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最高的山:茨威格：艺术的殉道者

　　在茨威格的印象中，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科技进步物质日益丰富，另一方面人们仍安居乐业于传统之中。音乐之都维也纳是这个黄金时代理所当然的文化中心，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艺术潮流从欧洲各个角落汇集而来，并在这里融合贯通，最终蜕变成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1881年11月28日，茨威格就出生在这样的奥地利、这样的维也纳。

那是一个富裕、守旧的犹太家庭。祖父还只是个经销过手工纺织品的小商人，父亲则已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工业家。母亲出生于意大利南部，这个姓布雷陶厄尔的国际性大家族“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尽管不乏财富和地位，老茨威格夫妇一生却循规蹈矩、克勤克俭，过着“既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老茨威格讨厌任何投机和借贷，宁愿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资产。他谨慎而坚决地拒绝了一切荣誉，“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这种克制的作风”。父亲淡泊宁静的性格深深影响了斯蒂芬，后来他像父亲一样从不接受任何勋章或头衔。在家庭开销方面，他们只是“逐渐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设备”，量入为出地改善着生活的质量。

五年小学，八年中学，少年的斯蒂芬接受了一个有产阶级子弟都得接受的常规教育。可是，刻板、枯燥、压抑的旧教育非但没有对这帮爱好自由且求知欲旺盛的维也纳少年有所帮助，反而让他们痛苦不堪。于是，他们纷纷逃避到艺术里去寻求慰籍，有的爱上音乐，有的迷上美术，茨威格和他的同班同学则一起做起了文学梦。因为白天要应付课程，从此，他们开始牺牲睡眠利用夜晚抢读自己心爱的书籍，哪怕第二天得一边嚼着面包片一边睡眼惺松地赶往学校也在所不惜。有限的零用钱全部用于看戏、听音乐会、买书这些能提高自己艺术品味的活动上，他们不散步、不闲聊、不理睬姑娘们的眼光。事实上，他们对非艺术的一切都不闻不问甚至瞧不起。志同道合的少年们怀着成为杰出人物的强烈信念互相激励，一个个在文学领域迅速成熟：这个和里尔克一起发表了作品，那个上了权威的艺术杂志，还有的写出了剧本、诗歌，茨威格的名字则进入了《社会》、《未来》。中学时代的这些努力为斯蒂芬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成年以后，尽管斯蒂芬曾花费很长时间来调整因少年时过度狂热而造成的身体虚弱、精神紧张等种种恶果，但他对此并不后悔。而这个时候，同学中继续执著于文学的，却只剩茨威格一人了。

　　1899年，斯蒂芬·茨威格中学毕业该上大学了－－这是全家早已商量定了的。经过比较，他选择了维也纳大学哲学系。这并非出于对抽象思维的喜爱，恰恰相反，他擅长形象思维，是天生的艺术家，之所以上哲学系仅仅因为哲学系容易过关！所以，茨威格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在前三年对大学的学习不闻不问”。他真正想要上的是人生大学、艺术大学！

　　18年来，茨威格总算迎来了一段上学而不上课的幸福时光，他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了。首先，他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整理，并在同学的鼓励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把它们寄给了赫赫有名的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没想到，出版社很快就回了信，他们不仅愿意出版这本诗集，而且希望能够保留茨威格先生今后所有新作的优先出版权！1900年，《银弦集》诞生，一颗文学新星在新世纪的呼唤下脱颖而出了！突如其来的成功让19岁的茨威格信心大增，他开始不满足只在影响有限的艺术期刊发表作品，他要向奥匈帝国第一大报《新自由报》挺进。同样很快地，他成了这家报纸的稳定作者！这个胜利甚至远胜于《银弦集》的出版，因为《新自由报》是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它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奥匈帝国的每一个成员，其中自然包括斯蒂芬并不关心文学的父母。老茨威格夫妇不得不用陌生的眼光重新打量儿子，并从此给了他写作乃至生活的全部自由。

