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阴囊湿疹怎样清洗:最令周恩来愤怒的事"伍豪等启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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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周恩来愤怒的事 "伍豪等启事"始末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卷四 相机顽强抗争（3） 
2006年02月26日15:01
会后，为了做“三老四帅”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恩来一如既往地设法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北京卫戍区领导同志帮助把这些老同志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周恩来还曾同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在深夜到几位老帅住地视察，商量采取切实的保卫措施。周恩来在维护老同志安全的同时，经过疏通、斡旋，毛泽东开始感到“三老四帅”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他曾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表示叶剑英等批评“上海人民公社”有道理。
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三、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对这种极端的提法，毛泽东表示怀疑，致使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停止鼓噪。在此期间，周恩来毫不避讳地表明对“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继续支持。1967年3月21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委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时，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关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问题时，他对“复辟逆流”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4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在讲话提纲中，他还写道：“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⑧
5月4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斗得下落不明。在谈到所谓“二月逆流”时，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⑨
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为了防止这些老同志因此而无所顾忌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忠告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老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是煞费苦心的。他叮嘱秘书亲自将信送给几位老同志传阅，一定要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这几位老同志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老同志还掉了眼泪。他们认为，这是周恩来在非常时期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有人扬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坦然地说：“我不怕打倒!”毛泽东嘱告：“不要伤害总理。”
对于周恩来一系列维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正义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嫉恨在心，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策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期间，尽管毛泽东特别嘱告注意：“不要伤害总理。”但是，江青多次诬称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当面指着周恩来撒泼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声色俱厉地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护，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这充分暴露了江青无赖泼妇的嘴脸。
果然，在江青一伙的策划、纵容下，从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间，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出马，策动聂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陈伯达授意聂元梓，派人进驻国务院的一些部、委，调查“十七年来贩卖的帝、修、反的货色”，揪出总老板，清算其罪恶。
——在江青等人指使下，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300名“政治犯”，打成“南方叛徒集团”。
——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
——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京，看到姚文元写的题为《祝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的诗，认为诗意是反周恩来，并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江青、陈伯达一伙策动的这股“倒周”逆流，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感。5月27日，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致信毛泽东：“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29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这些恶毒攻击，周恩来洞若观火，处之泰然。1967年5月15日，他在接见北京两所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严厉批评他们冲入外交部揪斗陈毅的行径，并且表明，他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激愤地说：“拿我个人来说，他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⑩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一直揪住“二月逆流”不放，妄图整倒“三老四帅”等一大批老同志。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再次集中批判“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大肆围攻，诬蔑他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攻击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同志“一贯右倾”。但是，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强调：对这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并且提出，中共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提出要及时“解放”犯过错误的人，并为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辩护。
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联委负责人会上，他说：“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的许多话是根据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置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于不顾，继续策动围攻“二月逆流”。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动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话。“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要求继续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1969年1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值班室的请示报告上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传达，制止他们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在围攻“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时，处心积虑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倒周”，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择手段地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江青此举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为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当天，周恩来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到“伍豪等启事”时，周恩来强烈反对“拿这个要挟”来搞阴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借此“倒周”是反对的。这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过：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当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致信毛泽东，重提“伍豪等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而当时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纯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但他却不置一词，不予证实。可见他的用心十分阴险歹毒。
尽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仍然妄图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陷害周恩来。
1967年10月，江青对吴法宪等人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针对江青等人的这种歹毒用心，为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5月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一个接见会。接见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伍豪等人启事”的原委情况，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2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会议期间，6月13日，陈云就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作了佐证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天，陈云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这次会后，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有关伪造“伍豪等启事”的材料和周恩来这个报告录音存档。不仅如此，江青一伙陷害周恩来之心仍然不死。王洪文还别有用心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搜集有关“伍豪的材料”。为使党内同志知道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真相，避免江青等人今后继续利用这个伪造启事招摇撞骗，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把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是周恩来为防止江青一伙在他身后制造事端而进行的顽强抗争。
……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坚持不懈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许多身历其境和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公正而中肯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注释
①毛泽东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74—14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②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2—173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③谭震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175—176页。
④周恩来1967年2月16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⑤周恩来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⑥周恩来1967年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8页。
⑦谭震林给林彪的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82页；《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9页。
⑧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47页。
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0页。
⑩周恩来接见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20页。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55页。同上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268页。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31页。
2006年02月26日15:01 坚决粉碎江青一伙的“倒周”阴谋
会后，为了做“三老四帅”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周恩来一如既往地设法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后，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北京卫戍区领导同志帮助把这些老同志中的一些人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警卫。周恩来还曾同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在深夜到几位老帅住地视察，商量采取切实的保卫措施。周恩来在维护老同志安全的同时，经过疏通、斡旋，毛泽东开始感到“三老四帅”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他曾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表示叶剑英等批评“上海人民公社”有道理。
