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的创新:中医传统意义上脾的生理功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6:29:15

中医传统意义上脾的生理功能  

 

       中医传统意义上脾的生理功能1

       在五脏中是一个极受重视的内脏,这主要取决于脾的主运化的生理功能。由于脾主运化水谷精微,是人体摄取营养物质的主要器官(这些营养物质是化生气血津液的物质原料),从而确立了脾为后天之本的特殊地位。然而,由于脾主运化的生理活动是在胃主受纳腐熟的基础上进行的,脾与胃都参与了人体的消化吸收,故历来常把脾与胃合论,而称脾胃同为后天之本。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脾胃的功能并使之运用于临床,历史上甚至出现了“脾胃学说”这样的专门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金元时代的李杲(东垣)。李东垣在其所著《脾胃论》中反复强调脾胃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并力倡补脾胃,从而被称为“补土派”、“脾胃论派”。

       1. 脾的解剖

       其原因在于,心主血、肺主气、肝主藏血、肾主水等,都与现代解剖学上的同名器官的功能相符,而唯独脾则不然。中医藏象学认为脾主运化,即主管消化吸收,而现代解剖学上的“脾”只是一个淋巴器官,主消化吸收的器官乃是胃肠,从古典文献看,脾的解剖又是确实存在的。脾不仅有其具体的位置,还有重量、大小、色泽等记载。

       《难经·四十二难》云:“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清以来不少人从“散膏”猜想此即胰。考现代解剖发现,胰藏胃之左后方,与《素问·太阴阳明论》所说“脾与胃以膜相连”相符。《图书编》说:“脾者,土官也,掩太仓,在脐上三寸。”《类经图翼》认为脾“形如刀镰,与胃同膜而附其上之左”。“刀镰”的描绘与“胰”极相近似。

       关于脾的色泽,《医贯》、《图书编》皆云脾之色如“马肝赤紫”,大抵符合“胰”之颜色。至今俗称猪胰为“血脾”,可资一证。然《内经》据五行学说,认为脾色黄,《三才图会》亦附和说:“脾……色如缟映黄。”其实此处“脾色黄”并非是其“形色”,而是脾之“气色”。如云:“肾色黑”亦然。

       “胰”在现代认识中,它是一个具分泌机能的腺体,故称“胰腺”。其外分泌功能主要是产生多种消化酶,通过管道排入小肠,参与消化,与脾主运化功能相一致。存在于胰腺组织中的一些内分泌小岛,即是“胰岛”,分泌胰岛素等物质,参与人体能量代谢,与《难经》所说“温五脏”相似。现行教科书认为,脾的运化功能是在小肠内进行的,这与胰产生各种消化酶排入小肠中参与消化吸收相符合。

       脾在解剖上与现代医学所称之“胰腺”是相关的,但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脾的概念应比“胰腺”更大。脾的概念本来就应大于解剖概念。诸如脾主统血、主运化水液等,就不是单纯的形态结构所能概括得了的。

       2. 脾的生理功能

       (1) 脾主运化,运化中有消化吸收的含义,但运化并不等同于消化吸收。

       “”即运输、转输之义。《素问》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是变化之义,包括对饮食物的直接消化,使之变成便于“运”的精微物质,以及将这些精微物质逐渐地转化为人体的气血津液。可见,脾主运化就其对饮食物的作用来讲,包括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精微物质的转运输布及其向气血津液的转化等一系列生命过程。事实上,六腑传化物,重点在“传”有形之水谷,在“传”的过程中进行着对水谷饮食的消化吸收。脾的生理作用主要是“运”,转运水谷精微,它在此转运过程中实现了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我们现在看起来消化吸收主要是在小肠内进行的,而实际的作用却离不开脾的运化。只有脾能将水谷精微转运而离开小肠,小肠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实现。

       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研究所等单位研究发现,脾虚患者胃泌素分泌功能明显降低,尿淀粉酶含量(反映胰分泌淀粉酶功能)低下;在木糖排泄试验中发现脾虚或兼有脾虚见证者木糖排泄率多降低或异常升高,表明小肠吸收功能紊乱。另发现脾虚者胃蠕动功能下降,排空延迟,而在全消化道运动排空却明显加快。

       中医藏象学认为脾“在液为涎”,而现代医学则认识到涎产生的基础是存在于口腔组织中的“涎腺”。据对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的测定,普遍发现在无负荷下,唾液淀粉酶活性偏高,而在酸的有效负荷下,唾液淀粉酶活性反而降低,表明其储备力不足。

       (2) 脾主统血统血。统是统管,摄即固摄。在脾的统血作用中,既包括了脾气固摄血液,令其在脉管内运行,而不逸出脉外,也包括了脾通过运化水谷精微化生血液的功能。因为血液能否正常地运行,既取决于脾气的固摄作用,也与血液本身是否健全有关。脾气健旺,生血充盈,则血液健全,否则血不健全,将失其静守之性,而逸出脉外。因此在临床上,脾不统血而见出血者,既有脾气不足之证,也有生血不旺之机,出血与血虚并见。在中医诊断学将介绍,脾不统血所致出血,往往血色暗淡,血质清稀,此即是血不健全的证明。

       我们可以把脾的统血功能理解为脾的气化作用对血液运行状态的影响。这样就把脾统管血液和心主血、脾固摄血液和肝藏血区别开来了。心主血,是由心气推动血液运行,是从动力方面来叙述;脾统血,是由脾气以气化方式影响血液的质态,从而使血液保持被脉道管约的状态。肝藏血是因肝为血海,血液归之,如物事入库一般,既能归藏,又能复运行于外,随人体生理活动之需要,如潮汐般往来;脾固摄血液是由无形之脾气,渗灌周身脉道,固护血液,维护于血液与脉道之间,令无所失,而这样的功能只有通过特殊的气化活动才能实现,且脾气之固摄,不应有一刻松懈,否则立致血逸脉外之患。所以《难经》提出“脾裹血”的概念,“裹”字是对脾气作用方式的形容,表达的是脾气对血液进行包藏的含义。脾统血,或脾统摄血液,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形的“包藏”作用。

