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流咽炎吃药多久见效:潜伏"的大功臣:中将参谋长刘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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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的大功臣:中将参谋长刘宗宽 解放重庆战役, 1949年11月1日,止30日。这场战役为什么进展得如此神速?除刘邓首长指挥有方、我军将士作战英勇外,国民党军内部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刘宗宽。

刘宗宽,生于1905年,黄埔军校3期。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我二野大军发动入川战役之前,刘给蒋介石在用兵上造成“错误判断”——蒋以为解放军会从川北进攻,先占成都,再下重庆,故决定对北面作重点防御,除配备主力胡宗南部的14个军外,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兵团的3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加强,东南面却露出空档,结果被二野大军钻了进来,造成全线崩溃。

 1949年8月29日,歌乐山林园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向众将领提问“共军的主攻方向将在何处?”,会场沉默。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参加会议的有张群、胡宗南、钱大钧、宋希濂、杨森、刘文辉、罗广文、沈策等将领。

半晌,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怯生生说:“从历史上考查,三国时邓艾伐蜀就是由陕入川。历代兵家入川,多从川北而来,当然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现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因此,学生以为共军将从川北过来……”

他的这番话引起众将领特别是胡宗南的赞同。蒋介石边听边点头,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判断:“川东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且其侧翼的湖北、湖南,尚有白崇禧作屏障。川北虽地形复杂,但自古从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这条路,川陕之间有公路干线相连,特别是关中地区,有畅通的铁路线直通,可解决大兵团作战之补给。”

沈策的发言增强了蒋介石的信心,他自以为高明地下结论:“从各方面情况看,川北是共军进攻的重点,防御必须加强,秦岭防线一定要守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后退。另外,必须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罗广文兵团应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作好向川北机动的准备。”

根据这一错误判断,西南长官公署向各兵团下达命令,“为保卫戡乱基地四川,争取长期持久的防御战略,北面自大巴山、米仓山沿摩天岭之线,利用地形阻歼匪军于境外……”

沈策发言的幕后策划人,是刘宗宽。

刘宗宽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蒋介石由穗飞渝后,长官公署头目张群指定刘作情况判断的汇报。为诱蒋上圈套,刘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为避免蒋介石猜疑及宋希濂等人的反对,刘耍了一个“花招”,让沈策事先阅看这一汇报,因它对胡宗南有利,并让沈策代他发言。果然,汇报即出,胡宗南就大力呼应,得到蒋的首肯。

此时的刘宗宽家,住着二野参谋长李达派来的情报人员。

林园会议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的大权,搞了一个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看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无隙可钻,实际上他已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开了个大口子。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此设有“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无国民党正规军,而这一地区看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又管不着。

而二野大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从这个空档打进四川。

刘宗宽把罗广文的15兵团调到川北,未等罗部喘气,他又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其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继宋希濂之后,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11月下旬,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接胡宗南第一军主力来守卫重庆。刘宗宽得知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就被击溃。

到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仍不知道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他。刘命令总务处长率部先走,自己则隐藏起来。30日重庆解放后,刘才公开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

1924年,19岁的刘宗宽从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因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军阀割据,投笔从戎来到杨虎城部下。不久,听说要选送一批青年军官报考黄埔军校,人员已定,刘斗胆去见杨虎城。杨严肃地说:“小伙子,那可是参加国民党啊,要杀头的!”刘大声回答:“我不怕杀头!”杨虎城笑了,答应添上他的名字。

刘考取了黄埔3期。在这里,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入理解,对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十分敬佩。1926年1月毕业时,校长蒋介石拟留刘在嫡系部队任职,刘却坚决要求返回杨虎城部。

1934年,杨虎城保送刘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深造。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南京政府将刘宗宽等西北籍学员作为人质扣押,直到事变和平解决才释放。1937年8月,刘从陆大毕业,成绩名列榜首,被誉为“武状元”。蒋介石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兼驻汤恩伯部联络官,刘宗宽因不满蒋羁押张学良、挤走杨虎城,拒绝受命,回到陕西。

这两次拒绝惹恼了老蒋,从此结下梁子。

1941年,刘宗宽任陆军暂编15师师长,在驻合阳防守黄河期间,他发现有些军官不思抗战,竟走私贩毒,便将为首的团长扣押,解送西安。胡宗南大发雷霆,认为刘是有意令其难堪,当即罗织罪名,反诬他“走私贩毒”,将刘逮捕,一年后押解重庆。蒋介石大笔一挥:“一律枪决!”幸亏刘的老师韩兆鹗等多方奔走,并请冯玉祥、于佑任等西北籍元老出面求情,才改判为服刑13年,关押在重庆陈家桥监狱。两年后,因抗战军事人才缺乏,刘被保释出狱,任重庆卫戍区参谋长,其间,刘秘密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1945年,刘先后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见,敦促他加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内战打响,重庆行营长官张群任命刘为参谋处处长。刘想辞职,希望到延安解放区工作,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通过内线关系向他转达了意见,要求刘一定要接受任命,潜入敌营,埋伏待命,为人民解放战争当一名特殊战士。

1949年5月,刘宗宽的同乡好友房显志突然来到重庆,原来他是二野派来的联络员。刘与房密切合作,起到了“胜过雄兵十万”的作用。

重庆解放后,二野参谋长李达接见了刘宗宽,代表刘邓首长对他为解放重庆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刘伯承赞扬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宗宽在军事上有真才实学,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身穿黄马褂,头带绿帽子”的人物(黄马褂即黄埔军校,绿帽子即陆军大学)。1950年底,刘伯承请缨创办军事学院,特邀刘宗宽任该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1956年冬,军事学院掀起了一场旨在批评刘伯承与肖克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宗宽被迫改行,转业回川。 “文革”开始后,刘宗宽的家庭成为重庆市首批被抄家的,其夫人也在十年浩劫中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刘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刘宗宽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刘将军育有6个子女,除一个在民国时期因病夭折外,其他5个都在不同领域为人民服务。刘为5个子女取名,在最后一个字上别具匠心,表达了将军热忱的爱国之心——新、中、国、非、凡。长子刘同新现为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黄埔同学会成员。五子刘同凡现为重庆巴蜀中学历史教师

逝世前,我党接受了他的申请,并派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亲赴病榻前,向老人告知他的入党消息。 1992年7月29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