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人食堂节目纯音乐:毛泽东在文革中一批二保三看的斗争策略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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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是阳谋,不是阴谋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奉毛泽东之命给徐帅打电话,请徐帅去总参五所面谈,有要事报告。徐帅随即驱车到总参五所见到杨成武,见面后,杨成武赶紧向徐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尽管徐帅人很老实,但此时此刻,徐帅还是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事实在难以胜任。杨成武说:“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帅一听是江青提议更是摸不清头脑,简直是莫名其妙。自己与江青素无瓜葛,她怎么会提议我呢?没办法,既然毛主席决定了,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不过还得找机会问个究竟。

终于有一天,徐帅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副担子我实在挑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吧。”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等。

事情不出徐帅所料,这副担子的确不好挑,但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

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夺权运动的高潮,地方一片混乱,军队也未能幸免。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造反派冲击军队,军队领导同志被揪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当然不能坐视这样的现象而任其发展下去,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军队的一些老干部,竭力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于是,徐向前找到了当时的军队负责人林彪,要求搞1个规定以制止越来越混乱的军队局面。作为军队的实际负责人,林彪明白,如果军队真的也像地方那样乱得不可收拾,那么他向毛泽东也不好交待。所以,当徐帅提出了这个意见后,林彪马上同意,当时就搞了“七条”规定,后来征求了中央“文革”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意见加了一条即形成了“八条”规定。

1967年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随林彪带着“八条”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汇报。这时的“文革”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进行,“大乱才能大治”这就是他的基本思想。地方普遍乱起来了,军队也有所触动,但是军队是绝不能搞成地方那样的,否则“支柱”也就“支”不起来了。军队造反、夺权、揪走资派的一些报告陆续送到毛泽东手里,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他看来,有些事情无疑是搞过头了。所以,当徐帅随林彪把稳定军队的八条送给他审批时,他马上在“八条”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显然,毛泽东对于徐帅的工作是满意的。

形势发展得很快,《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是林彪等人并不甘心,在他们的遥控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萧华等继续被揪斗、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能在台上继续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1967年2月8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召集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中央“文革”有陈伯达、康生等人。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13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叶剑英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来。这时,徐帅也气得直拍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所谓“理论家”的康生,不忍中央“文革”的人处于一种靶子的地位,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会议不欢而散。16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事情的起因是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同上海的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一听就火了,立刻打断了张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我面说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陈毅接着说了延安整风,他和周总理都挨过整。陈伯达、康生乘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会后,张春桥等人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一份黑材料,恶人先告状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立刻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不成?”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了态,江青一伙当然非常得意,马上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矛头直指军委的一批老帅。

徐帅当然逃脱不掉,而且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1个。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康生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在高层领导内部批斗徐帅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军内“造反派”200多人,多次抄了徐帅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徐帅多年保存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也被抢走。江青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

1967年7月29日深夜,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派手下的一批喽又抄了徐帅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幸亏徐帅的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及时指示:(1)所进入人员全部撤走;(2)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3)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

不久,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林彪集团为了彻底打垮几位老帅,便竭力不让几位老帅出席八一招待会,而周总理用心良苦,竭力想让几位老帅出席招待会,这样多少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一些风波。为此,周总理与中央“文革”的人争论了一下午,最终还是没有说服他们。没办法,只好请毛泽东裁定,毛泽东看了名单后指出:八一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保护了几位老帅,而且也打击了林彪集团的气焰。

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不久,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萧华主持,可徐帅仍挂着组长的名,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徐帅再一次决定向毛泽东辞职。9月16日,徐帅与叶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了辞职报告。报告力陈自己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深刻检讨了自己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一次诚恳地请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徐帅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近1个月后,毛泽东才批了下来:“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

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夺得更多席位,以便今后夺权尽可能合法化,林彪一伙继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动力量批判徐帅等人。他们采取了“分散力量,小组批判”的方法,将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分别编入不同的小组,进行围攻和批斗。徐帅被编入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小组,他们积极密谋,把本来清楚的历史旧案都翻了出来,诬蔑徐帅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之一”,“反党、反毛主席”等等。由于小组的一些同志对许多历史事实并不很清楚,再加上黄永胜、姚文元等人的强词夺理,从而造成了一些同志的迷惑,乃至被迫同意黄、姚等人对徐帅的不实之词,这对于日后九大召开,徐帅只得808票不无关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徐帅等一批老帅被安排在右面,而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显然是“革命派”,而徐帅等人是右派,自然是“专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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