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吕布如何成名: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的命运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是刘志丹的老战友，在刘志丹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历任重要职务。1935年刘志丹和习仲勋同遭极“左”分子的迫害，被关押在一起。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救了他们。可是，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极“左”分子迫害的习仲勋，在建国后又一次遭到陷害。而这次习仲勋遭受康生的陷害，却是因为小说《刘志丹》。

　　小说《刘志丹》

　　1936年4月，刘志丹在率部随毛泽东东征作战时牺牲。刘志丹牺牲后，中央对他的一生是充分肯定的。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牺牲后，他的威望，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人民军队里，尤其是在参加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中，一直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宣传、纪念刘志丹，工人出版社于1956年主动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一部记述刘志丹事迹的小说。

　　李建彤是写这部小说的合适人选，她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建国后，她以刘志丹亲属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进一步收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事迹的材料。又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于1958年初动笔写作，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夏天改完第三稿。

　　考虑到记述刘志丹的事迹必须真实可靠，分寸把握也应该更慎重些，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遭受迫害、建国后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的深厚感情，认真阅读了书稿，并于1960年春两次约请作者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习仲勋首先肯定作者所付出的劳动后，从历史和政治的高度提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由于书中提到高岗，而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习仲勋对此十分注意。因此，习仲勋在与作者的谈话中特别提出：书中有一处写到高岗，还写当时高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这样写不妥，不要写高岗。

　　习仲勋提出意见后，作者又着手对作品进行修改，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后，送给当年与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许多老同志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特别是，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分别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

　　作者考虑到这部书是宣传革命烈士的，又涉及党的历史，应该由中宣部审阅，便把样书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真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

　　虽然有了这样一些前提，但作者出于慎重，仍然没有马上出版这部小说，而是向工人出版社提出将书稿印出少量样书，以便于送给一些当时在陕北和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同志，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以求把书改得更好。工人出版社采纳了作者的意见，只印出几百本样书。

　　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横祸不期而至，《刘志丹》一书被定为“反党”，习仲勋被卷入其中，蒙受了极大的冤屈。

    横遭恶棍

　　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得知作者曾拿着小说《刘志丹》的初稿去征求过习仲勋的意见后，决定借此事整习仲勋。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写作问题，而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作为书记处书记之一的康生还提出：中央书记处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康生自己也承认，他根本没有看过《刘志丹》这部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是写刘志丹的，就断定这本小说完全是为高岗搞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在会上，有一些人认为目前有一股“翻案风”，彭德怀写长篇申诉书就是一例。就是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康生在会议期间上下活动，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谈话，给小说《刘志丹》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并且在找许多人谈话中点明：《刘志丹》这部小说是习仲勋支持搞的，习仲勋的目的是想为高岗翻案，是想拉起西北山头。康生这样一搞，在会议上搅动起了更大的风浪。不明真相的许多同志要求会议讨论一些报刊部分发表小说《刘志丹》这件事。在此情况下，会议安排讨论这件事。在讨论中，康生十分恶毒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这就是要为高岗翻案！这就是翻案风！他还说，现在是西北山头在闹事，他们想以西北山头的力量来为高岗翻案，现在要打掉西北山头。他发言的部分内容在全会简报（“总72号”）上登出，引起议论纷纷。虽然康生在全会简报上登出的讲话中，没有提习仲勋的名字，但他事先找许多人谈话，矛头是直指习仲勋的。72号简报下发后，与会者相互一传，大家就都知道，康生的矛头所指就是习仲勋。在中央批翻案风的背景下，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在会上也提出，要揪出事件的“后台”，要习仲勋写检讨。

　　习仲勋万万没有想到，康生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打出恶毒的一棍。据作者李建彤后来回忆：康生陷害习仲勋的手段也是别出心裁。本来，《刘志丹》已写出第六稿，稿子中已经根本没有提高岗了。可是，康生知道第三稿中提过高岗，便下令工人出版社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李建彤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康生在会议上搞了这一套后，觉得还不够。他要把这件事提到中央最高层，把习仲勋打倒。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一贯搞阴谋的康生，不经过中央领导集体，趁毛泽东把精力集中于讲话之机，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毛泽东。条子上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时正把精力集中于自己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没有多想其他事情，康生递来条子，他就在会上念了字条。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康生趁机大造舆论，在会上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五个人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康生还建议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这件事。在当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中央全会上也充满强调阶级斗争氛围的情况下，康生的陷害得手了。中央决定接受康生的建议。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会后，还在党内传达了此案。

    身陷逆境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报告中写道：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下一步的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康生等人不仅迫害习仲勋，还想借此机会迫害原西北地区一大批老干部。他们逼迫习仲勋交代是否有“反党联盟”，说，只要讲出有些什么人，这些人说了什么，你的问题就减轻了。但是，习仲勋却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畏权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按康生等人的“引导”编假话。他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坚决而肯定地表示：这件事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康生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报中央，并且提出了“处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意康生的“重处理”意见。面对康生等人罗织的材料，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可能亲自去核实，但他们坚持认为，对习仲勋要按党内矛盾处理，不仅要保留党籍，还要按照党的领导干部安排工作。在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要给习仲勋妥善安排。就是在这两种意见下，中央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机器厂上任。

　　康生主持专案审查习仲勋，故意拖延时间，其实，他们也根本没有着手进行查证核实。康生的目的是，把这件事无限期地拖下去，直到把习仲勋拖垮为止。因此，他们对习仲勋的审查，直到“文革”爆发尚未结束。

　　“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对习仲勋等人的迫害也变本加厉。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道：《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四大罪状中的要害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于是，许多西北局的老干部都被揪斗。康生还把小说《刘志丹》的事，捅给姚文元，指使姚文元打棍子。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一书。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的文章又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的，有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蒙冤的人遭到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监护长达8年；其他一些党内高级干部也遭到迫害，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

    平反复出

　　“文革”结束后，中央即对习仲勋遭受陷害的事进行了重新审理。为习仲勋平反，首先是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入手的。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宣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编辑部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建彤的《刘志丹》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

　　小说《刘志丹》平反后，习仲勋受陷害一案也就清楚了。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1979］53号文件。

　　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而蒙受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小说《刘志丹》在写成23年后，于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