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回忆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入世谈判内幕（图）(3)

2011年11月21日 13:43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赵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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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关入世15年的三个重要节点

《21世纪》：6月份我到美国采访，几乎人人都提到您，他们都表现了对您的尊敬，还特意让我给您捎话。

龙永图：今年要求采访的记者特别多，我都没有接受。

《21世纪》：涉及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您今年有两个公开的讲话。

龙永图：你说的是在贸促会的发言，那个是官方文章，还有报纸登出来的关于世贸精神的。你还看到什么了？

《21世纪》：其它的是一些以前您讲的，我搜集了相关的一些文章，还有外国人写的一些文章。

龙永图：行啊。怎么开始呢？

《21世纪》：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我在电话中对您讲了。

龙永图：实际上外国人也非常想了解我们的决策过程。我觉得中国的决策过程可能和美国的还不是太一样。我认为决策过程应该分两类：一类过程是对大的形势的判断和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中国决定恢复关贸总协定，就是复关，那是在1986年，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才可能有这个举措，另一类是在大决策之下，才有复关、入世等的小决策。

你也知道，1971年年底，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当时关贸总协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在政治层面上它要服从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当时关贸总协定就开始邀请中国回到关贸中来，那时的情况是人家请我们进去。当时的关贸成员很少，基本上主要是发达国家，在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的那种情况下，经过部门的研究，觉得关贸是个富人俱乐部，我们就不一定参加了。

《21世纪》：失掉了一次机会。

龙永图：一直到80年代初，因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占到总出口额的30%左右，而我们因为没有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所谓纺织品协议(多种纤维协议)，就不能合法地从纺织品业务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配额。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参加关贸总协定，我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会吃亏。所以，当时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是，如果参加，会对我们的出口有好处。我们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出发，先是参加了多种纤维决定，然后开始决定申请复关。应该说，第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做出的对外开放的大决策、改革开放的大决策下，才使得我们扭转了原来不准备加入关贸，到最后决定恢复关贸，应该这样看。

复关谈判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从1986-1992年，这是中国贸易体制发生变化的时期。一般来说，无论是复关还是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个新提出来的申请方，需要提交一个经济贸易体制的说明，之后是要接受对其经济贸易体制进行审查，审查时间一般是1-2个月可以搞定。而中国接受了六年的审查。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个时期，市场经济在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当时我们谈判的代表团要变着花样讲述中国的经贸体制，介绍什么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最后还要补充，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计划调节为辅的，等等。

《21世纪》：这种独特的界定，他们听得懂吗？

龙永图：外国人对商品经济体制听不明白，什么叫商品经济？在他们的概念中，要么市场经济，要么不是市场经济。后来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在1992年9月份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2年10月份，我们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但是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记得，那时获得了全场的掌声，他们好像比我们还兴奋。由于这个决策，解决了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审查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大决策应该是小平同志做的，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使得我们应用到谈判中。在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后，解决了我们中国入市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否则不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这个决策是小平同志的功劳，是中央十四大的决定。

《21世纪》：以往人们在谈WTO决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突出地强调过这点？

龙永图：我认为中国复关、入世15年的谈判，有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是1986年的决定复关，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1971年就可以参加关贸总协定，是我们自己放弃了；第二个节点就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的问题，奠定了体制基础，使我们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第三个节点就是1999年的11月份和美国的谈判。因为1992年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谈判，涉及到体制上是否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是从1993年年初到1999年年底，所涉及的是开放市场的问题。而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决策，则是在江 泽 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和中央领导集体决策之下做出的，因为中国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因为美国还是块头最大的。

中国入世结束之后，我做过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有三个阶段：1986-1992年是第一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有六年的时间；1993-1999年是第二个阶段，解决开放市场的问题，又花了六年的时间；1999年年底到2001年9月份，我们正式结束谈判，这是最后解决多边法律文件起草通过的问题。有很多人忘记了2001年的9月，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全面结束谈判。在日内瓦会议上，100多个成员在座，入世协议要逐条地通过，每通过一条主席落槌一次，当时我的心脏简直受不了了，非常地紧张，恐怕有哪条通不过。

《21世纪》：最后的法律条文一共是多少页？500页？600页？

龙永图：500多页。1999年跟美国达成协议之后，一直到2001年9月份，全部结束谈判，又花了大概两年。所以，中国入世历经15年的谈判，实际上是三个阶段，1986-1987是一年的准备，基本上没有谈判。第一个阶段花六年的时间谈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的决策解决的；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9年，又花六年的时间谈开放市场，这是以江 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的决策；第三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1年是扫尾阶段，完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文件的起草和批准问题。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1世纪》：十五年谈判的三个阶段划分讲清楚了，概括了中国入世的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否可以介绍几个最重要的决策点呢？

