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肌瘤多久复查一次:毛泽东：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何云峰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点击数： 471    更新时间：2007-8-23
毛泽东：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何云峰
《社会科学战线》 2006年第5期
内容提要　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政治家。早年就创办新民学会，进行新村试验，尝试建构理想社会。在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毛泽东通过思想改造成功打造了一个坚强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革命胜利后，他决心把理想付诸现实，人民公社化运动和《“五七”指示》展现了毛泽东建构理想社会的不懈努力。临终前的几年，他还在为革命理想可能被遗弃而忧心忡忡。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这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其出发点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其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一味清醒剂。毛泽东理想主义的魅力是永恒的。
关键词 毛泽东 理想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却寥若晨星，而像毛泽东这样执掌政权后仍然对建构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绝世少有。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情有独钟使其成为中共领袖群体中最富于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时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精神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几乎都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灵魂洗礼，参与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精神狂欢，当然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研究毛泽东这样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故人，更在于为找寻人类社会的精神家园提供借鉴。无论如何，人类不能没有价值关怀。谨以此文回应学术界对毛泽东精神的讨论。
一、新民和新村：毛泽东早年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毛泽东出身农家，自幼接受的是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教育，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他一生。但他更喜欢读的是《水浒》这样的“闲书”。《水浒》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扫尽天下不平事的梁山好汉，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精神偶像，他的叛逆性格和造反精神从那时起已经萌芽。毛泽东接受新思想的启蒙是从阅读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新民丛报》开始的。进入湖南第一师范以后，在著名学者杨昌济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态，须“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918年4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新民学会。最初的会员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最初是一个进步性学术团体，到1920年后，便成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政治性为主的革命团体了。
如果说创办新民学会旨在改良人心的话，进行新村实验则是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社会。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变种。它们在五四时期曾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成为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毛泽东当时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深刻影响。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踏遍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毛泽东后来还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毛泽东的新村实验虽然短暂，却映射出他的思想初恋。塑造新民与构建新村的美好理想，从此潜藏在他内心深处，对他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
在经历了种种尝试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最终从众多主义、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这丝毫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反，毛泽东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他感觉共产主义理想与他以往的理想非常相似。在这个前提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实现理想社会指明了最具现实可能性的途径。这是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所不具备的。毛泽东从此开始投身火热的阶级斗争。他深信，这是到达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
二、从古田会议到延安整风：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
自从成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毛泽东逐渐从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他毅然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了长达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涯。
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面对这些难题，毛泽东提出了独特的解决之道，那就是通过思想改造塑造一个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共同体的凝聚力根本上来自精神认同，只有具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这个共同体才能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因此，思想改造是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关键一环。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是对革命者的多方位改造，包括立场、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道德观的改造，思想作风的改造，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思想方法的改造。
对于军队，毛泽东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还不断地总结出一系列精神来激励士气，如拼命精神，严守纪律精神，公而忘私和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自我牺牲精神，等等。
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要求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以“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坐标。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纠正了以往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从单纯整人转变为整风为主，从肉体惩罚转变为思想改造。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他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力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激励全体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塑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两个标志性事件是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古田会议是毛泽东用“无产阶级思想”塑造人民军队的开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之作。通过古田会议和延安整风，毛泽东重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打造为具有空前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
毫无疑问，与党内那些张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显得颇为务实。在为革命谋划战略策略方面，毛泽东的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便是毛泽东现实主义一面的集中体现。但从始终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致力于打造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这一面来讲，毛泽东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革命的成功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毛泽东思想”堪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杰作。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思想打造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仅迎来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首次胜利，而且仅用三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段辉煌经历，从此便成为沉淀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在以后的岁月中被毛泽东作为规划未来理想社会的蓝本而一再提起。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大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踌躇满志，要带领人民鼓足干劲，大干快上，建设美好社会。他创造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灵感开始进发。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共同体定名为人民公社。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共同体，其基本特征大致如下：第一，实行高度公有化的单一的所有制。第二，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第三，逐步取消社会分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共同体。第四，按照军队组织建立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第五，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毛泽东把人民公社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个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毛泽东自己也说过，经过四、五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泽东关于理想社会共同体的设想，是他早年的新村构想的再现，也是基于22年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历。在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把供给制变为工资制的做法。他说，进城后，变了，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②