　　然而，如果仅仅一部诗集一张报纸就能让他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的话，那茨威格也就不成其为茨威格了。茨威格的伟大正在于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崇高、对伟大的追求！

　　为了摆脱狭隘的生活圈子，更好地享受自由了解社会，茨威格打着继续深造的幌子离开维也纳来到了柏林。在这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却正蓬勃发展的城市里，茨威格开始了冷静而彻底的反省。他挑剔地发现：“最初发表的一些中篇小说带有洒过香水的纸张气味”，它们是闭门造车的产物，用的全是从别人那里生吞活剥来的技巧！如此这般，混成个二三流文人当然可以，但如何能够到达艺术巅峰？于是，他毅然把一部已经完稿并准备出版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目前应该做的不是毫无新意地制造文稿，而是沉下心来更广泛地学习、更深入地思考！伴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茨威格挥手向骚动的少年时代告别。他很清楚，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生理上的人，他都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成熟。

首先，他听从朋友的劝告搞起了文学翻译。因为“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从事文学翻译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创造性地了解母语的底蕴。”而且，翻译工作需要耐心、毅力和道德修养，这正是此时的茨威格所着力培养的。精通好几种语言的他立刻动手，把一些心爱的外语作品翻译成德语：波德莱尔、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诗，夏尔·范·莱尔贝尔赫的剧本，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说。在这种绞尽脑汁的字斟句酌中，茨威格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然后，他迈出德语世界进行欧洲漫游。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旅游，而是艺术朝圣。茨威格一直认为，要想理解一个民族、一座城市，只能通过最优秀的人物，从活着的思想中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他到了布鲁塞尔，会见了画家默尼埃等人，与仰慕已久的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热烈交谈；他到了巴黎，在街头巷尾寻觅巴尔扎克、雨果们的踪影，并很快与法国翻译家莱昂·巴扎尔热特成了挚友。他与居住在巴黎的德语诗人里尔克过从甚密，深深感动于诗人的敏感、博爱和睿智。他拜谒了雕塑家罗丹，从罗丹对雕塑的忘我投入悟出了伟大艺术之所以永恒的秘密：置一切非艺术于度外，包括艺术家自己；他到了伦敦，通过阿瑟·西蒙斯的介绍得到诗人叶芝的邀请；随后是西班牙、意大利、荷兰……酣畅淋漓的漫游只被迫中断过几个月。其间，为了能有一顶哲学博士的帽子慰籍父母，茨威格不得不返回学校准备考试。让人惊喜的是，好心的哲学教授了解并欣赏他的文学才华，竟在考试时格外关照了他。1904年，茨威格通过了考试，从此结束了他并不喜爱的学校生活。

通过与当代俊杰们的交往，茨威格更加明确了艺术追求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和锤炼，才情终于在1906年夏天开始了全新的喷发：仿古诗剧《忒耳西忒斯》问世。忒耳西忒斯是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一个长相丑陋的小人物，最终死于阿喀琉斯的拳下。忒耳西忒斯不是英雄，茨威格却对他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从那以后，那些无法抵抗命运摆布却又能保持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便屡屡走入茨威格的笔下，成为他感人至深的主人公，伊拉斯谟、玛丽·斯图亚特、卡斯特利奥、玛丽·安东纳特……《忒耳西忒斯》得到了至高无上的柏林皇家剧院的特别青睐，这时候，茨威格不过26岁。1911年，小说集《初次的经历》发表，其中包括脍灸人口的四篇小说《灼人的秘密》等。尽管茨威格本人对32岁以前的著作都不甚满意，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已经具备了新世纪文学大师的轮廓，形象的分明只需待以时日而已。不久，茨威格结识了一位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艺术界外的人物－－政治家、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拉特瑙认为，只有走出文学象牙塔才能高屋建瓴地认识文学，只有走出欧洲才能懂得欧洲。“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这些观点正与茨威格不谋而合。果然，亚洲、美洲之行拓宽了茨威格的眼界，也使他明确了对拥有悠久历史、卓越文明的欧洲大陆的热爱。此外，他还意外地发现，茨威格的名字已经飘洋过海：当他走向世界时，世界也正向他走来。