       3. 脾的生理特性

       (1) 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在肾者,因其所藏之精气,禀受于父母,形成于出生之前。在脾者,因其运化水谷精微,灌溉营养一身,而此功能只有在既生之后才能发挥,故称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是脾胃为后天之本的主要理论根据。说是“气血”,应包含“精”、“津液”等在内,“气血”也是一种简略称法。但“精”与“津液”又可隐含于“血”之中,通常认为血的组成即是营气和津液,而血与精是相互化生的,故中医历来讲“精血同源”。因此,我们在此处只讨论气血,而不再讨论精与津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学者应自贯通看待。

       气血对于人体生命,是极端重要的。一身上下、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需要气血滋养。凡机体有荣枯者,皆因气血之盛衰也。分而言之,气属阳,血属阴;气主煦之,血主濡之。作为人体生命的最高形式——神的产生,正是气血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内经》指出:“血气者,人之神。” 如此重要的气血,亦常有盛衰之变,因何而生、因何而竭? 回答是,一切皆因于脾胃。《灵枢》指出:“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脾胃从饮食中摄取的精微物质,化生血液,皆知血之源在脾胃。气是从哪里生成的呢?人体后天之气的根本是宗气,产生于胸中,但也必需有脾胃运化的水谷之精气的参与。宗气的产生,乃是脾运化转输于的水谷之精气,与肺所吸入的自然之清气,在胸中相结合而成。由此生成的宗气中,又分出阴阳二等,出胸中后分行于脉之内外,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卫固为气,而营亦为气。营气在脉中,与津液合而成血液。故《灵枢·营卫生会》说:“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又说:“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更明确地说,血与气是相互化生的,所以说它们“异名同类”。在《内经》中,我们常可看到“血气”这样的名词,就是把血也看成是气的一种形式。

       关于元气脾胃之气概念上的关系,有两种说法。其一,元气来源于先天,藏于肾中,运行于后天,得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的滋养而能充足。其二,认为脾胃之气即是元气。表面看来,两种说法是有矛盾的。实际上,这里正好把脾胃之气 (略称胃气) 化生为元气的过程统一起来。《素问》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又说:“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脉象中的胃气,更显然是指元气了。

       元气之根在于肾,肾被称为元气的先天之来源,而此处又称脾胃为元气后天之来源,那么先天之来源与后天之来源是什么关系呢?

       显然,元气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物质,它只属于生命个体,而不是从外界获得的。当我们说,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化生元气(或滋养元气)时,不是说水谷精微已经是元气了。水谷精微其实只提供产生元气的原材料,而元气的产生是在机体内被“加工”出来的。如何“加工”呢?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一是以机体固有的元气为基原,二是靠机体的气化功能为条件。所谓“机体固有的元气”,即是以肾为根本的先天之元气。当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以水谷精微为原材料产生出来的元气也可以成为进一步“制造”元气的基原,但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先天之元气出发的。也就是就,以水谷精微为原材料通过气化功能产生元气,实际就是对肾中所藏先天之元气的“复制”。新产生出的元气,其本质特征甚至形态结构(如果元气有形态结构的话)都应和先天之元气完全一样。从水谷精微化生元气,其实就是将摄入的营养物质“同化”为自身的生命物质,这是生命在时空中运动的必然方式。因此,所谓先天之元气、后天之元气,只是从其来源上加以分别,而其“元气”自身应是没有差别的。

       然而,先天之元气与后天之元气也不是绝无差别的,它们之间有一种“代”的传递关系。在时空距离不太远的“代”之间,这种差别极其微弱,或根本看不出来;而在一个较长时空距离上看,这种微弱差别就会积累、放大,从而明显起来,这就是在传代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变异现象。从理论上讲,这种变异有两种方向,一是优化,一是劣化(或称进化和退化)。优化则使生命具有无限发展的生机,劣化则使生命逐渐衰老、死亡。实际上人类个体生命的元气在不断化生(复制)过程中,总是向劣化方向衰退,最终归于死亡。如果先天之元气本来充沛,则可维持较长时间的化生或复制,寿命就长。若先天之元气已衰,即使脾胃功能健旺,也无法再产生足以维持生命的元气,而不免于死。从这个意义上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是以肾中元气充足为前提的。当然,反过来说,肾虽禀先天之元气,但其势必弱,不足以成形体之壮,必赖后天不断奉养,才能蓬勃于一身;否则,后天供养不足,好似油尽灯枯,先天星星之火必不足久明。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脾胃为后天之本才是正确的。

       脾胃不足百病丛生说:脾胃之病,固有虚实不同。然实证多暂病,限于脾胃自病,而影响全身较少;虚证则多为久病,并必然影响全身,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究其理,是因脾胃一虚,则元气衰少,各脏腑组织皆失其养而百病丛生。李东垣一部《脾胃论》,均从此立论。

       李东垣在论及脾胃不足时,不但指出脾胃不足可致元气亏乏,而且认为脾胃不足之原因,亦由元气亏乏。人之脾胃原非不足,而因各种原因先伤元气,元气伤而后脾胃不振;脾胃不振,气血衰少,元气更伤,如此形成以元气亏乏与脾胃不足为中心环节的整体病变。损伤元气的因素很多,如形体劳役、喜怒不节、暑热所伤等等。其理论根据皆出自《内经》,如《素问·举痛论》云:“劳则气耗”,“悲则气消”,“炅则气泄”。李东垣续云:“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而后心火下行而乘于土位,脾胃乃伤。反之,亦有先伤脾胃而后致元气亏损者,此皆因“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也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

