队伍，返回时仅其中两人生还，历尽艰辛。这次出使虽未达到原定目的，但打开了汉人的眼界，对于帮助汉朝认识当时的世界有极大的帮助。由于张骞对西域及中亚各处的山川大势、风土人情耳闻目睹颇详，同时也了解了许多匈奴内部的情况，对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也有很大帮助。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张骞参与由卫青指挥的对匈奴的战争。由于他熟悉河西一带的情况，"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对汉军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被封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两路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与此同时，汉武帝还采纳了张骞提出的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建议，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
这一次，张骞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人的使团出行。他们还携带了牛羊数万和大量金帛财物，队伍中还有许多人具有持节副使的身分，以便随时派往西域各国。这次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想利用乌孙与匈奴的矛盾，请他们返回河西，与汉朝夹击匈奴。但乌孙此时正因王位之争而分裂为三，张骞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张骞分派副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伊朗)、身毒(印度)、于阗(和阗)等处，同这些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汉朝与西域的大部分国家沟通了往来，大大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乌孙王派了数十名使者，并携带十余匹好马到汉地来。以后，乌孙与汉朝的往来十分密切，互通有无。汉武帝十分喜爱乌孙的良马，为良马取名为"西极"，并写了一首《西极天马歌》：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除乌孙之外，其他国家也有使者来到汉朝，互赠礼品。
张骞在大夏时，安息王曾邀请张骞去安息。张骞派副使抵达安息边界时，安息王派出2万军队在边界迎接汉朝使者，表达了对汉朝的尊重。
张骞的两次出使，打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正式往来，对西域各国的山川景物、人文风情有了直接了解，使当时的汉朝对西域有了一个准确的认识，为汉朝政府制定经营西域的国策打下了基础。
由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中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的丝绸、冶金技术和穿井技术传人西域和中亚广大地区。内地的"井渠法"传人西域后，成为当地汲水灌田的重要手段，并逐渐推广，演进为今天仍很著名
的"坎儿井"。
同时，西域的众多特产物品也源源不断地传人内地，有名的如石榴、葡萄、苜蓿、香料和各式菜蔬等等；此外，西方琉璃、火浣布、宝石、象、沐猴、孔雀、狮子、犀牛等等也开
 
被汉朝人了解。这些珍奇物产，打开了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外部世界。伴随着物产的往来，中西文化的交流速度也大大加快了。汉代文化、艺术中渗透了大量的西域文化的因素。汉代的画像石(砖)艺术和
织锦的图案风格，已开始出现带有西域特点的动、植物。四川新都出土的画像砖有双峰骆驼，峰上设建鼓，两侧有击鼓人员，成为官吏仪仗队伍的组成部分(图28)。在甘肃敦煌佛爷庙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则出现了胡人牵驼的形象(图29)。
西域传人的乐曲和乐器，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乐器和歌曲，使中国传统的歌舞乐调起了很大的变化。外来乐器中的琵琶、箜篌、莆篥、笳、笛、角等"非华夏旧器"，在汉代以后逐渐加入中国的乐队。
琵琶，产自印度或波斯，是在马上弹奏的乐器。最初译成批把，或者批杷、弊婆，晋代以后才改成琵琶。演奏时将琵琶横抱于怀，使用拨子弹奏。
箜篌，也出自印度。也有译成空侯、坎侯等。汉代输入中国之后，颇为风行。东汉时，将从新疆传人的竖箜篌称为胡箜篌。汉灵帝喜爱穿胡服，作胡箜篌。它的形制是"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这种箜篌的形象，在甘肃嘉峪关东汉晚期墓葬的画像砖中曾有出现。
臂篥，是龟兹乐器，也有可能来自中亚，是一种簧管乐器。传说是胡人用来鸣吹，以惊吓汉人的马匹的乐器。形状像管，其上有孔，竖吹可以发出声音。汉代传人中原后，开始在内地流行。
笳，是匈奴人的常用乐器，传说张骞从西域归来后，将其带入内地，一般用羊角为管，芦为头，分大胡笳和小胡笳两种。东汉时蔡邕之女蔡文姬被匈奴所掳，在匈奴左贤王部伍中，作《胡笳十八拍》。
胡角，是羌族用牛角制作的乐器，本用来与胡笳共同演奏。据《古今注》说，张骞从西域返回后，将胡角带回长安，同时也将一首名叫《摩诃兜勒》的胡角曲传人长安。东汉末年，曹子建撰胡角三角，受到世人的推崇。
笛，又叫迸，横吹。汉代的笛由羌笛演进而来。汉武帝时一个叫丘仲的人对羌笛加以改进，称为胡笛。演奏起来声音十分悦耳动听，深受内地人民的喜爱。
这些西域传人的乐器和乐曲，经过内地人们的改进，一跃而成为当时流行的乐器和乐曲并延续至唐宋以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河西走廊靖烟尘
 
汉初，汉朝与匈奴为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多次展开拉锯式的大规模战争。位于黄河上游西侧，沿祁连山北侧的走廊地带--河西走廊，成为汉朝与匈奴展开斗争的舞台。
汉武帝在稳定了北方之后，将眼光移至西边。此时匈奴仍占据了河西走廊及以北的地区，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ch6)王两部控制着通往西域的孔道。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少年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1万余骑兵，从陇西出发，深入沙漠二千余里，在匈族部落转战数天，过焉支山(位于甘肃永昌西)一千余里。在皋兰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了激战，大获全胜，俘获了浑邪王的王子和相国、都尉等，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图30)。
同年夏季，霍去病由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第二次西出，以数万骑兵，行军二千余里，突进匈奴境内，迅速越过居延海(4-内蒙古境内)，一直打到祁连山麓，生擒单于以下的单桓王、酋涂王、相国和单于阏(yOn)氏(zhT)、王子等百人，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力量。匈奴内部由此引发内讧，单于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认为他们战守不力，要杀他们两人治罪，于是二人决定投降汉朝。
汉武帝派霍去病前往受降，当霍去病到达河西之前，休屠王突然反悔，不愿投降了。浑邪王刺杀了休屠王，收编了休屠王的队伍。霍去病率领骑兵渡过黄河之后，浑邪王的部队已经列阵等候。霍去病将队伍列阵前进，双方的阵营遥遥相望，步步临近，情势很紧张。浑邪王手下的许多人并非诚心投降，此时骚动起来，裹胁一部分人脱逃，匈奴的队伍顿时混乱起来。霍去病当机立断，策马驰人浑邪王的阵营，向浑邪王晓以利害。浑邪王下令阻止了队伍的哗变，由霍去病率队收降了4万余匈奴骑兵。
汉武帝将投降的匈奴士兵安置在边境五郡塞外，对浑邪王给予优厚的款待，封为浑阴侯。并在当年，在河西走廊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正式将河西之地纳入汉朝的版图。汉朝政府从内地招募10余万人来四郡定居，兴水利，设田官，并把长城延伸至酒泉。
河西走廊的收复，使得从甘肃兰州以西至新疆罗布泊之间"空无匈奴"。当时匈奴流传着一首歌：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朝政府在与匈奴之战取胜后，又在兰州附近筑令居
塞以隔断匈奴与甘肃境内羌人的联系，并设"护羌校尉"驻令居塞，管理河西地区的羌人。
但匈奴并不甘心放弃河西之地。匈奴与汉朝在河西之争失利后，在北部沙漠一带仍不断与汉军相峙。在战争中，汉朝的将军李陵和李广利相继战败投降了匈奴。匈奴取得了一些优势后，又返回来谋取河西。
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对汉宣帝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日：'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汉宣帝派赵充国去平定河西一带诸羌。赵充国利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了羌人的归附，并采用屯田的办法，建造桥梁，凿井浚渠，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将开发后的土地交给羌人耕种，逐渐安定了河西羌人，保持了河西的安宁。
在河西四镇中，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武威古称凉州，曾长期是古塞人和羌人居住之处。西汉政府在河西设镇之后，武威开始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农耕逐渐发达。由于武威处于河西走廊腹地，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被视为河西的中心。汉昭帝时在今兰州设金城郡，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合称河西五郡，组成凉州，武威郡即为凉州刺史的治所。
凉州城，据《元和郡县图志》上所记载的内容，"州城本匈奴所筑，汉置为县。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为鸟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亦名卧龙城。"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诗篇中，有一首《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的诗，写道："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看来当时的凉州城相当繁华。在诗人的眼中，凉州仍是"胡风"盛行，有的学者认为"凉州七里十万家"中的"七里"是"七
城"之误，认为凉州城是大城之内有七个小城，形制独特。
在武威雷台，考古工作者在1969年曾清理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张姓将军墓"。墓中出土了一套二千石大官出行仪仗的铜车马(图31)。其中铜马39匹，铜车14辆，铜车中有斧
 
车四，"小车"二，"辇车"三，大车一，牛车一，组成了一支官吏出行队伍，骑士们已显然在骑乘胡马。车、马队伍显示出的庞大气势，或许是当时汉朝政府对河西地区积极开拓的反映吧。
张掖位于武威西北约170余公里，古称甘州。张掖的名称，据说是"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断匈奴之右臂，自张其掖，因以为名"。在张掖的西侧，是著名的祁连山，祁连山脚下在当时是著名的牧场。霍去病收复了此地之后，匈奴人非常悲哀，单于的骑兵们经常望着祁连山(又名焉支山)痛心落泪。
张掖归入汉朝行政区划之后，也成为各族之间相互交往融合之所。
酒泉在张掖的西面，也称肃州，自古称"西戎地"。酒泉的得名据说是因为"以城下有泉，其味若酒，故名酒泉"。民间传说当年霍去病西击匈奴获胜，汉武帝派人送酒贺功。霍去病认为酒少人多，三军难以共享，便命令将酒注入酒泉城下的金泉之中，金泉之水顿时酒香四溢，全体将士得以畅饮美酒。此地也就改名为酒泉了。
汉武帝在占据了河西之后，将秦代长城向西延伸，从令居(甘肃民勤县东北)修至酒泉，后又延至玉门。秦代长城的遗迹，至今在甘肃临洮县东面20公里的山岭上仍有保存，它用黄土逐层夯筑，城墙依山势起伏。汉政府后来又将河西长城从玉门修至罗布泊附近，形成了以酒泉为中心至西域的交通孔道。
汉政府在长城内外常设有烽燧，也称烽堠、墩堠、狼烟台等。如遇敌情，白天燃烟，夜间举火。在烽燧内还驻守戍卒、负责守卫。
敦煌是河西四郡中位于西端的一个，在其侧是莫贺延碛()。敦煌曾被称为沙州。汉代的敦煌郡领六县，扼守玉门关、阳关，拥有近4万人。西汉政府在此地"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使敦煌初具规模。发展至东汉，敦煌成为政府控制西域、抵御匈奴的重要基地。
东汉时以护西域副校尉驻节敦煌。在永和二年(元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领郡兵三千余人西击匈奴，斩其呼衍王。三国时魏敦煌太守仓慈对往来于此的商旅体恤有加，赢得了当地人和商旅的爱戴。他死后，当地人都非常悲痛，用刀将面割破以示悲哀。
敦煌故城在今敦煌市城西500米的党河西岸，呈长方形，东西宽718米，南北长1132米。至今还保留有残高16米的城垣。城内有一座白马塔，传说是为纪念后秦时高僧鸠摩罗什在赴长安的途中，途经敦煌，所乘白马死于此而建立的。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是汉朝西部边境上的城市，东来西往的商旅要在此处办理必要的手续("过所")，才可继续行进。由敦煌向西有著名的玉门关和阳关，是汉朝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玉门关遗址在今敦煌西南140里的小方盘城，至今仍保存有部分城垣。英国人斯坦因曾在此获得汉代木简。汉朝政府在此处筑城设关，使之成为丝路上著名的关隘。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说：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峰。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蹄深山不见踪。描绘了它的险峻和重要。
河西四郡的设立，使得当时的汉朝政府更为有效地控制了沟通西域的交通道路。同时，也使之成为防御当时匈奴骑兵进袭的重要据点，汉朝政府据之可以向西域腹地发挥更大的影响。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生活，加速了融合、交流。
 
汉家公主嫁远方
 
西汉初年，发迹于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匈奴已成为控制地域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庞大帝国。
匈奴在汉高祖时便不断南下侵扰黄河以北地区，造成对西汉政权的严重威胁。西汉从刘邦开始，即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先后有五位公主远嫁匈奴，并伴有大量金帛财物。但匈奴骑兵仍不断在自甘肃至辽东的北边进行袭扰和抢掠。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政权已通过休养生息，财物和军力逐渐强盛了，于是开始了与匈奴政权大规模的战争。同时，汉朝政府了解到原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便派张骞在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与此同时，西汉开始向匈奴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在公元前121年，将河西走廊牢牢控制了。张骞向汉武帝建议招乌孙"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再通过乌孙联络西边的大夏诸国。汉武帝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在公元前119年，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了乌孙的赤谷城(在伊塞克湖东南)。乌孙当时占有伊列河(今伊犁河)流域，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最为强盛的，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张骞在公元前115年携同乌孙使者一道返回了长安。这位乌孙使者返回后，将汉朝的繁荣景象详细地报告了乌孙主。乌孙"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了乌孙昆莫("王")。于是，在丝路之上，出现了第一个远嫁西域的汉朝公主。汉武帝对这次和亲非常重视，在细君离开长安时，赐给她皇家的车马及服侍的宦官侍女数百人，还赠送了其他金帛锦绣等，并让人特意为她制成了一个能在马上弹奏的直颈琵琶。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只琵琶了。
细君公主嫁到乌孙时，乌孙王猎骄靡已是70岁左右的老头子了。当语言不通、身体纤弱的细君公主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时，她心里的悲苦可想而知，从留传下的一首细君公主作的歌中，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乡之情。
这首歌唱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发自内心的寂寞和悲愁，扣人心弦，催人泪下。这首歌
传人长安，汉武帝听了也动了怜悯之心，常派人携带礼物去看望她。当时，乌孙王猎骄靡年老体衰，又要求将细君公主嫁与其长孙军须靡。细君公主以中原汉人的礼教难以接受，上书朝廷。汉武帝令"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细君公主又嫁给了军须靡。
猎骄靡死后，军须靡成为乌孙王。他与细君公主生了一个女孩叫少夫。但没多久，细君公主便去世了。
细君公主去世后，乌孙再次向汉武帝求婚。汉武帝把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封为公主，嫁给了军须靡。
军须靡死后，他叔父的儿子翁归靡即位，号肥王。肥王又娶解忧公主为妻子。解忧公主逐渐适应了草原游牧的生活，学会了骑马、打猎。她常常头戴孑翎羽帽，身穿貂狐裘，肩狼尾，乘坐在天马之上，与乌孙王共同巡视部族，因而深受乌孙人的爱戴。
汉昭帝末年(公元前74年)，匈奴出兵吞并了乌孙的近邻--东师，然后将兵锋直指乌孙，让乌孙交出汉朝公主，断绝与汉朝的往来，才肯罢兵。解忧公主上书昭帝，请求救援。此时，正遇上汉昭帝去世，汉朝没有出兵。解忧公主力主乌孙抵抗匈奴，并再次向汉朝上书，要求汉朝出兵夹击匈奴。
于是，汉宣帝在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调动15万大军，由田广明、范明友、韩增、赵充国、田顺五位大将军率领，从河西、张掖、云中、酒泉、五原五路出兵，出塞二千余里，攻打匈奴。同时，又派校尉常惠持节去乌孙，联络乌孙王率精兵5万夹攻匈奴。这一战，汉朝和乌孙联军大胜，直接追击匈奴至其右谷蠡王庭。匈奴自此一败，元气大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无力与汉朝争夺西域了。
这次大规模的战争，解忧公主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乌孙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肥王翁归靡死后，乌孙大臣立他与另一个匈奴妇人所生的儿子泥靡为王，号狂王。狂王也娶了解忧公主为妻，并生了一个男孩鸱靡。但狂王暴恶失众，致使乌孙人对其怨恨。解忧公主便与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商量，决定杀掉狂王。但行动未果，狂王受伤后，骑马逃走了。狂王的儿子率兵围攻赤谷城，将解忧公主、魏和意、任昌等围困了数月之久，直到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率兵赶到，才算解围。之后，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做了大昆弥，由解忧公主的侍者冯燎协助处理军政大事，解忧公主很少再过问了。后来，元贵靡、鸱靡都得病死了，解忧公主上书给宣帝，要求返回故土。在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返回了长安，此时她已是70高龄的老人了。
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十余年，联络乌孙与汉朝结盟，对西汉在西域的经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固然与她的艰苦努力和卓识才干有关，同时，也与另一位精明多智的女侍者的协助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冯燎。
冯燎随解忧公主来到乌孙后，嫁给了乌孙右大将军作妻，并做为解忧公主的代表，以汉朝使者的身分出使南疆诸国。汉军与乌孙联合重创匈奴之后，冯燎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各个城廓小国。每到一处，沟通当地与汉朝的联系，"行赏赐于城廓诸国"，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冯夫人"。
冯燎在平息乌孙内部发生的王位之争的政变中，尤其表现了她的才智与魄力。
解忧公主的丈夫--乌孙王翁归靡死后，乌孙国内大臣立泥靡为乌孙王(即狂王)，后狂王因被解忧公主等刺伤，逃至北山时，被翁归靡的另一个儿子乌就屠杀死。乌就屠是翁归靡左夫人的儿子，这位左夫人是匈奴人。乌就屠占据了北山，与解忧公主所生的儿子元贵靡分庭抗礼。
不久，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5万至敦煌，准备征讨乌就屠。乌就屠获悉后，打算去请匈奴帮助。西域都护郑吉因冯嫁的丈夫与乌就屠相好，就派冯嫁为使者去说服乌就屠。冯嫁慨然成行，只身去乌就屠处，陈述利弊，乌就屠听从了劝告，希望能得到汉朝的册封。
冯燎返回后，又赴长安，向宣帝说明乌孙的情况。主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立乌就屠为小昆弥，皆由汉朝赐印绶，以防止匈奴从中插手。汉宣帝采纳了她的意见，任命冯燎为使臣去处理这件事。
冯嫁又与副使甘延寿一道，持汉节来到乌孙赤谷城，代表汉朝中央政府，立元贵靡为大昆弥，领6万户，立乌就屠为小昆弥，领4万户，两位昆弥(即王)均受汉朝册封，并由冯嫁代表汉朝中央政府分别赐大、小昆弥印绶。这样，平息了乌孙内部的争斗，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同时也加强了汉朝对乌孙的控制。
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冯嫁尽一生之力，维护了汉朝与乌孙的结盟，促进了西域各国与汉朝之间的往来。她们或没于彼土，或终老一生，用青春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哀怨却又壮烈的篇章。
 