可是，1914年7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完全粉碎了茨威格统一欧洲、创建欧洲文明的梦想。昨天还在和法国朋友畅谈文学，今天却不仅要把他视为敌人，还要拿起枪对他射击，茨威格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但是在为数众多的狭隘民族主义者面前，茨威格十分孤立。好在有罗曼·罗兰和他站在一起。早在1913年初次相识，茨威格就看出罗曼·罗兰在关键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罗曼·罗兰曾告诉茨威格，他写《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想尽到三层责任：第一，向音乐表示感谢；第二，表白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山雨欲来风满楼”，正义而敏感的艺术家、思想家早已从沉重的阴霾中看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危机。尽管如此，罗曼·罗兰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拒服兵役在当时的奥地利将会受到严厉处罚，痛苦的茨威格只得被迫接受了军事资料馆的工作。但是，用笔战斗是一个作家的权力和义务。战争期间，茨威格除发表了《致外国的朋友们》的公开信表达自己对重建欧洲文化的渴望外，还创作了悲剧《耶利米》－－第一次，这部被世人热烈欢迎的作品也得到茨威格自己的认可。

1918年，恶梦般的战争以造成欧洲遍体的疮痍而结束。四年战争使茨威格更加认定了艺术的永恒，他把自己关在萨尔茨堡一幢宅子里与世隔绝地进行着不朽的创造：《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马来亚狂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收藏》、《人类群星闪耀时》、《罗曼·罗兰传》、《富歇传》、《伏尔波尼》……他的创作态度严谨得近乎苛刻，为力求作品简洁流畅高潮叠起，他没有一次不把作品删改个三五遍的，他认为艺术的方法就是舍弃。这种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让读者们雀跃不已，渐渐地，他们开始认着茨威格的名字选购书籍。就这样，到希特勒窜上政治舞台时，茨威格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作品被译最多的大作家。

法斯西的横行是世界的灾难，而身为犹太人，茨威格首当其冲。1933年，他的著作遭到了焚毁。10月，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迫使茨威格离开心爱的家园出国过冬。但局势的发展迅速把逃逍遥的逃避变成了酷烈的逃亡，次年2月，在他返回萨尔茨堡的次日，四个纳粹警察突然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茨威格意识到，他已经无家可归了。

1934到1938年，茨威格尽管被迫寓居英国，却还有一丝的欣慰：至少他还拥有奥地利国籍、祖国的护照。但1938年3月13日－－茨威格永远难忘这个日子，奥地利沦陷于法西斯德国的魔爪之下，支撑茨威格的精神大厦开始了可怕的动摇。该如何描述年近耳顺却重新被一片陌生包围的凄惶呢？该如何理解坐在异国书桌前的颓唐和疲惫呢？茨威格的头发渐渐灰白，心灵渐渐蒙上尘埃，这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无法比拟的打击！“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于事。在我失去祖国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而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失去了祖国，他还拥有欧洲。富饶文明的欧罗巴啊，你是灵魂最后的寄托了！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上午，茨威格和夏绿蒂·阿特曼一起来到巴斯民政局，准备续上因一年前离婚而断掉的婚姻生活。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德国入侵波兰，战争爆发－－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无可挽回地倒塌了。

　　为长篇小说《爱与同情》画上句号后，他带着妻子怀揣着英国护照前往美洲。1940年，《象棋的故事》和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完成。他一生致力于为伟大立传，现在到了总结自己的时候了。

　　1942年2月22日。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区的彼得罗保利斯。茨威格认真写下一生最后的文字：

　　“在我自愿和神志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一项最后的义务逼使我要去把它完成：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它对我是那么善良，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我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重见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为艺术生，为艺术死。殉道于艺术，他死得尊严，死得圣洁，死得崇高，因为艺术的本质即是真、善、美。巴西人民为这位外国作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这在巴西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此，茨威格的躯体安息于巴西，他的灵魂则永远活在世界人民的怀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