       脾胃不足元气亏乏而致百病丛生者,其病机大致有三。其一,元气虚衰则卫外无力,外邪易于侵入;其二,元气不足,脏腑失养,功能减退;其三,元气虚衰则脾气不升,春夏之令不行,生机渐息。

       ① 脾胃元气不足与外邪入侵:脾胃内伤,元气不足,外邪乘虚而入。但此虽有外邪,必是“虚邪”;由于邪轻,其外证亦轻,与纯感外邪所致之外感病自是不同。若能识其本源,补其脾胃,鼓舞元气,则其微邪不待祛而自去。于是,症见寒热有如表证者,当辨果是外感或是内伤。李东垣为此专门写了《内外伤辨》一书,而在《脾胃论》中亦提出了辨别的准则。《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说:“然而与外感风寒所得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形者,伤其形体,即表也;伤气者,伤其元气,即里也。外感风寒者,元气未虚,而实寒直逼肌表;而脾胃不足元气虚于里者,不待实寒来犯,即正常气候也不能适应,微有虚风即直伤脾胃元气。二者根本不同,治亦迥异。外感风寒者,径祛其邪则愈;脾胃不足者,若误用祛寒则更伤元阳,病势日重,唯有实其中州,补其元气,微弱风邪自然散去。临床上有些浅学之人,见恶风微热之病,便谓外感,发散退热之品浪漫而上,病家尤其不解医理,得一时热退畅快而心喜“有效”,不知转眼之间,症复如先,乃续寻原方再用,一日数次,始终不悟。其实若能从脾胃元气根本上入手,虽寒热暂不去,或一日,或二日,待元气奋起一鼓而邪气荡尽,便无复发之理,何需屡屡反复!误治者祸根深埋,不知日后演变为何患,更是一般人所不知的了。故李东垣告诫说:“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

       ② 元气不足与脏腑失养:脾胃为元气化生之本源,元气之衰旺,全赖脾胃之强弱。若脾胃一病,元气即衰,五脏六腑皆失所养,而百病从生。《脾胃论·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论》说:“若胃气一虚无所禀受,则四脏经络皆病,况脾全借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脏皆旺,十二神守职,皮毛固密,筋骨柔和,九窍通利,外邪不能侮也。”《脾胃论·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胃虚则俱病论》又说:“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

       因此,同样是脾胃虚弱,元气不足,其疾病表现却是千变万化的。有表现于五脏者,有表现于六腑者,有表现于经络者,有表现于四肢百骸者,异常纷繁。即如表现于五脏者,又有心、肝、脾、肺、肾之不同。其在脾者,固不待言,而在心、肝、肺、肾者,可称之为“心之脾胃虚”、“肝之脾胃虚”、“肺之脾胃虚”、“肾之脾胃虚”。其中“肺之脾胃虚”一词,《脾胃论》中已明确提出。在《脾胃论·肺之脾胃虚论》中李东垣直接言明:“脾胃虚,则肺最受病”。是因肺为脾之子,母虚及子则肺亦虚,而成脾肺气虚之证。故凡治肺虚者,若不补脾胃是未得其本。李东垣于此证创制“升阳益胃汤”,冀脾胃健旺,阳气上升而得温养于肺,以除洒淅恶寒等肺症。其余心、肝、肾三脏,李东垣虽未明言“心之脾胃虚”等词,而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中,已通过引用《内经》“至而不至,是为不及,所胜妄行,所生受病,所不胜乘薄之”的原文,进行了详细阐述。“至而不至”,此处理解为脾胃之气不足,元气虚衰。脾胃元气一虚,心火即不生脾土,而变生阴火来乘土位;心火旺时肺金受邪,脾土复不能生养肺金;心火旺则肝木亦旺,肝木乘势而妄行来伐中土;肝木升发妄行,肾水借其势而反来侮土等等,种种变症,言难尽之。故李东垣最后指出:“脾胃之病,不可一例而推之,不可一途而取之,欲人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

       ③ 元气虚衰与脾气不升:在气机升降中,脾主升而胃主降。升者,水谷之精气;降者,饮食之糟粕。就元气化生而言,重在脾气之升。历来倡论“脾宜升则健”,是说脾气上升,将水谷精气上输于肺,参与宗气的生成,而后方能营养周身。李东垣脾胃学说中,也特别重视脾气的升,他认为“升”象征春夏生长之气,于生命是有利的,而“降”则如秋冬收藏之气,于生命是不利的。他在《脾胃论》中多次引用《素问·五常政大论》“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原文,并解释说:“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为什么概言脾胃,而只赞升而不赞降?显然,他只是从水谷之精气方面来说的。水谷之精气,在脾胃的共同作用下,从脾上升,而水谷之糟粕,自然经胃下行。相反,如果没有胃之降浊,脾的升清也不能正常地进行。

       脾胃之气的正常升降,其前提是元气不虚。脾胃元气充足,则清升浊降。而经脾气上升者,亦为元气。因此,元气主激发、推动各脏腑的生理功能,故至为宝贵。故元气一衰,脾胃即不能升发清气上行,继而元气更衰,各脏腑皆不得滋养,出现所谓“秋冬令行”的现象。

