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塘镇最新规划图:小方今年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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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今年九十九 [图]

2011-07-11 15: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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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生于北京,如果建在,他应该是九十九岁的老人了。可是他本应该漫长的人生,却随着1937年二十五岁时的失踪而终止。牺牲是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人最多的诠释,而没有看到他的遗物和尸骨,又成了众多寻找者渴望他生还的一丝希望。

     大约1999年底,我接到中国摄影出版社副社长陈申发来的一份传真,内容是,作为抗战初期活跃在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欧美许多报刊的供稿人,方大曾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个人事业刚刚展开的时候神秘的失踪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摄影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和大师水准的作品几乎已经完全沉入了历史的忘川,只有他的胞妹珍藏着哥哥留下的一千多张底片,在孤寂中默默地守侯。出版社拟将方大曾的作品及世人对他的回忆,合编成《方大曾的故事》一书,以示怀念。这一段文字里,我感兴趣的关键词是:方大曾(一个陌生的名字),神秘的失踪和一千多张底片(在他妹妹手里)。

           2009年和陈申(左)在一起      摄影: Allen  Hu

    我对许多片子的兴趣缘与我对其中关键词的兴趣。比如:“世纪女性”这个词,我和同伴们为它足足劳动了两年零七个月,完成了六百分钟的大型电视纪录片《20世纪中国女性史》,这期间尽管我有过无奈、孤独、无助和苦闷,我还是愿意为这个词语付出代价,兴趣使然,我愿意。这样的词语很多又很少,多到可以用它们写成一整篇文章,少到可以像《老人与海》中桑地亚戈老头一样连续八十四天打不到一条鱼。我从前的一位制片人要求编导用一句话说明选题,少说废话,我想我是受了他的影响,为了少挨批评而得到了寻找关键词语的训练。

     和方大曾的缘份起源于陈申的传真,其实,那页纸并不是明确传给我的,它和一堆报纸和信件混在一起,假如我迟一点儿去办公室,假如因手头的事情而没有翻看当天的报纸,我就不会认识方大曾,也不会因为那几个关键词开始我的寻找了。

 

小方从战地寄给母亲的照片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在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他的父亲方振东在外交部工作,中学时代他开始喜欢摄影,他用母亲给的七块钱买了一个相机。十七岁那年,他发起并组织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1930 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这期间,他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了《少年先锋》杂志。1934年,中法大学毕业后,他在当时的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发表作品时常常以方德曾或小方署名。

    方大曾时常离家外出旅行,他带着折叠式的相机,记录走过的乡村和城市。他的许多照片上,今天仍清晰地保留着为冲洗和放大画上去的剪裁线,这些画面给我们带来了早已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布满缆绳的船帆,荒凉的土地,还有旧时代的生活和风尚。

     作家余华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到:这些留下自己瞬间形象的人,可能大多已辞世而去,就像那些已经消失了的街道和房屋,当一切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存在过和存在着是我们寻找过程中的关键词语,无论是方大曾的照片和文字,还是他走过的乡村和城市,凭籍影像我们会看到存在过的过去和存在着的今天,泛黄的照片和崭新的城市让我们发现了事物延续的永恒。

                      方大曾作品

     方大曾身上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他与当时艺术家们的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从他拍摄的下层民众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之间有着足够的信任和平等。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在一次接受陈申访问时谈到:哥哥很少给家人拍照,他很好的朋友也不求他,怕碰钉子。他总是给胡同口那些不相干的车夫拍照,那些人对他也很好,出来进去总是打招呼,但是他从不坐洋车。

2000年3月1日星期三    拍摄日记

    开始拍摄《寻找方大曾》。上午9:30去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家采访。

     一进门,唐师曾冲我笑着说:“听张越(《半边天》主持人)说你是一好编导,你这一个选题太棒了。”这感觉不象第一次见面,几年前我读过他的《我从战场归来》,印象特深,他当时装备精良只身赴巴格达,有壮士一去的感觉。当然,那时他离我比较远,看的见摸不着。

     昨天电话里,唐师曾就对小方大加褒奖,认为方大曾是能与著名战地记者罗博特-卡帕相比的人。

     虽与唐初次见面却似乎早有默契,他对我的问题好象事先知道一样,如果不是摄影师马东戈叫停换磁带,他大概会一直谈下去。谈话中,他早已将方大曾与卡蒂埃-布列松、卡帕、大卫-西摩、萨尔托迦一些摄影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相提并论。他说,原以为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理念只有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才具备,其实,六十多年前方大曾就已经这样做了。他认为方大曾是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家,具有人类高贵品质的人。面对小方,他觉得自己惭愧。