天马绝尘自西来
 
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朝对西域的风土物产有了初步的了解。张骞在向汉武帝提及大宛国时，曾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稻麦。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当时汉朝人关于这种"天马"的传闻是："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日天马子。"这些传闻，对于喜爱良马的汉武帝来说，自然非常向往。
但大宛因为距离汉朝很远，加之受匈奴影响，对待汉使并非十分尊重。汉武帝用卜卦的形式，得到"良马当从西北来"的结论，更加迫切欲得到大宛的"良马"。
当时有人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有"善马"，藏在贰(60师城。汉武帝马上派遣一个叫车令的壮士携带千金和金马去请求交换。但大宛国王拒绝了车令的要求，不肯交换。车令非常恼火，出言不逊，并毁掉了金马而返。大宛王下令给其东边的郁成王将车令等拦截后杀害，并掠回了汉朝使者的财物。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非常恼怒，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兵马，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去远征大宛。李广利率军穿越盐泽，条件非常艰苦，在到达大宛之前，军队的给养就已经用完了。等到达大宛东境郁成，汉军已疲惫不堪了，与大宛国的军队一交战便被击溃，大败而回。到达敦煌时，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马了。由于远征大宛失败，汉武帝下令不许汉军东返，敢进玉门关者斩首。随后下令在囚犯之中征集士兵，补充军队，加之就近从敦煌征募的军队共6万人，有牛、马、驴、骆驼数万运送给养、武器。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再次由李广利率领征伐大宛。
这一次汉军比较顺利地到达大宛，围攻大宛国的都城贵山城达四十余日，李广利了解到城内没有水井，便下令截断了城外的水源，并攻破了外城。于是大宛城内的贵族大为恐慌，起来杀死了大宛王母寡，遣使求和。李广利听说此时大宛城内已经得到了懂得打井的汉人，而且又有许多粮食可以支撑，同时大宛的邻国康居也准备发兵救援，便答应了大宛的求和。
汉军立大宛贵族昧蔡为国王，大宛让汉军挑选几十匹好马和一般的牝、牡马三千多匹，返回汉朝。汉武帝将"天马"的名称给予了大宛马。将原先称为"天马"的乌孙马改称为"西极马"。
汉朝不断从乌孙、大宛等处引进良马，促进了内地养马业的发展。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起了很大作用。出土的汉代马匹造型，也说明了马匹在汉代人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图32、图33)。景帝刘启时，在西北边郡设立马苑36所，养马30万匹；到了汉武帝时，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马就达40万匹之多。当时的城市街巷、乡村田间到处都有马匹，或耕或乘，已经非常普遍了。东汉时期，月氏马也传人中国，班固给班超的书信中有"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阁登(氍氍)"之语。公元3世纪时更盛传"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月氏成为当时主要的马匹输出国。李广利伐大宛取胜东返时，除了携回大批良马之外，还从大宛将苜蓿、葡萄种子，也一同带回长安。苜蓿或称光风草、连枝草。天马嗜食苜蓿，所以在长安附近的离宫别观周围大量栽种。葡萄也开始在长安大量栽种。
 
称蒲陶或蒲桃，是大宛的特产。大宛用葡萄酿酒，贮藏的葡、萄酒多的达1万多石，保存好的可以数十年不坏。以后，用葡萄酿酒，在内地也流行了起来。
汉朝对大宛远征取胜后，在西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造成了西域"外国皆臣属于汉"的局面。外国使节来长安者日益频繁，越发带动西域的物产大量出现在内地。李商隐咏汉武帝的诗中有"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的诗句，正是对上述情况的概括。李商隐诗中的榴花，指的是石榴花。石榴来自中亚的安(今中亚布哈拉)、石(今中亚塔什干)二国，所以又称安石榴。石榴花红艳如火，可供观赏；石榴果可食，解渴怡人，又可造酒，而且石榴果多籽而晶莹，与汉民族祈求多子的习俗相吻合，越发造成了它在内地的广泛栽种。
汉武帝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和内地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不仅天马、苜蓿、葡萄和石榴等得以输入，其他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酒杯藤都相继从中亚传人。胡麻俗称芝麻，据南朝医学家陶弘景说，胡麻本产自大宛，含油量高，当时人以它做药或制饼。胡桃即核桃，原产地在伊朗北部。由于核桃含油量大，且食之香甜，也得以在中国内地普遍引种。西汉长安上林苑中以种植胡桃而闻名。胡豆包括蚕豆、豌豆和野豌豆，都从波斯和中亚传人，最初被广泛用于医药。胡瓜原产埃及西亚，乌孙、大月氏、匈奴都种植，传人中国后，因十六国时的后赵国王石勒是胡人，为避讳而改为黄瓜。胡荽即香菜，一名芫荽。胡蒜即大蒜。香菜和大蒜传人中国以后，都成了对中国饮食极有影响的调味晶。酒杯藤，原产自大宛，花实如梧桐，"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
前文提到的苏合香，是一种产自非洲索马里的香料，汉代产自印度、阿拉伯、非洲的香料大量传人中国，大多作常生活中装饰和医疗之用。苏合香是从金缕梅科野茉莉属落叶乔木脂液中提炼，有开窍醒脑的奇效，又能清热止痛，充当上等的防腐剂。产自波斯湾的乳香也应用广泛，这种香脂被用于薰香、照明、调料和活血定痛药等。在当时，使用西域香料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当时，各种西域物产传人中国内地的还有于阗的玉石，埃及的十色琉璃，千涂(犍陀罗)的火齐屏风，罗马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珊瑚、琥珀，印度的玳瑁等异地珍宝；还有封牛(瘤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狮子、犀牛等珍禽异兽。当时的长安，有许多汇集了各地珍品奇禽的宫殿，"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使得中国对遥远的西域，产生了更多、更神秘的向往。
 
投笔从戎护西陲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之始，西域已开始动荡不安了。以后中原大乱，天山南北重新被匈奴所控制。西汉王朝在西域建立的秩序被迫中断。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在西北和北方又构成了对东汉政府的威胁，并重新转居塞内。此时的西域诸国，已分化为55国，北道诸国重新役属于匈奴，只有南道的莎车远距匈奴，率领南道诸国与匈奴抗衡。
莎车王延在汉元帝时作过侍子，曾久居长安，回莎车作王以后，曾仿汉朝典章制度建立自己的统治。延死后，其子康继立为王，继续执行亲汉抗匈奴的政策。丝路中断以后，当时许多汉朝在西域的残余官吏都逃至了莎车，以避战乱。所以在建武五年(公元30年)，汉朝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委任他管理整个西域。
康死后，其弟贤代立。此时东汉政府因为一心巩固统治，无暇西顾，不愿与匈奴开衅，所以未答应焉耆、鄯善、车师前国要求复置都护的请求。莎车王贤向东攻破了鄯善，北灭龟兹，西愈葱岭，灭大宛。甚至将南道诸国如于阗、拘弥(于田东北)、姑墨(温宿、阿克苏)、子合(叶城)等国的国王召至莎车而杀之，代之以莎车的将军监国，征收贡赋，聚敛财物。
莎车王的暴行，激起了这些国家的抵抗，匈奴乘机插手。不久，龟兹、鄯善便落入了匈奴之手。以后，于阗人不堪莎车的暴政，杀掉了其派驻于阗的守将，拥立休莫霸为国王，并起兵攻打莎车。休莫霸战死后，他的侄子广德继立为于阗王，终于杀死了莎车王贤，而且攻占了莎车。于阗王取代莎车不久，便遇到了匈奴向南道扩张的势力。匈奴派遣五位将军．调集焉耆、尉犁、龟兹等15国兵3万余人，围攻于阗，于阗力抵不住，投降了匈奴。至此，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国都落入了匈奴之手。
在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前后，匈奴的大本营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匈奴的内部也发生了内乱，一部分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投降东汉，以就食于东汉西北境内；而另一部分则主张向北迁徙，落脚于天山南北，两部分道扬镳。呼韩邪单于率领的一部在五原投降了东汉。这部分匈奴被称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向西北远徙。到明帝时，北匈奴屡屡寇掠河西一带的郡邑，致使这些郡邑的城门白天也要闭上，东汉政府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西北。
此时，由于南匈奴的归附，河西四郡的地方已重新归东汉所有。但在玉门关外的广大区域，仍是北匈奴的天下。东汉政府想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打通丝路，势必要与北匈奴在西域展开冲突。最先提出反击匈奴的是耿秉。他认为东汉政府每年边患频仍，经费耗靡的原因就在于匈奴的骚扰，要用战争去阻止战争。并认为应效仿武帝开辟河西，统有西域以削弱匈奴的故事，提出应攻打天山，夺取伊吾(哈密)、车师等地，联络乌孙，切断匈奴右臂。
耿秉的主张得到了汉明帝的支持，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四路军队出击北匈奴。奉车都尉窦固、耿忠率领12，000骑兵，从酒泉出发，向天山东路进军。在天山东麓，击破了匈奴呼衍王之军，追击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取得了伊吾之地。随即在伊吾置屯田官--宜禾都尉，并留下一部分官兵在此屯田，巩固对伊吾的控制。
匈奴虽失去了伊吾之地，但仍据有天山东麓一带。窦固、耿忠又于第二年再从敦煌北出昆仑塞(甘肃安西县)，进攻匈奴于蒲类海，取胜之后，沿天山北麓向西，迫使依附于匈奴的车师前、后部投降，内附于汉。这样匈奴在天山东麓的势力便被一扫而光，深入西域的大门被打开了，东汉政府得以在西域实施其政治策略，著名的政治家班超开始登上了西域的舞台。
班超字仲升，是陕西扶风人，少有大志，涉猎群书，此时离张骞、傅介子在西域建功封侯并不算久。班超对这些人推崇备至，曾感慨地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传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窦固出征天山东部时，班超曾作为其属下的假司马，在攻打伊吾、蒲类海的战斗中，勇敢善战，颇得窦固的赏识。过不多久，便派他与郭恂出使西域。
班超率领吏士36人，首先抵达鄯善。鄯善国王广开始对班超一行盛情接待，"礼敬甚备"。但三天之后，态度变得疏远和怠慢。班超了解到匈奴的使者正在鄯善进行活动，鄯善正摄于匈奴人的胁迫，狐疑未定，不知所从。班超召集了同行的36人，分析当时的处境，说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必被其所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团，把他们消灭掉。大家表示愿听班超的指挥，同生共死。于是，吏士们在班超的指挥下，乘夜放火攻击，鸣鼓呼叫，前后相应。匈奴使团惊慌失措，搞不清有多少人，匈奴的使者和随从百余人被杀死或烧死。班超将匈奴使者的头示意鄯善王，迫使鄯善王广表示臣属汉朝。
随后，汉朝提升班超为司马，并做为汉使，继续在西域活动。班超率36人离开鄯善之后，到达了于阗。这时于阗王广德已归附匈奴，匈奴在于阗设使臣监护其国，所以班超到达后，于阗王对他们很冷淡。于阗王相信巫术，对巫师的话言听计从。巫师要用班超的坐骑来祭神，班超答应了下来，让巫师前来取马。等巫师到达他们的住处，班超将巫师杀掉，将他的首级送给于阗王广德。广德早已知晓班超在鄯善的谋略和神勇，杀掉了匈奴的使者，也表示臣属于汉朝。第二年春天，班超一行离开于阗前往疏勒(喀什)。这时疏勒王刚被匈奴所立的龟兹王所杀，并以龟兹人兜(d6u)题为疏勒王，疏勒也成了匈奴的属国。在距兜题所居的粲(p6n)橐(tu6)城只有90里时，派部下田虑去招降兜题，并说："兜题不是疏勒人，当地人必然不听从他的命令。如果他不投降，就可以把他抓起来。"田虑依计而行，将兜题抓住。班超赶到后，重新扶立原来疏勒王的侄子忠当疏勒王，疏勒举国上下欢喜若狂。班超为了显示汉朝的威信，将兜题放了。经过班超的努力，西域大部分地区与东汉政府重新建立了臣属关系，断绝了六十多年的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又通畅了。
西域既通，东汉重新设置都护和戊己校尉，对西域进行统治。但第二年(元75年)，西域的局势发生了逆转。匈奴动用两万以上的骑兵，攻击被东汉平定的车师后部。8月，汉明帝死了，匈奴联合焉耆、龟兹一同攻打并杀死了西域都护陈眭。汉章帝下令罢都护及戊己校尉，并撤回了在伊吾屯田的军队，下令诏班超回京。
班超此时仍留在疏勒，接到了东汉政府的命令让他返回。在此之前，班超等人在柴橐城坚守，抵抗龟兹和姑墨的围攻，已近一年多了。疏勒人知道班超要返回的消息后，"举国忧恐"，都不愿他离去。疏勒都尉黎弁(ySn)说：汉使抛弃我们，我们必定再被龟兹所灭，实在不忍见汉使离去，随即自刎而死。班超回到于阗时，王侯以下的官吏哭泣挽留，说：汉使就像我们的父母，千万不能走。并抱住班超的马足，不让他继续东返。班超决定重返疏勒，暂不回朝。当他返回疏勒时，疏勒已有两个城投降了龟兹，并与尉头连兵，围攻疏勒王。班超迅速平定了反叛，使疏勒重新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兵1万余人，攻破了姑墨。姑墨是龟兹的属国，这样就扫除了来自北面的威胁。同时，班超上书给章帝，力主统一西域，并提出了"平通汉道"的策略，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西域除龟兹、焉耆外，大多数都愿与汉朝通好。汉章帝采纳了班超的建议，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另派徐干率兵千人前去支援班超。徐干的援兵赶到时，正遇上疏勒与莎车串通，围攻班超，就与班超合兵平定了叛乱。
此时东汉政府已逐渐倾向于班超的意见，采纳了他提出的联络天山以北乌孙牵制匈奴的建议，并于公元84年再次派恭统率兵八百赴疏勒以接应班超。
在于阗和疏勒之间的莎车国，是匈奴的属国。莎车多次串通疏勒反叛汉朝，攻杀班超。所以班超首先指挥疏勒、于阗两国的军队，围攻莎车。莎车王自知难以抵挡，便一面去贿赂疏勒王，要他从内部策应；一面向龟兹求援。果然，班超离开疏勒以后，疏勒国王便叛变了，龟兹国也联合了温宿、姑墨、尉头的军队5万余人来救莎车。班超虽腹背受敌，但指挥若定，先平定了疏勒的叛乱，然后击溃了龟兹等国的援兵，征服了莎车。
几年以后，正当东汉政府与匈奴在蒙古高原和天山以北展开激烈战斗的时候，远居于葱岭以东的大月氏想乘机占据塔里木盆地。在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派遣其副王谢率领7万大军，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当时班超手下军士人员非常少，大多心怀恐惧。班超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大月氏军队虽来势汹汹，但长途征袭，粮食无法解决，只要坚守，待月氏军队粮尽，就可以击溃。果然，月氏军队无法获得粮食，派人去龟兹求救，又被班超设伏兵打垮。大月氏军队只得向班超投降，并派使臣向东汉朝廷表示臣属。
此时，东汉的军队在窦宪的率领下，连克北匈奴，并重新占领哈密，征服车师诸部。在公元91年，又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俘虏北单于母亲阏氏及名王以下者四千余人。汉军出居延塞五千里而返。北匈奴遭到打击后，向西远徙。
一直与汉朝对抗的龟兹等国，失去了靠山匈奴，只能向班超投降。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都护，并将都护府设在龟兹。任命徐干为长史，驻守疏勒，又重新设戊己校尉于车师的高昌壁。班超在永元六年(公元94年)最后攻入了焉耆、危须、尉犁诸国，西域全境再一次统一于汉朝。
西域全部平定后，班超已年届70。由于年岁过大，恐怕西域诸国"畏壮侮老"，向朝廷上书要求返乡，说："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和帝刘肇被他的恳切言词感动，便下旨诏班超返朝。班超于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回到洛阳，于同年九月与世长辞，终年71岁。
班超一生的时间都在为统一西域而努力，矢志不渝，以为国建功为荣。在出使西域的几十年里，不避危险，胆识皆具，加强了东汉政府对西域的统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
佛教产生于南亚次大陆之后，不断向周围传播。汉代，丝绸之路通畅，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塔里木盆地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佛教在向中国传人的过程中，首先到达了这里，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从现存于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北缘，即汉代西域南、北两道的佛教遗迹中，可以了解一些最初的传播路线和当时佛教的盛行情况。
 
佛国于阗
 
位于昆仑山北麓的于阗(今于田)是有名的西域诸国之一。境内有和．田河和喀什玉龙河浇灌，良田沃土纵横，是西域诸国中最富庶的地方。佛教传人于阗之后，这里成为西域佛教的一个中心，无论考之以文献或验之以古迹，称于阗为佛国都不为过。
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曾记有于阗建国的传说： 印度阿育王的太子遭人陷害，在咀叉始罗被挖去双目。阿育王非常愤怒，将其身边的大臣合族迁于雪山以北。他们在此处称王，后来东土帝子率领军队打败了这支人马，遂在此立国。传说不一定准确，但因为阿育王是弘扬佛法的圣主，因为当地人愿意将自己与阿育王扯上关系。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在叙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又说，东土帝子在此建都立国之后，到了晚年仍无子嗣，就到毗沙门天神那里祈求得子。从神像的额头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国王将其带回宫中。但男孩不吃不喝，国王又到天神祠中去祈祷。天神前的地面上突然隆起一个土包，形状与人乳相同，小男孩饮吮地乳，长大后就以地乳为国号。
"地乳"的梵文汉译为瞿萨旦那，于阗以"地乳"为国号，故名瞿萨旦那。毗沙门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的福神，后来被佛教奉为四大天王之一。玄奘到达于阗时，于阗王仍称自己为毗沙门的后代，可见于阗佛教在该国的尊崇程度。于阗的佛教最初由克什米尔地区传人。从文献上看，可能早到公元前1世纪末。公元6世纪初到过于阗的惠生记有佛教传人于阗国的故事：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一胡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白王伏罪云： '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日：''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喉罗变形为佛，从空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喉罗像。据说，在杏树下造的这个寺院就是《北史》中提到的赞摩寺。这个佛寺中的佛像在西域诸国中非常著名。公元5世纪初，凉州沙门曾向于阗王请求说，听说赞摩寺中的宝像最似真相，愿意得到一尊以便供养。于阗便命匠人仿造一躯送给他。
法显在公元402年来到于阗时，这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已是大乘佛教的盛地。"其国丰乐，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法显记载的于阗城西的王新寺，是经三代国王历80年才陆续建成，规模华丽，"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箔"。
于阗在当时还流行一种行像仪式，非常隆重热闹。行像仪式中的佛像，雕刻精美异常，是自公元2世纪末以来，受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的产物。一年一度的行像仪式，是于阗国内僧侣，百姓乃至达官贵人的隆重节日。当载佛像的车走近城门百步时，于阗王脱去王冠，换上新衣，跣脚持香花出城迎像，并施"头面礼足"之礼。佛像人城时，门楼上国王的夫人、彩女都散花梵香，于是众花缤纷飘下，场面壮丽。这样的场面，要持续半个月才结束。
于阗的佛事如此盛行，难怪中国佛教徒中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朱士行，在当时是以于阗为目的地的。
本世纪以来，在和田绿洲曾多次发现佛教寺院遗址，更进一步展示了这个西域佛国当年的情况。
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和田县东北40公里处玉龙哈什河对岸发现了拉瓦克寺院遗址。它平面接近正方形，寺院中间有一座三层的率堵波，搴堵波直径约9米，四周绕以围墙，长近50米，宽约40米。在南墙以及西南墙交接处掘得佛像八九十躯。佛像均为浮雕，从其造型风格上分析，有犍陀罗式和芨多式两种。犍陀罗式佛造像身体重心偏于一侧，着通肩袈裟，衣纹从左肩至右下方呈放射线状。芨多式佛造像身体重心放于双腿之间，佛像正面站立，宽肩细腰，衣纹凸起如线，呈规则的U字形。这些佛造像的年代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该遗址还出土有模制的小佛像，有一种带翼状焰肩的佛坐像，非常有特点。另外一件坐在鹅车上的月天像，也很精美。
约特干遗址在今和田县西约20余公里处。本世纪初法国人格伦纳勒、英国人斯坦因曾先后到过此处。该遗址曾出土了许多富有特点的泥塑制品，有人物、动物等形象。其中一件残陶片上浮雕人物形象，在两个扇形小龛内各有一个乐伎，分别持铙与横笛。龛之间有印度式圆柱支撑，两龛之间有一朵花形饰。上部则是由连珠组成的条形饰。另一件陶塑妇女形象也非常富于特色，人像高12．4厘米，前额发短而齐，两侧长发披肩，颈带项链，嘴上有小圆孔。人物造型有很浓厚的西亚雕塑传统(插图34)。另外，还有人首陶杯和陶猴等。人首陶杯造型独特，上塑人首，下塑牛头，在顶部有注口，人物戴螺形高帽，深目，高鼻，唇上有八字胡须，颏下有长髯，造形传神。陶猴系猴头人身，跪坐，一手托胸，一手持昂起的性器。在巴楚也出有陶塑的猴子形象(图35)。
 
