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与动物的传奇

　　黄胄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上的人物画大师，其实在花鸟畜兽绘画题材领域，他也同样建树颇多。他笔下的小毛驴儿、藏獒、骏马以及骆驼等形象鲜活生动、颇有生趣。这些艺术形象并非仅为给人物配景而画，他们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其中，小毛驴儿与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一样，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并且广泛传颂的艺术经典。黄胄是一位以从生活中画速写为起点成长起来的画家，他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长期生活在一起，其中不仅有新疆维吾尔族人民，还有这些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生灵。对这些生灵，黄胄不仅是外在的观察，还与他们形成了一种超出艺术范畴之外的生存与情感联系，有一段特别的聚散离合。也许正是这种情感，才使得黄胄笔下的生灵栩栩如生，感动、吸引了国内外观众，关于这些生灵与黄胄之间的故事也同样曲折离奇、感人肺腑，颇足一叙。

　　狗是黄胄画中出现较多的动物。黄胄不仅画狗、养狗，他与狗之间还有一段故事。20世纪50年代，黄胄在兰州军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久就接到一个赴藏的任务，因为青藏公路胜利通车，组织上安排他到拉萨体验生活，并绘制、刊发作品向全国报道祖国边疆建设的新貌。在西藏山区他遇到了一只患了癞疮的狗。这条狗浑身皮毛脱落翻卷，脏兮兮的，看上去像是因为患病而遭主人遗弃。它经常在他们驻扎的营区附近觅食，工作队的战友们怕它传染疾病都躲避或者驱赶它。富有爱心的黄胄不仅收留了它，还从藏医那里讨来一个秘方，找来一些大蒜捣成蒜泥，涂抹在狗的身上为它治疗，没想到这方子还真奏效了，狗的病情大为减轻，最后竟然痊愈了。这条狗重又神气活现，精神焕发。此后，它很自然地把黄胄当成了自己的主人，也成了主人画画的模特。黄胄观察狗的神情姿态，了解狗的性情习性，有空便画，更为重要的是黄胄与狗朝夕相随、形影不离，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后来黄胄离开藏区，本打算带走爱犬，但是因为部队工作纪律不允许，无奈只好把狗托付给了熟人。在离开的那天，这条狗追着黄胄乘坐的汽车奔跑了几百里路，百里的路程对于一条狗来说已经超出了它的生物体能极限，这几百里的追随就是一个动物运用它全部生命表达的深刻依恋。

　　毛驴是黄胄笔下又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它也是新疆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工具。黄胄喜欢小毛驴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多次在自己的画跋中为驴鸣不平，说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后来在“文革”中黄胄蒙冤受难，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也为他招来了“驴贩子”的罪名。1969年，黄胄在军事博物馆的木工房接受劳动改造，具体工作就是喂毛驴、赶驴磨豆腐提供给附近家属区的住户。非常年代，黄胄的家人离散四方，夫人郑闻慧带着三个孩子在河南信阳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黄胄遭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自己画过的毛驴此时竟成了他现实生活中最亲近的伙伴。他对待毛驴如同自己的亲友，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不管风雨阴晴、寒来暑往，都如此劳作，久之他与毛驴之间形成了高度的默契。黄胄吃什么，他就给毛驴吃什么，有时候喂它馒头，有时候喂糖果，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它。毛驴也有灵性，爱这位画家伙伴。有次劳作疲乏了，黄胄就顺路在一个小酒馆里喝了几口酒解乏，这之后毛驴每次走到那个小酒馆旁就自己停住不走了，非等黄胄喝几口酒才走。而且令人称奇的是，这头驴自己认道识途，黄胄喝完酒在车上睡着了，它自己拉着回到家，准确地把车辕撞在门框上，然后等黄胄醒来卸车。后来部分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黄胄也回到单位从事本行工作，离开了他心爱的小毛驴。有一天黄胄骑自行车从原来喂驴的地方经过，忽然听到有人大喊“毛驴惊了，小心啊!”紧接着人群乱作一团，黄胄也慌忙跳下车闪在路旁，只见一头毛驴拖着一辆板车飞奔过来，众人正不知所措，没想到那驴竟然跑到黄胄面前停住一动不动了，这时黄胄才认出它正是自己当年患难与共的挚友。原来那驴在很远处就看见了黄胄，所以不顾一切地飞奔过来。黄胄深情地抱住驴头摩挲良久，不禁热泪盈眶。1978年，时任国家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将黄胄画的《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裕仁天皇。

　　黄胄还画雏鸡、水牛等动物，但是他对于自己画的雏鸡和水牛都不满意，他认为自己“画雏鸡十余年终不得法，主要问题还是生活问题”，“丙辰画水牛稿近百余幅，均不能成画，原因很多，主要是缺少生活，此生仅过江南五次，平时与水牛接触少，故也”。动物是有灵性的，只有当艺术家超出了外在的观察，把动物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与他们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时，描绘起来才能传神。这种建立情感联系的过程也就是黄胄所说的“生活”，可见，生活不仅仅是创作人物画的源泉，同时也是画好动物畜兽画乃至一切画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