      采访时我们请他描述在战地的感受,他说:“那种心情不是恐惧,而是孤独。”

      我们是昨天上午将方大曾的作品通过朋友转给唐师曾的,可以说,那之前他并不知道方大曾。他当时正在开一个关于电影的会,中午我就在电话里听到了他激动的声音。

      拍摄结束,唐师曾仍沉浸在小方的故事里,吃饭时,他让我们猜想,如果小方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

      由于节目时长所限,剪接时只能选择与方大曾直接相关的部分。我还是愿将唐师曾几个未被剪接的谈话片段介绍出来:

未被剪接的谈话片段之一:

      我成名以后,无论到那里采访,都跟个豪华旅行团似的。小方只有一个人,一个背包,一把雨伞,一架照相机,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去拍摄,和他相比,我觉得我的这种行为是在往自己的脸上摸屎而不是摸口红。

未被剪接的谈话片段之二:

      方大曾,我仿佛能看见,我摸不着他,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生命,很年轻,二十几岁。从我知道他时起(那形象)就包围着我,让我心烦意乱,让我觉得自己特没劲,我参加各种活动是一种堕落,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是一种堕落。

未被剪接的谈话片段之三:

      我看他(方大曾)去矿山,拄着一根棍子,带一顶安全帽,拿着盏矿灯。我在伊拉克,我穿共和国卫队的服装,一个男人在孤独时想找他的同类,那时,我说我是伊拉克人,当美国飞机炸过来时,至少有四百万人和你差不多,这样能战胜自己心理上的孤独感。

       我们的寻找从寂静中开始了,时光倒流七十年,照片中的影像流动,人们看到了已经“消失了的码头和工厂”,看到了生活在今天的老人们的青春时代,看到了三十年代国际国内的社会变迁和生活景象,看到了一个叫方大曾的年轻人背着相机走过一个又一个历史的瞬间。

        当时,许多摄影师仍然沿袭着传统绘画的造型概念,满足于诗画合一。在小方的作品里却找不到一点儿这样的痕迹,而且他从不拍美女,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纪实的方式完成的,可是来自镜框的感觉又使人觉得这些作品的构图是精心设计的,这里将快门按下时的瞬间感觉与构图时的胸有成竹合二为一。

      1935年,方大曾离开北平到天津基督教会工作,不久,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人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

      方澄敏在回忆录中写那时的哥哥:——常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离开家了。活跃于平津,及晋、察、冀、绥一带。

      方大曾关注时局和民众生活,拍摄中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1935到1937年的报刊,在《申报》、《世界知识》、《大公报》、《良友》上,可以看到许多他对战局,腐败问题和经济生活的描述。

      1936年12月4日,方大曾到绥远前线进行采访,这次长达43天的行程,使他全面报道了著名的“绥远抗战”,拍摄照片数百张,写出了《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一些战地通讯。

2000年3月2日星期四    拍摄日记

    拍摄方大曾作品。这些作品是他1935年——1937年左右拍摄的,内容为平民的生活、战争、劳工等。面对小方的黑白世界能生发出遐想种种,那些旧时代里的人物和风景,发散着经历时间窖酿一般的味道,翻看老照片,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品尝。

     小方当年拍摄的底片至今“颜色”不变。放大机是他用硬纸板做的,在协和胡同10号的院子里他搭了一间有红颜色窗户的暗房。有时候,方澄敏帮他定影,干一些下手活儿。他把洗好的照片寄出去,然后用稿费再去买胶卷。

       我们拍摄此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找一个人,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他通过自己的目光,抚摸着六十多年前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他镜头下描述的影像,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动图本。他以个体的高贵品质,为我们确立了一个物质之外的精神境界。拍摄中,我们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

   纪录片光盘封面   总编导  冯雪松

       作家余华开始不同意对他进行采访,理由是:他对平面的艺术不是很了解,相对来说,他对流动的,比如音乐和文学,叙述性的东西,能够感受得深一点儿。

      后来余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一看方大曾的作品,瞬间的感觉把我给抓住了。这似乎再次证明了,现实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艺术更加有力。”