斯坦因将此处推测为古代于阗的都城遗迹，但中国的考古学者认为此处可能是魏晋文献中提到的王新寺。
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1929年在和田的买里克·阿瓦提遗址进行了发掘，曾发掘到6个佛头，大者高66厘米，小者33厘米，"头部全作螺发，眼微张，睛似突出，口唇薄而微向上，额宽，鼻梁微隆，直通于额际，而鼻准稍圆"。发掘过程中发现，在小形佛头上保存有金叶，黄文弼先生推测"是佛像原为金叶所包裹者"。50年代，中国新疆的考古工作者也对此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了小立佛像、残坐佛像、小佛头、残佛手指、壁画残片等。研究者认为这里是东汉前后的佛寺遗址。
此外，在和田绿洲的其他地方，也曾出土泥塑，或铜质佛像。在和田的喀拉墩遗址，曾出土一件陶佛像。佛像塑于陶片之上，穿通肩袈裟，头上有肉髻，右手施无畏印，背有光环。造像的特征具有犍陀罗艺术风格。在本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和田发掘出铜佛头，其造型也几乎完全沿袭了犍陀罗艺术风格(图36)。
在和田东北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是一处佛寺群遗址。斯坦因曾在此得到过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有"波斯菩萨"的画版。画版正面画一个人物，着萨珊式锦袍，头戴高冠，腰系皮带，皮带上挂一柄弯刀。脸上有浓密的胡须，肩生四臂，手中各持一物，有杯，短矛和花朵，身后有头光和背光。画版的另一面绘有一个印度形貌风格的三头四臂神，交脚坐于坐垫之上，坐垫下为两头卧牛。此神像上身赤裸，腰围虎皮裙，戴项圈、臂钏和手镯。一头戴宝冠，正面脸部有三只眼。另外两个头，一作白面女相，一作忿怒力士像，四条胳膊，各持法物，神像后面有头光和背光。
斯坦因认为正面的"波斯菩萨"为波斯史诗传说中的英雄罗斯旦，背面的三头四臂神是罗斯旦降伏的魔王之一。中国学者吴焯则认为板画上的三头四臂神是原印度宗教中的湿婆神，它在佛教里被称作大自在天。其形象被记述为三头、四臂、三目，骑白牛，系虎皮裙。
大自在天的形象出现在和田的画版上，说明当时于阗的佛教中已掺合了不少密宗的内容。版画的年代大致在公元8世纪，而此时也正是印度密宗佛教盛行之际。
在当时的于阗佛教中，既有波斯、印度的影响，也有中原汉文化的痕迹。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掘2号寺址壁画中，有"龙女索夫"的壁画。画法以铁线白描勾出，人物眉眼的画风与传世的唐代人物画卷完全一致，可说影响至深。在该遗址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也有"护国寺"字样，并有虔英、宝明、法进、道超、惠达等汉僧的法号。看来，此时中原汉文化已深深影响到了于阗的佛国世界，甚至有汉僧留居于此了。
 
凿岩塑像绘本生
 
在天山南麓，汉通西域的北道上，有一个重要的西域古国--龟兹。今日的库车县，就是昔日龟兹王国的所在。
张骞通西域后，龟兹开始为汉朝人所知。当时龟兹是西域36国中最大的一个绿洲王国。《汉书·西域传》说："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击胡侯、卯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卯胡君三人，译长四人。"
龟兹国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加上自恃兵强，在东汉时期，占据北道，与班超代表的汉朝的势力抗衡，直到最后才被班超征服，投降了汉朝。
由于龟兹位处汉通西域北道要冲，交通便利，向西经喀什可以与西域南道上的和田等地相通。因此，佛教传人西域后，很快也在龟兹绿洲传播开来。于是公元1世纪，龟兹已见佛教证迹。根据文献记载，"白"、"帛"是汉译龟兹王族的姓氏，因此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来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的帛延，可能就是龟兹的佛教徒。《晋书·四夷传》上也说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o
在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开凿的众多佛教石窟，是龟兹地区最有价值的佛教文化遗产。这些分布在库车、拜城等处山谷中的石窟，以开凿时间早、内容最富外来文化色彩而出名。如著名的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这种建造在山崖上的寺庙，构成了古代龟兹地区石窟建筑特有的面貌与内涵。
佛教在创立之初，并无在山崖开凿寺庙的记载，大概至公元前1世纪时，在印度开始出现了石窟寺。古代龟兹地区早期接受的佛教为小乘，小乘佛教重视僧徒的个人修行。库车地区的地理特点，正好可以提供这样幽静的山谷为僧徒苦修，所以以石窟为主的佛寺得以在龟兹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
这些石窟有塔庙窟(窟内立中心塔柱)、大像窟(窟内有雕塑的大佛像)、僧房窟(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禅窟(专为禅行的小型窟)等，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从它们的使用性质来分，大致分属两大类，一是供养佛像，让信徒们可以进行礼拜；二是既供养佛像，也供僧徒讲学、修心养性。在公元5世纪以后，方形的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除一般的僧房窟外，窟内都分前后室，前室平面呈纵深方向的长方形，券顶，其后壁正中开龛设佛像，两侧开甬道通向后室，甬道顶亦成拱形。后室较小，横券顶，后壁有涅粲台；前后室与左右甬道之间自然形成一个中心塔柱，它的作用一方面用于支撑窟顶不使倒塌，另一方面也适合佛教徒由观看前室后壁亦即中心柱前壁龛内的佛像，然后右转沿甬道绕行礼拜。
石窟内大都绘有壁画。公元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公元6世纪出现了千佛。公元8世纪以后，逐渐受到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影响，中原北方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一些密教形象，也逐渐地传播到了新疆。
除此之外，由于龟兹(库车)石窟地处丝路要津，所以除了其自身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还汇集了诸如犍陀罗、希腊、印度和波斯等地区的艺术成分，因而具有非常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在龟兹石窟中，以克孜尔石窟群最为著名，成为该地区石窟寺的典型代表。
克孜尔石窟位于库车县和拜城县之间的克孜尔镇南侧(图37)。小镇附近是一块小小的绿洲，克孜尔河在镇西从北向南流过，汇入克孜尔石窟南侧的木札提河。石窟位于木札提河谷北岸的悬崖上，此处当地人称明屋塔格，其南麓类似一个弧形的弓背，其两侧向外延伸而与克孜尔河相接，围出一块呈扇形的低地。在山的中部，是苏格特沟，沟内有泉水流出，沿泉水上溯而行可见泉水又分出两股，在其交汇处的两侧，又有一段较为险峻的断崖。人们以
 
将克孜尔石窟区分为谷西、谷内和谷东几个部分。克孜尔石窟的编号从谷西区的两端开始，共236窟。
石窟与窟前的地面一般都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可以说大多数石窟是凌空开凿的，以梯出入。这些凌空开凿的石窟因为使用功能不同，在形制上又产生了差异，多个不同功能的洞窟组成了一个石窟群。克孜尔石窟类型主要有僧房窟、中心柱窟(即塔庙窟)、大像窟、方形窟四种，其中的中心柱窟、大像窟和方形窟均有礼拜的功能，因而被称之为礼拜窟。在这些礼拜窟中，有大量的塑像和壁画，真实地反映了龟兹地区的佛教面貌。
如今克孜尔石窟的塑像大多已无遗存，但洞窟中的壁画却保存甚丰，大约有70余个石窟保存有壁画。其内容包括有佛本生故事、因缘比喻故事和佛传故事等。
本生，是指佛前生的种种善行事迹，梵文叫阁陀迦。流传于世的佛本生故事，总数超过了500余种。根据本生经的内容画成壁画，或制成雕刻，称为变相，简称"变"。小乘佛教的教义比较接近原始佛教，重轮回业报和因缘和合之说。它认为今世的一切福报都是由前生的行善得来的，前世之因造今日之果。另外，小乘教义注重累世修行。'佛陀在这些方面都具有模范作用。本生故事实际上是流行于古印度民间的寓言故事，长期流行在民间，它们生动活泼，寓意深远，深人人心。佛教徒们只需将其采择而来，按固定的格式，给每个故事加上头尾，指出其中主角--或人、或神、或动物--是佛陀的前身而已。
佛教徒利用本生故事来宣传教义，在印度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建于此时的婆噜提大塔和桑其大塔，在其周围的石门上，都有一些本生故事的浮雕。这些佛本生故事既有一定思想性，又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因而流布甚广。如《芦苇饮本生》：
相传，这个丛林从前是座森林。森林里有个莲花池，里面住着一个水妖，专吃进入池子的生物。那时菩萨是一只长得像小红鹿一般大的猴王，率领8万只猴子，住在森林里。它保护这群猴子，告诫它们："孩子们，这个森林，有些树是有毒的，有些莲花池是水妖霸占的。你们凡是想吃过去没吃过的果子，想喝过去没有喝过的水，都要先来问问我。"群猴答应道："遵命。"
一天，它们来到一个过去没有来过的地方，游荡了大半天，想找水喝。它们看见了一个莲花池，但都没有下去，坐着等待菩萨到来。菩萨来后，说道："孩子们，为什么不喝水?""我们等着你来。""孩子们，你们做得对。"菩萨沿着莲花池走了一圈，仔细察看脚印，发现只有下去的脚印，没有上来的脚印。他思忖道："毫无疑问，这个莲花池是水妖霸占的。"于是说道："孩子们，没有喝水，这事做得对。这个池子里有水妖。"水妖见它们没有下来，就跃出水面，说道："你们干吗坐在这里?下来喝水吧!"菩萨问道："你是这里的水妖吧?""我是。""你捕捉进入莲花池的生物吧?""是的，我捕捉。只要进入这个池子，那怕一只小鸟我都不放过。我也要把你们全部吃掉。""我们不会让你吃掉的。""可是你们总得喝水吧。""是的，我们是要喝水，但不会让你抓住。""那你们怎么喝呢?""你以为我们必须进入池子里才能喝到水吗?你想错了，我们不用进入池子，8万只猴子各拿一根芦苇杆，就像用莲花梗吮水那样，吸吮你这池子里的水。这样，你就不能吃掉我们了。"
于是，菩萨围绕莲花池走了一圈，命令道："这里所有的芦苇都自己穿孔吧!"菩萨这样命令后，拿了一根芦苇坐下，8万只
猴子各拿一根芦苇围绕着莲花池坐下。菩萨用芦苇杆吸水，坐在池边的猴子们也用芦苇吸水。它们用这种方法喝水，水妖抓不到一只猴子，只得垂头丧气回到自己住处，菩萨也带领众猴回到森林(《佛本生故事选》猴王本生故事之一)(图38)。
在克孜尔石窟中这个猴王本生故事屡次出现，如17窟、178窟、114窟等。绘画的蓝本是依据梵文或巴利文本绘制。在克孜尔壁画上，还有著名的《熊本生》(又名《樵人背恩》)．
从前，在婆罗尼斯城内有一个穷苦的樵人，每天以卖柴为生。有一次他手持绳斧进山，正在一棵大树旁砍柴，忽然
遇到一只老虎，樵人吓得赶紧爬上树去，上去才发现有只熊在上面，樵人吓得又不敢向上爬了。熊见他很害怕，就说："不要怕，快到我这里来。"樵人害怕不敢往前，熊便把樵人拉上来，抱在怀里。
这时，站在树下的老虎对熊说："这是个背恩的人，过后必然要害你，快把他扔下来让我吃掉。若不让我吃到，我便不离开。"熊说道："这个人来投靠我，我不能违背他的信任。"又对樵人说："我抱你很累了，让我先睡一会儿，你要警觉些，保护一下我们。"说罢便睡了。
老虎见熊睡觉，便对樵人说："你能够在树上住几时，应该把熊推到树下让我吃掉，那样，我便离开，你也可以还家。"
 
樵人听罢，在心头起了恶念，将熊推至树下，让老虎把熊吃掉了(图39)。
樵人后来得了癫狂症，整天疯疯癫癫，怎么也治不好了。(《大正藏》卷廿四)
在克孜尔石窟38窟顶部和184窟顶部，绘有这个熊本生故事图画，画面上熊抱着樵人蹲坐于树上，树下猛虎则张着大口，向树上咆哮。
克孜尔石窟的本生故事画，已究明者达七十余种。如尸'毗王割肉贸鸽、啖子本生、须大孥太子本生、象王本生、萨捶那舍身饲虎、乾夷王施头等。基本主题是舍己为人。克孜尔石窟中本生画的构图形式有菱形格式、方形构图和连环画形式。前面提到的"猴王本生"和"熊本生采用的是菱形格构图方式，即将一个本生故事，画在一个由山峦围成的菱形格内。一个故事仅用一或二幅典型的情景表现。这种形式具有龟兹的地方特色。方形构图形式不多，而连环画的形式，则是以众多的不同情节，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本生故事，画面内容前后相衔接而成横幅的长卷。
除上述佛本生故事画以外，还有一种因缘故事画。因缘故事是佛所讲述的各种因缘、比喻故事，用来教化他的弟子和信徒。画面上居于正中部位的是佛像，有关的故事情节放在佛像的左右侧。如"长老比丘在母胎中六十年因缘"，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从前，在王舍城中有一个富人，财富无数。妻子怀孕已满十月，但胎儿不肯出生。后来又怀孕后，生了一个孩子，原来的胎儿，仍留在母亲的右肋之中。这样，富人的妻子共生育了九个孩子，只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一直留在胎中。他的母亲用尽各种方法也没能如愿，死后，众人请医生剖腹取出。此儿出生时，头发鬓毛都是白的，背也驼了。据他对众人说，因为他的生母曾辱骂过众僧，故使之遭受这样的苦难。
龟兹地区的小乘佛教流传的时间很长，因此包括石窟、塑像和壁画内容等佛教艺术都打上了小乘佛教的烙印。小乘佛教"唯礼释迦"，表现在壁画题材上，则是释迦的本生、因缘和佛传的故事画，使之成为龟兹地区佛教艺术中有代．表性的形式。
 
高昌佛迹
 
提起高昌，便与久负盛名的吐鲁番联系到了一起。这块中国最低的盆地，曾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佛教传人后，这儿又成为丝路之上又一处最大的佛教中心。
高昌的得名，与该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的传说有关。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李广利率军队出河西后，进入莫贺延碛，遇到干燥、炎热的气温，加之供应不足，军队中伤病甚多。进入吐鲁番盆地之后，这片绿洲的自然条件立刻扭转了军队的疲惫，清水、绿洲让将士们为之一振。李广利认为这里气候宜人，并有源于天山的雪水，可以垦辟农田，屯种粮草。他将军中病、伤者集中起来，屯驻于此。后来，此处便被称为"高昌壁"。之后，人口逐渐增多，成为汉朝政府设置的戊己校尉屯驻之地。魏晋时期，这里仍为中央政府设置的戊己校尉府所在地，长期隶属敦煌郡管辖。曹魏时的敦煌太守仓慈体恤过往商旅，深受西域各地商旅、百姓爱戴。后来仓慈病逝，西域各地商旅、百姓聚集在高昌戊己校尉所致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以后高昌逐渐成为成了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政治中心了。
公元327年，前凉的张骏正式在高昌设郡，扩大了高昌城的规模。至北凉时，北凉的沮渠无讳、沮渠安周西迁至吐鲁番，赶走了当时的高昌太守阚爽，以高昌城为北凉王都。公兀460年，柔然灭沮渠安周，扶植阚爽后裔阚伯周为高昌5E。从此，高昌国正式出现。
今天存在于吐鲁番的高昌故城，经历代增修，现存中城的范围，就是当时的遗迹。其周长3415米，城墙用黄土筑成，城墙高11～12米，墙基厚11米，城外有马面、瓮城，堪称当时西域的一座"坚城"。
高昌地区受佛教的影响较早，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吐峪沟搜集到一份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这是现存西域最早的有纪年的佛经。北凉时期，沮渠蒙逊设高昌郡后，佛教发展较快，以后经麴氏高昌，唐西州时期的不断弘扬，规模更大了。
现存的高昌故城内仍保存了大量的佛寺建筑遗迹，主要集中于外城的南部。在东南部保
存有寺庙的塔基和支提式的残窟，保留一些壁画；西南部寺院的范围很大，约1万余平方米。残存的塔基上仍有多层的小龛(图40)。在内城偏北处有一个俗称"可汗堡"的建筑，在其东南角的寺院遗址内，德国探险家勒柯克曾掘得一块北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沮渠安周造寺碑"。专家们分析，此处可能为当时的王室寺院。附近发现的其他塑像壁画、幡画等佛教艺术品也说明高昌城内佛教的兴盛。高昌地区的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也有一定影响。
高昌地区还有两处非常重要的佛教胜迹，这就是唐代文献《西州图经》中提到的"丁谷窟寺"和"宁戎窟寺"。"丁谷窟寺"即今天吐峪沟石窟，而"宁戎窟寺"即今天的
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位于高昌故城东约二十余里处。在沟内尚存有46个石窟，互相错落分布(图41)。《西州图经》上说"寺其依山。弃搽嵫疏毗，雁塔飞空，虹梁饮汉。岩峦纷乱，丛薄阡眼。既切烟云，亦街星月。上则危峰迢带，下轻流潺。"看来当时此处环境非常适于僧众修行。吐峪沟石窟中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大致在晋、十六国时期。在沟东的一个残窟中曾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并有"尸毗大王"、昔有国王名日妙光，为一切"等字样。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后，大力提倡弘扬佛法，在吐峪沟开山凿窟，供养佛身。吐峪沟石窟的壁画风格接受了龟兹和敦煌的影响，既有一佛二菩萨的说法图、禅定千佛图，也有佛本生故事画、因缘佛传等。
本世纪初，勒柯克在俄国人之后进入吐鲁番探险，对吐峪沟石窟内精美的壁画、塑像进行大肆割剥，并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内的佛教典籍悉数掠走，连同壁画，塑像一道运回了柏林。
 
