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输钱报警能要回吗:四人帮被捕后上海民兵欲暴动：“还我江青”

核心提示：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跑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叫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声音。上海台的局长说，我们的电力没他们强，我们阻挡不住。上海宣传部长（说），我们要播告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跑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去叫嚷，要宣传他们的，要动员上海的十几万民兵。因为他控制不了军权，他动员民兵要准备叛乱。

凤凰卫视2011年11月1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主席去世之后突然冒出的主席临终遗言“按既定方针办”，以及这六个字在二十天之内从被媒体热炒到突然销声匿迹的一个戏剧性的过程，当然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直接促成这一戏剧性过程的是四人帮从蓄势待发到突然被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倒台原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当时的各大媒体接到的指示是，不要马上公开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要委婉一点，隐晦一点，甚至可以适当地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几个人的名字在媒体上继续出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指示呢，这个指示的背后又到底隐藏着些什么呢？

解说：1976年8月底，在《光明日报》理论部工作的苏双碧接大了一个调令，让他去《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工作。对于这个调令，苏双碧起初很不愿意。许多年以后，身患帕金森综合症的苏双碧，向我们讲述了他不想去的理由。

苏双碧：就是不愿意到那地方去，直接替四人帮宣传，就不愿意去替他们宣传，借口当然就是地震受害，去不了了，家里有事去不了，但是他还是要我去。

解说：为什么不想去上海，对于苏双碧，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那边的环境，姚文元在上海写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共同策动了一月革命，王洪文则是在上海组织了第二武装，如此活跃的上海苏双碧本想敬而远之。

苏双碧：就拖了几天，拖了几天看到我老不走，报社就决定了要批判我，批判完还得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有一个晚上，一个姓张的支部书记，夜里头跑到我家里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去吧，你不去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最后还是我表了态了，所以最后还是去吧，不去也不行，就去了。

解说：1976年9月初，苏双碧来到了上海，和他一起派驻上海记者站的，还有他的同事王强华。

王强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我们不主动的，绝对不主动去找上海市委的人。

就是我们跟上海市委宣传部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体制，一般情况之下像我们到上海去，首先是要拜会宣传部，甚至于上海市会派人到我们这儿当记者，但是我们都没有搞这些东西。

苏双碧：比如说我要到上海去之前，说有困难你去找朱永嘉他们，朱永嘉是复旦大学的搞历史的搞文史的一个教师，跟姚文元一起写《海瑞罢官》的，评《海瑞罢官》的。然后也是写作组的组长，当时也是一个人物，找他当然方便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去找他，主要就是思想上有一点芥蒂，有一点抵触，不大愿意在那边太活跃，也不想做太多的工作。

解说：《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主要报道的内容，仅仅限于科学与教育战线的光荣事迹，对于政治则是能躲就躲，能避就避。

而事实上，《光明日报》悄悄来到上海，悄悄开始工作的时候，上海这个地方早已是骚动不安，9月初，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陈阿大，传达了他从北京带回来的秘密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除了带话，陈阿大还号召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紧跟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洪文同志的正确路线，以免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

王强华：9月份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稿子，就是尽量少发稿子，当时我那个思想可能比较保守一点，苏双碧说我这个人比较稳一点，也就是谨慎一点，就是说我们少惹事，少报道。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9月份好像是没有怎么发稿子，9月份主要是悼念毛主席，当然那时候悼念毛主席总要加上一些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那个东西。

解说：主席去世后，《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给北京的总部拍了份电报，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工作。然而电报倒是发了，上海记者站自此以后却基本处于放假状态，因为主席走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会怎样，王强华、苏双碧和当时的很多媒体人一样，无从知晓，只能静待其变。

而此时的上海市委与北京方面则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9月23号，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派机要员给上海市委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记录了张春桥同萧木的一次秘密谈话。

在谈话中张春桥说，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王强华：都认为王洪文是接班人嘛，那时候江青、张春桥当总理了什么什么，我上海有好多朋友，我原来就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也有些朋友说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也就听，你说我们很明确的反对，这也不是的，我们一个也没有这个觉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再一个我们很谨慎的，就怕我们一举一动给上海抓住怎么怎么不好。

苏双碧：10月六七号，10月七八号开始，原来都铺天盖地，每天都有四人帮的名字，有挺多，结果那天，突然有一天报纸上就没有了。

记者：您当时什么感觉呢？

苏双碧：感觉的话，我这个人比较愿意猜，愿意动脑筋，我就感觉到又一次路线斗争，我就对强华说，我说又一次路线斗争大概结束了，他说不会吧，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整个历史都得重写了，那是个天大的事，我说咱们观察观察。

陈晓楠：1976年10月6号，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耿飚等人奉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率领部队分别进驻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中央各大媒体，他们不仅正式接管了这些媒体，还迅速拘捕了四人帮在那里的死党，而第二天在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一个打招呼会，在这个会上中央政治局通报，王、张、江、姚已经被抓，但是会议针对此事定下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

