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古丝绸之路:治脾胃安五脏

　　1938年出生，主任医师，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首届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曙光医院科教副院长，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消化科督导，兼任上海市中医脾胃病医疗协作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脾胃病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国家老中医学术继承制导师、全国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评委、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及全国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中医内科学》主编等职。

　　蔡淦临证遵循李东垣脾胃学说和吴鞠通“治中焦如衡”的学术思想治疗各种疑难疾患，认为中医治疗脾胃病应强调“三观”，即整体观、动态观、平衡观。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蔡淦应用脾胃学说指导心、肝、脾、肺、肾诸病治疗，所谓“治脾胃安五脏”。

　　身体周刊记者 肖蓓 

　　在曙光医院的“蔡氏书屋”里，各种荣誉证书摆满了整整一排书架。然而，进入古稀之年的蔡淦却将名利看得很平淡，“我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平平淡淡工作，规规矩矩做人。”

　　所谓“大医精诚”，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名中医，蔡淦从事中医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近五十年，在中医脾胃病及内科杂病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特色，在沪上乃至全国享有很高声誉。他临证遵循李东垣脾胃学说和吴鞠通“治中焦如衡”的学术思想治疗各种疑难疾患，认为中医治疗脾胃病应强调“三观”，即整体观、动态观、平衡观。

　　早年师从名医获益匪浅，如今的蔡淦亦是国内著名的中医教育家，“蔡氏书屋”正在为中医临床教学打造名师队伍，“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目前高校的科班教育模式还不能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临床技能，而中医临床教学质量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水平，因此，培育一支具备中医传承能力和著书立说本领的临床带教名师队伍正是当前需要重视的工作。”  

　　三观治疗脾胃病 

　　每天早晨7点20分，蔡淦教授就准时坐在曙光医院“蔡氏书屋”里，虽然离8点门诊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他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每天，慕名而来的病员络绎不绝，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欧美等二十多个国家，这些患者多为内科杂病，其中很多人都是脾胃病患者。

　　中医认为，脾胃居于中焦，灌溉四旁，为气血化生之源。脾胃病变多由饮食劳倦、情志失调、寒温失宜所引起，患病率高，反复发作者众多，备受历代医家重视。对于脾胃病，蔡淦在李东垣脾胃学说和吴鞠通“治中焦如衡”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倡“三观（即整体观、动态观、平衡观）”。

　　所谓“整体观”即重视脾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密切关系，脾胃有病可影响其他脏腑，其他脏腑有病也可影响到脾胃，运用脾胃学说可以指导心、肝、肺、肾等疾患的治疗；“动态观”即强调辨证论治，药方随患者的病情变更而变化，即“药随证转”；“平衡观”即论治注重平衡，用药配伍不偏不倚，每多虚实兼顾、寒温得宜、升降并调、气血同治、刚柔相济、动静结合。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脾胃有病，可影响到其他脏腑，其他脏腑有病，也可影响到脾胃。蔡淦应用脾胃学说指导心、肝、脾、肺、肾诸病治疗，所谓“治脾胃安五脏”。

　　比如说，对于久病肺虚之慢性肺系疾患，往往以“肺脾两虚”概之，祛邪同时，予以健脾益肺，选择用生脉饮、香砂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不同方剂。

　　对于心血不足或心脾两虚者，辨识准确，擅长用归脾汤加减治疗；对于脾虚痰浊内生，痹阻心络者，用顺气导痰汤、十味温胆汤等加减治疗。脾胃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与肝的功能状态密切相关。

　　对于肝失疏泄的患者，重视肝病传变规律，临证组方，重在疏肝理气，不忘健脾，用方如柴胡疏肝散、逍遥散，同时根据气郁程度不同，选用郁金、延胡索、香附、佛手、八月札、木蝴蝶等，合用白术、茯苓等；对于肝脾不和，肝郁脾虚的患者，肝脾同理，应用四君子汤，同时选用疏肝理气药物，平衡配伍；对于脾虚肝旺的患者，用痛泻要方为主，以抑木扶土。 

　　外感内伤 虚实结合

　　内伤杂病多缠绵难愈，蔡淦用药不求峻险，以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为法，时时顾护胃气，徐缓图之。针对不同情况，“病千变，药亦千变”，但 “万变不离其宗”。

　　对外感热病的治疗，应采取“扭转”、“截断”的方法。扭转，即因其势而导之；截断，即“先安未受邪之地”。其目的是使疾病不再继续发展，迅速得到控制。所谓“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

　　对内伤杂病的治疗应采取“调养”、“调整”的方法。“调养”，即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驱邪有力；“调整”，即调整人体的阴阳，使之归于平衡，因病久缠绵，根深蒂固，治疗切不可操之过急。所谓“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 。

　　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的治法虽有不同，但两者又有联系，内伤容易感受外邪，而外感又进一步促进内伤。在治疗疑难杂病时，外感病宜“实中求虚”，内伤病宜“虚中求实”。 

　　中医理论规范化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各家学说对病、证、症的使用混乱，给学生理解中医理论精髓造成困扰。蔡淦对于中医学的规范化非常重视。