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些精美的佛教艺术品最后未逃出劫难，毁于二战的战火。
日本大谷探险队也在吐峪沟掠走了大量的文书、写经和铜像等艺术品。其中有一件是署名有"大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的"佛说菩萨经"写本。
伯孜克里克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北约57公里。沿火焰山前的戈壁东北行，经胜金口入山中，沿木头沟曲折前行，在河谷的西岸上，有大小洞窟83个。"伯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山腰"之意。石窟寺也正处于山峰的山腰之间(图42)。石窟寺的始建年代为麴氏高昌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公元13世纪。
伯孜克里克石窟寺洞窟的形制主要有三种，中心柱式、长方形纵券顶式和方形穹窿顶带回廊式。其中长方形纵券顶式在伯孜克里克最为普遍。其时代大致在麴氏高昌和高昌回鹘强盛时期(公元8-10世纪)。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对此进行过清理，在石窟下的积土中，发现了木质斗拱16件，拱径达75厘米，外表涂漆或朱红色。由此推断在当时的窟洞之外，有规模宏大的殿堂和回廊，并有梯架以便出入。
保存下来的壁画内容多为佛传故事。窟顶绘满千佛，沿窟两侧壁绘画佛传。身躯高大、披红色袈裟的立佛，配饰环钏璎珞，脚著草鞋，踏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形象慈祥而庄严。在佛的周围，簇拥着天部、菩萨、比丘、婆罗门、国王等人物形象，宣传四时供养，累世修行(图43、图44)。伯孜克里克还有以毗沙门天为中心的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的壁画和以涅架为中心的壁画。第33窟后壁，一幅表现佛涅粲后众弟子举哀的壁画，表现了各种不同身分、民族的佛弟子，哀伤地围侍在涅粲后的佛身左右。这些佛弟子的服式、肤色、发型各不相同，但都面含悲戚，表情肃穆。
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中，画面完整、色泽鲜丽的高昌回鹘国王、王后形象的供养人，是壁画中的精品。
 
勒柯克在编号为第9窟(现为第20窟)中窃走了回鹘高昌王、王后的画像。画幅中的高昌回鹘国王，头戴莲瓣形宝冠，冠下系带。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腰中系带，佩钻碟七事，脚著长靴。王后形象丰满，头戴上翘的鱼形冠，发髻左右横分，上面插满金银饰物。身着桔红
 
色窄袖通裾大襦，翻领上有刺绣花纹。这种冠服及色泽，与《唐书》中提及的回鹘王后的冠服完全一致(图45)。
在今编号为32，34，45，47，48，53等窟，也有相类似的国王和王后的形象，有的还保存有回鹘文标题，大意为：统治帝国的、英雄的维凯·得凯恩公，民族的大鹫侯，如神的雄狮之像。
高昌回鹘是在公元9世纪中叶，由漠北回鹘的一支入居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他们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所以在伯孜克里克也有摩尼教的窟寺和壁画。入居吐鲁番不久，皈依佛教，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图46)，大力推广佛教，使得伯孜克里克在公元10至11世纪前后，其石窟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这里甚至成了王家的专用寺院。
在这一时期，除了上述这种大型的长方形纵券顶式的石窟外，还有种为佛寺高僧修建的小型石窟。窟分前后室，放置陶质舍利盒，壁画内容也很丰新编82窟的前室正壁中间画有山丘，山上树木葱郁，飞鸟入林，山下鲜花簇簇，山林间有武士持弓行猎，生活气息浓郁。
伯孜克里克石窟在本世纪初也没能逃脱外国探险家的掠夺。勒柯克等人用刀、锤、凿等将整块整块的绘画切割下来，装运盗走。勒柯克曾将一个佛堂中的全部壁画都切割下来，运回柏林。至今在伯孜克里克石窟寺中，仍有当初盗割时留下的痕迹。面对惨遭浩劫的石壁，令今人感慨万千。二战时，盟军空袭柏林，保存在柏林人类文化博物馆中的620幅壁画，在战火中毁掉了大半，再也无法弥补了。
 
涉沙履险求真谛
 
在法显、宋云西行求法之后，又过了近百年，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至今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玄奘。这位历史上著名的高僧，践流沙，陟雪岭，历经五万余里，在丝路之上跋涉西行，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大旅行家。
玄奘，俗家名字叫陈神，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人，玄奘是他的法号。玄奘大约出生于公元600年前后，卒于664年。玄奘13岁时，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僧，与他哥哥(法号长捷)一起学习佛经。这个小和尚在当时就颇有学名，他常常为了研习佛经而废寝忘食，总要钻研到能上台复讲才罢休，因而刚人佛寺，便轰动了佛坛。18岁的时候，与他的哥哥一道来到长安。此时，唐朝刚刚建立，长安并不安定，于是他们南下去了四川。成都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玄奘在这里精心钻研佛典，佛学知识精进，能独自登坛讲授佛学义理。以后他又到湖北荆州的天皇寺，赵州(今河北赵县)，胡州(g-河北临漳)等地听名僧讲学，并于公元627年又回到长安。此时的玄奘，由于渊博的佛学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而誉满京邑，声名一天高于一天，被人们称为"释门千里驹"。当时他刚刚27岁。
这位"释门千里驹"在学习佛教经典中，常遇到很多疑惑不解之处，况且当时国内的佛教经典中，也常有相互矛盾的地方，令他无所适从。他从一些印度僧人口中知道在北天竺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有一部《瑜伽师地论》，可以将所学融会贯通，遂萌发了去西方佛教胜地，取回佛学要典以释众疑的愿望。他联合了一些同道一起上书朝廷，要求准许他们去西方求经，但未获准。
后来，其他人先后放弃了这一想法，但玄奘决心冲破唐朝的禁令，独自去西方求经。于是，这位丝路上最有传奇色彩的僧人上路了。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玄奘离开了长安，独自向西进发。当时唐朝新立不久，为了防备占据西域的突厥，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得随意西行。玄奘混在西行乞食的人群中，进入了甘肃。玄奘在甘肃境内，先经过秦州(今天水)，再从兰州过黄河，到达凉州(今武威)。
凉州是河西重镇，又是丝路上的要津，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所以商旅往来颇繁，从未有过断绝。玄奘在凉州停留期间，被当地寺院僧人发现，请求他开坛讲佛法。他的讲授很受当地佛门弟子的欢迎，崇奉佛教的各国商人也十分钦佩，回国后替玄奘广为传名，所以后来玄奘经过西域各地时，颇受人们欢迎。
凉州都督知道玄奘的意图后，逼令他返回。玄奘在当地慧威法师的协助下，在夜里偷偷出城。沿途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经过张掖、酒泉抵达瓜州(甘肃安西县)。瓜州刺史独孤达也是个佛教徒，对玄奘没有责难，甚至还将凉州发来捉拿玄奘的公文在他面前撕毁，准其西进。玄奘出玉门后，与一个叫石柴陀的西域和尚为伴，石架陀又引见了一个叫胡老翁的人。胡老翁在此地与伊吾间往来过数次，非常熟悉这一段的沿途情况。老翁对玄奘说，自此西行，多沙漠，我有老马往来伊吾十三次，能识途，可以与你交换，驮你过沙漠。玄奘听从老翁的指点，换乘老马，与石檠陀一道西行。当时，汉玉门关已废，丝绸之路的干线北移至今安西、哈密一带，玉门关也移至安西县城东北一带。在新玉门关西侧，东西排列有五座烽台哨卡，穿越这些哨卡，也是十分困难的，玄奘和石粲陀冒险西行，颇有些惊险与曲折。石粲陀中途气馁，怕被官兵抓获，不愿再涉险，玄奘只得遣他回家。玄奘绕过玉门关后，来到第一座哨卡附近，也想如法绕过，却被巡哨的士兵发现，险些中箭身亡。幸而哨卡的官员也是一位佛教徒，体谅玄奘的虔诚，私放他过去。
玄奘又冒险越过了三道哨卡，进入了哈密以南的莫贺延碛(今哈顺沙漠)。这里风沙弥漫，遮天蔽日，大野漠漠，不辨东西。玄奘既要小心路上有军士查问，又要分辨方向，没有多久便迷失了路途。岂料祸不单行，随身携带的盛水皮囊，又失手落地，倾倒一空。
此时的玄奘，进退维谷，左思右想，只能返回。
在返回的路上，玄奘想到取经重任在肩，若稍遇困难便缩步不前，无功而返，未免太无骨气。遂下定不怕死的决心，毅然策马继续西行。沙漠白日热风如火，夜晚寒风如刀，途中五日五夜滴水未进，口干舌焦，几乎就要葬身沙漠。多亏老马识途，驮着他找到了一处泉水，在他最危急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摆脱了死亡的威胁，终于渡过了沙漠，到达哈密，再由哈密西行经白棘城(今鄯善境内)到达了吐鲁番。
这时的吐鲁番，正是麴氏高昌王国的王城，高昌王麴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玄奘抵达伊吾时，麴文泰便知道了这一消息，立刻派人去迎接玄奘，请他改变欲通过北庭西行的打算，先到高昌。在玄奘抵达的当夜，高昌王亲自与王妃、儿子和随从秉烛相迎，接人王宫后院的重阁宝帐之中，殷勤有加，招待备至。麴文泰安顿好玄奘离开后，王妃与数十侍女又前来礼拜。第二天，玄奘还未起床，麴文泰又率领王妃及贵戚前来问安。言谈中，麴文泰对玄奘能只身从长安到达伊吾表示十分的钦佩。此后的一段时间，就让玄奘住在王宫旁侧的佛寺中，以礼相待，让他与高僧讨论佛法。玄奘讲经的时候，安排在一个大帐幕中，内可坐三百多人。每到开讲的时候，麴文泰都亲自手持香炉前来导引。玄奘就座时，麴文泰自己跪下为阶，让玄奘登踏而上，每次都如此，其恭敬之态传遍了高昌。
住了一段时间，玄奘要求继续西行。麴文泰竭力挽留，请他在高昌奉佛，甚至用将他送回唐朝相威胁。玄奘为表示西去求法的决心，绝食明志，四天不食，麴文泰只得同意他继续西行，希望他临行前能在高昌再讲经一个月，从印度取经返回时，能在高昌住上三年。
临行的日期到了，麴文泰为玄奘准备了大量的钱帛和备用物品，计有：黄金100两，银钱3万，绫绢500匹，棉衣、手套、靴、袜及法衣30套，马30匹和随从25人。又为他沿途修书，每封书信附一匹大绫，作为礼物，分送沿途的24个小王国。还准备了两车水果送给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请他照应玄奘一行。对高昌王麴文泰的盛情，玄奘非常感动，在写给麴文泰的信中说：他的盛情多于交河之水、重于葱岭之山。可惜的是，等玄奘取经归来之时，麴文泰已作古多时，两人没有像期待的那样再度相逢。
在高昌王的帮助下，玄奘经焉耆、龟兹、跋录迦(今阿克苏)等地，从凌山(即今天的别迭里山口)进入天山北麓。凌山是翻越天山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山势奇险，山路崎岖难行，加之长年冰天雪地，冰山陡峭，穿越十分困难。玄奘一行在盘曲于千丈山崖之上的小路艰难地行走了七天才得以出山。高昌王所派护送的人，已有三分之一冻饿而死。过了雪山，他们到达了大清池，就是现在的伊塞克湖，沿湖南岸西北行到了素叶城(即碎叶城，在原苏联中亚的托克马克)。这里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所住的地方，他对待玄奘非常好，玄奘临行前，统叶护可汗选派懂汉语的人护送，并赠绢50匹。因为当时西突厥控制着中亚许多地方，所以有西突厥可汗的人护送，玄奘的旅行就顺利了许多。
玄奘从素叶城出发后，沿丝路大道过塔拉斯城(中亚江布尔)、赭时国(中亚塔什干城)、渡过叶叶水(又称药杀水，即今锡尔河)，转向东南，重登帕米尔高原，到达了丝路上的又一个重要隘口--铁门。铁门在现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杰尔宾特附近。山口左右的山势奇险，两旁石壁陡峭，耸立千仞，石色似铁，中间只容一骑可过。出铁门便到了著名的睹货逻国(又称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向南渡缚刍河(即阿姆河)，进入兴都库什山。此山比凌山之路更加艰险，玄奘抱定取经信念，爬山涉水，翻越了天险经过梵衍那(巴半扬)、迦毕试(喀布尔)到达犍陀罗国(今白沙瓦)和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随即开始了在印度长达十余年的学习、游历、讲学等巡礼过程。
玄奘在至那仆底国(印度旁遮普省契那布河中游)的突舍萨那寺住了14个月，学习经典。至那仆底国的居民自称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据当地人讲，贵霜王国在迦腻色迦王时，国势强盛，许多国家都派送质子来这里，其中有中国河西一带的人。这些人后来就定居于此，所以这里便称为至那仆底国。"至那什底"义为"汉封"，据说是汉皇子在迦腻色加王时为质子所封之国。"至那"就是印度等地对中国的称呼。由于这样的原因，玄奘在当地人看来非常亲切，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玄奘在中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的六大圣地，其中有释迦常住的地方，即舍卫国的逝多林给孤独园(在今印度联合省巴尔拉姆普北)；瞻仰了拉普蒂河上游迦毗罗卫国塔林华村的释迦诞生处(今尼泊尔境内塔雷)；在印度、尼泊尔交界处的卡西亚凭吊了释迦涅架处--拘尸那揭罗国的婆罗林；在贝拿勒斯北萨尔那特。参观释迦初转法轮的鹿野苑；在比哈尔省伽耶城，看释迦觉悟的菩提树，菩提树仍枝繁叶茂；在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的王舍城，礼拜释迦说教50年的赛拉山，此山山峰突兀，上栖鹫鸟，因名灵鹫峰。至此，佛教的六大圣处，玄奘均一一亲历。
玄奘在印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地点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巴腊贡地方。这是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建寺已七百余年，是当时印度的文化中心。公元631年末，玄奘来到了那烂陀寺。方丈戒贤法师是印度的佛学权威，对这个远方的中国和尚非常重视。玄奘到来那天，一千余僧众捧着香花，在路上迎接他。玄奘拜戒贤方丈为师。戒贤已年近百岁，专门为他讲《瑜迦论》。寺里对玄奘以上宾相待，每天供他大量水果和"大人米"。玄奘外出，还特许乘大象驮载的轿子。而在全寺万余僧众之中，能享受这个待遇的仅10人。
玄奘在那烂陀寺专心致志，遍览佛学经典，兼习婆罗门教经典和梵文。在那烂陀寺住了五年之后，开始周游五印度。此时玄奘已可以通解50部经论了，那烂陀寺达到玄奘这样成绩的仅有十余人。他先由东印度到南印度，再从南印度折向西印度。足迹到过南部的建志补罗国(康契普腊姆)，西边的阿旃陀佛迹，北边的旁遮普。所到之地，求贤访能，虚心求教，沿途阅读了大量经书。公元641年，玄奘再次回到那烂陀寺。
在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叫他主持那烂陀寺的佛学讲席。玄奘用印度话开讲经义，论述精微，说理晓畅，并对大乘经教义提出了不少新的解释和独到见解，听者踊跃。当时印度宗教学术非常发达，学术思想活跃，论辩十分兴盛，呈现百家争鸣的气象。有一次，一位婆罗门教徒写了40条经义，挂在那烂陀寺门口，狂妄地说：有人能破其中一条，甘愿把头砍下来。几天过去，竟无人应。玄奘挺身而出，与他辩论，婆罗门教徒被驳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履行诺言，玄奘赦免了他，博得了大家的称颂。
在印度佛教学派中，以信仰大乘和小乘的经典最多，而两个学派各持一端，势同水火。一次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省东南海岸甘詹姆港附近)的一个小乘和尚写了《破大乘论》七百颂，自认为天衣无缝，大乘学者休想破其中一字．为了比试两派高低，在印度乌苌王朝戒日王尸罗逸多(公元606-647年)的倡议下，于公元642年12月在曲女城(戒日王的都城，在北方邦的坎诺吉)举行了第六次无遮大会。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曲教义答辩大会，参加的有五天缝18个国家的国王，六千多博蕴经义、造诣宏深、能言善辩的僧侣，婆罗门和其他宗教教徒二千多人，以及那烂陀寺僧众千余人，可以说是印度佛教学术空前规模的大会，玄奘被推举为大会的论主，进行主讲。他以精辟的议论慑服各派信徒，所作《制恶见论》竟无人敢予驳难。大会继续了18天，玄奘在辩论中获胜，受到僧众拥戴，最后由戒日王宣布大会结束。大会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玄奘金钱1万，银钱3万，僧衣100领，18个国王也以厚礼相赠，玄奘一一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乘坐在一头用精美华幢装饰的大象上游行一周。从此中国和尚玄奘的名字更加震动五印度。玄奘的精辟议论和雄辩，受到了戒日王的重视。玄奘也向戒日王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等，称颂新登位的唐太宗，特别提到了唐乐大曲《秦王破阵乐》。后来戒日王遣使和唐太宗通好，也有玄奘在中间搭桥架梁的作用。
玄奘在印度生活了十多年，求法的目的也已达到，心中思念祖国，决计返回。戒日王和众僧友一再挽留，鸠摩罗王甚至表示：只要他肯留在印度，愿为他造一百座寺院。但玄奘归心日迫，于是在公元643年，在钵罗耶伽(印度阿拉哈巴德)动身回国，携带了佛教经典650部，越过兴都库什山，经阿富汗南缘进入葱岭，经塔什库尔干到达疏勒、于阗。在于阗，玄奘给唐太宗写了封信，表白不顾禁令和险阻，冒死前往天竺的曲衷。信中说，他为了寻求佛经典籍，不惜性命，甘冒当时政府的禁令，私自前往印度，踏浩浩无垠的流沙，翻山势崔巍的雪岭，越奇险的铁门，过浊浪迫人的热海。经行5万余里，沿途地方虽然风俗不同，路程艰险，但因为有大唐的声威支撑，所到之处都顺畅无阻。信中讲述了求经的历程，请求准予回国。他派一个叫马玄智的高昌人，随同商队带信至长安。唐太宗接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刻派人传手谕，说：听到法师去异域访求佛学义理，今归来，非常高兴。并告知玄奘，已命令于阗等沿途各国派佚役马匹，护送法师。唐太宗又命鄯善官员在且末迎候，命敦煌官员在流沙迎接。唐太宗李世民的回函，使玄奘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从西域南道，经河西走廊平安回到长安。在长安，玄奘受到了唐朝政府的优厚款待。唐太宗在洛阳行宫召见了他，把他安置在太子李治修建的慈恩寺中译经，又专门在寺内修佛塔一座，收藏他带回的经典，这就是现在西安市的大雁塔(图47)。
在此后的19年中，玄奘组成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自任译场译主，先后在慈恩寺和弘福寺进行艰苦细致的译经工作。至公元664年1月，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由于玄奘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译文流畅优美又忠实于原意。"印度"一词便是由玄奘确定下来的。
在译经过程中，他又根据李世民的旨意，由他口授，弟子辨机整理，完成了在西行求经的见闻录《大唐西域记》12卷，叙述了他17年间所经历的110个国家和耳闻的28个国家的方位、城市、人口、山川景物、历史沿革、风俗、语言等内容。涉及了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内容丰富、生动，是后来人们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历史、地理以及当时丝路情况的重要典籍。
公元664年2月5日，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
大唐雄风欧；翰海
公元618年至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代，泱泱大唐历二百九十个年头，政治一统，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其对外影响遍及亚洲、甚至非洲、欧洲。唐王朝文治武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得这个封建帝国达到了空前鼎盛。
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东到大海，南到南海诸岛，西越巴尔喀什湖，东北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边疆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唐朝政府先后在高昌(新疆的吐鲁番)和庭州(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及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地区；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这两个都护府的建立，对于巩固边疆地区的防卫，维护中西陆路交通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唐朝和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商人携商品走入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市场，"丝绸之路"畅达繁忙，将中国与亚洲、欧洲紧紧地联系起来。
有唐一代，中国对西域的经营更有力和有效，虽然几经波折，但两地之间的联系始终未断。
 