       脾胃之气的上升,不但需要元气的充沛,还需要少阳胆气的鼓舞。《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说:“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澼不一而起矣。”可见“胆气春升”是脾胃之气上升的枢机所在。充沛的元气和正常胆气的升发,是脾胃之气上升的两个基本条件。

       由于胆气不升,春夏之令不行,或元气衰弱,则脾气不升,清阳之气不达于上,郁于下则成“阴火”。“阴火”是李东垣脾胃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为了区别于实热阳邪所致的“阳火”而专立的一个名词。实热阳火,径用苦寒直折即可,而阴火则不行。“阴火”本由元气虚衰所致,又进一步损耗元气,这就是李东垣“火与元气不两立”的重要思想。对这些“阴火”,若有邪火上燎者,是其标,芩、连苦寒之剂当然不忌;然其本为元气不足,益元气而治本尤不可忘。李东垣更提出“升阳”的独特治则,其作用是纠正脾气不升之根本病机,既助元气升发,更令阴火从上而散,既治其邪火之标,又顺其元气升发之本,可谓一举两得,绝妙之法。

       调理脾胃后天有为说:前已述及,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在肾为先天之本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从因果关系上分析,先天之本是首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先天的基础,后天的气化功能便不会发生,脾胃化生气血的功能也无法体现。然而,先天既然禀受于父母,已生之后,即无更改。比如人生为男,不可变女;人生为女,不可变男。又如子女多肖父母形容,亦不可随意造作。此皆先天既成,后天不改之证。但是,先天所禀虽定,而后天运用未定。人生之后,呼吸饮食,采阴纳阳,仍在不断造化之中。后天的造化虽以先天为基础,但这种后天造化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若无后天造化,先天所禀虽足,亦将夭折。因此,人们对先天是无为的,而对后天却是大有可为的。后天有为的基本要素在于脾胃能摄受水谷精微,化生气血津液,充养先天精气。明代张介宾对此义发挥最为明了,他在《景岳全书》中说:“盖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精血之司在命门,水谷之司在脾胃。故命门得先天之气,脾胃得后天之气也。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故人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此脾胃之气所关于人生者不小。”由于先天后天皆人生之本,不可互代,故自古有重先天者,有重后天者,或云“补肾不如补脾”,或曰“补脾不如补肾”,各执所尚。其实补脾也好,补肾也好,凡论治疗,皆是后天有为之事。补脾、补肾,不过是方药之选择,而药物入口,仍经脾胃运化方能达于病所。故补脾固然在脾,补肾也不离于脾。临床上有脾肾皆亏,但补其脾而脾先复者,未有脾虚者只补肾而奏效者。肾虚可用补肾之法,如果肾中精气充沛自可济助中州,然补肾之药不经脾胃运化则不能达于肾中。因此,临床治疗一切有为之法,皆必赖脾胃健旺为首要前提。

       调理脾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药物的转运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脾胃在人体是一个极重要的枢纽机关。这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脾胃健旺,饮食能进,气血自生,百病自愈。《内经》中反复指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即指此而言。又《素问》对“五虚”的预后说:“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灵枢》中曾说平人绝谷七日即死,何况病人,必以饮食为愈病之本。药物虽能调气血,而药物中并无气血;气血不生于药物,必生于水谷。人体之所以能祛邪者,非药物之能,实水谷气血之功。《素问》讨论“阴阳交”预后时说:“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故临床上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病情,只要病人尚能饮食,总是易治;若久病体虚而饮食不入,当视为危重之患。调理脾胃,乃是治病之首务。

       二是脾胃升降自如,清浊自分,而气机乃调。气机升降,无器不有。肺之宣发肃降,肝之疏泄升发,升降互济,能调节周身气机。心火自升,得肾水而降;肾水自降,得心火而升,水火既济,能平衡一身阴阳。但这些升降,都是以中焦脾胃之升降为枢纽的。脾气升清,上达于心肺,然后升已而降;胃气降浊,下行大肠与膀胱,然后降已而升。故脾胃之升清降浊,乃一身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脾胃升降正常,则周身升降皆顺;脾胃升降一阻,则上下左右皆不通矣。所以凡欲调理气机者,当先察脾胃升降如何。若脾胃升降无差,但视病之所在调之即可;若兼脾胃升降不顺者,先调其脾胃气机,则众所不调,可因一拨中州,而皆应手而调。

      三是脾胃调和,气血顺行,诸邪易去。凡治实证,皆应祛邪。邪之所出,一赖元气充足,祛邪有力;二赖气机调畅,邪有出路。元气生于脾胃,前已述及。邪之出路,或从下而泄,或从上而吐,或从表而发。从下者,必赖胃气下降,六腑顺行;从上者,赖于阳气升发,脾气随少阳而上行;从表者,则是胃中津液经脾阳鼓升而外透肌肤。脾胃属土,土为万物所归,糟粕浊气,皆从此而得清理。凡有水饮、痰湿者,不得脾之运化则不能去。所以调理脾胃气机,令气血调和,经脉通畅,六腑顺行,为祛邪愈病之总钥。

       (2) 脾性静兼“静”与“兼”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是对“脾主运”的生理功能的本质阐述。分而言之,则可云“脾性主静”和“脾性能兼”。其实“静”是其本性,“兼”是其作用。《素问·五运行大论》说:“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其性静兼,……其政为谧……”。《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其政安静”。以静为主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兼,王冰释为“兼寒热煊凉之气”,其实就是说土能兼金木水火之气。之所以能兼,是因脾主运化水谷,故能从中央而运行于四旁,将精微输布于心肺肝肾四脏。