于是接管之后的中央各大媒体响应这个中央精神，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一下子让四人帮的名字销声匿迹。

苏双碧：10月8号和9号，报纸上重新出现姚文元的名字，有一部分人就以此证明，可能没有问题，我呢，当时我就认为这个不一定，这得再看看，结果第二天一看又没有了，一点名字都没有了。

杨正泉：适当地放宽了，放宽了什么呢，就是对四人帮树的典型在有关的人和事，又适当地报道一点，适当地露出一点来，适当地出一些名，出一些单位，出一些事，让大家又觉得，他们还可以报道嘛，这件事情没有嘛，尤其是对上海，当时候上海打倒四人帮以后，上海给四人帮的联系中断了以后非常的紧张，他们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侯。

解说：10月7号，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马天水被叫到北京开会，临行前不知是因为嗅到了什么味道，马天水将市委另外两名负责人徐景贤和王秀珍叫到跟前，说北京可能出事了，上海方面需要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10月8号，王秀珍等人急切地向北京挂长途，结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的电话一个也打不通，《人民日报》总编鲁瑛那里的电话倒是接通了，不过从电话里听出鲁瑛的语态十分反常，而且没讲两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徐景贤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请上海台停播歌曲《按既定方针办》。

杨正泉：按既定方针办录成歌曲了，录成歌曲有三个地方台复制了，其中有上海台，当时候邓岗提出来要通知上海台停止播出这首歌曲，为什么因为是中央台给它复制的，你得通知它停止播出，要不然的话就什么，一通知这个歌曲，上海广播局的负责人马上把这一个消息报告了上海的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从这里摸到了气侯，北京出大事了。

解说：上海的如此动静，《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全然不知，他们只是在某一天接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苏双碧：我们接到社里头来一个通知，要我们去看电影，那是在一个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是王洪文访问朝鲜，电影很突出王洪文。

记者：这个电影以前放过吗？

苏双碧：以前没看过，大概是新的。

记者：放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您已经心里有些怀疑，那时候。

苏双碧：就是在心里打个问号，正好猜测的时候，问号，为什么这时候叫我们来看这个电影。

解说：看完电影，天色已晚，苏双碧和王强华乘公共汽车返回宿舍，一路上他们发现，夜晚本该安静的街道，这时突然来了一拨不常见到的人。

苏双碧：回来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回来的时候，在豫园路附近，街上就看到那个工人纠察队，大概有十几个人排成一排，排在一起，在巡逻，我就感觉到空气有点紧张。

王强华：因为我们在上海待那么长时间，也没看到那么多民兵。

记者：突然来民兵了。

王强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来调动的，总是以为是市里面调动的，根本也不知道四人帮什么调动的，当时是觉得很奇怪的，很不正常。

苏双碧：就是感觉空气有点紧张，什么原因也没想，想到他们要搞暴动要搞什么那不会，也没有往这方面想，也不敢往这方面想。

解说：10月8号这一天，上海的四人帮党羽集结了三万多民兵，让其随时待命，他们还找到上海警卫区请求支持，不过此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师早已奉中央军委之命，将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全部控制。

王强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少发稿，不管什么样的意见，我们都尽量能不发就不发，我们也不去打听，去跑到市委，当时的市委四人帮控制的，打听这些事情。

解说：就在上海的四人帮党羽摩拳擦掌之时，上海市委的头头马天水从北京返回了上海，在北京，马天水在经过打招呼过后，口头上已经表示拥护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

回到上海后，他与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开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如此表态过后，上海的民兵武装只得全部解散。

苏双碧：一知道以后马上就，大字报就上街了，就是打倒四人帮，大字报上街，然后就游行，就自发的打出大标语，打着旗，就写打倒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清算四人帮在上海的罪行，像这些东西，这次游行大家心情都挺振奋的。

陈晓楠：在上海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1976年10月18号，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杨正泉所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时候也接到指令，正式在广播里对外公布四人帮已被粉碎的消息，其实在这个消息公之于众之前，四人帮已经倒台，这作为一个小道消息早已经在民间流传了，那时老百姓最熟悉的一句感叹，是杜甫的诗句，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不过对于那些比老百姓更早得知除四害消息的媒体人而言，他们只能暂时压抑一下内心的激动，因为还有很多急迫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完成。

保育钧：10月10号就派我到山西大同去摸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是打着工人的旗号，工人阶级的旗号，工人阶级全面专政，打着这个旗号，怕工人想不通，怕工人们不理解，想不通，我就到了大同，就给党委和各方面通了些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就是为了稳住局势，为了做大量转弯子的工作，因为江青，抓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大家没有意见，就是怕抓江青，有人把江青跟毛主席联系起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怕一些工人转不过弯子来。

解说：《光明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苏双碧和王强华，是在被紧急召回北京总部后得知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不久他们再次被派往上海。