唐与突厥竞西域
 
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后，在公元618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将李唐的旗帜插遍了中国。李氏父子新承帝祚，沉浸在一片山呼万岁的喜悦之中。但没多久，从中国北方传来的阵阵铁骑之声，将李氏皇帝的目光引向了千里塞外，他们看到了什么?
在大漠北部的于都斤山下(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之北山)，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穹庐。这是一个用木杆和毛毽建成的帐幕，表面缀满饰物，非常醒目。帐前竖着大旗，旗子在劲风的鼓动下，猎猎作响。旗杆之上有一个金狼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夺目的金光。这就是建都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可汗的牙帐。
突厥族是匈奴的别支，原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部落中包括了10个氏族。最早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部一带，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突厥族又善于炼铁。公元5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被另一个游牧民族柔然所征服，成了柔然的铁工，被叫作"锻奴"。公元6世纪初，在其首领土门的领导下，逐渐强盛壮大，开始与西魏通商，并相互派遣使臣。公元551年，西魏文帝把长乐公主嫁给突厥首领土门，结为姻亲。至此，突厥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第二年，土门发动大军攻打曾经奴役他们的柔然，将柔然打败后，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突厥汗国。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历三世到木杆可汗，向北灭掉了柔然，又与萨珊波斯朝联合，灭掉了噘哒(又叫挹怛，居于中亚阿姆河流域，也是西域强国，西方称之为白匈奴)，东破契丹，发展成一个管辖南至大漠以北，北至贝加尔湖，东自今辽河上游，西至今里海的强大帝国。建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并创立了突厥文字。至隋朝时，由于汗国内部是以军事征服为基础的，汗位的继承没有一定的制度，内部矛盾加剧，终于在公元583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
隋末唐初，东突厥又强盛起来，拥有部众百万，突厥骑兵乘中原战乱，频频南下掳掠，还操纵和干预内地的政治斗争。隋末时期的一些北方割据势力也多依附突厥，称臣受封。如隋将梁师都受封为"解事天子"，刘武周受封为。定杨可汗"。甚至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献纳大批绢帛、称臣，以求引为援助。
唐朝初年，国力还不太强大。东突厥连年进扰，掳掠人口和财物。唐高祖李渊惧怕突厥骑兵的骁勇，曾一度派人到樊(今湖北襄阳北)、邓(今河南邓县)一带寻找建都的地方。唐太宗李世民竭力劝阻，才阻止了这个怯懦荒谬的打算。公元624年，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国兵力大举内侵，长驱直入，深入到豳州(陕西邻县)，唐太宗亲率兵迎敌。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唐将惧怕不敢出战，唐太宗亲率一百骑直奔敌阵。在阵上用离间计离间颉利、突利可汗，使得他们自相猜疑，撤兵请和。
公元626年秋天，唐太宗刚刚即位，颉利又亲率大军进攻，直逼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岸，距离长安只有40里，然后遣使臣进长安探听虚实，并大造声势，说突厥大军百万已临城下。面对险峻形势，唐太宗沉着应付。他一面拘留来使，一面在渭水南岸紧急布置军马，准备抗敌。又亲自率房玄龄等六人隔渭水与颉利对话，责备他不该背弃和约入侵。颉利望见唐军刀枪耀眼，军容齐整，知道已有准备，又恐自己孤军深入，后路被切断，所以就要求讲和。双方便在桥上订立了盟约。颉利得到大批金帛，引兵退回。
这场迫在眉睫的险情虽被平息下去，但唐太宗李世民望着被突厥骑兵蹬起的烟尘弥漫着渭水北岸的天空，不由得暗下决心，一定要打败东突厥。他一面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引数百人到显德殿前练习弓箭，几年间训练出一批精锐武力。他同时还采取宽松的政策，注意恢复社会经济，稳定政权，为击败突厥创造了条件。
此时在东突厥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被突厥贵族奴役的少数部落薛延陀和契丹等部归降了唐朝。回纥部落则在其首领菩萨的率领下，打败了突厥的10万大军，与突厥分庭抗礼。颉利可汗又因为经常更改旧俗，政令苛刻繁重而引起突厥贵族的不满。突利可汗因战败受颉利的打骂，愤而投降唐朝，致使突厥分裂。加之连年大雪，牲畜冻死，人民冻饿，终于给唐朝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勤、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六个行军总管，统率十几万大军，由李靖统一指挥，进攻东突厥。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锐骑兵出雁门关，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颉利可汗战败被擒。东突厥的降众被安置在黄河河套以南，有许多突厥人迁入了长安。这场战争影响广泛，包括西域在内的各方君长上书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西突厥汗国的始祖是土门的弟弟室点密，到室点密的儿子达头可汗时开始独立，控制着东自阿尔泰山，西到里海，西南到兴都库什山的许多西域国家。其统治的中心在今天新疆西部的伊犁河流域。至统叶护可汗时(公元618-628年在位)，国势强盛，其西南和南边的疆域达到了阿富汗北部。西域地区各国都有可汗派遣的官员(吐屯)负责督征赋税。
缔叶护可汗和西突厥贵族们积聚了大量财富，生活十分奢侈豪华。唐代著名的僧人玄奘曾在公元628年路过素叶城(又叫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托克马克城附近)时，曾看过一次统叶护可汗游猎时的情景：可汗身穿绿色绣袍，额头裹一条帛练，向后飘垂，长一丈许。周围有200多穿锦袍的权臣贵胄随侍。左右兵马护卫非常严密。兵士们都身著衣裘，手挽弓箭。可汗居住的大帐，帐外卫队林立，帐内用金银装饰，富丽堂皇、眩人眼目。玄奘本人受到统叶护可汗的热情款待和护送。就在玄奘离开的当年，统叶护可汗被他的伯父所杀，西突厥分裂为二。
自从东突厥被平定之后，控制西域大部分地区的西突厥成了唐朝在西北方的头号对手。那时常有滞留于长安的中亚或西域的客商，往往受阻于高昌(吐鲁番)，无法继续西行，所以尽快打通商路，稳定西域，成了唐朝的一桩大事。从公元640年起，唐太宗李世民乘西突厥两大部互相攻战之机，调兵遣将，进入西域，先后打败了臣服西突厥的高昌、焉耆、龟兹(库车)等国。恰巧在此时，活动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的西突厥五咄陆部(称东厢)，因败于碎叶以西的五弩失毕部(称西厢)转而投降唐朝。至此(公元648年)碎叶川东和今新疆全部都在唐朝的控制之下，对西突厥的反击战争取得了胜利。唐太宗对五咄路部投降的消息尤其兴奋，说："西突厥已经投降，这下商路可以恢复通行了。"那些滞留在长安的西域客商们也非常高兴。
为了保证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和"丝路"畅通，唐朝在西突厥五咄路部投降的当年，便在碎叶驻扎军队，委派镇守使。在疏勒(今喀什)、龟兹和于阗也同时驻扎军队，置军镇。这样，唐朝政府在丝路的北道(碎叶)，中道(疏勒、龟兹)和南道(于阗)都可以有效地进行统治。这四个军镇，便是著名的"安西四镇"。四镇隶属于治所设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主要是作为安西都护府的下一级派出机构，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部绿洲地区。
作为唐朝控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领土的军事据点，四镇起到了重点设防、分片负责的战略作用，其意义更显重要了。后来，唐朝政府又在于阗以西的广大地区设置行政机构，也一并隶属安西都护府。这样，唐朝完全取代了东、西突厥在亚洲内陆的霸主地位，建立了自己对西域的统治。
古代突厥人在新疆的广大草原地区留下了许多遗迹。在伊犁河流域的昭苏、特克斯、霍城等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温泉，阿尔泰地区的阿勒泰、富蕴、青河、吉木乃等地，都有许多石人石棺墓。阿勒泰草原即史书上说的"金山之阳"，是突厥民族的发源之所。目前考古学者大多认为这些石人石棺墓即唐代活动于此地的突厥人的遗存。其他如新疆东部的巴里坤、哈密、伊吾、奇台、吉木萨尔等县也有所发现。另据清代的文献记载，在伊塞克湖附近也见到过这种墓葬。此类墓葬的共同特征是墓上稍起封土，墓前往往立有石人像。史书上说，突厥习俗是人死后要停尸帐前，子孙和亲属杀羊马祭祀，择日将死者及日用品和乘马一起焚烧，收其余灰隔季而葬。墓前立石雕，刻画死者的形象。根据死者生前杀人多少而在墓前放置石头。
在伊犁昭苏县种马场的草原上有一座这样的墓：墓前130 大漠明珠
石人的下半部刻有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字，直书，字迹已模糊，不易辨读。这种墓前石人大小不等，或为圆雕，或在石材上简单地加以刻划。其形象的共同特征是：脸型宽圆，颧骨较高，上唇有两撇不大的八字须，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发型多不详，但有一座石像的头发编成十余根长辫，向后垂至腰部以下。在温泉阿尔卡特草原上发现的阿尔卡特石人，是用整块石头雕成，高约1．9米，宽圆的脸庞，颧骨很高，上唇蓄有八字胡。大衣为对襟翻领，腰间束宽带，带图48新疆温泉阿尔卡特草原突厥石人像
上佩剑，脚下著靴。右手持杯，捧近颌下，左手扶佩剑柄(图巍)。
克尔木齐的石棺墓葬一般呈矩形或方形。矩形墓用不规整的石片石板竖砌而成，方形石棺则形制整齐，用规整的两块巨型花岗石作壁，其上用石板覆盖。从其内涵分析，其文化遗物比较复杂，但其中应有一部分为隋唐时代的突厥文化遗存。这些墓中普遍有铁器，锛、刀、带扣和铁钉等。铜器制品较丰富，刀、矛、镞、镜以及马具等。石容器是用完整的卵石或其他石质较软的石材挖成罐、杯。陶质器皿的烧成火候较高。这种墓葬还有一种突出的特点是同一石棺中埋葬多具尸骨，有的多达22具，其中总有一具骨架处于明显的特殊地位。用马殉葬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有人殉的迹象。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主要采用州县制。唐政府于公元640年在哈密设伊州。同年平定了麴氏高昌，在吐鲁番设西州，并于吉木萨尔设庭州。9月，又在吐鲁番的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公元657年，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伊州、西州和庭州成了唐政府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公元7世纪70年代，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叛乱，唐政府派智勇双全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前往平定。裴行俭不带军伍，以护送在长安的波斯王子回国的名义，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到了高昌。随即召募兵勇千余人，携带了军资物品，从吐鲁番出发，以游猎为名，向西急进，途经焉耆、龟兹，扩大了兵源。最后以迅雷之势，突然出现在阿史那都支面前，将其擒获，平息了西突厥的叛乱。
另外，在诸如安西四镇的地方，采用羁縻州的形式，主要设立在边疆地区的诸国、部，羁縻州的都督、刺史等职，由本部首领担任。这样，将远离唐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的少数民族(胡)有效地统一起来。羁縻州的功能在于"镇捍防守"，使之与安西都护府形成了梯级行政关系。安西四镇的设置，虽因情形变动出现过反复争夺的局面，但直到"安史之乱"后，才由吐蕃攻陷而废弃。在前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犹如四个堡垒屹立边塞，捍蔽着唐王朝的西疆。如碎叶镇，是安西四镇中最北的一个军镇，位于碎叶川(中亚楚河)南岸。从汉至隋，一直有从中原内地的居民迁居这一带。玄奘路过碎叶时，在这里见到的是一座周长6～7里的小城，各国的商人在这里杂居。还在碎叶以西500里的咀逻私城(前苏联中亚塔拉斯)附近，看见一座小城里面有三百余户居民，都是汉人，是早年被突厥掠去的内地民众。他们讲汉话，保留汉族风俗习惯，却穿着突厥族服装。
公元648年，唐朝设置了碎叶军镇后，碎叶城迅速发展，成了唐朝政府在西北边疆的军事要地。裴行俭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叛乱后，留下副史负责修筑新的碎叶城，用了50天的时间便告竣工。新城四面共有12个城门。门道筑得曲折、隐蔽。城内坊墙高耸，街巷纡曲，完全是依据边防战备的需要而营建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碎叶几乎同内地州县一样，执行着唐朝中央的政令和号令。
至公元651年，西突厥贵族贺鲁自号沙钵罗可汗，随后其势力逐渐控制了西突厥全境，并开始寇掠庭州，直至公元657年，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等人率军对西突厥发动大规模进攻。沙钵罗可汗被打败，逃至石国中亚的塔什干)，被石国人擒获送至唐朝。唐朝政府在西突厥故地设置了昆陵和蒙池两个都护府。昆陵都护府管辖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以东，蒙池都护府管连碎叶川以西。
自此，西突厥逐渐失去了在西域的控制权，加之以后吐蕃的势力进入西域，突厥最终退出了西域的舞台。
 
