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疱疹中医治疗处方:知青梁晓声：一个老知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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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梁晓声：一个老知青的故事

2009年02月22日03:45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小] 作者：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啊——”。那激越的旋律，摄人心魄的呐喊，唱出了一代人心中的无奈，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和其他流行歌曲不一样，这首红透大江南北、来自于梁晓声的文学作品《雪城》的主题曲，引出了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辛酸话题——知青和社会对共和国第一代人命运的共鸣。

梁晓声是以写知青小说而闻名的作家，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生活，动人地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地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他的小说给当时的社会以强烈的震撼，唤醒了社会对共和国第一代人命运的关注，也使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做了反思，推进了我们社会的思想解放。

　　前不久，梁晓声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夜访百家》节目接受了主持人张南的访问，畅谈了他的知青路、知青观和他的知青文学。

　　当说起他笔下的知青生活，说起他笔端浓郁、丰富的知青情感时，梁晓声说——

　　我也是个知青

　　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逢文革，1968年我下乡到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师二团，地点在黑河瑷晖县，我们先坐火车到北方的尽头，然后坐卡车到团里，再坐马车拉到连队，所谓连队其实就是劳改农场的小村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所有的农活都要参加，秋收、抬木头，我们还要自己盖房子。那时年轻人觉得干劲很足，麦收的时候，就主动加夜班，连轴转，也不觉得累。对于联合收割机、对于一望无际的麦海、对于脱坯都有新奇感，所以也不觉得累。当年下乡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我们对于艰苦没有多大的畏惧，时间长了感到对心灵威胁的是寂寞，那时侯文化生活很少，当时连书都没有。一般的生活就是收工以后洗把脸，然后到小河边去散步，然后就是睡觉。我那时候爱好写作，即使艰苦，也能就着油灯看书写作，真是使不尽的精力。当时很年轻，觉得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之火拥抱生活，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手中的笔，一心为同时代的开拓者讴歌。在连队的时候，写了不少的诗歌、散文先后在《兵团战士报》、《黑河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在兵团里也小有名气，后来，我就被调到了团宣传股担任报道员。

　　在宣传股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我的战友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结果拿去给我重做了一件袄……说到这儿，梁晓声不由得又笑了，透过听筒那笑声中带着一丝苦涩。

　　说到他的文学之路，梁晓声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爱好看文学作品，但最终能让他走上文学之路的，还是一个偶然的机遇，——

　　机遇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我被精简到团里的木材加工厂。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他们性格各异，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许这一点与特殊的体力劳动分不开。八个人，哼起号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齐心的。一声“弟兄们，起呀……”将人和人拉近了。

　　四个月后，招生名额下到连里了。我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名列第二。但那一年出了个张铁生，我没走成。

　　第二年，木材加工厂只分到两个名额：一个大学名额，一个中专名额。大学名额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专名额是鹤岗市邮电学校。那时我已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对上大学不感什么兴趣了。只希望一年后兴许会被留在出版社，作一名编辑。但连队的知青伙伴们替我报了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我想了想，说：“《红与黑》。”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

　　但能有这么一位大学老师很认真地听一个知青谈文学，我觉得格外高兴，不再感到拘束，又谈起了别的作品。

　　陈老师自始至终听得很认真。

　　他又问我看过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都看过了什么什么。

　　他沉思了一会儿，忽然问：“看过《牛田洋》么？”

　　我说：“看过。语录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说。”他不再问什么。

　　我便告辞了。

　　抬大木的伙伴们围住我，问我复旦的老师找我什么事儿，问了些什么，我怎样回答的。

　　我复述了一遍，他们就一个个直拍大腿，说我是个大傻蛋，不该对复旦的老师卖弄，大谈什么西方文学。尤其不该贬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样板文学”。他们认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兴许能入复旦。我想哪有这等好事落在我头上？

　　过了几天，陈老师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见面就对我说：“你的档案，我从团里带到师里了，如今已从师里寄往复旦大学了。如果复旦复审合格，你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学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讲不出话。

　　陈老师又说：“关于《牛田洋》的那些话，你如果真入了复旦，是不能再说的。复旦很复杂，言行要谨慎。不要希望目前情况之下能在大学学到很多，自己多看些书吧！多看书，对一个人今后总是有益处的。”

　　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个东北地区只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名额，都分在了黑龙江省。黑龙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团。其中一个名额又分在了我们二团。陈老师住在招待所里，偶读《兵团战士报》，发现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传股，将我几年来发表的小散文、小诗、小小说一类，统统找到，认真读了。还给黑龙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里的表现。然后亲自与团招生办交涉。将我的名字同复旦大学联在了一起。

