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理五脏六腑的中成药: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主要的领导机构为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1939年 10月成立，康生任部长，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任副部长。1941年7月党中央成立中央情报部，9月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门并入，部长康生兼，副部长叶剑英、李克农兼。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46年10月康生去陇东参加土改，中情部由李克农负责。 1948年5月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部长康生在山东）、中央情报部部长，副部长为谭政文、陈刚、刘少文。

中情部和中社部主要负责上海、南京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负责上海的刘少文情报系统及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某就是主动成为一名红色谍报员的。他主管的站共设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小组，让我地下党员担任社会组组长，使他可以直接阅看军统对所属区、站的各种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还有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的谢某，曾在抗战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后因为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和特务的横行而主动成为红色谍报员，最后在1947年9月，因为我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的叛变而被捕牺牲。

用来翻译电码的是一本书，这是一本普通的书，又是一本奇妙的密码书。这种以一部长篇小说为底本的密码叫“无限不重复式”密码，即已经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这就保证了通讯的安全性。其主要方式是通讯双方都有一部相同版本的书，事先约定以某一或某一组阿拉伯数字为书中某几页中某几行的首字，这样收听方只要确定了对方传来数字所对应的第一个文字，就可以依照来电的阿拉伯数字逐个从书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文字，再拼凑起来就是电报完整的内容。要破译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是非常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隐藏在重庆的间谍就曾经用这种密码指挥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造成了严重损失。为此，当时重庆方面还专门从美国请来了破译专家。

我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电台多为秘密电台。上海和北平分别建立了地下秘密电台系统。

上海有三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是李白所用电台。李白是党在情报通讯战线上的卓越战士，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为了不让敌人测出电台，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传达了党中央对上海局的一些指示，将国民党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及国民党空军少尉俞渤在共产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情报发送中央。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58年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依据李白烈士的事迹而编成的。

1947年，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三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为保护电台，三个电台轮换作业，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报务员不断变更住地。1948 年10月，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电台及时将情报发送出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同时，为平津前线司令部提供了许多有关城墙、城门的资料，有效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1939年以来，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特务去延安, 还利用叛徒张国焘办特种训练班，专门训练派到延安去的特工人员。这些活动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有人混入我重要军事机关，混到我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身边当秘书，甚至很深地潜伏进了我军高度保密的神经中枢军委二局。这些特务小组的破获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共逮捕特务43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7年10月，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党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王石坚等44名情报干部被捕，牵连被捕的达123人。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一场。我党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功勋卓著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说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 后来因为王石坚的叛变而没有实施交换行动。

在情报战线，有一批秘密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并被委以重任，如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李宗仁、孔祥熙等人身边，都有我党的情报人员。他(她)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熊向晖、沈安娜、谢和赓、金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当年天津地下党获取和偷送天津城防图的过程是相当惊险的。整个行动由多人合作完成。先是由负责城防施工的天津城建部门的地下党员设法获取分为十个工程段的十张施工图纸，然后再把十张图纸合绘成一，并把那张图纸翻拍成相片制作到两幅大尺寸的男女老人照片背面，再进行隐形处理，最后再以送遗像办丧事的名义过封锁线出天津城。正是这张宝贵的城防图，使得天津的顽抗之敌很快土崩瓦解，天津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曾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道:“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大的。”

为争取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吴克坚情报系统派周竹安到长沙，通过朋友联系，做程潜和陈明仁的工作。中共华东局社会部也派人去长沙做程潜、陈明仁起义的联络工作，对消除程的疑虑起了很大作用。最终，湖南重镇长沙和平解放。

在渡江作战中，由于我党组织在江阴要塞里已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使得江阴要塞的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三支武装的实权，基本上都被几位我党情报工作人员所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被架空。

我党情报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称赞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医师则在其口述历史里，认为，国府剿共失利的原因，除了众所皆知的经济崩溃等因素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蒋身边充斥太多共党间谍。徐蚌(淮海)战役爆发时，蒋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本人、战情参谋周菊村、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刘斐 (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大间谍，以致南京的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每战必败。熊丸说，“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总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总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总统刘即是匪谍，故直到最后证实刘是匪谍时，总统连想都没想到。”刘为章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政协副主席。1960年代反右运动时遭清算，毛泽东为了保他，把当年的秘密给抖了出来:“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对刘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立下了大大的功劳的，因为他曾经冒了非常大的危险，勇敢的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

蒋氏父子到台湾后，把共产党看作瘟疫，谁沾到就除掉谁，过往书信都要查清，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人，层层的防谍网陷害无数无辜者。大搞反共思想灌输，军队、学校到政府机关无一遗漏，代表作是1975年宣传片《寒流》。蒋介石刚逝世，蒋经国为安抚民心，特令国防部总政战部制播这套反共宣传影集。取名《寒流》，指共产党如寒流。内容开始于1925年，跨越早期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与文化大革命阶段。当时台湾仅有的三家无线电视台联播，人民想不看都不可能。军人、学生要每周写心得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