黄沙百战穿金甲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睫然来向东。
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凡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这首唐代诗圣杜甫的《高都护骢马行》，讴歌的是一位
屡经沙场，声震西域的大唐将军，他的名字叫高仙芝。
高仙芝(?一755年)祖籍高丽，父亲高舍雅人唐从军，辗转万里，来到安西，是积战功升至安西大都护府中的一位将军。高仙芝在20岁时，跟随父亲来到安西。由于他善于骑射，作战英勇，几年后，也成为一员战将，与父亲高舍雅并班行事。但高仙芝外表过于文静，被人误以为过于软弱，故虽然有军功，却长时间得不到提升，直到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警("察"字的异体)到来之后，才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独守一方的大将军。
开元末年，由于夫蒙灵警的多次推荐，高仙芝先后任于阗使、焉耆镇守使，直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当时朝中正值李林甫出任宰相。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林甫欲改变有功边将人为宰相的惯例，而力主用胡人为边将。他向唐玄宗进言，说："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唆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唐玄宗认为李林甫的提议很好，启用了大批胡人任节度使。高仙芝的提升，与这种环境大有关系。
唐朝初年，建都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逐渐强大起来。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曾迎娶文成公主，与唐朝的关系较为缓和。但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开始向唐朝内地进攻，唐蕃之间关系逐渐紧张，直至兵戎相见。
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吐蕃发兵进攻小勃律。在此前，吐蕃曾一度攻陷唐西域十八州。后在公元692年，由唐将王孝杰、唐休璩等人收复，重置安西四镇，巩固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
小勃律之地，在今天的克什米尔西北吉尔吉特河谷，位于丝绸之路迦湿弥罗道要冲。小勃律王与唐朝保持着臣属关系，曾尊称唐玄宗为父。唐朝在小勃律设置有绥远军。吐蕃的势力在无法进入天山南北的情况下，只有绕出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斯坦)，经小勃律，人护密道(今阿富汗瓦罕走廊)才可以避开唐军的兵锋，切断通往东、西两地的丝路。而唐朝欲通往中亚诸小国，必须维持这条通道，这样小勃律便成了唐、吐争夺的焦点。
而此时小勃律的新王还迎娶了吐蕃的公主，受吐蕃笼络而叛唐。这样，西域二十余国的贸易物品都被吐蕃截留。唐朝几次派兵攻打，都没有成功。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率领步骑一万人征伐小勃律。
高仙芝率领唐军从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出发，经拔换城(今阿克苏)、据史德城(今巴楚县托库孜沙来古城)、疏勒(今喀什)、葱岭守捉(今塔什库尔干)，渡过播密川(今帕米尔河)，在高原上行军近一百天，到了特勒满川(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分兵三路，疏勒守捉使赵崇王比统三千骑兵由北谷人，拔换守捉使贾崇瑾从赤佛堂路入，高仙芝与边令诚从护密国入，约定在7月13日辰时会合于连云堡(今瓦罕走廊中部的萨尔哈德)。
连云堡是吐蕃的一个据点，该地南面靠山，北面依水，地势险要，那里面驻有吐蕃一万兵力。婆勒水此时正值涨水，波涛滚滚，凶猛异常。7月13日，三路大军如期会合。高仙芝命令手下在河边设祭品，杀三牲祭河。祭罢，下令每人只带三日干粮过河，于次日晨渡河进攻。
第二天凌晨，汹涌的婆勒水已减退了许多，高仙芝对军士们大喊："及午破贼，不者皆死!"将士们竞相渡河，"人不湿旃，马不湿鞯"，很快渡过了婆勒水。高仙芝命令部将李嗣业为"陌刀将"("陌刀"即长刀)，带领一支队伍为先锋。李嗣业手持战旗，带领陌刀队，从一处峻峭的山崖边奋力上攀，勇不可挡。激战从辰时到巳时，斩杀吐蕃守兵五千余人，活捉一千余人，攻克连云堡。
高仙芝决定乘胜追击，进攻小勃律，监军边令诚害怕受敌袭击，不愿继续深人。高仙芝将他留在连云堡，并把三千老弱士兵也一并留下，自己率领其余军队继续前进。
唐军走了三天，到达了连云堡南边的坦驹岭(今巴基斯坦北端的达科特山)。该岭海拔4576米，并要通过40里长的悬崖峭壁。而只有攻占坦驹岭南面的阿努越城(克什米尔北部的古皮斯)，才能攻入小勃律王的驻地。此时唐军已进入了崇山之中，高仙芝怕军士畏险不愿前行，暗地派了二十余人，装扮成阿努越地的胡人，在中途前来投降。
正当军队在坦驹岭上踯躅不前时，这二十余人前来投降，称岭下胡人久闻高将军大名，特遣我们前来奉迎唐军。高仙芝对大家说："阿努越城已降，他们把通往吐蕃的婆勒河桥砍断，我们快走吧。"大军顺利越过坦驹岭，又走了三天，阿努越城的使者果然来迎接唐军。占据了阿努越城之后，开始向小勃律王驻地进军。
高仙芝派部将席元庆带领一千精锐骑兵，作为先遣部队到小勃律王驻地，对小勃律王说："唐军此次远征，并不是为了来进攻你们，只是借道去攻打大勃律罢了。"高仙芝在临行前密嘱席元庆说："如果小勃律及其大臣们逃走，可以向他们宣读诏书，赐予缯帛，乘其不备，再将他们全部抓获，待我来亲自处置。"席元庆按照高仙芝的布置，将小勃律的大臣全部俘获，小勃律王及其妻子吐蕃公主逃入山洞，躲藏了起来。
高仙芝到达后，先将小勃律的几个吐蕃大臣除掉，然后命令席元庆把把婆勒河上的藤桥砍断，然后再召降小勃律王。此时，虽然吐蕃大军已赶到，但因婆勒河上藤桥已被唐军砍断，如要修复，需要一年之久，只得将军队撤回。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见救援无望，只得向高仙芝投降。高仙芝俘虏了小勃律王，沿原路班师回朝。唐中央政府将小勃律国改号为归仁，设置了归仁军，驻兵三千以镇守。高仙芝这次远征的胜利，震动了中亚各国，拂林(东罗马)、大食(阿拉伯)等七十二国纷纷向唐朝朝贺，表示友好。
高仙芝的胜利，引起了节度使夫蒙灵簪的嫉妒，处处排挤高仙芝，并纵容手下其他将士围攻他。高仙芝采用忍让的方式，没有让事态恶化。监军边令诚向玄宗密上了一道奏折，说高仙芝处境危险，日久恐怕性命不保。玄宗知道后，非常不满，立即下诏将夫蒙灵警召回朝内，并于天宝六年十二月下诏任命高仙芝为安西都护府第二十七任都护。
从此，高仙芝与盛唐天宝年问在西域的一系列武功联系在一起，东征西讨，身经百战，所战皆捷。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高仙芝与于阗王尉迟胜一同击破萨毗(今罗布泊南)、播仙(今罗布泊西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又应吐火罗叶护之请攻取蝎师(今巴基斯：奇特拉尔)，同年，又攻破石国(今塔什干)和突骑施(今楚河流域)，将羯师和石国两国王俘获。高仙芝因为擅长在高原作战而被西方各国称为"中国山岭之王"。
高仙芝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被唐玄宗下诏书令人觐，高仙芝将其擒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国王、竭师国王等一同带入朝中，引得当时长安万巷人空，纷纷争睹高仙芝的风采。诗人杜甫也挥笔写下了前面的那首《高都护骢马行》的诗篇，对高仙芝赞叹不已。
一千多年以后的一个英国人，曾冒险进行了帕米尔高原之行。对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路线进行了一次亲历。他评价道：就所遭遇的困难而言，横越达科特和帕米尔，较之欧洲史上从汉泥拔以至于拿破仑、苏沃诺夫诸名将之越阿尔卑斯山还要困难呢!
这个英国人，就是后来多次进入中国塔里木盆地探险的斯坦因。当他在1906年5月，爬上白雪皑皑、险峻陡峭的达科特山口时，真切地体会到了当时唐朝将士的心悸和恐惧，也更钦佩高仙芝这位中国杰出将军的魄力和指挥才能。
然而，当千年后的斯坦因幽发追古思绪，对高仙芝敬慕不已的时候，他或许并没有体会到高仙芝策马从长安朱雀大街上走过时的心境。
当高仙芝受唐玄宗之诏，从安西返回长安，面对沿途争睹的人群，威严的面孔下也带着一丝抹不去的阴云。不久前的怛罗斯之战，让这个常胜将军吃了大败仗。他似乎从眼前人群的欢呼声中，分明听到了被敌军俘获的唐军士兵绝望的哀嚎声。
公元750年，中亚费尔干纳的伊赫希德王请求唐军帮助他反对自己的敌人石国国王，高仙芝答应了他的请求，乘塔什干王不备，偷袭成功，俘获了石国国王。国王的儿子逃脱，向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悉林派大将济雅德率军救援。高仙芝闻讯后，决定乘大食军队来到之前，先征服石国，再与大食军队一战。他率领军队3万人从安西出发，取道勃达岭(今乌什县境内的另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经碎叶城(今楚河流域的托克马克)，围攻石国的怛逻斯城(今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谁知从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赶来的大食援军也迅速赶到。于是两军在怛逻斯城下展开了激战。战斗持续了五天，第五天傍晚时分，担任唐军后援的西突厥葛逻禄人突然叛变，与大食军队前后夹击高仙芝。唐军此时已筋疲力竭，顷刻间几乎全军覆没。幸而天色已黑，高仙芝率领数千残卒撤出战场，惨败而归。
也许高仙芝在撤退的路上，还曾想再一次率军西征，与阿拉伯人一争高下。但不久，就应诏回朝。随后，安禄山反叛的渔阳鼙鼓震地而来，高仙芝受命东征，抵御叛军。公元755年，高仙芝被任命为副元帅，率军与叛军作战。根据前线战事不利，叛军长驱直入的形势，与另一名将军封常清商议退守潼关，凭险据守，将安禄山的军队挡在了潼关以东。但监军边令诚诬告高仙芝等克扣廪赐，故意放弃大片地域给叛军。老迈昏聩的唐玄宗命令边令诚在军前将高仙芝、封常清斩首。行刑之时，军士大呼冤枉，"其声振地"。
一代名将戎马倥偬，最后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是高仙芝的悲剧，也是大唐帝国的悲剧。
 
吐鲁番的宝藏
 
吐鲁番绿洲，是东部天山中间一块不算太大的山间盆地，它的北面是巍峨高耸的博格达山，南面是地势不高的觉罗塔格。盆地内北高南低，东西长而南北狭，东西长度差不多有245公里，南北宽度大约有75公里左右。整个盆地面积5万平方公里以上。因为盆地四周高山环绕，地势特别低凹，所以酷热、干燥成了吐鲁番盆地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不过现在看来，正是千百年来不变的干燥气侯，使得埋藏于这块盆地的无数珍贵文物得到较好的保存，使得今人可以从这座地下博物馆里洋洋大观的宝藏中一览前人的生活场面。这座地下博物馆，指的便是阿斯塔那墓地。
阿斯塔那墓地，包括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村北戈壁E十多平方公里内的广大墓地。它们围绕着高昌故城的东北、北边、西北郊外，排布非常密集，并大多以各个家族为单元，各有茔垣。
汉、晋以降，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为逃避战乱，许多人举家来到高昌。他们主要来自河西走廊的甘肃和其他一些内地省份。从后来墓中出土的大量文书得知，当时的高昌地区有麴、张、马、阚、索、唐、曹、赵、郭、孙、范、汜、傅、董、牛、李、史、焦等姓氏。多数人在高昌生活了几辈，家族繁衍，世代相传，构成了麴氏高昌的社会基础。麴氏为王姓，自公元449年麴嘉称王，一直享受了140年的王族荣誉，自然也就成了高昌的头等豪族。张姓也是高昌王国的大姓，可以与麴氏相互联姻，出将入相，也是国中显姓。各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用石堆砌出范围，界域分明。基地内按辈分大小，依次排列，石垣外侧，有的还有壕沟，好像要把人们生前的屏障，拿来做幽冥世界的城垣，以庇佑自己的平安。
每座墓坑都有一个大致呈方形的洞室，洞室在地层深处，从洞室口至地表有一条窄长的墓道。有的墓道中设计了重重天井，象征墓主生前的深宅大院。这种带天井的墓道，往往与带耳室的墓室相关，耳室被视为左右厢房的象征。在墓道的一侧，大都放置一块砖质的墓志，说明人葬者的姓名、年龄、身分及一套例行的颂词。循墓道而下，就可以步入葬者安息的殿堂。深藏入地下的方洞形墓室·成了他们的阴宅。死者一般都安放在洞室后部的土台上。吐鲁番特殊的干燥气候，让死者的尸身成了干尸而得以保存下来，也使得那些陪葬的各式物品在许多年以后近乎原封不动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在阿斯塔那墓地，考古工作者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发掘出近500座墓葬，出土的备种文物达数万件，各种制作精致的木俑、用作冥器的彩绘木器、五彩斑斓的丝织品、洋洋大观的文书，以及绢画、琴棋笔墨、甚至食用的干鲜果品都一应俱全。人们每一次去巡礼，都能产生出各种新的、有趣的联想。
让我们先参观一下墓室。在墓室里，有一种悬挂的绢(麻布)画，非常具有特点，引人注目。这种悬挂于墓室顶部或里壁的绢画，一入墓室便可见到。图画上是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像，周围缀以日月星辰图。他们手持规矩，人身蛇尾，下身呈螺线形扭在一起，是在告诉我们阴阳交合才产生了人类万物吧。古代相传伏羲、女娲是远古二皇，也是同母兄妹，伏羲龙身，女娲蛇躯，都有大圣之德。这种图形在中原起源很早，在汉代就出现和流行了。大量流行在唐代的吐鲁番墓室中，颇有些"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味道。
墓室后壁上则多绘制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图画。在较早些时候的墓室中，即大致相当于晋至南北朝的墓葬中，后壁上的绘画内容多比较写实，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墓主夫妇高座于堂上，宴饮享乐。庖厨之中美味佳肴满架，高堂上美酒飘香。或者在悠扬的丝竹琴瑟之声中，有舞女翩翩起舞；田畴之上，土地平整、陇亩成片，一望无垠的禾穗迎风点头，预示着丰收在即；谷场上，陈列着各式农具：脱粒的连枷，扬场净谷的木锨，粉碎粮食的臼、磨，以及犁、耙一应俱全。主人志得意满，在仆役的随伴之下，骑马出行，悠哉游哉!尽管画工的笔法稚拙简朴，却将当时人们的田园生活表现得清晰明白，让今人一睹那时的社会生活风貌(图49)。
唐代以来，墓内壁画内容多有改变。各种山水人物、花卉禽鸟以及伦理说教等均人于画中。有一幅六条挂屏式的壁画，图上既有象征财富的丝帛，也有劝人谦逊做人的欹器。这种欹器，两头稍尖，中间盛水，它的支点易偏，盛满水，立即会向一侧倾倒，则水溢器外；盛水不满，则可稳定地放置于特定的器架之上。古人将其放于案侧，随时可以提醒自己牢记"满遭损，谦受益"的古训。在另外的两条挂轴之间，还有"金人""石人""玉人"的人物形象，也是将儒家圣贤做人的鉴诫宣于图画。"金人"喻"三缄其口"，"石人"喻"张口石人"，即主要关心时事，匡正时弊。"玉人"，可能比喻品德完美如玉。这种儒家做人之道，与当时的中原大地几无差别。
在墓室前部以及墓主人的身体两侧，陈列着供他们死后衣、食、住、行需用的一切。先说衣物。墓中衣服整取下的不多，但从保存下的织物实物中，亦颇能说明一些当时情景。这些织造精致，花纹美丽的织锦，颇能显示当时人们穿着的风尚。这些织锦如晕纲彩锦、花鸟纹锦、联珠骑士纹锦
等，色彩艳丽、质地紧密、花纹考究，充分显示了唐代织锦业的精湛技艺(图50)。在北区的一座唐墓中有一件绿地狩猎纹印花纱，是采用碱剂印花方法，即用强碱剂印浆，去掉花纹部分的丝胶，使之呈现熟丝的光泽。印染时则采用镂空版刻制花纹(图51)。这件绿地
 
不仅如此，它的花纹图案还显示了对波斯、印度等地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阿斯塔那墓群中，还出土有锦履、蒲鞋等实物。底薄头尖，鞋头上不加任何平面置饰，自居易的诗"小头鞋履窄衣裳"就是它的写照。
再来看看"食"。提起食，阿斯塔那墓地仿佛是一个食品储藏室，
从干鲜果品，到精巧的包嵌糖果的花式点心，以至于水饺、馄饨面饼、抓饭真可说应有尽有。在于鲜果品中，人们发现有红枣、葡萄干、核桃、甜瓜等品种；面食中除花色点心外，还有一块完整的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座墓葬的木碗中，还盛放着保存完整的饺子。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告诉我们，在唐代，吐鲁番地区的风俗与中原大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到"住"，在这座地下博物馆中，有许多反映墓主人生前居住生活的冥器。包括殿堂、亭阁、假山、房屋等模型。这些建筑模型大都用木头制成，还有一些木制建筑构件，如斗拱、柱、枋等。有一件高仅27厘米的木亭模型，各个部位构件均按比例设制，非常协调匀称。这是古代中国较常见的建筑形式。
阿斯塔那墓群中表现"行"的场面和文物也屡有所见，且不说壁画上墓主乘车洋洋自得，前呼后拥出行的场面。在随葬的明器中，亦有各式各样的实物模型。其中木牛车是较常见的随葬品。那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辅之以骆驼、驴、牛等。反映在随葬品中，则表现为骑马俑、马俑、骆驼俑等。有一件骑马出行的女俑(图52)，女俑头戴帷帽，帽子的外沿上有一圈短至颈部的纱网，可能是为了遮挡吐鲁番灼热的阳光和扑面的风沙吧。
说起"俑"，这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非常有特征的随葬物品。这些俑多为泥塑，大都是草：琶：、泥胎，外施色彩，是十分宝贵的彩塑艺术品。俑的种类很多，镇墓兽、天王俑、武士俑、仪仗俑、歌舞俑、宦者俑、百戏俑、马毽俑、各种劳作女俑。其中镇墓兽、天王、武士俑等具有高度统一的唐代风格，仪仗俑的配置也与唐代的规定一致。在百戏俑中，见到了"昆仑奴"及狮子舞、顶杆等形象，弥足珍贵。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陶俑，除了小件马俑是合模成型外，其余大都是塑造的。其骨架是用木棍或草秸捆扎成支架，从俑的艺术形象上看，塑造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艺术造诣，运用写实和夸张的手法，技法纯熟，手到神随，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或庄肃挺劲，或灵秀活泼的不同形象。
镇墓兽俑着意突出其狰狞凶相。如狮形镇墓兽，面貌狰狞，双目怒视，作张牙欲噬的样子。造型上则在狮头上耸立双角，腰腹部的两侧排列一道道斜沟，表示肋间肌肉，令人有真实健壮的感觉。对人面兽身镇墓兽，在表达镇魔辟邪、守护死者神灵的创作意图上，塑造者又运用了不同的手法：在横眉竖目的人面上，着意在嘴角面颊上，又微露笑意，令人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畏惧之情。这种面目狰狞的形象，大概与佛教密宗的流行有关，密宗崇奉的形象大部分面目凶恶。可能人们要藉此保佑在地下的安宁吧。
仪仗俑则动作整齐规矩，表现出初唐一统的文化面貌。阿斯塔那张雄之妻墓中出土骑马仪仗俑，高33厘米左右，马长24厘米。人马均用木块分段雕成，然后用胶合成。五个文官俑，一人着绯色衣服，三人着绿色衣服，一人着青色衣服，表明其官职，从五品至八品不等。五个武士俑均蓄短髭，着绛色袍帽、白裤、'乌皮靴。这五个武俑神色各异，有的左手扶鞍，右手勒缰，作策马徐行之状；有的双手勒缰，将欲策马疾驰；有的侧首顾盼，似在招呼问答；有的仰面前视，似语非语。人马动作虽然简单，却也颇为生动。马均绛色、黑鞍具，表现仪仗的整齐划一。
阿斯塔那的唐代泥俑之中，最有特点的是那些刻划社会各行业、各色人等的人物俑，从中让我们了解了一些那时吐鲁番地区(高昌)的世俗风情。在张雄之妻麴氏墓中(公元688年)出土了两组驼马人物俑。马身蓝色，已残，骆驼也只存头和腿部。但两个驼夫俑保存较完好。两个驼夫俑均高55．5厘米，深目、高鼻、短须髭，头戴白毡尖帽，帽沿外翻，露出红色帽里，在尖顶毡帽两侧绘红色菱纹图案。一俑身穿黑袷袍，开大右襟，露出胸前衣领衬里上绣的红地朱色四瓣小花图案；一俑穿绿袷袍，胸前衣角也向外翻，露出红色衬里上绣的深红色树草和蜜蜂图案；两个俑都系黑腰带，脚穿乌皮靴。两手向前紧握，作牵引驼马状。骆夫俑的服饰，形象表现的是当时高昌地区少数民族的衣着面貌。据记载，唐初居住在天山一带的回鹘族的一部分黠戛斯人所戴的帽子，是"锐顶而卷末，诸部皆帽白毡"，所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帽子。
在这座墓中，还出有大量的舞乐戏弄俑，非常珍贵，提供了当时流行的傀儡戏的情况。傀儡是表演歌舞、戏弄，以娱乐世俗的。因此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喜笑、怒骂、悲啼、欢唱需维妙维肖，表演时才能有喜剧效果。
这批绢衣木俑均以木雕头部，彩绘面目，胸部用木条直接在颈下胶合，用纸捻成臂膀，外着锦绢衫裙。这种纸臂绢衣的木俑，既便于表现各种舞蹈动态，又衣着真实，宛若真人。男俑"滑稽戏调"，女俑"袱华窈窕"，与唐代有关傀儡的记载，无论在装饰、制作、仪态和表情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印证。可知这些木俑正是表演歌舞戏弄的傀儡。
在丧葬时表演歌乐，是唐代流行的习俗。这种用于表演"丧家乐"的傀儡，不单是为了殉葬而埋入墓室，供墓主死后享受；更主要是在送葬时炫耀于路人，壮门面。在这批木俑中，男绢衣木偶共出土七个，头戴乌纱帽，身着黄绢单衣、白裤、系黑带，穿乌皮靴。面部表情或歪嘴斜目，或翘唇瞪眼．具有明显的夸张表情，故做愚痴而引人发笑。而十七个绢衣彩绘女俑，具有不同的装饰打扮，不同的俯仰转侧情态。多数在眉间帖花钿，朱唇两侧点星靥，发式有高低双髻、有高髻、有戴云髻的假发。三个较完整的女俑也是以废纸捻成臂膀，外着彩锦和绮绢制成的窄袖襦衫，长裙曳地，披帛绕肩，作缓歌曼舞状，"玲珑云髻生花样，飘矾风袖蔷薇香"。其中一个女俑头梳双髻，内罩半臂，外穿红、黄相间的通幅长裙，外罩着一层天蓝色的轻纱，肩上披帛。可以想见当其翩翩起舞时，长裙飘逸，彩帛当风的舞姿，可见匠人的巧妙构思。
这群舞俑的服饰、形象及表演题材都与中原流行的乐舞相差无几．体现了初唐的政治统一以及经济、文化对高昌地区的同化与影响。
在阿斯塔那墓地这座艺术宝库之中，还有一类让今人津津乐道的遗珍--绢画。这些绢画除仕女之外，还有"弈棋图"、"六骏图"等，均堪称国宝。
这些绢画原本镶于木框内，出土时大多已破损，即使如此，仍不失为唐代艺术珍品。在一幅绢画中，以两个盛装妇人对弈情景为中心，左右两侧有亲近观棋，侍婢应候，儿童嬉戏环绕，构成了一幅以对弈为主题的场面阔大的仕女图。经过修复，可以看出有大体完整的十一个妇人形象。正中对弈的盛装妇人是全幅画的中心，从其形象特点上看，颇有中原盛唐时期的风格，梳高髻，额前有桃形花钿，衣着艳丽，神态安逸，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图域的线条用游丝描，紧劲联绵，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质感和情态。同幅画中的左侧，也有一个盛妆妇人，在树下关注着前面两个嬉戏的童子。此妇女头梳高髻，额上有桃形花钿，浓眉，两颊涂红色胭脂，身着蓝衫、红裙，脚上穿蓝色云头鞋。体态丰满，装饰浓艳，也是典型的盛唐特点。此幅画在日本展出时，被冠以"树下美人图"的美誉(图53)。
在另一座唐墓中，也出土了舞乐绢画，原件绘于六扇屏风之上，也是初唐时期的绘画精品。在屏风上画二舞伎、四乐伎，每扇屏风上各画一人。保存较完好的一个舞伎(图
54)，头挽高髻，额上红描雉形花钿，着黄蓝色卷草纹白袄、锦袖、红裳，足穿高头青绚履，左手拈披帛，似要挥披帛而舞。唐代内地流行源出于安西的"拓枝舞"，初唐时的拓枝舞多为双人对舞，称"双柘枝"。所以有人推测这可能是表现"柘枝舞"时的一个场面。
在阿斯塔那第188号墓中，出土了牧马屏风人物扇。墓主人是一个叫麴仙妃的女子。墓志上说她很勤奋，清晨即挥笔作画。保存较完整的两幅"侍马图"，画面上稍作晕染，形象生动，跃然纸上。阿斯塔那唐代墓葬，堪称一座座地下博物馆，各种
珍贵文物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畅游在这座地下博物馆中，如同溯时光而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透过它们，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习俗诸方面的点点滴滴天山南卫一一统
五代十国至宋，中国纷争不已。宋代虽然将中原统一，但契丹仍控制着北方的大片领域，与北宋对峙，西域诸势力分属于宋和契丹。由契丹建立的辽朝在西域设置了大王、于越、司徒、司空、节度使等大小官职，分别由回鹘人和契丹人担任。在伊宁和沙雅等县曾先后发现过契丹文铜印，印文用契丹大字，是辽授与新疆地区长官的官印。
元代，在新疆正式设立行省，使之成为元朝的重要行省之一。明初，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仍由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后裔统治，称察合台后王，明朝将其管辖的地区称为别失八里。明朝在哈密设卫，但吐鲁番和南疆的叶尔羌两个察合台后王始终处于一种割据的状态，彼此争斗，混战不休。清朝初期，清政府先后平定了新疆北部噶尔丹和南疆的大小和卓的分裂活动，并在伊犁设置管理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惠远城。后来在1885年设立新疆行省，使之与内地各省完全一致。
 