　　是机遇吗？不是机遇又是什么呢？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对我不好，不连续两年推荐我，便没有这机遇。如果黑龙江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那些老编辑们给我写封很坏的而不是很好的鉴定，便也没这机遇。如果陈老师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团战士报》，仍没这机遇。如果不是陈老师是另外一位老师来招生呢？更没这机遇。这次机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上大学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从身份上脱离了知青这个群体，但知青和知青的生活，给梁晓声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当他再一次拿起笔时，他的文学对象是知青，他的思考是知青，他要反映的生活是知青，因为，梁晓声说——

　　知青代表了一个时代

　　当时全国有近千万人都成为知青，有北大荒建设兵团、内蒙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概有40余万知青，来自于全国各地，小说里的人物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化了的，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在北影，我特别关注这代人命运的结局。

　　这代人是共和国第一代儿女，我本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代人经历非常坎坷，在农村经历过全国化的人民公社、在城市经历过大跃进，又经历过文革这代人有对中国历程反思的能力，也有对于自身经历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更注重对于这代人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失落，包括对于失落的不甘，另外返城之后大家的人生都处于零起点，又都处于一无所有的情况，大多数知青没有爱情，到了结婚的年龄没有家庭，甚至没有住处没有工作，这代人经历是坎坷的，心理历程也是坎坷的，身上也留下和时代种种冲撞的伤痕，我觉得反映好他们本身，也是反映一个时期的时代的面貌。

　　兵团战士可以说是重新凝结的小知识分子的群体，大家相互依赖，相互帮助，只有互相关爱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的小说与其他知青小说不同的是它写的是兵团。在我们这一代知青中，虽然有人曾经是红卫兵、有人经历了文革，但是这一代人最初对社会的反思、对于粉碎四人帮、对于改革开放都起到了一定的基础作用。他们经历了、见过了、看到了，因此思想了，思想的过程决定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还充满了对知青命运的人性关怀和对知青运动的反思，这也是梁晓声“知青小说”能够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他小说中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梁晓声说——

　　母亲和读书教会我关怀和思考

　　我的一切和母亲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的母亲给我耳提面命的教育就是正直、正派和善良。因此在文革中像我这样一般工人家庭中的孩子不会去伤害别人，而且由于反对那些伤害人的现象而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

　　另外还有一点是读书对我的影响、因为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很多有益的书、有几篇小说不但对我的文学观，而且对我的心灵成长，对我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发生影响：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告诉中学时期的我——爱不总是自私的。爱的失落也不必总是"心口永远的疼"……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使中学时期的我相信--给似乎不值得信任的人一次值得信任的机会，未尝不是必要的。人心渴望被信任，或如植物不能长期缺水。

　　托尔斯泰的《复活》这部小说使中学时期的我害怕--倘一个人导致了另一个人的悲剧，而自己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忏悔都不能获得原谅，那么他将拿自己怎么办？

　　法朗士的《衬衫》使中学时期的我对大人们的人生极为困惑--难道幸福仅仅是一个词罢了？后来我的人生经历渐渐教育我明白--幸福只不过是人一事，一时，或一个时期的体会。一生幸福的人，大约真是没有的……

　　“文革”中我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半个月内，昼夜看管学校图书室。那是我以“红卫兵”的名义强烈要求到的责任。有的夜晚我枕书睡在图书室里。虽然只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图书室，却也两千多册图书。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雨果、霍桑、司汤达、狄更斯、哈代、卢梭、梅里美、莫泊桑、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等等，等等。

　　于是我的文学视野，由苏俄文学，而拓宽向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大师们的作品……拜伦的激情、雪莱的抒情、雨果的浪漫与恣肆磅薄、托尔斯泰的从容大器、哈代的忧郁、罗曼o罗兰的卷蕴深远以及契科夫的敏感、巴尔扎克的笔角广泛，至今使我钦佩。

　　西方名著中有一种营养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善待和关怀人性的传统以及弘扬人道精神。那些书里关于人道主义、关于博爱思想潜移默化地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我感激使我明白这一道理的那些书。因而，在“文革”中，我才是一个善良的红卫兵；在“文革”后才会产生痛定思痛的求索。

　　张南手记：梁晓声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当我在复旦园求学时曾经为和这样一位大师兄擦肩而过而懊恼。这次有幸在做梁晓声的专访节目前，能多次采访梁晓声，能深入了解梁晓声，使我获益非浅。与梁晓声交流过程中让我感觉到，他是那样的平实、深沉。曾记得著名作家茹志鹃在评价梁晓声时说过，看外表他很像南方人，看性格他非常北方。的确，虽然光阴荏苒，但在他温文尔雅的言语中，依然可以体会到北大荒人骨子里的那种质朴和刚强。

　　《夜访百家》播出频率：新闻广播FM 97.2 AM909 播出时间22：00——23：00

(责任编辑：刘勇)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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