       脾为什么能“静”,“静”有何意义?这是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脾之所以能静,从根本上说,是其“土”性的特征。脾有了土之“静”,便产生了承载、生化之功能,而能为万物之母。水谷饮食因脾之静而能受,气血津液因脾之静而能化。“化”,动也,动以静为基本前提。常言动极则静,静极则动。脾之一静,则蕴藏无限生机。所以,脾不象心那样搏动以主血,不象肺那样呼吸以主气,不象肝那样升阳气而向上,不象肾那样藏精气而向下,脾类土而居中央,不出不入,不上不下,其象安静,以其静而显其动。脾能静,则水谷归之而不拒不失;脾能静,则气血藏之而不泄不耗。故云脾主守中者,守其气血,勿令散失也。所以脾气虚时,静性不全,或食入而上吐,或肠鸣即泄泻,或血失所统而出血。

       静的另一含义是形静。形体安静,这是一种外观。在形体安静之中,内在却在“动”,“动”即是气化。人体在各种运动中,在各种生理活动、形体运动中,都将消耗外在之气血。到一定程度,外在气血难以为继,脾之静性即发挥主导作用,令形体安静,待其内在气化,生成气血运行四旁,以恢复其经脉中充沛的气血。所以人劳累之后,需要休息,以养其元气。但脾虚之人,气血化生不足,外在气血始终不得恢复,故常表现为疲倦乏力,懒动欲睡,是“静”之过度的表现。

       形静之中,除了内在气化表现为动以外,还可以内运神思而表现为动。在外形安静之中,人身气血不失于四旁,而归于中,则令脾主思。张锡纯说:“脾属土,土主安静,人安静而后能深思。”人若饱食过度,中土不宁,则脾不能主思,思也不得。饱食之后强令静思,极易使运化呆滞,而生腹胀泄泻诸疾。

       静是脾之性,但不是生理目的。在静的基础上,产生了动,才是脾的生机所在。脾居中央而守气血,守气血的目的是为了运行于四旁。这就是脾不但能静,而且能“兼”的意义所在。静主内守,兼主外营,内守外营,相辅相成。脾静而内守,则留气以自养,脾兼而外营,则行气而灌溉四脏。五脏皆得气血充养,整体的生命活动才能健旺。

       生命体的存在不是单纯的静,也不是单纯的动,而是动静的结合。所谓动静的结合,是指形、气、神三者之中,生命的能量是呈波动式地在形、气、神三者之间环转流动的。能量集中流至之处,即是运动发生之所,反之则静。此处“生命的能量”相当于阳气,阳气所至则动,阳气离去必阴气到来,阴来则静。动者不能恒动,因为阳气至者必衰;静者不能恒静,因为阴气至者亦必返。同时之中,人体动静俱在,只是形、气、神三者动静互见而已。八十年代曾有过“生命在于运动”与“生命在于静止”的大辩论,结果是未有结论而终,关键在于没有从时空流转上全方位地认识生命的本质。

       (3) 脾喜燥恶湿历来论脾喜燥恶湿甚多,对于“燥”与“湿”二字,尚有探讨之必要。

       一般来说,燥湿二字指气候特征。四时六气之中,春主风,夏主暑热,长夏主湿,秋主燥,冬主寒。按五行分类,湿属土,与脾相应,故湿气通脾。既然湿气通脾,脾何以反恶之?其实,脾所恶者,是六淫之湿,而非六气之湿。六淫之湿,是为“邪湿”,而非“正湿”。邪湿伤脾,令脾气困重,运化不及,故恶之。气至长夏,霖霪雾露,连绵不解,脾运不及,疾病辄起。若气转爽燥,脾气忽醒,斯疾自除。然亦有认为,脾气虚者运化不及,内湿乃生,反困其脾,令脾更不能运。此时医家用药,当以温燥,化其阴湿,脾乃得救,故言脾喜燥恶湿。其实六气之湿也好,药物之润也好,都必须以脾能运化为前提。脾能运,则湿助土气;脾不能运,则湿困脾阳而成邪。只是脾的运化功能,以阳气为主要动力,以阴湿为其承载。阴湿既来,得阳始运;阴湿太过,运化不及则反累及脾阳。因此临床治疗为了时时顾及脾运,当视脾阳是否健运,而后考虑能否接受滋腻之品及其用量多少。用滋腻补益之品,又当避开长夏多湿季节,也是为顾护脾运计。

       脾虽恶湿,但不恶正湿。正湿者,土之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土得湿气,始可生化;脾得湿气,才能消谷。王冰赞湿气对土的作用时说:“湿气内蕴,土体乃全。湿则土生,干则为土死,死则庶类凋伤,生则万物滋荣,此湿气之化尔。”费伯雄则提出了与“喜燥恶湿”相反的论点:“脾本喜燥,但燥热太过,则为焦土,而生机将息,令人体疲便硬,反不思食。此正如亢旱之时,赤地千里,禾稼不生也。”

       述讨论告诉我们,对脾喜燥恶湿的特性,理解上不能绝对化。洪文旭等人认为,在生理状态下,脾既不喜燥又不恶湿,而在病理状态下,脾湿则喜燥,脾燥则喜湿。也就是说,喜与恶,都是相对的。湿与燥,以得其中和为佳。湿太过固为脾之所恶,燥太过则也非脾之所喜。治疗上,因脾有湿困,方喜燥品,若脾本无湿,即不喜燥。脾燥太过,以滋润之品济之者亦不少见。

       然而,当今之世,医家多喜寒凉而畏燥热,百姓亦偏嗜滋腻而不喜淡渗,故脾阳屡屡被伤,湿邪最易来袭。暑湿弥漫之时,又多贪凉,冷饮不绝,瓜果生食,更加四时摄寒凉之牛乳,夜夜贪碍脾之酒肉,湿聚痰凝,诸疾蜂起。在此情形之下,脾之喜燥恶湿之性,尤为突出。故治当今之疾,用温燥之品先助脾运,是首当考虑的治法。