　　上世纪80年代，他在编写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内科学》总论篇时，首先规范了中医内科病、证、症的含义。“西医的理论非常规范，而中医各家学说各有各的讲法，让学生无所适从，所以一定要对中医理论进行规范，这样治疗也有规律可循。” 

　　蔡淦说，“症”是指症状，只作为疾病的临床表现来解释，比如头痛、咳嗽等；“证”是指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在致病因素及其他有关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体所产生的临床综合表现，并经过分析、综合、归纳而得出的证据，包括了舌苔、脉象、体征等；而“病”是由一组具有临床特征症状构成，并各有其不同的演变规律，包括发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蔡淦积极倡导中医临证应注重辨证和辨病的结合，深化了中医内科识病辨证的理论，并提倡运用现代科技为辨证辨病服务。蔡淦的“慢性胃炎中医‘证’实质研究”就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慢性胃炎的中医“证”实质，获得1996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师从名医 薪火相传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名中医，蔡淦早年接受的不再是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也因此博采众长。

　　1938年，蔡淦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晋元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本来可以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律师出身的父亲却建议他报考上海中医学院，因为法律和医学都是关乎人们生死的职业，“我父亲对中医的信任来自于切身的体会，那时候，石氏伤科的石筱山治好了他的骨折，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一位老中医又帮他摆脱了痔疮的折磨。” 

　　1956年，蔡淦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六年制本科医疗专业，成为新中国成立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一开始他对中医学习并不适应，感觉格格不入。“我们的第一课就是学习《伤寒论》，从高中时期的数理化突然转到‘太阳病’，根本就不理解，老师就让我们背诵，说以后临床上就会用到。现在发现，《伤寒论》确实对临床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方药都出自于《伤寒论》，比如治疗胃肠病的‘半夏泻心汤’就是《伤寒论》里的方子。” 

　　1962年，蔡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医住院医师，他深得沪上诸名家栽培。早年跟随童少伯、程门雪开展慢性肾炎的科学研究；继则协助张伯臾、黄文东进行临床教学，编写全国教材《中医内科学》；嗣后又师承张羹梅学习脾胃病的诊疗。蔡淦说，“传统的中医传承都是师傅带徒弟，这样只能学到一家之经验，而中医院校里名家荟萃，可以吸收不同专家、流派的学术经验。” 

　　其中，蔡淦受张伯臾的影响最大。他回忆恩师张伯臾说，“1958年教学实习时，我曾跟着张老抄方2个月，1962年分配到曙光医院后，又跟随他学习。虽然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是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师生感情。张老对我很关心，中秋节送来月饼，我也从乡下给他带花生。‘文革’中当张老被批斗不能回家住时，他就找我倾诉以后怎么办，我便请他住在我的宿舍里，彼此经常促膝谈心，这段经历对我日后做人做事都受益匪浅。后来，要编写全国中医内科的教材，学院党委请80多岁的张老担任主编，教材由我执笔，张老把关，我就经常去他家里汇报教材内容，得到老前辈的悉心指正。从临床到教学，跟张老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张伯臾治病非常仔细，问诊详细，脉案写得非常规范，证因脉治、理法方药，环环相扣，继承了他的老师——中医专门学校创始人丁甘仁的一套方法。那时候，张伯臾被派去给国家领导人开膏方，每次回来都要凭记忆把膏方的处方整理出来，以便下次复诊时参考。蔡淦也继承了老师的经验。在为巴金会诊时，每次回来也要仔细复习当天的用药，以便下一步如何调整。而在为东南亚某国家元首把脉问诊时，其深厚的医学功底和良好的沟通技巧赢得了对方的赞誉。“该领导人虽已年届耄耋之龄，但仍然思维敏捷，我判断是用脑过度导致的亚健康，他幽默地说，不用脑不就成痴呆了吗？我就对他说，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身体也是如此。他对我的分析很认同。” 

        上海老一代名医、上海中医学院老院长程门雪，也在学术上给蔡淦很大启发。蔡淦回忆，“程老在进行肾病研究时，其诊疗思路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想别人所未想，比如慢性肾炎尿毒症，一般用清热解毒法，而他却通过发汗‘开鬼门’的方法，让毒素从汗液排出。他对《伤寒论》也具备独到的见解，把自己的临床经验融会到对《伤寒论》的解释中，发表了著名的《伤寒论》歌诀，几十年来我经常翻阅，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程老还是个儒医，精通诗词书画，年轻时候猜灯谜也是百发百中。” 

        名师出高徒，如今的蔡淦薪火相传，对临床教师的培养深有体会。他尤其强调重视医德教育，用自己的行为教育学生“从医先学做人”。

        在临床教学中，蔡淦还十分注重临床思维方法的培训，其独创的“三阶段案例教学法”，大大提高了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和处理各种疾病的能力，目前也广泛地应用于高校教学。2008年，曙光医院成立了以蔡淦姓氏命名的“蔡氏书屋”，吸纳优秀的中青年教学骨干，开展对中医教材建设、教学人才培养机制、中医教学方法的研究，定期组织教学查房、教学公开课等活动，成为培养“名师”的摇篮。