苏双碧：跟第一次去就不一样了，那劲头挺大的，叫我去我赶快买了票就走了，因为四人帮抓起来了，那是很振奋的，所以工作就主动了。

王强华：这么几天时间我们发了五篇稿子，而且我们找的那个对象都是过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比较先进的单位。

记者：您是有意找的。

王强华：有意找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打着毛主席旗号嘛，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稿子很简单，就是口号式的，就是拥护华主席，政治上的表态，就说原来我们学毛主席著作，那么现在我们又继续学毛主席著作，揭批四人帮。

解说：10月21号，一百五十万北京市民举行盛大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这时候杨正泉接到了通知，10月24号，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需要全程转播，这样的工作对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本轻车熟路，可是这一回，大会的主角不是他们曾经熟悉的毛泽东，而是第一次作为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华国锋，怎么样来报道党的这一新任主席，对于杨正泉和他的同事面临不少的难题。

杨正泉：过去转播的都是毛主席的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活动，毛主席的活动我们转播的时候比较熟悉了。

刘振英：毛主席上来就是电梯一开，开着，这边总长敬礼，这边拿黄旗在栏杆站着，这边电梯门一开一举，下面奏《东方红》，这边喊毛主席万岁，然后我的那些稿子大家都背得熟熟的，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已经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杨正泉：毛主席从沙发上起来，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中央，大概是几步，按照毛主席走路的速度，大概是多长时间，多少秒钟，这个过去都算好了的，在这几秒当中能说几句话，播几句话，固定好了的，等主席起来往前走的时候就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正好，这几句话说完了以后，毛主席就到前面，下面就欢呼了，华国锋主席他是什么时候起来，他走到这儿需要多长时间，他走得多快还是慢，你没数啊，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说几句话，你也不可能是像主席来的时候，喊华主席来了，华主席来了，因为他刚刚成为党的主席，那么说什么。

还有一个乐队奏什么，你像这好多次，一个是选这个歌曲吧，选那个歌曲吧，最后还是选定了华国锋从城楼起来往前走的时候奏《歌唱祖国》乐曲，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心里无数。

解说：10月24号，天安门再次人潮如涌，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如期举行，尽管转播的准备工作已经尽可能的细致，置身天安门现场的杨正泉、刘振英还是神经紧绷，生怕出现什么闪失。

杨正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他常常在大会结束了，他走向观礼台的东边，向观众招手，走向观礼台西边向观众招手，下面就欢呼，他在这儿招手，这成了一个习惯了，所以我们的转播就跟着他转播了。

华主席刚刚当上主席以后，他会不会这样做，我们心里没数，当时我还想，等大会一结束，避免那种退场的场面也都出现在镜头上，所以我们就宣布转播结束，原来的计划是这样的，这个转播是中央台和中央电视台用的同一个声音，中央台的声音，电视台出画面，所以商量好了是这时候转播结束，等到庆祝大会一宣布结束，停了一会儿，我们就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什么什么什么庆祝大会就转播到这里，刚刚宣布了结束了，中央台关了闸了。

刘振英：一关机就说，华国锋果然像原来毛主席那样，向东平台走了，一走一欢呼，下边招手致意都有了。

杨正泉：呀，中央台结束了，现在也不能恢复了，中央电视台很机灵，它没有关机，它那个镜头跟着，但是没声音，声音是中央台的声音。

刘振英：这个时候说老实话，我自己觉得是个失误，但是我觉得又是当然的事情，你当时叫我怎么写我也没法写，那个怎么写怎么说，但电视好办，电视台你关机了，我电视镜头一直对着呢，所以这就形成一个电视画面没声音，也不说话，反正就是招手、欢呼，就是这样的镜头了。

杨正泉：群众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认为中央电视台出了差错了，这件事情当然后来作为一个差错也追查了，什么原因，怎么回事造成这个情况，我们就如实地把情况讲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事先准备不足，在转播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差错。

解说：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差错，但是上纲上线、草木皆兵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在这一天的庆祝大会上，杨正泉、刘振英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眉头得以施展，心中充满欣喜。

这一天，刘振英在天安门城楼拍下了这张合影，照片冲洗出来后，他在照片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粉碎四人帮，八亿人心欢畅，城楼庆胜利，意志坚如钢，紧跟新领袖，乘胜向前方。

陈晓楠：到今天为止，1976年的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对于大多数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而言，1976实在是难以忘怀，因为这一年有如此频繁的动荡与不安，也有如此震撼的蜕变与转折，我们选择了一群敏感而特殊的人，来重新拾起1976年那所有的不安与蜕变，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比普通的人更早地知道或者更早地猜到了1976年那一个又一个动荡。

然而同样也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又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或者安排，压抑住自己敏感而强烈的个人感情，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将这些历史性的动荡，历史性的转折传达给公众，这其中有内心的纠葛，有工作的两难，等等等等。

不过，1976终究还是一个迎接春天的年代，这一年翻过去，春风毕竟是吹来了，这比什么都更让人感到无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