       (4) 脾为护卫脾为护卫,是指脾有保护机体,防卫外来伤害的作用。这可以从“形”与“气”两方面来理解。

       “形”指肌肉。肌肉构成人体外围组织结构,而将内脏关闭在体腔之内,免受外力伤害及外邪侵袭。《灵枢·经脉》指出“肉为墙”,此墙即有护卫作用。《灵枢·五癃津液别》则直接说“脾为之卫”,主要也是从肌肉的护卫作用来讲的。因脾主肌肉,脾气健旺则运化水谷精微以充养肌体,令肌肉壮实,而能为躯体之护卫,否则肌肉瘦削或菲薄,护卫无力,脏腑易为外力及邪气所伤。

       “气”指正气。正气抗邪,未病之前则防御外邪勿令伤人,既病之后则与邪相争令邪气外出。正气之源在于脾胃。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上输于肺,生成宗气,行于脉外及体表,是为卫气。卫气者,正气抗邪的一种表现形式。故脾气之盛衰,关乎卫气之强弱,也决定抗邪能力之大小。现代研究发现,脾气之强弱,在人体免疫功能方面有所体现。普遍一致的结果是,脾虚患者都存在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现象。至于体液免疫,在脾虚患者表现不一,有人发现有血浆免疫球蛋白偏高,有人发现有血浆免疫球蛋白偏低,有人发现与正常人无明显差异,也有人发现在IgG、IgA、IgM等免疫物质之间呈现有的偏高有的偏低的交叉现象。

       中药药理研究发现,大多数健脾益气药都能显著地提高脾虚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有的也能改善体液免疫状态。

       (5) 脾旺四时、长夏人体五脏之气的衰旺,与四时季节的变换有关。这种内外之气的对应关系,是以五行为理论根据的。如肝属木,春亦属木,则肝气通于春,肝气旺于春;心属火,夏亦属火,则心气通于夏,心气旺于夏;肺属金,秋亦属金,则肺气通于秋,肺气旺于秋;肾属水,冬亦属水,则肾气通于冬,肾气旺于冬。但脾是一个特殊的内脏,它在四季中没有对应的独立季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代医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即脾旺四时与脾旺长夏。

       脾旺四时:这种理论认为,脾在五行属土,而土居中央,能兼木火金水之气,故土不专主于时,而气透于四时之中。若以时间言,则分治于四时之末各十八日。《素问·太阴阳明论》指出:“帝曰:脾不主时,何也?歧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四时之末各十八日,合之即七十二日。四时各减十八日,皆剩七十二日。如此五脏各主七十二日,一周期三百六十日为一年。需要指出的是,脾虽寄治于四时之末各十八日,但脾气的作用却是贯通于四时的。换句话说,心肺肝肾诸脏,都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之气的充养,所以四脏之中皆有脾胃之气。《内经》中多次提到四时之脉中皆当有“胃气”,并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其实就是对脾旺四时的一种特殊应用。《难经》与《金匮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概念,则是从正气抗邪方面来说的。总之,脾主四时的理论强调了脾气的重要性,也从主时角度证明了“脾为后天之本”这一特性。

       脾旺长夏:“长夏”一词,出于《素问》金匮真言论、脏气法时论等篇。如脏气法时论云:“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提出“长夏”后,即由一年四时而变为五时,五时对应五行,在数上一致起来。长夏与其他四季的排列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这样,按照木火土金水的对应关系,肝、心、脾、肺、肾五脏,正好分主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然而,长夏究竟指何月份,却不甚明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指出“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合之为十二月,一年已尽,长夏居于何月?王冰注长夏为“六月”,即农历六月,相当于“夏三月”最后一个月。但其他季节皆各有三月,为何长夏仅一月,且寄于夏之末?所以后来医家又把秋初的一部分时间算上,这样一方面延长了长夏的时间,另一方面以使长夏在一年内居于中间,但究竟长夏主多长时间,仍很模糊。

       长夏的气候特征是主湿。湿在五行属土,故对应于长夏。从夏秋之交来看,确实是湿气弥漫的特殊季节。天阳下迫,地气上蒸,湿为热蒸,则蕴酿生化。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以长夏之化为中心。四时若无长夏为之化,则草木虽繁茂而果实不成,秋既无收,冬亦无藏。人体若无脾土生化之功,则虽饮食日进,而气血不化,四脏皆失滋养。但长夏之湿虽主生化,而湿之太地,反困其脾,而成六淫之邪湿。故至夏秋之交,脾弱者易为湿伤,诸多湿病亦由此而起。又因时逢炎夏,湿与热兼,往往湿热交争而为病。古人言“暑必挟湿”,其原因就是暑热季节(夏秋)正与湿盛季节(长夏)重叠。所以,我们理解长夏的关键在于,虽然春夏秋冬四时已将十二月占尽,而长夏却可以重叠于夏末秋初之时。从五行相生关系言之,春木生夏火,夏火必生长夏土,然后生秋金冬水,故长夏一说亦顺理成章。

       然而脾既旺四时,又旺长夏,如何统一?《中藏经》云:“脾者土也,……王于四季,正王长夏。”“正王”可以理解为“最王”(“王”通“旺”)。就是说,脾虽旺于四时,而以长夏为最旺。这样说的根据大概是从五行相生理论中来。用五行理论分析归纳事物,在古人心目中是最有逻辑性的,最严密的,所以说是“正王”。不过,脾旺四时的理论也同样是没有疑义的,因为土居中央而兼四旁这样的说法亦与五行有关。由此看来,两种理论不存在统一的问题,而是可以并存的。其实正确的理论并不一定是唯一的。这就象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不同,又如河图与洛书各异一样。