　　蔡淦：现代人生活条件好，饮食丰富，应酬多，经常酗酒、食高粱厚味、饮食过量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就容易伤及脾胃，引发慢性胃炎。另一个原因，我国慢性胃炎发病率高，与聚餐制有关，易导致幽门螺杆菌感染，西方国家的分餐制就不容易感染。

　　对于细菌感染的胃炎，要用西医的抗菌素治疗；慢性胃炎与脾虚有关，慢性浅表性胃炎，以脾气湿热的为主，应采取清热化湿法治疗；萎缩性胃炎，多是脾胃内部有淤热，除清热化湿外，还需活血化淤。饮食上要注意不能酗酒、少吸烟、禁食辛辣、油炸、冰冷、熏烤的食物。 

　　除了运用药物治疗脾胃病，还可以运用食疗的方法进行脾胃病的调护。食疗也需“辨证施食”，即根据各人体质和病情来选择饮食。如平素脾胃虚寒的人，或寒证的胃痛、腹痛、泄泻等，宜多食性味辛热的葱、姜、韭、蒜、胡椒等，例如寒性胃痛患者可食用生姜粥、肉豆蔻煨猪肚、或丁香、肉桂炖鸭；脾胃虚弱的人，宜以红枣、山药、扁豆、芡实、莲子肉等为辅助食品；脾虚腹胀、食欲不振者可食用炒扁豆、扁豆粥、山药炖鱼汤或山药饭/粥（山药、莲肉、米仁、扁豆与粳米同煮）等食物；若胃热素盛的人，宜食梨、藕、甘蔗、荸荠、蜂蜜等甘寒生津之品；气机阻滞之人，应多食萝卜、佛手、金橘或用橘皮做成的调料，例如糖醋萝卜、佛手粥、橘红糕等。 

　　此外，此类患者还要注意调畅情志，忌郁怒，情志舒畅在脾胃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中起重要作用。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劳力过度会损伤脾气，思虑劳心过度亦可伤脾。 

　　身体周刊：你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从肝脾论治的临床实践及其作用机制”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肠易激综合征有什么调理方法？ 

　　蔡淦：肠易激综合征（IBS）临床上发病率很高，尤其是白领、工作压力大的脑力劳动者比较多。IBS是一种常见的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其特征为持续或间歇发作的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改变和大便性状异常而无特异的生物化学或形态学异常。发病机理一般认为与精神心理因素、胃肠激素分泌失调、免疫功能紊乱、胃肠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性等因素有关，是一个多因性、多态性疾病。习惯上将IBS分为腹泻型和便秘型两大类。

　　IBS的发病及症状加重与情绪紧张密切相关，忧思恼怒，久郁不解，导致肝气不舒，日久横逆犯脾，脾气渐虚，形成肝脾不和而发病。该病患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肝气太旺，脾气急躁易发怒，治疗要用抑肝扶脾的方法，另一种是肝气郁结，情绪忧郁的，用疏肝健脾的方法治疗。用药主要以《医方考》中的痛泻要方为主。原方仅4味药，其中白术苦甘性温，能健脾燥湿和中；白芍味酸微寒，柔肝缓急止痛；陈皮辛温理气燥湿醒脾，尚能行气止痛。全方用药精当，是抑肝扶脾、缓急止痛之良方，具体运用时随证加减灵活处方。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典型的身心性疾病，患者常有情绪紧张的生活经历，“因郁致病，郁去则病除”。因此，医生在治疗中要耐心开导患者，帮助患者正确面对自身心理矛盾和情绪紊乱，此时用药往往事半功倍。

　　对于有可能引起症状的过敏食物如海鲜及产气食品、高脂肪食品等嘱患者尽量避免，以减少病情复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加体育锻炼，保持生活规律及良好的心境，增强体质，整体调理以利于疾病痊愈。

　　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许多人都热衷于吃各种保健品，但蔡淦从不吃补品，“药补不如食补，应该多吃点天然的、尽量少加工的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有它不同的营养成分，可以均衡地调配人体的需求。”

　　平时烟酒不沾的蔡淦推崇清淡、简单的饮食，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多吃蔬菜瓜果。早餐一般是牛奶加麦片和泡饭等；午饭在单位食堂解决；晚饭也基本是两菜一汤，有时为了汲取不同的营养成分，晚上就改为小米粥或荞麦面，再加点当令蔬菜，少吃反季节的食物。 

　　“生命在于运动。”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但由于工作比较繁忙，蔡淦平时只能见缝插针地运动。每逢清晨做一套自创的按摩操，从头顶到脚心。保证每天散步到微微出汗，一来可锻炼身体，二来可舒张一天的劳累，持之以恒最为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晚上回家，蔡淦总喜欢抽出时间读书看报，“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很多新的疾病还不认知，要不断学习新的中西医知识来充实自己。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我们要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此之所谓“养心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