喀喇汗朝与西辽
 
五代十国时期，在西域主要有三个较大的政治势力，即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其国王称"亦都护"，范围包括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西至龟兹一带；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其国王李氏；以八拉沙衮和喀什噶尔为两个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其范围包括中亚和新疆西部一带。
先介绍一下于阗。于阗是丝绸之路上的南道要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绿洲国家。公元4世纪以前的西方人用"赛里斯"(丝国)这一名称称谓于阗。法显和玄奘路过于阗时，该地的富庶和佛事的昌盛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西迁之后，于阗国也由于回鹘人的大量涌入，终于导致其国王也被回鹘人取代。在五代和宋初，于阗国的国王叫李圣天。由于于阗曾遣使向后晋进贡，
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晦赴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晦将其亲见写成行记，这是当时中原王朝对于阗了解得最详细的材料。高居晦从灵州(宁夏灵武)地区过黄河，到达瓜州后，再从阳关沿西域南道到达于阗。他所见到的于阗王穿戴着中原皇帝的服装，所住的宫殿有的称金册殿，有的称七凤楼。于阗王的年号也沿用中原王朝的称号，其官员也用内地称呼，类似内地的一个割据政权。 '
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壁画中，有于阗王李圣天的画像。头戴冕旒，身著皇袍。壁上有题记为"大朝大宝于阗国大明天子"。
于阗王也曾在公元1009年向宋朝进贡，并沿用自唐以来唐与回鹘的"舅甥"关系，称宋朝皇帝为"阿舅大官家"，一直与宋朝保持着联系。公元11世纪后期，于阗国逐渐被其西侧的喀喇汗王朝兼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了。喀喇汗朝在《宋史》中也称为黑汗王朝，因为"喀喇(拉)"在回鹘语中意为"黑"。公元840年，庞特勤率回鹘十五部西迁后，其中的一部分迁至葛逻禄部。大约在公元9世纪末，在楚河南岸的喀喇斡耳朵建立牙帐。以后定都于中亚巴拉沙衮和新疆喀什。因为该王朝统治者的称号中有"喀喇汗"、"喇喇可汗"等名称，所以后代称之为"喀喇汗王朝"。喀喇汗朝的疆域跨今新疆南疆的西部和中亚楚河地区，辖地有巴拉沙衮、怛罗斯、讹打喇、喀什，以及后来的于阗。喀喇汗朝最初实行双王制，大可汗称号是"狮子喀喇可汗"，住楚河流域的巴拉沙衮，是名义上整个汗国的最高统治者；副可汗称号是"公驼喀喇可汗"，原驻怛罗斯(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后来该城被波斯萨曼王朝占领，移至新疆的喀什噶尔(即喀什)。以后喀什噶尔逐渐成为王朝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喀喇汗王朝的沙土克布格拉汗在公元10世纪中期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据穆斯林作家叙述，在公元960年．有20万帐的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沙土克布格拉汗也在这一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其国教。他以喀什噶尔为基地，收复了怛罗斯，又打败了未接受伊斯兰教的巴拉沙衮大汗。随后又对当时的佛教中心于阗进行"圣战"。战争持续了20余年。沙土克布格拉汗本人死于战争之中。由于有北面的龟兹和南面的吐蕃等佛教国家支持，于阗直到公元1001年才最后被喀喇汗朝的苏来曼·卡得尔汗征服。苏来曼·卡得尔汗又称自己为"桃花石汗"，亦即"中国汗"。在新疆阿图什县出土的喀喇汗朝钱币，其正面的铭文是"桃花石通宝"，背面为"穆斯林之主，苏来曼卡得尔·桃花石汗"。
公元1009年，于阗黑韩王'派回鹘使者到宋朝与之结好。此时于阗已成了喀喇汗王朝的一部分，称黑韩王的就是喀喇汗朝的卡得尔汗·尤素甫。结好后，于阗到敦煌的道路又畅通起来，丝路南道的贸易重新兴旺。生活在公元12世纪初的一个中亚穆斯林曾记下了从喀喇汗朝的西部到宋朝的路线。从撒马尔罕一带出发，进入疏勒(喀什附近)，四天后到叶尔羌，再十天到于阗，五天抵达克里雅(河)，五十天后进至沙州(敦煌)。这里是通往中原、契丹和西州回鹘道路的分叉点。往中国皇帝桃花石汗(唐家子汗)都城兴庆的道路由此向南，经甘州、凉州，再行四十天才能到达兴庆。当时的中亚穆斯林，是把西夏当成中国。此时的瓜、沙、肃三州都在西夏的统治之下。而喀喇汗朝的使者也曾经向宋朝皇帝传达过这样的信息：东部汗国的可汗甚至准备去攻打由西夏占据的瓜、沙、肃三州，很想将伊斯兰教推行到河西走廊。这个计划得到了宋朝的赞许，但终未付诸实施。喀喇汗王朝在1042年后，分裂成东、西两个汗国。西汗国统治河中地区，首府在撒马尔罕；东汗国在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喀什、和田等地，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喀喇汗王朝时期，是伊斯兰一突厥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候，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作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名的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他生活于公元11世纪的喀喇汗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写出了《突厥语大词典》，搜集了当时各突厥部落、部族的方言词汇近万条，以及当时流行的谚语、诗歌等，是当时的一部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民族和天文地理等知识的百科全书。作者是喀什人，其墓地就在今喀什地区疏勒县的乌帕尔乡。
同时期的另一部作品是《福乐智慧》，这是一部用13，290行诗歌写成的著作。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巴拉沙衮的贵族后代，受过良好的教育。《福乐智慧》是一部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哲学、伦理学著作，表达了他对政治、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观点；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长诗，语言清新、生动形象，是喀喇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喀喇汗朝在公元12世纪20年代，被契丹皇族耶律大石吞并。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在公元1125年被金朝灭亡。皇族耶律大石率少部分人逃出，在漠北的可敦城(今蒙古共和国土拉河西岸)站稳了脚跟。在此地，耶律大石召集武威等七州和蒙古、东北等十八部首领，筹集了大量的军备物资，壮大了人马，遂决定向西发展。
公元1130年2月的一天，耶律大石按契丹族的传统，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后，率部西行。先进军谦河(前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吉利吉恩国，然后向西越过金山(阿尔泰山)，进人了翼只水(额尔齐斯河)和也建里河(今额敏河)地区，在叶密立(新疆自治区额敏县)修筑城池，建立根据地。这里水草丰美，气候凉爽，但地狭局促，不宜于扩展。耶律大石决定继续向西，其计划是通过回鹘王国，去占据喀什噶尔的喀喇汗王朝。他派人给回鹘国王送去一封书信，表示借路而过，西至大食。在回鹘王收到信的同时，耶律大石的军队已兵临城下，回鹘王将耶律大石迎进城去，大宴数日，临行之时，又送大量的驼马羊只，愿为附庸国。但耶律大石的此次西进行动却被喀什噶尔的喀喇汗朝军队打败。退兵至回鹘王国时，却遭到回鹘王的掩杀，又损失了不少军队。
耶律大石只得率军又返回叶密立。耶律大石在那里休养生息，得到了当地突厥各部的拥护，户数增扩至4万户。几年后，耶律大石在叶密立登基称帝，号称菊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群臣又上汉尊号"天桔皇帝"，建元"延庆"，史称西辽，穆斯林和西方史籍又称之为"哈喇契丹"．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巩固地位之后，两次率军南下，高昌回鹘投降了西辽，成了一个附庸国。耶律大石随后陈兵喀喇汗朝边境。此时在巴拉沙衮东喀喇汗朝的大汗是伊卜拉欣，此人无能而软弱，竟派使者去邀请耶律大石到他的都城巴拉沙衮，让王位给耶律大石。耶律大石将易卜拉欣降封为"土库曼王"，将东喀喇汗国作为西辽的附庸国。巴拉沙衮宜于农耕，土地肥沃，广袤千里。于是耶律大石决定定都于巴拉沙衮，又称虎思斡耳朵。
西喀喇汗王朝的首都在萨末鞋(今中亚的撒马尔罕)，此时的西喀喇汗朝已成为首都在呼罗珊(阿富汗西北部)的塞尔柱帝国的附庸。1137年，西辽军队在占领了费尔干谷地之后，与西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马合木交战，结果马合木的军队被击溃，随即向塞尔柱的苏丹桑贾尔求援。苏丹桑贾尔率领周围穆斯林国家的军队10万骑渡过了阿姆河，开进了河中地，于是在萨末鞋以北的卡特石展开了中亚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耶律大石认为彼军虽多而元谋，采用分而击之的办法，将自己的军队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分别攻击苏丹桑贾尔的联军。会战在伊斯兰历五三六年萨法尔月九日(1141年9月9日)打响。西辽军越战越猛，加之有葛逻禄人的协助，大获全胜。苏丹桑贾尔携带阿合木狂奔过阿姆河，进入呼罗珊，但他的妻子及左右两翼的指挥官均被俘获，桑贾尔军队伤亡惨重。耶律大石进入了萨末鞋，册封阿合木的弟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西喀喇汗国也归附了西辽。
占领河中地区之后，耶律大石派大将攻打花拉子模国。花拉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南岸。公元11世纪塞尔柱王朝兴起后曾一度臣服于它，后又摆脱了塞尔柱的控制。1141年，耶律大石的军队进入花拉子模之后，迫使花拉子模沙(即国王)投降，每年向耶律大石纳贡金银物品。
至此，东起土拉河(在蒙古共和国境内)，西包括咸海，北越巴尔喀什湖，南到阿姆河、兴都库什山和昆仑山，都成了西辽帝国的疆境。
耶律大石于1143年去世。西辽在中亚(包括新疆)的统治一直持续了九十余年，直至蒙古大军的到来。西辽的典章制度基本上承袭辽朝，后因情况不同，稍有增减。辽朝在后期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认为自己已是"文物彬彬"，与汉人没什么不同。西辽以大辽正统自居，各种制度一仍前朝，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始终未接受伊斯兰教，在诸多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汉文化的特点。西辽仍采用南、北两部制。南面官负责管理定居农业民族的军政事务，北面官则管理畜牧部族的军政事务。西迁巴拉沙衮之后，也大致保持了这套两部制的官僚体系。同时耶律大石在西辽王朝的直辖地不再分封，实行中央集权；另外削弱将领的兵权，使其完全受命于中央。但对归附的中亚原有各国，则基本保持原有旧制，西辽派官员常驻，进行监察和收取贡赋。
在西辽王朝的境内，各种宗教并存发展。契丹人原本信萨满教，后来很多人改信了佛教；许多地区当时都已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又有景教和犹太教。各种宗教并存，促进了西辽境内各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西行万里的邱处机
 
公元12世纪后半期，活动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蒙古族的杰出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被尊称为成吉思汗。他于公元13世纪初发动了西征，率蒙古大军进入西域和中亚地区，西辽灭亡，整个新疆都在蒙古王朝的统治之下。高昌回鹘王(也称亦都护)名义上成为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实际上是蒙古汗国的属国。原西辽的辖地由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汗管辖。
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一路之上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亚细亚。戎马倥偬，转眼已至暮年，此时的成吉思汗，对自己能否长生不死愈来愈关注了。于是，也是一个著名的老人，踏上了迢迢万里的草原之路，他就是被成吉思汗尊称为真人的邱处机。
当时，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长春真人是当时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颇有声誉。金朝和宋朝都曾多次派人邀请邱处机出山，都被他拒绝了。成吉思汗周围的近臣，对邱处机大加赞誉，说他已过了300岁，有养颜长生的秘术，从而引起了这位蒙古大汗对邱处机的兴趣。于是连发两份邀请诏，派人手持虎头金牌，前往迎接，希望他能来晓谕一下治世救民的方法，和养身驻命的秘术。邱处机虽远在内地，但也了解一些蒙古军队攻城破镇、杀戳无数的事情。出于拯救世人和乘机宣扬道教威望的想法，1220年，74岁的邱处机在门徒的伴同下，踏上丝路远行。
当时的陕西、甘肃仍在金国和西夏的控制之下，邱处机是通过内蒙进入中亚的。具体路线是出居庸关，向北直至克鲁伦河，然后沿克鲁伦河向西，横穿蒙古地区，沿杭爱山北坡西北行，在科布多附近穿越阿尔泰山。
邱处机在蒙古地区时，在色楞格河上游依得尔河地区时，曾路过一个成吉思汗妃子的行宫，行宫周围的车帐成百上千，连成一片。在科布多地区，他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很发达，灌溉系统齐全，由于当地的汉人很多，邱处机便在那里修了一所道观，命名栖霞观。
进入新疆地区后，沿天山北麓西行，经过吉木萨尔、乌鲁木齐，向西经赛里木湖和阿力麻里，渡过伊犁河。然后从伊塞克湖南向西，到中亚的塔什干。然后渡过锡尔河，到达撒马尔罕。在此地，邱处机遇到了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后裔，此时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非常有学识，博晓汉文经籍。成吉思汗发给邱处机的第二份邀请诏文就是由他起草的。邱处机和耶律楚材一见如故，结伴郊游踏青，和诗应对，十分融洽。
在撒马尔罕停留了数月之后，邱处机一行在回鹘军千人护送下过铁门关，渡过阿姆河，再向东南到达兴都库什山北坡的塔里赛(今阿富汗东北)，觐见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称他为真人，请教长生不死的秘术。邱处机坦率地回答这位威镇四方的蒙古大汗：世上只有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虽然大失所望，但对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能跋涉万里前来备询，表示了嘉许和尊敬。以后成吉思汗多次召见邱处机，请他宣讲道教玄理，竟听得津津有味。
后来成吉思汗由兴都库什山北还，要邱处机一路陪行，一直到达了塔什干附近，才应允他返回中国。此时已是公元1221年了。成吉思汗特意赠给他虎头金牌，委任他管理所有的道士和道观。公元1224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回到燕京，公元1227年逝世，享年80，葬于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
成吉思汗也在1227年逝世。他的几个儿子分别领属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领土。新疆和部分中亚地区，由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汗管辖。察合台汗国的都城在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今伊宁市西北)。以后，阿力麻里一直是察合台汗国的中心。公元14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为河中汗国，东部为蒙古汗国。东部汗国仍以阿力麻里为都。
阿力麻里遗址在今伊犁霍城县东北10．7公里，北依克干山麓，范围很大。虽然现在地表上城垣已无，但在这片近十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至今仍不断有陶、瓷器出土，并曾出土过金、银宝饰，银质钱币，带有叙利亚文和十字架的石刻等，其中有无孔银币四枚，有三枚是回历七二七年(1327年)铸造的，另一枚是公元14世纪的货币。在公元14世纪，阿力麻里曾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来此传教。据元代一位旅行者的见闻录上说，当时的阿力麻里城中渠水纵横，其市容、风俗与内地相似(刘郁《西使记》)。
元朝建立后，统一了中国，在阿力麻里设置阿力麻里元帅府，在北庭设别失八里元帅府。
元初，以窝阔台的嫡孙海都为首的西北蒙古贵族对忽必烈称帝表示不满，他们结成联盟，于1269年举行叛乱，反对忽必烈。他们占据了天山北麓，以及中亚的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并在1269-1275年不断向高昌畏兀儿地区发动战争。当时统领高昌畏兀儿的是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他坚定地维护元朝政府，率军队与海都的叛军作战，先后在北庭、高昌抵抗海都的军队，战斗非常艰苦激烈。1275年，都哇又围攻高昌达半年之久，高昌畏兀儿在战斗中抵抗得非常顽强。最后，亦都护将自己的女儿送给都哇，才使高昌解围。1275年，忽必烈派其子那木海出镇阿力麻里，同时在这里设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使新疆成为元朝的行省之一。后来又在别失八里和高昌派驻重兵，并在这些地方设立了宣慰司。
至1308年，海都和都哇之子先后向元朝中央政府投降，承认了元朝的统治。
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一件公元1266年的汉文文书残片，上有"调牢狱"、"口口府指挥为首施行"等字，说明元朝政府的司法机构在此行使职权的情况，公文采用的是汉文程式。在吐鲁番县还发现过两张"至元通行宝钞"，值二贯，上印有汉、蒙两种文字，可见当时元朝通用的交钞在新疆的通行情况。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内，也出土了精美的元代青瓷盘(图55)，看来新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值得一提的是，元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织金锦"纳失失"。这种织金锦非常为蒙古人所喜爱，是采用在织物中加金线
的工艺，使织物显得华贵富丽。元朝政府在北庭和和田分别设"别失八里局"和"忽丹八里局"("忽丹"即和田)，"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由工部掌辖。在乌鲁木齐盐湖的元墓中，曾出土了一些"织金锦"实物，金线分"片金"和"燃金"两种，工艺水平很高。
元代时新疆地区的文化也有相当发展。一大批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包括新疆的畏
 