       4. 脾的气血阴阳

       (1) 脾气脾气与脾血、脾阴、脾阳一样,是维持脾的生理功能所必需的一种精微物质。脾气是人体气的一种,是元气在脾的特有表现形式,它和元气一样,也是以肾所藏的先天之元气为根基,以脾自身运化水谷精微化生元气为补充的。凡脾的各种生理功能,如运化水谷、统摄血液、主升清等,都是脾气作用的表现。

       但同时,脾运化水谷精微化生元气,此气是脾的功能活动的产物,与脾气的概念是不同的,可不少人往往混淆这两种不同气的概念,临床上屡屡见到将脾气虚与脾虚混同看待的。确实,在脾气虚时,运化功能受到影响,化生气血即告减少,此时的临床表现,脾气虚与脾虚一致。但在更广的范围内看,脾虚不仅有脾气虚,还有脾血虚、脾阴虚、脾阳虚,都能使运化不健,气血衰少。“气血衰少”中的“气虚”是全身性的,不限于脾,所以不能见脾虚而气血衰少则谓脾气虚。从治病求本的角度讲,脾虚而致全身气血衰少者,当补脾,而补脾须辨清气血阴阳何者不足。脾气虚者,固当补脾气;若脾血不足,或脾阴不足,或脾阳衰弱,则当分别予以补脾血、养脾阴、助脾阳。从辨证角度看,虽同具全身气血衰少,脾运不健,而在脾的气、血、阴、阳不足各方面应有所不同。临床上辨别脾气虚、脾阳虚、脾阴虚较易,而辨别脾备血虚甚难,以至古来极少有人提到脾血虚证。临床上辨证为脾气虚者,可能有一部分其实是脾血虚。由于它们共同的表现有脾运不健,日久而气血俱虚,这些显而易见的症状就掩盖了内在脾气虚或脾血虚的本质,而概称为脾虚而已。若益气健脾而效不显者,可能与脾血不足有关。观李东垣《脾胃论》中不少调脾方中都用当归身,名为“和血”,其实就有兼补脾血的含义。此外还常用白芍、生地,其补脾血之义愈加明显。

       脾气虚不仅仅表现在运化功能不健方面,它还可以导致脾不统血,而见慢性出血。由于脾气主升,脾气虚时升提无力,易致内脏下垂、脱肛等等。因脾主肌肉,故脾气虚则肌肉无力,疲倦懒动。这些都是有别于脾血虚的。脾血不能统摄血液,脾血不能升提固托,故不出现相应的临床病症,而脾血虚不能荣养肌肉,则见肌肉萎软瘦削。肌肉萎缩者也无力,但与脾气虚无力者不同,脾气虚者肌肉外形正常。所以肌肉萎缩之顽疾,历来只重视益气健脾,而不重视补脾血,故疗效甚差。

       (2) 脾血脾血,是指营养脾的血,而非脾运化水谷化生之血,有关问题上文已经涉及。历来很少提及脾血,但在理论上又是应当存在的。在探讨脾阴理论时,有作者认为脾阴是构成和滋养脾脏本身的一切阴液,包括营血、津液、脂膏等,可见他们把脾血放到脾阴的概念之中了。近来虽有人试图探讨脾虚和脾血虚证,却往往将脾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之“血”理解成脾血,而将脾虚致血少者认作脾血虚,或者将营养脾脏的血与营养周身的血混为一谈。如彭俊峰撰文说:“脾血,是指脾脏本身(包括脾经)的血液,是构成和滋养本脏(乃至全身)的物质基础。”脾血“还有濡养脏腑组织、四肢百骸等作用。”其实脾气不足,或脾阴不足,或脾阳不足,运化无力,皆可致全身血虚,而非单纯脾血虚;反之脾血不足可致全身血虚,但轻者仅致运化呆滞,并不一定有全身血虚的表现。所以对待脾血虚这一概念不能简单从事。

       血与气,一阴一阳,区别是很明显的。脾气是脾功能活动的动力,而脾血则是通过血液滋养脾的特殊营养物质。脾血与全身之血的不同点在于,它直接参与脾运化水谷等功能,是脾完成各项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条件。许多研究者发现,脾虚患者可见到胃肠道粘膜萎缩,平滑肌菲薄,而这些明显的物质结构的变化是不能用单纯的气虚来解释的,它可以看作是脾血不能滋养胃肠所致的一些实质性病变。如上文所说的肌肉外形的萎缩、瘦削也是如此。在其他脏腑我们见到,若心血不足则脉弱,若肝血不足则筋软,若肾精(血)不足则骨弱。同理,若脾血不足则肌肉萎缩瘦削。然而,不同脏腑的血是不能相混的,否则就没有名词区分的必要了。

       脾血不足原因多种,有脾自病而化血无源者,有肾精亏少脾血无助者,有心气虚弱不能主血而血不荣脾者,有肝不藏血而脾失所养者。说明脾血虽有别于他脏之血,然亦必赖诸脏滋助方能充盈。

       (3) 脾阴历来论述脾阴者亦不多见,且临床上辨别脾阴不易,故一个时期的教科书中未将脾阴虚证列入。八十年代前后,接连有不少作者撰文探讨脾阴问题,脾阴虚证才受到重视。然而,关于脾阴的概念至今仍未弄清。