      他在追忆小方的文章《消失的意义》中写到: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那些在一瞬间被固定到画面中的身影、面容和眼神,却有着持之以恒的生机勃勃。他们神色中的欢乐、麻木、安详和激动;他们身影中的艰辛、疲惫、匆忙和悠然自得;都像他们的面容一样为我们所熟悉,都像今天人们的神色和身影。这些在三十年代的形象和今天的形象有着奇妙的一致,仿佛他们已经从半个多世纪前的120底片里脱颖而出,从他们陈旧的服装和陈旧的城市里脱颖而出,成为了今天的人们。

               小方失踪前和母亲、妹妹的合影

    1937年7月7日,小方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卢沟桥。7月10日早晨,他整理了相机和胶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母亲和妹妹匆匆地告别。

     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50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小方那张年轻兴奋的脸庞。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当《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到指挥部晤谈时,方大曾已经出现在29军的阵地上。

      范长江在《忆小方》中描述:平津陷落之后,我回到了上海,后来接到了他(小方)从北方来信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和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作战地记者,请你为我代找一个岗位。”

      文中所提的摄影材料和工具,是指小方为日后去四川拍摄饥荒准备的40个胶卷,暗房冲洗设备和装有他近千张底片的木盒。

      那时上海的《大公报》正需要人,在范长江的举荐下,方大曾开始了平汉沿线的工作。

      小方的姐夫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在路上买一张《大公报》,上面有小方在前线拍的照片和采写的通讯,家人可以通过报纸了解他的一些情况,这是当时唯一一条获得小方消息的一条渠道。当买到1937年9月30日的报纸,上面有一篇署名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的文章《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文中描写了作者亲历的激烈的战斗场面。这以后,再出报纸,就看不到小方写的任何字迹了。

      直到今天,74年过去,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着小方的下落,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曾给有人最后见到他的地方发去信函,我们得到的是无声的回答,像沉默的小方一样。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是水消失在了水中。”是那种无影无踪的消失。

      小方的母亲并不相信儿子的失踪,她知道,儿子从小就爱往外跑,出去回来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她这样等了几十年,甚至不肯搬离老宅,最终没有小方的任何讯息。

      方大曾为世人所知最后的行走路线,是1937年7月在保定。7月28日,他和两位同行出发到卢沟桥前线,30日他们返回保定,当天下午保定遭受敌机轰炸,孙连仲部队连续开赴前线,接替29军防线,他的同行当天晚上离开保定搭车回南方,方大曾独自一人留了下来。老报人柳堤隐约记得在太原“九-一八”纪念会上碰到过小方,当时小方意气昂扬,表明会后就要动身再去前方。

       我们采访方澄敏时,老人因为中风已无法用言语讲述哥哥的故事了,记忆告诉她,那个高大的、走路匆忙的、爱旅行的人,在她内心世界里依然英俊和年轻。翻看照片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形象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走而淡漠。

      方澄敏在银行退休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方大曾的照片和文章,并完好地保存着哥哥留下的近千张底片。她期待这些作品能够重新问世,让人们看到曾经存在过的年代,为了纪念也为了寻找。

2000年3月3日星期五    拍摄日记

    小方的妹妹方澄敏坐在轮椅里把哥哥的照片举在胸前,眼泪无声地流过面颊,从小方失踪后,她在等待中度过了六十多年。她比哥哥小三岁,由于疾病她以无法连贯地说话,她的眼神告诉我们她明白我们正在为小方做着的一切。

      下午,我和摄影师马东戈去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拍摄小方的旧居。10号院的老房子已荡然无存,新主人不知道小方是谁,胡同还在,于是我们寻找着小方曾经留下过脚印的地方。

      在国家图书馆的过刊库里,我们找到了许多泛黄的纸页,那上边有小方的名字,照片和文章,淡淡的霉味儿带我们回到了从前,看到了年轻的小方。

    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到蠡县,行程两千多公里,从娘子关出雁门关,我们用镜头一路追寻着方大曾最后的生命时光。

    在方大曾失踪半个世纪后出版的《中国摄影史》里,有关他的篇幅只有一百多字。不过这一百多字的篇幅,成为了今天对那个遥远年代的藕断丝连的记忆。

      我们的重现是一次寻找,如果纪录片《寻找方大曾》能让你发现了什么,你一定要在心里默念他的名字,因为它代表着高尚,青春和牺牲。

      2002年,纪录片《寻找方大曾》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同名图书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对小方最好的纪念。

2006年,方大曾的家人将他遗留下来的八百多张底片捐献给国家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