龙永图：我认为三个节点决策都十分重要。特别是结束和美国的谈判，应该说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最艰难的谈判。因为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涉及到很多的部门，从进口关税讲，涉及到六千多种产品，要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谈，因为不同国家重视的产品不同。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和美国谈判，货物贸易的问题、服务贸易的问题，包括金融、电信、音像制品、银行保险、分销等等。应该说，1999年和美国的谈判是一个转折性的谈判。现在回顾这个谈判，最大的一点就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最近我和巴尔舍夫斯基谈了一次。

《21世纪》：您在北京见到她了吗？

龙永图：我在天津跟她做了一个谈话节目，你可以看一看。里面就讲到，如果我们丢掉了1999年11月达成协议的机会，也许中国现在都没有入世，也许会推迟10年、推迟5年。

《21世纪》：推迟10年、推迟5年？那是她的结论吗？

龙永图：是我们两人的判断。我认为，如果1999年不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开始大选，美国大选年时，不仅不可能集中到中国入世的问题上，还会把中国作为攻击的目标，政治对手之间总是拿中国开涮，所以不可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形成共识。然后是2001年小布什上台，他刚上台的时候对中国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友好。另外新总统上台要重新组织谈判班子；然后是“9·11”，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东西。也许会像俄罗斯一样，他们今年还没有达成协议。当时党中央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小平同志所讲的机遇稍纵即逝，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直到11月15号上午，朱总理参加谈判，我们才知道抓住了最后的机遇。

为何朱镕基总理明知不能签成协议依旧访问美国？

《21世纪》：我有几个疑问。在1999年4月份，明知不可能与美国签定协议，为什么还让朱总理访美？

龙永图：开始的时候，朱总理希望他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的协议。他曾问过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说，从目前技术的层面来讲是有把握的，但是从美国的政治气候来讲，是不是适合达成协议，我们不确定。当时朱总理曾经犹豫过，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去还是不去？最后是江主席拍板决定还是要去。所以，朱总理访美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势。

我是负责从技术层面谈判的。在朱总理访美之前我先去了美国，说老实话，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讲，与美国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还有几个需要高层决定的问题悬而未决，等待朱总理到美国后拍板。

《21世纪》：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总理访美的问题上，是外经贸部的工作没有做好，让总理没有面子。是这样的吗？

龙永图：不是这样。我举个反证，当克林顿决定不签署协议的时候，美国谈判班子很多人哭了起来，他们觉得前功尽弃了。我们倒没有做出这么大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这场谈判最后能不能谈成，政治因素起决定的作用。所以事前我们预见有两种可能，要么签，要么不签。如果从技术层面的角度看，签的条件具备了。

朱总理到美国的时候，我到机场去接他，我悄悄地跟朱总理讲“差不多了”，朱总理说，“你不要这么乐观嘛！”这说明朱总理还是心中有数的。朱总理到华盛顿后，克林顿对朱总理非常热情，请他去白宫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参观，而且做了很好的准备。朱总理见克林顿时对克林顿讲：我们这次能不能签，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无非是三种可能，一个是不签；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就决定签；第三是如果不签的话，双方能不能先签署在农业问题上已经达成的那些部分的协议。

《21世纪》：最后克林顿做了不签的政治决断。

龙永图：克林顿做了不签的政治决断，是当时克林顿亲自对朱总理讲的。克林顿说，如果现在就马上签署中美关系协议，我担心大多数国会议员将会投票予以反对。美国签署WTO协议是需要国会的批准，因为要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即便最后签了协议，如果不能够得到国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等于没签。

当时克林顿提到了五件事情对达成协议不利：第一是所谓中国窃取美核技术的问题，那是炒作；第二是所谓中国的政治献金；第三是涉华卫星问题；第四是非法转让美国技术的问题；第五是人权的问题。这五个问题让克林顿最后下了政治决断，是美国的政治气氛不对，所以不能签协议。

当时美国也是有两种意见，有赞成签的，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不赞成签的。是克林顿出于美国的政治气候的考量，他没有把握能得到大多数美国议员的背书，所以决定不签。这是政治上没有到火候，而不是我们谈判没有到火候，从技术层面上我们基本上已经成熟了。最后11月份在北京签订的协议，最后几个大的问题，是朱总理那天最后决断的。

尽管国内有些人讲，谈判代表团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应该说技术层面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是存在的。克林顿对朱总理讲，我对国内存在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尴尬。这就是为什么4月份没有达成协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