       我们知道,脾阴和脾的气、血、阳一样,都是构成脾并维持脾的生理功能的基本物质,它是脾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八十年代以来探讨脾阴的文章,大都把脾阴看作是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血、津液、脂膏之类,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血、津液、脂膏之类,只是脾的功能活动的产物,而不是脾的功能活动的前提,因而它不符合脾阴的概念。并且,脾阴是只营养于脾的一类特殊物质,而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所化生的那些物质却要运行于周身,充养于五脏六腑,不独在脾,故也不能统称其为脾阴。诚然,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所化生的营血、津液、脂膏之类,在营养周身、灌注五脏六腑的同时,也将充养脾自身,以化生脾阴,但这只能说明这些物质与脾阴之间的相互化生的关系,而在概念上却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从古代医家关于脾阴的作用的论述,可以看出脾阴的本来含义。缪仲淳《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说:“胃气弱则不能纳,脾阴亏则不能消。”万密斋《养生四要》说:“受水谷之入而变化者,脾胃之阳也;散水谷之气成营卫者,脾胃之阴也。”《慎斋遗书》指出:“胃不得脾气之阴,则无运转,而不能输(精)于五脏。”《血证论》讲得更明确:“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可见,脾阴是协助脾气、脾阳等运化水谷精微的重要前提因素,而不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脾阴的产生,和其他脏腑之阴一样,也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来源。先天来源在肾,肾中之阴称为元阴,此阴为五脏之阴的基础,所谓“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但从元阴到脾阴,必须经过一个转化过程。在此转化过程中,脾胃运化水谷精微来充养,形成脾阴的后天来源。但若无先天之元阴,后天水谷精微就没有化为脾阴的先决条件。

脾阴与脾阳相并列而存在,二者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所以脾阴的作用,一方面是直接滋润脾脏,助化水谷,另一方面是通过与脾阳的相互作用来影响脾的生理活动。阴阳互根,故脾阴能滋生脾阳。同时由于阴阳相互制约,故脾阴有制约脾阳,勿使阳用太过的作用。所以临床上脾阴不足可以导致运化无力,也可形成消谷善饥。运化无力,是脾阴不能助化水谷;消谷善饥,是脾阴未能制约脾阳,而阳用太过。如《灵枢·五邪说》曾说:“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当然,阴阳之间贵在平秘,若脾阴对脾阳制约太过,则阳失升清之职,湿盛于内,亦不利于运化。

       至于脾阴虚的临床表现,大多数作者认为是在脾虚基础上兼见涎少口燥,大便干结,或有手足烦热。这些表现固然可以由脾阴虚引起,但也不尽然。脾阴虚而运化失职,清浊不分,气血衰少,大便可以不干,手足可无烦热。徐景藩说:“脾阴虚的临床表现,如食欲不振,食后脘腹痞胀,大便易溏……口干,舌红少苔或无苔,脉濡或细而略数。”这种描述是比较客观的,可资参考。

      (4) 脾阳现在一般认为,五脏之阴阳并不是对五脏之气血属性的概括,而是与气血相并列的一类基本的生命物质。然而,阳与气毕竟是有密切的连带关系的。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气中具有温养作用的部分即是阳;临床上气虚证可以发展为阳虚,阳虚基本上都是气虚在严重阶段的必然反应。脾阳与脾气的关系也是这样。生理上,脾气所具有的功能作用,脾阳亦具有。如脾气主运化水谷,主统血,脾阳也是运化水谷和统摄血液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脾阳对水谷的消化吸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脾主运化方面,而且体现在胃主受纳方面。也就是说,脾阳的温暖作用,渗透脾胃中焦,无所不至。在阳热之气的作用下,水谷入胃而能腐熟,清浊于是相分。其清者随脾阳之升而上输于心肺,浊者自然下行。故脾阳若不足,可表现为腹胀、泄泻,便下完谷不化,也可表现为反胃、呕吐,或腹中绵绵作痛。但由于脾阳根于肾阳,所以脾阳虚往往与肾阳虚同时出现;或有肾阳虚而火不暖土者,必然导致脾阳亦虚,从而出现脾肾阳虚证。所以历来不少医家直接从命门火衰来讨论脾阳虚水谷不化的病机。如严用和《济生方》云:“人之有生,不善摄养,房劳过度,真阳虚衰,故火不温,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运,是故饮食不进,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胀满,或已食而不消,大腑溏泄,此皆真火虚衰,不能蒸蕴脾土而然。……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这就把脾阳虚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肾阳不足了。其实脾肾阳虚不但可由肾阳先衰所致,也可因脾阳不足日久及肾所致。凡过用寒凉损伤中阳,久久不复,穷必及肾。然在治疗上,则不论脾肾阳虚或单纯脾阳虚证,兼顾补命门之火以助脾阳恢复,大抵是不错的。

       脾阳与其他脏腑之阳的不同之处还有两点:一是温暖四肢,一是抗御外邪。由于脾主四肢,故脾阳中和者四肢温暖,而脾阳不足者四肢不温。四肢不温与心肾阳微时的四肢逆冷不同,这种不温在程度上较逆冷轻得多,但却是持久的。又由于脾主肌肉,故脾阳外达肌肉,则能抵御风寒之邪。脾阳虚者,往往肌腠不密,风寒易于袭入;风寒既入,又易伤虚弱之脾胃,令中阳更为困顿。《素问·风论》说:“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又说:“失衣则〓胀”。故《灵枢·本藏》提出“寒温和”的养生原则,认为“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

     脾阳与脾的统血功能也有关。《血证论·脏腑病机论》说:“脾阳虚,则不能统血。”但脾阳之统血,与脾气之统血是一致的。脾阳虚者,脾气亦虚,故血失所统理固必然。唯治疗时对脾阳虚者必须温补脾阳,血液方能归其统摄。不补其阳,气亦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