到了1960年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场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大试验被迫中止。但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这场试验的大方向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问题，问题在于执行的环节上出了差错。而主持调整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面对大试验的受挫，改弦更张，事实上搁置了“三面红旗”，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满。毛泽东容忍调整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不能抛弃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理想。在他看来，一线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上出现了动摇甚至倒退。因此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他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教运动，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在这种种办法皆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惊世骇俗的“文化大革命”，为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为惊人的一搏。
四、《“五七”指示》：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表面上看，它是一篇即兴之作，实际上它是毛泽东长期深思的产物；形式上看，它是一封个人通信：实质上它是毛泽东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宏大的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砸烂旧世界”，去“建设新世界”。《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纲领。毛泽东在《指示》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设计方案，与他在1958年搞的人民公社大试验一样，大体上是他早年的新村构想与中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模式的综合。不同的是，《指示》突出强调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加进了浓厚的阶级斗争火药味。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大试验失败后长期思考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人民公社大试验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生产关系前进得过快，而在于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因此，要建设理想社会，“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斗争”。1958年毛泽东主要是从正面强调“政治挂帅”，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到了1966年，毛泽东则是从反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斗私批修”，企图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实现思想革命化。“人的思想问题，不仅重新成为晚年毛泽东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大实验的下手处，而且成了这一实验的关键环节”。“六亿神州尽舜尧”，最传神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新世界”的期待。西方学者曾经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称作向人性宣战，这的确道出了老人家的壮志雄心。《指示》的灵魂，就是要塑造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一项何等艰巨的社会工程!但毛泽东知难而进，他立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五、临终嘱托：壮志未酬的感伤与担忧
1971年的林彪事件对毛泽东实现理想社会的壮志雄心是一个沉重打击。毛泽东从此陷入了极其孤独痛苦的境地。随着病情日益沉重，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壮志未酬的感伤与担忧就愈加强烈。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对于捍卫红色政权和革命理想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1974年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归宿，也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革命理想。1975年8月，他在回答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的问题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显然，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因为他想让他的人民都能够识别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避免革命半途而废，革命理想被“宋江”们断送。
毛泽东最后的岁月，对于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历颇为留恋。他常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喜欢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入城、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
1976年6月，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时说：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足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场“大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因为“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这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自己行将告别人世，在他之后革命还能传承下去吗?会不会出现右派上台，革命被否定的结局?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带着壮志未酬的无限感伤和忧虑与世长辞。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精神时代就此终结。
六、权力之争，还是主义之争
说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人可能会持有异议。他们会说，如果认为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那些残酷的党内斗争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你不能说这其中完全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喜欢玩弄权术的阴谋家，那就离事实太远了。事实上，在权力之争的背后，毛泽东捍卫的实质是他所坚守的原则和理想。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说：“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这段话为我们解读毛泽东的为人处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非常看重主义。他在写给新民学会北京会员的信中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交友，讲究志同道合，从不交那些酒肉朋友。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与其他领导人都是同志式的交往，很少有亲密的私交。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变成了一个彼此以同志相称的以主义为纽带的精神共同体。
建国以后，毛泽东作为志向高远的精神领袖，与其他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距离越拉越大。他们常常不能够很好地领会毛泽东那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尽管他们努力想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但在行动中又往往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毛泽东对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认为他们思想止步不前了，对他的思想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他要不断地敲打他们，提醒他们跟上他的步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客观地评价毛刘之争，尽管不能否认有权力之争的成分，但分歧的要害在于两个人在“主义”上的分歧。毛泽东本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今天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主义之争为主，权力之争为辅，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主次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著名学者杨炳章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毛泽东眼里，跟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们要么沦为既得利益者，要么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利益代言人。说到底，他们只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而已。在江山坐稳以后，他们已经丧失了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激情，不愿意跟随他继续革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些人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成了“小蒋介石”!这恐怕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昔日战友们陆续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对理想的无限忠诚和绝对坚定的立场，使他常常体现出无所顾忌、铁面无私的逼人气势。当温和妨碍他的原则时，他毫不迟疑把它放到一边去。在冷酷的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着毛泽东坚守自己理想信念的实质。对于晚年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方面的失误，我们应当作如是观。
七、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失衡：毛泽东晚年的深刻悲剧
如果我们确定毛泽东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可避免要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前很少因理想主义受挫，建国后却屡因理想主义而出现失误呢?
