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上火嘴上起泡图片:政府智囊林毅夫

——1979年，林毅夫泅水渡过台湾海峡，来到了他期盼已久的中国大陆

经济学家 林毅夫（资料图）

必须承认，我对林毅夫的深度了解，也是来自2002年他与杨小凯之间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讨论。此前，我只是知道他于1979年泅水越过台湾海峡，成了中国大陆的一员，还知道他在北京大学求学，得到了经济学家舒尔茨的赏识[1]，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又回到中国。后来，我还知道林成了中国内地最受政府器重的经济学家，数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甚至授意他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理所当然出任主任，而如今，林更是平步青云，去了世界银行，当上了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由此，林毅夫的个人辉煌差不多需要万人仰慕了。

不过，沿着林毅夫的人生轨迹来阅读他是很危险的，我们极有可能掉进国家意识形态的陷阱中，掉进某种简单的二元判断之中。比如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比如在主流经济学家和民间经济学家之间，比如在赞美和批评之间，这样二元思维的阅读路径显然是前置性的，极有可能让我们最终读不懂林毅夫。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林毅夫只是一名经济学家，对他的阅读，就只能从经济学开始。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到当年他和杨小凯的辩论之中。

杨小凯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林毅夫显然不苟同这个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他提出了他的商榷性意见。[2]

首先是后发优势让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林认为，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其次林毅夫认为制度不可能隔夜就改成。林毅夫不认为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林毅夫的第三个观点是，共和宪政体制并非是最优体制，不能把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日本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

由此林毅夫认为在中国推行的双轨制比俄罗斯人的休克疗法更优越。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做法，双轨制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双轨制这种改革方式既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又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表述中，两个清晰的取向很明显，第一，林毅夫显然是主张渐进的，第二，林更多的是在为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寻找经济学理由，他一直在解释，在支持，而不是在批评。事实上，这正是林毅夫和他的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我们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家机构都是中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镇，虽然它只是一个非官方的经济决策机构，但它不仅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绍介到中国，确立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准则，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交流，而且成为中国领导人信任的一个智库。身为主任，从台湾泅水到大陆的林本人，也在10年的磨练中成为海外瞩目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智囊。

在学生的眼里，林毅夫一直都是一个有耐心和宽容心的老师，他说过，他只是在尽一个教员的本分，没想过要做教育家，如果有幸成为经济学教育中的大家，那最多是个副产品，就像他成为官方智囊一样。教育家、经济学家、官方智囊、社会活动家、名士，在民间人士和传媒随意授予的头衔中，他最喜欢的是经济学家。[3]

1987年，林学成回国。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那时侯，拿到美国著名大学博士学位的人很少，回国的则少之又少。问林为什么会成为“少之又少”的一分子，他谈到两点理由：首先是立志做一个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他看好中国研究经济学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度经济学的实验场。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和未来。

事实上，他为什么回国，和他25年前为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他曾对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说过，作为昔日台湾青年的楷模，他泅水到内地的思想转变，“不是从哪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直接的动机并非台湾岛上猜测的那样，而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 [4]

根据林的自述，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少年时代阅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屈辱史，便开始思考讨论如何使中国富强的话题。这也是1960年代后部分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的话题。发生在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诸多事件之后的历史，促使林意识到中国强盛的希望在大陆。

林把自己52年的人生归纳成三个阶段：他多年来不肯多谈的在台湾的27年，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从爬上大陆海岸线到从美国学成归来的8年，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从一个台军上尉蝉蜕成一个经济学人；从1988年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以经济中的要素禀赋、政府的发展战略和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分析框架的学术思想迄今，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是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他用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研探中国经济现象的15年，是他以独特的视角提出新的发展、转型理论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并以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囊身份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15年。

林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时代提供的素材，让他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外受人瞩目的经济学家，并为国内决策者所重视而跻身于高层智囊行列。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高频率地听取过林对经济政策的意见。除了以中共党外人士的身份，在2003年两度出席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外，他还参加过中国最近两任总理的专家问计会。“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林领衔的经济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也为决策层所采纳。

不过，林毅夫不愿意过多透露他为中国领导人做智囊的细节。据观察人士的梳理，他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殊大的影响。他在中国农业问题上的研究在国内相当权威，曾担任发改委“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2001年圣诞节，江泽民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新阶段三农问题座谈会，林所作《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的报告很受高层看重。此前40天，江泽民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座谈会，林出席并作了《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和未来农村发展思路》的汇报。

2007年蔓延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正是林毅夫的思路。林的同事李玲博士证实，林多年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和建议在2004年中共中央以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中颇有体现。林倡导的“新农村运动”，有望影响中国农村的未来变革。

身处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林毅夫将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时代进程的助益，理解成时代的风云际会。未来如果能够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始终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那么最迟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那么，作为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无疑是要载入人类发展史册的。

不过，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陈述：“经济学家不是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5]沿着这样的路径，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林毅夫的工作或多或少缺少了经济学纯粹的教育品质呢？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顺风顺水的背景下，林毅夫乐观的经济学体系总是能够获得上至庙堂，下至江湖的一片叫好，那么当经济或者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看待林毅夫今天的思想呢？

但愿中国一路平安地走下去，没有危机。