兀儿人)在元朝政府内任职。这些人受汉文化响至深，出现了一些汉文造诣很深的学者和文人。如参加修《金史》的沙刺班，参加修《辽史》的廉惠山海牙和元曲大家贯云石等。
近代曾在吐鲁番发现用回鹘文、汉文等文字刻印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袄教等文书和典籍，伯孜克里克石窟也出现了蒙古供养人的形象(图56)。当时新疆境内，仍是多种宗教并存的状态。
公元14世纪，蒙古杜格拉特部拥立秃黑鲁帖木儿(又译吐虎鲁铁木耳)为察合台汗，统一了新疆和河中地区。秃黑鲁帖木儿受伊斯兰教的影响，率领16万蒙古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成了新疆地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汗。至今在伊犁霍城县境内仍保存着他的陵墓(图57)。
 
格登碑与苏公塔。
 
清朝初年，居住在天山以北的是厄鲁特四部，即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图尔伯特。清兵入关之前，厄鲁特部首领向清朝上表进贡，接受清朝"一：嗬的统辖。他们与漠北蒙古喀尔喀诸部都被称为"朝贞之国"。
康熙时，准噶尔部在水草丰美的伊犁地区，并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噶尔丹自幼在西藏长大，随达赖喇嘛修习佛法，26岁时返回了准噶尔部，并掌握了准噶尔部的大权。噶尔丹先后合并了厄鲁特四部，控制了整个北疆。接着，又乘南疆察合台后裔分裂，白山、黑山两派内讧之机，吞并南疆，占据了天山南麓的重要城镇，并把察合台汗后裔迁入准噶尔境内。他把维吾尔人全部视为自己的"阿拉巴图"(奴仆)，课以重税，横征暴敛，在南疆各回城肆意掳掠，残杀无辜。此时他已有26万户、60万人的部众，并自立为汗。在康熙二十八年(1688年)，噶尔丹又进攻阿尔泰以东的漠北喀尔喀蒙古，打败了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喀尔喀蒙古携老扶幼，南逃避祸。该部落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决定归附清朝，康熙皇帝拨科尔沁牧地归他们放牧居住。第二年，噶尔丹率领大军进入内蒙，以追击土谢图汗为名，攻占了许多地方。大军的前锋已到了距古北口900里的乌珠穆沁。清政府非常震惊。此时，清政府在汉族地区的统治已经比较稳固了，所以开始全力注重西北。这年7月，康熙皇帝亲自率军出征，派两路大军，一路出古北口；一路出喜峰口，迎战噶尔丹。8月1日，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军队相遇，随即展开会战。
噶尔丹的队伍将10，000余头骆驼卧伏在地，头尾相连，围成一座"驼城"。在驼背上搭箱垛，上面铺盖湿毡。驼城"背依山林，前有河水为屏，大军都驻扎在"驼城"之中，从垛口处向外放枪射箭，与清军对峙。清军在河对岸布阵之后，用火器组成前队，驱赶冲击"驼城"，骆驼禁不住火器，四散而逃。清军的骑兵、步兵随后冲锋陷阵，大败噶尔丹的军队。战斗持续了四天，最后噶尔丹扔下大批人员和辎重，逃跑了。为图缓兵之机，又派人到清军阵前，向康熙皇帝表示："若能得到皇上的恩惠，不再与战，从此以后不再进犯喀尔喀部。"清军停止了袭杀噶尔丹的军队。之后，噶尔丹又向康熙皇帝上疏谢罪，并表示不再违背清政府的指令。康熙皇帝在乌兰布通会战之后，在蒙古多伦诺尔召集已归附的漠南蒙古和喀尔喀蒙古首领集会，协调蒙古诸部的关系，将喀尔喀蒙古分编成39旗，以清朝的法令行事。同时，康熙命令加强戒备，以防噶尔丹再来进攻。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之后，在漠北一带重新集结，休整备战。1695年，再次向南进兵，对喀尔喀部大肆劫掠，康熙调集了左、中、右三路军马开始攻打噶尔丹。噶尔丹避开了康熙皇帝亲率的大军，在吐喇河畔的昭莫多附近，与清朝的费杨古统率的西路军展开了激战。费杨古诱敌出战，以逸待劳，将噶尔丹打败，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走。向西奔至哈密一带，被哈密的蒙古伯克拒入，又逃至宁夏一带。由于众叛亲离，只得服毒自尽噶尔丹之后，继续在伊犁地区和天山以北活动的是噶尔丹之弟策旺阿拉布坦。策旺阿拉布坦在噶尔丹向阿尔泰以东扩展时，便率部分准噶尔部众向西，与噶尔丹分庭抗礼。噶尔丹被清军打败自杀后，策旺仍活动在伊犁河流域拒不降清，并不断派兵向哈密地区袭扰，同时也控制了南疆的部分地区，仍如噶尔丹旧制，在南疆横征暴敛。
策旺及其子噶尔丹策零所率的准噶尔部与清政府对峙了近半个世纪。准噶尔部时服时叛，成为中国西部一个极不稳定的隐患。清政府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对西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多次与之交战，力图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在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分两路进攻伊犁，但北路军被噶尔丹策零击败，准噶尔部军队乘机向东进入漠北的喀尔喀部。清蒙古郡王策凌率领喀尔喀蒙古兵在厄尔德尼昭大败准噶尔的军队。后来，噶尔丹策零又率军向东进，又被策凌打败，准噶尔军队撤回阿尔泰山以西。
至乾隆时期，清政府相继稳定了在西藏、青海、喀尔喀蒙古的统治，将在这些地区的准噶尔势力肃清。而此时，准噶尔内部的统治者之间又长期发生内乱。噶尔丹策零死后，其三子一女，为争夺汗位，互相残杀。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篡夺相仍"。部落的人民纷纷携家出逃。乾隆皇帝下决平定准噶尔部。
1755年，清兵在西北各蒙古部落的支持下，由班第等分两路出兵，在当年的5月到达伊犁，当时准噶尔的首领达瓦齐毫无准备，仓惶出逃。清军收复了伊犁。达瓦齐逃至昭苏县西边的格登山上，依山据水，结成大营。
 
清军乘其立足未稳，派以阿玉锡为首的25人突袭他的大营，达瓦齐的6000人顿时溃散。达瓦齐本人只身投奔南疆，在乌什被当地维吾尔族"伯克"霍集斯捕获，解交清朝政府。
伊犁收复，乾隆大为高兴，为此特写了一篇碑文，勒石于格登山上以为纪功，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这座石碑至今仍屹立于昭苏县的边境上(图58)。
清朝在准噶尔部的割据分裂叛乱被平息之后，在新疆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负责新疆的军政事务，并在伊犁河北岸筑九城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进行管辖。九城的遗址，至今仍保存在伊犁地区，伊犁将军驻在其中的惠远城(图59)。在伊犁将军之下有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及派驻各城市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员，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清政府当时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吉木萨尔、奇台、阜康、呼图壁、玛纳斯等地实行同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在吐鲁番、哈密等地设厅，在其他地方则维持各族上层的札萨克和伯克制，对各部落的首领封以大小不同的爵位。所有这些地州县长官或王、公、伯克都归伊犁将军统领。
清军平息准噶尔部，北疆基本安定了下来，但南疆又发生了一场大、小和卓的武装叛乱。原来一直被准噶尔部执获的南疆"回部"的首领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在清军平定了准噶尔部之后，返回了天山以南维吾尔族的聚集区。大、小和卓为了恢复他们过去对"回疆"的统治，号召各回城举兵反清。
一开始，由于他们本身为"和卓"，利用宗教的影响，煽动了数十万部众参加。清政府在最初派兵与之交锋时，屡遭败绩，在库车、叶尔羌和黑水营等地连续被大、小和卓的军队击败，退至东疆一带。大、小和卓暴虐贪婪，对属下和部众非常残暴，横征暴敛，逐渐失去民心。南疆各地的维吾尔首领也反对大、小和卓的叛乱行为，与清政府站在一起，起兵参加平叛。哈密札萨克玉素卜、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库车"阿奇木伯克"鄂对、拜城伯克色提卜阿勒氏、乌什伯克霍集斯等率众策应清军。
其中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在清军平息准噶尔内乱时，即编练本地人马为"旗队"，参加平叛。他利用对新疆地区民俗风情非常熟悉的条件，协助清政府进行宣抚活动，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立下了大功。大、小和卓的叛乱发生后，额敏和卓又一次站在清政府一边，坚决维护统一，被清政府任命为"参赞大臣"，帮助清军统帅运筹帷幄。此时各"回城"的民众和士卒已不愿为大、小和卓驱使继续与清政府为敌，大、小和卓眼见众叛亲离，只得逃向国外，同行的只有妻子儿女和亲信几百人。
在1760年，清政府将天山南路全部平服。随后即在喀什噶尔等地分驻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也归属于伊犁将军。那位屡次协助清军平息叛乱的额敏和卓，被乾隆
 
皇帝册封为镇国公、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在吐鲁番修建的额敏塔(又称"苏公塔")至今仍矗立在吐鲁番城东南。高矗的塔身，历二百多年风雨，仍旧庄重而凛然(图60)。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秩序，并挫败了数次各种分裂叛乱的活动。直至光绪八年(1882年)在新疆建立了行省，以迪化(乌鲁木齐)为省治，与内地各省完全划一。
 
东归英雄传
 
在公元17世纪，居住在我国西部边疆的蒙古族被称为厄鲁特蒙古。原分为四部，即游牧于伊犁一带的准噶尔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阿尔泰山一带的杜尔伯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和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塔城)一带的土尔扈特部。这四部中，原以和硕特部力量最大，为四部的盟主。但在公元17世纪初，准噶尔逐渐强大了起来，取代了和硕特部，并逐渐兼并、统一了四部。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分别离开了原游牧地，和硕特部向东迁移至青海一带，而土尔扈特部则离开了原来的游牧地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两岸的草原，向西迁移。他们越过了哈萨克草原，渡过了乌拉尔河，于公元1630年左右进入了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两岸下游的广大地区，在这片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地区停留了下来，其牙帐设在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畔。下面提到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部落在迁移到伏尔加河一百四十多年后，又跋涉万里返回祖国的情景。
伏尔加河一带在公元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属于蒙古钦察汗国。钦察汗国是由成吉思汗的孙子都拨建立的，又称金帐汗国，在钦察汗国后期，又分裂为二--即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在公元16世纪中叶，这两个由蒙古人建立的汗国先后被沙俄征服，沙俄的势力逐渐伸到了伏尔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但在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的土尔扈特蒙古仍是一个独立的部落。在这片广袤数千里的肥沃土地上，他们休养生息，繁衍壮大，至渥巴锡时，已有帐户10余万，牛马驼羊不计其数。
在伏加河流域的百余年中，土尔扈特部始终保持着原有厄鲁特蒙古族的部落组织，最高首领称"汗"，"汗"以下设"扎尔固"，由八名王公组成，辅助"汗"管理部落事务，有自己的法律。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喇嘛教，尊敬达赖喇嘛。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叛乱时，留在伊犁地区的一支土尔扈特部的首领舍楞固追随叛乱而率部逃到了伏尔加河流域，这一部被称为新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时候，正是沙皇俄国向东扩张的时期。沙俄在兼并了原钦察汗的领域之后，从伏尔加河上游向下游地区和顿河一带扩张。1643年，沙俄向土尔扈特部进攻。土尔扈特部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全力抵抗，虽然和鄂尔勒克战死，但仍击退了沙俄进攻。从此之后，沙俄不断地采取各种手段，迫使土尔扈特部向其臣服。从1673-1710年，沙俄强迫土尔扈特部与之签定了多个条约，获得许多特权，向土尔扈特部课以重税。沙俄派驻此间的大使，凌驾于土尔扈特部的权力机构--"扎尔固"之上，跋扈骄肆。土尔扈特部为了摆脱沙俄的控制，与之针锋相对，甚至不惜与沙俄兵戎相见。
土尔扈特部人笃信喇嘛教，沙俄强迫他们改信希腊东正教，并对他们强行施加洗礼。与之同时，沙俄在土尔扈特部中征调大量青壮，参与对欧洲的战争。人口骤减，力量日益削弱的土尔扈特部的命运越来越变得岌岌可危。
土尔扈特部蒙古的各代首领一直念念不忘返回故土。在伏尔加河地区的百余年里，始终与清政府保持着联系。清政府在康熙和雍正时，三次派使团前往土尔扈特部，受到了土尔扈特部众的隆重欢迎。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时，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兵协助清军堵截噶尔丹的后路，使其陷入绝境无法脱逃。
1761年，渥巴锡继承父位，成为土尔扈特部可汗，于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跋涉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了。
渥巴锡在1767年酝酿东归，但被人告发，引起了沙俄政府的警惕，未能成行。渥巴锡率领部队参加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之后，重新提出返回故土的计划，得到了土尔扈特部上下一致的赞同。渥巴锡所率领的部众住在伏尔加河南岸，在北岸还有14，、000多户，按约定在1770年冬季河水结冰之后渡河同行。但这一年的天气异常温暖，伏尔加河水迟迟不结冰。此时东归的消息泄露，沙俄政府在调集兵力阻止他们的行动，渥巴锡只得集合南岸全部属众起程。
1770年10月23日，渥巴锡率33，000余户，169，000多人，赶着畜群，携带辎重，踏上返归故土的万里征途。渥巴锡将自己的牙帐付之一炬，丢弃了家什和大量的俄国铜钱，轻装出发。又留下1万军队在大队撤走之后，烧掉了所有的帐蓬以断后路。弥满了整个天际的火焰，表明了土尔扈特部的决心。"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成千上万的妇孺老人，乘坐车马，骆驼和雪橇，在骑兵的护卫下，陆续出发。渥巴锡亲自率领1500人做前导，并为大队做掩护。沙俄政府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认为这是沙俄皇家的耻辱，派军队袭击，阻截，并挑拨哈萨克、巴什基尔人去阻拦，抢劫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人马辎重。哈萨克人和哥萨克追兵对这支东归的队伍进行阻击和尾追，其中哥萨克追兵将留在后面的土尔扈特部队伍近9000人全部杀戳。
土尔扈特队伍穿越了冰冻的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草原。在一处重要的隘口前，被追上的哥萨克队伍抢占了要地，将他们阻截在隘口前面。生死攸关之际，渥巴锡亲率一个精悍的骆驼队，夺取了隘口。另一位重要大臣策伯克多尔济带领大队人马围歼了这部分哥萨克军队。
当队伍进入吐尔盖河畔稍事休整时，哈萨克和巴什基尔的联合军队飞速赶来，双方展开了浴血奋战。渥巴锡率领的土尔扈特人已经精疲力尽了，但当强敌逼进时，所有能战斗的人拼死抵抗，无一人退却，最终击溃了这支追兵。这场战斗使土尔扈特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血流成河。在继续前进时，进了一片黄水草滩，忍不住饥渴喝了这种黄水的许多部众又失去了生命。
土尔扈特部进人荒芜的哈萨克草原时，已是春暖冰融的季节。由于天气转暖，道路泥泞难行，马匹和牛羊也因缺少饲料而大批死亡。人们也忍饥挨渴，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步行前进。这样一直走了两个月，到达了伊尔吉兹河，此时已届酷暑，由于伤病、饥渴，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倒下去，而且给养已尽，前面的路会更加困难。
此时队伍中开始出现了动摇和埋怨。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召集"扎尔固"商量，策伯克多尔济坚持东归，认为若返回俄国，将永世为奴。"中国是理想之地，让我们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土尔扈特部统一了信念，又缓缓向东前进。
最后，他们越过了当时中俄交界处的铿格尔图拉，向南进入了中国国境。经过斋桑湖后，沿巴尔喀什湖前进。在这里，又遇到了哈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的阻击，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
鲜血染红了巴尔喀什湖水，此时边境地区的清朝驻军，获悉土尔扈特部人归来的消息后，对侵人境内的哈萨克和巴尔基什人给予回击，将土尔扈特部众援救了出来。土尔扈特部顺利地越过伊犁河，于1771年夏季，到达了伊犁附近的卡伦他木哈一带。至此，土尔扈特部才重新踏上了故土，回到祖国。这次迢迢万里的东归，历经八个月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他们回到伊犁的时候，人数从伏尔加河下游出发时的169，O00余人，仅剩下9万余人了。
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伊犁将军伊勒图敬献了祖辈保存的明永乐八年敕封汉篆玉印一颗，以及玉器、自鸣时刻表、瓷器、自来火鸟枪、拉古尔木碗等，以示归附诚意。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回归表示了称许。乾隆皇帝一面派官员去伊犁妥善安置，从陕西调拨银两救济，一面让土尔扈特部首领来承德避暑山庄觐见。1771年9月，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一行13人在清朝官员的护送下来到承德。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们，并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碑立于避暑山庄。土尔扈特部首领向朝廷献了箭袋(撒袋)和弓袋，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乾隆颁赐给土尔扈特部首领八颗银印。印皆方形，虎形钮，并镌有汉文"乾隆四十年九月""礼部造"字样，印文为满文。颁发给渥巴锡的官印内容为"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
回归的土尔扈特部蒙古后来分布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塔城专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带。
10万土尔扈特部众万里东归，是18世纪发生在欧亚草原上的一次壮举。他们不畏强暴，渴望自由的精神可歌可泣。东归的故事，像一部悲壮的史诗，镌刻在历史的石碑之上。
这本书的意图是想向读者展示一个古代新疆地区有系统的历史、文化，着重介绍一些考古上的发现和研究。但囿于水平的限制，这一意图恐怕未能尽善。面对浩繁无边的历史古迹，本书的取舍也许并不十分恰当，所幸以后还有机会去作更仔细的工作。
对于存在于这片广袤区域内的重要文化现象。丝绸之路"，本书基本未能涉及。这是因为考虑到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所包含的方方面面涉及颇广，恐非三言两语可以概述，希望有机会可以专门提及，这是本书众多缺憾之一。新疆地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对于它的历史、文化，我们理应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对于它在中国古代对外联系、交流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类从始到今，都是处于一个交流的世界。古代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她的文明，并通过吸收与更新，使自己长时间地处于世界文明的顶峰地位。那么，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吸收与更新的过程。
历史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珍视自己的历史，是我们大家应该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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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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