首先，理想本身在只是作为遥远的目标时，它起到的是激励人心，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一旦当真要把它作为现实任务来推行时，就不能不受到现实环境和条件的诸多制约，不顾这些制约因素一味推行理想，反而会适得其反。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始终有股创造最新最美画图的冲动。他内心永远沸腾着骚动不安的情绪，竭力想打破现状，重建理想的秩序。
其次，建国前，毛泽东理想主义的一面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现实主义的一面保持了较好的平衡。建国后，毛泽东大权在握，没有人能够制约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过度膨胀，与现实主义的一面发生了严重失衡。
第三，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设计存在很多误区，甚至有不少落后的东西，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误区之一，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误区之二，受到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传统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尽管旗帜不一，口号各异，但都贯穿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精神幽灵。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受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误区之三，忽视了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不同规律，将军事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验神圣化、绝对化。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运用革命经验，“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凹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革命经验在和平建设时期，确实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这是因为，革命和建设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无视二者的巨大差别，在和平建设时期向全社会强制推行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验，势必要碰壁。误区之四，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作为政治家，在为人类理想社会设计蓝图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复杂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行不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过分乐观地假定人性是大公无私的。诚然，思想改造可以对塑造人性起到积极作用，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这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繁荣，他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出发点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其动机是无可指责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八、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
毛泽东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尝试尽管悲壮地失败了，但绝不是全无意义。我们在否定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具体设计方案的同时，不能否定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思想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不仅在当代中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人生历史长河中具有不可抹杀的思想价值。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度物欲化的时代。拜金主义思潮泛滥，信仰危机日益加深。腐败这颗社会毒瘤，戕害了人们的心灵。文化的堕落低俗化，也腐蚀着中国社会前进的基础。“理想，理想，有利就想”，成了不少人的人生座右铭。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被嘲笑，被调侃，被戏说，被亵渎。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目中，偶像早已经不再是英雄模范，而是大款、大腕，或者歌星、影星、球星，甚至是“超级女声”。
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杨炳章指出：“如果中共领导人被迫放弃革命理想主义，不能创造出新的政治职业精神，他们任何为自己作为中国唯一统治精英的合法性怎样得以维护呢?更为迫切的是，革命意味着理想主义，一旦革命理想被抛弃，政治腐化随之滋生蔓延。要么革命，要么腐化，这是困扰高度集中体制的一个两难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今的中国。”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建国后，毛泽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向全社会推广过去22年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与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作斗争，振作起来，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新的革命中去。这些努力是不是毫无意义呢?我们来看事实。
上世纪60年代，“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最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岁月，坚决顶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建设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一曲斗志昂扬的壮歌。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忘我劳动，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住窝棚、吃玉米，人拉肩扛干大油田的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寨人民，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光辉榜样。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开始全面好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如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从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如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如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的研制成功，等等。
试想，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和感召，中国怎么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激励和感召，中国怎么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具有坚实工业基础的经济大国、与美国苏联分庭抗礼的政治大国、能够发射两弹一星的军事大国?当然，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与辅助，理想主义也会陷入空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扼杀“人是要吃饭的”这一现实，从而把现实拖到贫穷落后的境地。理想主义只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
只有高瞻远瞩的现实主义才不会沦为庸俗，只有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才不会陷入空想。因此，当今中国要向前发展，必须保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必要张力，要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注意培植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作为进步的动力，否则市场经济会变成菲律宾或印度的模式，而陷入泥潭。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政党来说，理想主义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是维系全党的精神纽带。一旦彻底抛弃了这个纽带，党员对党必然离心离德，对党缺乏认同感，归属感，党就将从根本上丧失群众基础。这一点已经为苏东剧变所证实。
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当代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此。毛泽东晚年构建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尽管已被历史地否定了，但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尝试，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的独特回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例如，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管理的广泛参与，如何使广大干部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如何防止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倾向和腐败现象，如何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充分发挥其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如何造就一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如何防止和补救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说也是一味不可多得的清醒剂。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它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成熟，它的缺陷与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到第三世界“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从日本的“山岸主义”到美国的“梭罗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弊病的反思。毛泽东实际上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从毛泽东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他试图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防止因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导致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世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例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在高技术的社会里，如何坚持社会的人文价值和标准，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如何追求高尚的人生理想，维护良好的道德规范，如此等等。总之，人类的确面临着一个富起来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毛泽东理想主义的魅力是永恒的。人类不能没有价值关怀，不能没有精神家园。“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将成为千古名言。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人有没有精神，有没有理想，有没有信念，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必将占有越来越重的砝码，其无穷的精神魅力将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们去探索，去思考，去回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