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动下，三、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对这种极端的提法，毛泽东表示怀疑，致使林彪、江青一伙不得不停止鼓噪。在此期间，周恩来毫不避讳地表明对“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继续支持。1967年3月21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委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时，直言不讳地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关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问题时，他对“复辟逆流”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4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在讲话提纲中，他还写道：“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⑧
5月4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斗得下落不明。在谈到所谓“二月逆流”时，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⑨
周恩来保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是真诚的，也是不遗余力的。为了让参加两个“大闹”的老同志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他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了名单。这些老同志如期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姓名第二天见报。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表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为了防止这些老同志因此而无所顾忌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于5月5日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忠告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老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这封语重心长的信，是煞费苦心的。他叮嘱秘书亲自将信送给几位老同志传阅，一定要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这几位老同志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老同志还掉了眼泪。他们认为，这是周恩来在非常时期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有人扬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坦然地说：“我不怕打倒!”毛泽东嘱告：“不要伤害总理。”
对于周恩来一系列维护“三老四帅”等老同志的正义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嫉恨在心，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策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期间，尽管毛泽东特别嘱告注意：“不要伤害总理。”但是，江青多次诬称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当面指着周恩来撒泼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江青还声色俱厉地威胁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护，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这充分暴露了江青无赖泼妇的嘴脸。
果然，在江青一伙的策划、纵容下，从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了点名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在此期间，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出马，策动聂元梓等造反派“倒周”。
——陈伯达授意聂元梓，派人进驻国务院的一些部、委，调查“十七年来贩卖的帝、修、反的货色”，揪出总老板，清算其罪恶。
——在江青等人指使下，聂元梓组织“揪叛徒兵团”，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把1937年经周恩来、叶剑英通过国共谈判，营救出狱的近300名“政治犯”，打成“南方叛徒集团”。
——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立即向中央各部门派强有力的调查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每一个复辟、翻案事件，要以周恩来为一条线，一件一件查清楚。他是总后台。”
——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京，看到姚文元写的题为《祝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的诗，认为诗意是反周恩来，并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江青、陈伯达一伙策动的这股“倒周”逆流，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感。5月27日，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致信毛泽东：“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29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策划的这些恶毒攻击，周恩来洞若观火，处之泰然。1967年5月15日，他在接见北京两所外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严厉批评他们冲入外交部揪斗陈毅的行径，并且表明，他自己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激愤地说：“拿我个人来说，他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⑩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一直揪住“二月逆流”不放，妄图整倒“三老四帅”等一大批老同志。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再次集中批判“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大肆围攻，诬蔑他们“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攻击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等同志“一贯右倾”。但是，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强调：对这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并且提出，中共九大应有“二月逆流”的人参加。根据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周恩来提出要及时“解放”犯过错误的人，并为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辩护。
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联委负责人会上，他说：“要把犯有敌我矛盾错误的人，争取到革命行列里来。对犯错误的好人，更应该教育他，只要承认错误就‘解放’他们。”“‘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老同志的许多话是根据中央的政策讲的，不能把他们每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认为‘二月逆流’的人所作所为都要否定。”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置毛泽东、周恩来讲话于不顾，继续策动围攻“二月逆流”。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动态的材料，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家人。12月29日，周恩来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话。“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1969年1月3日，他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要求继续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1969年1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值班室的请示报告上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传达，制止他们继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揪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林彪、江青一伙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在围攻“三老四帅”等老同志时，处心积虑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倒周”，实现他们的狼子野心，竟然不择手段地利用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掀起了又一股“倒周”狂潮。
1967年5月17日，江青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她还附上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江青此举的歹毒用心是昭然若揭的，她自以为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写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当天，周恩来还查阅了当时上海的报纸，并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到“伍豪等启事”时，周恩来强烈反对“拿这个要挟”来搞阴谋。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借此“倒周”是反对的。这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过：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当年年底，北京大学一个学生致信毛泽东，重提“伍豪等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而当时在上海的康生，完全清楚此事纯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但他却不置一词，不予证实。可见他的用心十分阴险歹毒。
尽管事件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但居心叵测的江青等人却仍然妄图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陷害周恩来。
1967年10月，江青对吴法宪等人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针对江青等人的这种歹毒用心，为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1967年10月11月，周恩来先后两次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他致信江青，通知已将有关伪造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信中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68年5月8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一个接见会。接见间歇时，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谈话，讲到“伍豪等人启事”时，他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事件”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伍豪等人启事”的原委情况，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2年6月23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等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会上，他宣布：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会议期间，6月13日，陈云就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作了佐证说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天，陈云还在书面发言中写道：“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这次会后，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有关伪造“伍豪等启事”的材料和周恩来这个报告录音存档。不仅如此，江青一伙陷害周恩来之心仍然不死。王洪文还别有用心地指使上海档案馆，继续搜集有关“伍豪的材料”。为使党内同志知道国民党特务伪造的“伍豪等启事”真相，避免江青等人今后继续利用这个伪造启事招摇撞骗，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危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来把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伪造的“伍豪等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于进入手术室之前”。这是周恩来为防止江青一伙在他身后制造事端而进行的顽强抗争。
……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坚持不懈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在这场斗争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许多身历其境和亲身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公正而中肯的评价。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注释
①毛泽东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谈话，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74—14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②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2—173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③谭震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的发言，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175—176页。
④周恩来1967年2月16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⑤周恩来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⑥周恩来1967年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28页。
⑦谭震林给林彪的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82页；《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第179页。
⑧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47页。
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50页。
⑩周恩来接见北京两所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20页。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单位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见《周恩来传》(下)，第1955页。同上讲话，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268页。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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